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闻学院
一、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之源起与流变
近代武侠小说虽以“武”、“侠”并举,但“侠”却是小说的根本价值追求。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所秉持的侠义观念,来源有二:一是司马迁对游侠的论述;二是唐传奇对游侠的演绎。[1]简述其发源、分流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张恨水的侠义观念。《史记》之侠与唐传奇之侠
“侠”与“游侠”,虽然常常被并举,但近世学者仍未能明确描述其微妙的分野[2]。首先形诸文字的,是“游侠”之概念。汉代的司马迁把游侠的基本特征归述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即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可见,助人不求回报、重诺轻生的利他主义是“游侠”的要素,它人产符合“仁义”的标准。
东汉以后,关于游侠的记载一度式微。到了唐代,“游侠”重兴,但比起司马迁的史传游侠来,唐代的“侠”的形象已经加入了不少文学想象的色彩[3]。前述的“仁义”要素又加上了快意恩仇的特点,侠客们“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倡楼醉”(张籍《少年行》)、“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邀”(李白《白马篇》),行为恣意狂放,“不妄杀”的准则似乎淡去了。然而游侠的“时扦当世之文罔”仍然招致许多批评,这使一些人著文厘清侠客的定义。如唐人李德裕的《豪侠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近代以来之侠
自宋代直到明清,“侠”观念都没有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大的突破。明朝的《水浒传》则埋下了“侠客投靠清官”这一情节模式的种子,在清末侠义公案小说中成为滥觞,侠客托庇官府,获得自己行动的合法性。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清朝的覆灭和近代民主观念的熏陶,武侠小说出现崇明抑清的倾向,侠客“替天行道”的正义观被重新树立,侠客的舞台从朝廷重回江湖[4]。这一时期的武侠,按照其关心社会的程度,可分为“出世武侠”和“入世武侠”。出世武侠托迹于化外世界,间接地关心社会;入世武侠则会直接描写社会和触及社会问题。[5]前者有《蜀山剑侠传》;后者有《近代侠义英雄传》、《十二金钱镖》、《荒江女侠》等。
二、张恨水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人物
按照张恨水的主张,真实的武侠的确会技击,但“不是口吐白光的怪物”,“没有民间那套江湖俗气,也不闹神怪”。(《剑胆琴心》序)他的笔下有很多利用技击本领助人者,他们施恩不望报,受恩则必报;打抱不平,一诺千金,迹近《史记·游侠列传》一派的侠士。男子不近女色,女子颇有英风,其两性观念与《水浒传》中英雄相似。但他们几乎不与人结怨,动武总为救人(除了《剑胆琴心》中罗振武以复仇者的身份登场),这是和上述古侠不同之处。但何者才称得上“侠”,则要看技击者把对他人苦难、对国家利益的敏感和热心程度。按照这两个标准,可以把张恨水笔下的技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遁世者。他们看淡国家兴亡,远离社会。他们对人类一视同仁地怀着佛家或道家的悲悯之心,如不是看着故人的面子,难得出手管别人的事。代表人物有《剑胆琴心》中的于婆婆、老尼,《中原豪侠传》中的老和尚和他的徒弟孙亮三、驼背老张等人。
张恨水常常用如上所述的入世观念批评出世之侠,而后者的观念只有在《啼笑因缘》中有直接描写。在后来的《中原豪侠传》中,虽然有较多的世外高人,但作者写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衬托入世者;在最晚出版的《水浒新传》中,出世的观念几近于无,只在文章最后一回写公孙胜:“他每日站立江岸,看到青蓼长洲,江天白水,想起梁山泊里当年之事,便觉恍如一梦。”
第二类是江湖游侠。从行迹上看,他们更接近《剑胆琴心》中对“侠”的期待。他们游走于社会边缘,或多或少地关心国家与民族。他们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民间的忠孝节义观念为行侠原则。《剑胆琴心》中的柴竞、韩广发、朱怀亮、张道人,《中原豪侠传》中的马老师、郁必来、华山老道都是此类人士。
