李心峰

　　我国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则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然而，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尚缺乏清晰的、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界定。就现实情况来看，大约传统上所说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都应该包括在内；艺术学的各种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如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类型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元艺术学等等，也应包括在内；甚至一些与艺术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体制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也被纳入了“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范围内进行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恐怕既是当前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现实需要，也将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走向。对此，我们应从现实的实际需要与未来的学科发展着眼，持一种开放的、前瞻性的心态与眼光。

　　在对上述这种现实及取向予以认同的同时，我们仍应该看到，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包括的广阔范围内，仍有一个处于核心领域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这就是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艺术理论亦即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存在，是规定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之所以被命名为“艺术学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支点。对于这一基础和支点，我们只能努力使之更加厚实更加坚固，而没有理由忽视它，削弱它。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我认为主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与“多”的关系中，处于“一”的位置，能够为整个艺术学学科（包括其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等）的研究提供概念、范畴的基础与理论思考的范式、框架。其次，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元理论”即理论的理论、研究的研究的理论反思、学科反思的意义，对于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第三，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往往能够提供一般的方法论的引导。第四，当一门学科面临着突破或变革，或陷于混沌迷惘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些基本概念、观念、观察视野、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等等的某种革新、突破或完善，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引起整个学科的变革、突破乃至革命。

　　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往往都面临着极大的难度与挑战。这是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稳态性，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保守性，一般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想取得一点引人注目的成果，都甚为不易。因此，许多人采取了敬而远之乃至退避三舍的态度，而走向了更易出成果、更易引起人们关注甚至更易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研究领域。因此，能够坚守基础理论研究领地，往往需要相当大的定力，甚至需要一些勇气乃至牺牲精神。

　　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无法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不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了呢？我并不这么看。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甚至整个艺术学之于我国，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领域，学科基础相当薄弱，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学科形态远未成熟定型。再加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文化与艺术领域所出现的新的实践、新的课题往往让我们目不暇接，需要提出并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相当多。怎么能说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无事可做、没什么作为了呢？

　　在我看来，从艺术基础理论建构的角度对艺术语境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便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课题。从现代艺术理论演化的历程来看，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此前曾出现了这样几个大的理论倾向：聚焦于艺术创造的环境制约作用的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泰纳、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聚焦于艺术创造主体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尼采、浪漫主义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文本中心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作品本体论、结构主义等），聚焦于艺术接受环节的接受者中心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阐释学等）。这几种理论倾向先后粉墨登场，上演了各自的精彩好戏。可是，在此之后，艺术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移向何方？实际移向了何方？对于这一问题，容或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回答，但在我看来，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四大基本要素（姑且按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有关“艺术批评的结构”中四大基本要素的经典概括）均已被艺术理论的聚光灯所聚焦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流派的情况下，艺术理论思考的重心，理应转移到从整体上思考艺术与语境的关系上来，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西方的艺术理论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艺术的语境问题，纷纷就艺术语境发表各自的见解，以至有人认为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已然出现了所谓的“语境中心主义”。可是，目前，西方及我国的艺术理论界对艺术语境问题究竟探讨到了怎样的程度？是否已出现了系统的艺术语境理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艺术与语境的关系？甚至可以问一问，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艺术的语境？在今天这样新的理论前提和历史条件下，能否建构起新的艺术语境理论？这种新的艺术语境理论，与传统的艺术环境决定论应如何加以区别？……在我们做出艺术理论应该并且已经将重心转向艺术语境理论研究这一总体判断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提出上述这一系列的疑问。

　　如上所述，研究艺术的语境，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在艺术思想史上有不少相关的思想资料。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理论思潮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解构主义及各种后现代理论形态。其中，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开放的艺术概念理论、艺术界理论、艺术制度论、艺术场理论等等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要解读这个文本，则势必会关涉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如果没有语境性要素的支持，一件艺术品甚至都有可能会成为非艺术或反艺术。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语境，原本是非艺术的东西却有可能被重构为艺术。关于艺术与语境有着密切联系；艺术品意义的形成受语境制约，已成为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

　　应该说，关注艺术语境问题，加强有关艺术语境的理论思考，这既是艺术理论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历史必然要求与逻辑上的内在需求，又是破解当下艺术生产中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难题的一条富有前景的路径。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

　　*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孙晓霞博士著《艺术语境研究》一书所作的“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