第三类人是民族斗士,他们最有儒、墨之侠的特质,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保国安民为侠义的真谛,但也不否认民间的兄弟义气。虽然前途艰难,他们却不会面临道德困境。《水浒新传》中的张叔夜、受招安后的梁山群豪、《中原豪侠传》中的秦平生均可归入此列。
虽然同为国家民族谋利,秦平生的形象却显然更接近“侠”。清末的政府在社会观念上和事实上都不再能代表秦平生等人为之效劳的国家,是以秦平生在践行侠客之正义(包括反叛官府)的同时不会抵触国家之正义。“当法外之徒通过赞同新的统治来践行其正义感时,正义既在个人的层面,也在国家的层面上得以完满。”[6]
比之辛亥年间的秦平生,北宋的张叔夜和梁山群豪却不得不挣扎在国家正义和侠客正义之间。他们既须承认由皇帝和高官掌握的王法(宋朝百姓——他们保护的对象,似乎还不会质疑皇权的正义性),又要从侠义的角度捍卫民族正气。虽然张恨水认为晚清公案小说思想腐朽[7],但《水浒新传》的困境和晚清公案小说中侠客正义和官府正义的冲突颇为相似。
可见,在张恨水的侠义标准以《史记》对侠的论述为出发点,以“忠义”为侠的最高境界。此外,个人行为还需符合正直、仁善、忠恕等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之道,才能成其为侠。在行侠的方法论上,儒家、墨家的入世理念和佛家、道家的出世理念经过一系列的辩难,前者终于在作者的观念中胜出。
三、从小说情节角度看张恨水的侠义观
1、行为动机:学者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把行侠的动机归为“平不平”、“报恩仇”、“立功名”三大类。以此为标准,观察张恨水笔下侠义行为的动机,最常见的动机是“平不平”与“立功名”的融合。他以国家民族受到侵略为最大之不平事,让侠客在为国家民族“平不平”的事业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包括流芳千古),但始终以国家的和平与尊严为重,并未仅以群体利益马首是瞻。这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中“为王前驱”,四处征伐的侠客有所区别。其次的动机为报恩,再次是纯粹的“平不平”,报仇则不被纳入正轨——作者写报仇,正是为了反对报仇。他笔下唯一的复仇侠客罗宣武,出场不久就放弃了复仇。
上述所有动机都和“拯救”有关,“立功名”表现为救国救社会,“平不平”表现为救个人,报恩是因为别人救过自己。
与外在机会相呼应的,是行侠者普遍的心理状态。不少侠客和强盗外表豁达,内心却十分渴望被赏识,希望以英雄行为在世上留名。《水浒新传》中,卢俊义的一首诗可以概括这种郁郁不得志的状态:
漂泊存傲骨,余生尚枕戈。英雄成盗寇,荆棘遍山河。洗恨千杯尽,锄奸一剑磨。往来人不识,对月起悲歌。
再以一个情节为例:久历风尘的老侠士遇到一个识破自己心事的年轻人(就是故事的主角),而后举杯畅饮,自述襟怀。《剑胆琴心》的朱怀亮、《啼笑因缘》的关寿峰都在这种情节中登场,《中原豪侠传》中,此情节也以稍事修改的面目出现在侠士郁必来登场之处。有了这样的心理动机,作者只要给他们一个正当的赴难机会,人物就顺理成章地动作起来。
除了《剑胆琴心》为了写高人轶事而铺设情节之外,国仇家恨一向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外因。《中原豪侠传》的人物致力于推翻帝制、抵御外侮,《啼笑因缘续集》的人物致力于抗日救国,《水浒新传》的人物致力于抗金卫宋。江湖散侠和绿林好汉往往因此转为被作者视为“侠之大者”的民族英雄。
同样写国仇家恨的佳作,在民国有平江不肖生的《侠义英雄传》,在当代有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金庸这两部小说与《水浒新传》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一个写北宋英雄抗金,一个写南宋英雄抗元,他们都受到昏君庸官的掣肘。虽然都是壮志难酬,小说的情趣却大为相异。就“救国”的主题而言,《水浒新传》饱含着鞠躬尽瘁的悲壮感,英雄们腹背受敌,纷纷殉国;《射雕》、《神雕》则在不那么压抑的氛围中一展侠客的豪情,救国失败,还有一条回归个人感情的退路;《水浒新传》的舞台是现实中的城池社稷,《射雕》、《神雕》的主要舞台是国家体制之外的江湖世界。
我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有四个原因:其一在于张恨水和金庸所面临的时代要求不同。张恨水写《水浒新传》时正值抗日战争,文坛舆论、个人道德都要求他以呼吁的姿态来做文学上的救亡,儿女情长与个人主义等干涉抗战实效的因素都要让步。金庸则没有上述的时代压力,他和战乱时期也有更大的心理距离,从而可以用更冷静从容的态度观照笔下的世界。忠和义不再因为现实压力而互为充要条件,侠士们进可效忠国家,退可行侠江湖。
其二在于张恨水受五四文学观念影响甚巨,也不断受到左翼文人的批评与要求,故此他未能也未敢放手把国家寓言和市民趣味(言情和传奇)熔为一炉。《中原豪侠传》描述“儿女情长”和“英雄事业”的段落壁垒分明、衔接痕迹明显,可为一佐证。
其三在于张恨水和金庸的价值观向不同的方向演化。张恨水的思想根基在于旧学,“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外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朦胧的阶级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8]。在厘清“侠”的概念之时,以儒、墨两家为准绳,从而在小说中,尽忠尽孝、舍命报国往往是侠士们最有价值的活法[7]。金庸的侠义观念则有一系列从儒、墨思想向佛、道思想的过渡,并融合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以爱情为人生的一个重大面向。《射雕》的主角郭靖、黄蓉守护襄阳,并肩死于国难;其后《神雕》的主角杨过、小龙女眼见宋朝无望,携手退隐江湖,是一明证。
其四在于小说类型的不同。《水浒新传》更偏重于英雄传奇,《射雕》《神雕》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英雄的事业是“夺关斩将,解国家之危难”,而侠客的事业是“锄强扶弱为,平人间之不平”⑼。类型的内在特征也限制着故事的场景。
2、矛盾双方:
民族矛盾、贫富矛盾、阶级矛盾是张恨水的武侠小说中主要的三种矛盾。掌权、富有、居于城市的一方往往心术不正;平民、寒素、居于村野的一方往往勇敢善良。愿与平民豪士结交往来的少爷,作者都要借侠士之口赞他们“痛快”、“识人”,并赋予这些少爷仗义疏财的品格,以及对仕途经济不以为然的态度。
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一方是欺压汉族百姓的异族人,一方是汉族人中的反侵略者。在爱国方面的立场转换,似乎是小说中反派转正的终极途径。如《啼笑因缘》中的武官沈国英,面对抗战迟疑不前,一度沉迷在对何丽娜的单相思中。直到他被关秀姑说服,毁家纾难,才获得作者的肯定。这也体现出张恨水后来的一大取向:能为救国牺牲私利者,不管阶级与贫富,都是站在同一阵营里的好汉。
张恨水爱国、怜贫的态度在小说中表现明显,但他对阶级观念有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看不惯高官欺压百姓,却也不反对英明的主人统治奴仆——传统道德以善待仆役为美德。但这样的态度在《中原豪侠传》中产生了自相矛盾之处:秦平生以官家少爷的身份为耻,却又心安理得地以主子的态度对待听差小三儿。诚然,小三儿是秦家的奴仆,但秦平生以奴仆视之,不啻是在行动上接受了自己一贯反对的习气。(在这部“抗战+言情”的小说中,秦平生要在抗战的部分做革命青年,又要和小三儿在言情的部分出演“少爷+书僮”角色搭档,两种角色的性格特质冲突甚多,使得秦平生的性格难以自圆其说)
张恨水的嘲讽对象不但包括神怪玄奇的武侠描写,还包括对这些鬼神异象不敢不信的读者。借着情节,把玄幻的武侠小说和相信个中鬼神的读者都批评了一番。
小结
张恨水独特的侠义观有着丰富的面向,它一方面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中浓厚的反封建意识,反对脱离人民的“精英型侠士”和包裹厚重宗教外衣的“神鬼型侠士”,另一方面却给侠士们套上儒家、墨家思想的精神枷锁,用旧的道德标准评价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这种兼具新旧文化特征的侠义观,昭示了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历史命题——如何让古典通俗小说焕发新的活力,这对今天的文学现代性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注释:
[1] 侯健《武侠小说论》,收入《中国小说比较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2] 《论剑》第4页
[3]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6页,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4] 《千古文人侠客梦》第73页。
[5]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4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7] 张恨水:《论武侠小说》,收录于《张恨水研究资料》,张占国、魏守中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 袁进:《张恨水论》。
[9] “出世”的辩难,最终还是儒家的入世态度占了上风,但是“世事无常”的感叹始终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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