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城

　　郭汉城：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原戏曲所所长

　　1951年建院的时候，还不叫中国艺术研究院，叫作戏曲研究院，还有民族音乐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戏曲研究院属于文化部，民族音乐研究所亦属于文化部，但是它归中国音乐学院管；美术研究所也隶属于文化部，归美术学院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研究人员都到了干校，机关也不存在了。大概直到1972年，邓小平同志要逐步恢复各种工作，结束干校，并把各种机构联系起来，那时就考虑到了要建立中国的研究机构，把戏曲研究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美术研究所合并，成立研究机构的筹备组。我也是那个时候，被文化组（文化部的前身）的徐光霄同志从天津的干校调至北京来，负责分配这些研究所的干部。四人帮粉碎以后，正式定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是这样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研究院真正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我们将全部的力量搞基本理论的建设，也逐渐确立了它在艺术研究领域的地位。

　　就拿我比较了解的戏曲研究所来说吧。80年代开始做了几件大工程：《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戏曲通史》的工作应该说自1958年就开始了，1962年中华书局即将要出版的时候，文艺工作被搁置起来，直到80年代，书稿从中央专案组被取出来，进行了重新的编校。《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做得非常快，比之某些科目的全书来做得迅速，就是因为我们有戏曲所这样一个机构，有集中起来的一批理论人才，这在过去根本没有过。那时候，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很小的国家到我国来访问，赠送了一套他们国家的百科全书给我们，而我们呢，竟然拿不出一套百科全书回赠，只好弄一本小字典送给人家。我们大家总是对这件事念念不忘，感觉受了刺激。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在文化的力量上还不如人家，竟然连一套文化百科全书都没有。《百科全书·戏曲卷》是个开拓性的大工程，所有的剧作、各类的剧种，连少数民族戏曲都包括了，洋洋洒洒共出了30多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郭汉城

　　我们也很重视搞资料。中国戏曲的很多东西都在艺人身上，这个戏他演的话某些东西就有，他不演就没有了、失传了、永远不存在了。所以得抓紧时间，把凝结在老艺术家身上的中国戏曲艺术想办法保留下来。戏曲研究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文化部很重视，专门为我们买了一台录像机——那个时候录像机是刚兴起的，价格很昂贵，挺好的一个录像机。我们开始到全国各个地方寻访那些老艺人。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我们拍摄了好几千个小时的资料，均保存在艺术研究院的图书馆里。

　　

　　比如说我们到上海拍俞振飞。那个时候俞振飞已经很高龄了，但是演《太白醉仙》的时候，他还会跪下去演。等到拍了没过一段时间，他再演的时候，就跪不下去了，过了不多久，连他这人也过世了。而幸好，我们把俞振飞最好的表演给抢救了下来。还有一个四川省川剧院的老艺术家，他的艺名叫面娃娃。川戏这个剧种的特点很鲜明，它在表演上的功夫特别多，很丰富。这个面娃娃有一个戏叫作《打红台》，里面有一段叫杀舟，那特技非常得多，有的只有面娃娃一个人会演。面娃娃在里面扮演袍哥——四川把流氓组织成员叫做袍哥——他身上藏了一把刀，一下子那把刀就抽出来了，哗的一下，那把刀又没有了，接着一下子又出来了，好像变魔术。我们把它拍了下来，可拍了没有几天，他人走了。这就说明，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把他拍下来的话，你就看不到面娃娃演的这个《打红台》，也想象不到川剧里面还有这样的绝活儿。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面临灭绝的艺术，把很多老艺人的珍贵资料都保留了下来。

　　艺术研究院在80年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创立《文艺研究》。这个刊物介绍外国的、中国的一些基本文艺理论，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还是比较有影响的，直到今天，它在全国还是比较权威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创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部。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期间，出现了戏曲危机，困难越来越厉害。戏曲艺术慢慢消亡，看的人越来越少了，演出也很稀有。那时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张庚同志就感觉到这个危机，并且对其进行了很多分析。我们认为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代，对艺术摧残得厉害，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严重束缚着戏曲艺术：这个戏不能演，那个戏不能演。所以感觉到最为集中和严峻的问题，其实是人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人才，建立一支队伍：研究人员、理论人员、创作人员、音乐、舞美、行政管理……才可能谈得上戏曲的振兴。所以我们开始举办戏曲理论研究班，经过考试，把全国各地的人才招到北京来，而且是各种人才都有：搞创作的，导演表演的，特别是理论人才方面的。就在前海西街7号院，我与张庚同志分别担任两个班主任。这个理论研究班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是我们那个班里的学生，许多艺术领域的行政领导也是从这个班里走出去的。在这两个班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扩大人才的培养工作，不光在戏曲领域，还扩展到其他各个方面：音乐、美术等等都要发展。

　　从昔日的研究生班，到后来的研究生部，到今天，发展成了研究生院。这方面我觉得很好，这工作很需要，做得很有气魄。振兴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你看全国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抓人的工作：艺术离开了人才不行，文化离开了人才不行，戏曲也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有了研究生院，而且盖了那么好的一座房子，心里非常高兴。这件事不光对戏曲，对各个门类的艺术，都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现在的研究院活动的范围很大，工作拓展地非常开阔，我觉得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很多。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拘谨，更多是中国范围的，而现在研究院的工作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力，而且扩展到国际上去了。这是一种大的发展，是适应新的时代的新进步。由此，我感觉到我们的领导极有魄力：抓得准，抓得狠；那样有计划的，从全国走向世界，而且涵盖着各个艺术领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现在中央提出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然我们的艺术也要发展，中国的艺术要在世界范围里有一个正确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向这方面做了，就很好。我们虽然退下来，但是我还是很关心这个工作，所以感觉很兴奋的。

　　另外，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抓基本理论建设，这方面比我们又有大的发展。中国的艺术理论，不管戏剧、美术、书法、音乐都相当丰富，但是它不系统，不像西方的艺术理论那么系统。到了近代开始有了系统性的研究，但是起步晚，至今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从理论的基础来说我们是比较薄弱的。因而，理论的基础建设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要把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东西进行比较，对照研究。但是我们那一代，应该说基本理论建设，理论研究这方面，比较薄弱。而今天的研究院在基础理论方面，安排了大量的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昆曲大典、京剧大典，这都是中国基本的东西，有了它们，你可以全面理解它了，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条件，今天的工作是对昨天的大发展，我们过去没有做大的，没有做好的，今天都在进步之中。另外，理论与现实结合得比较密切，归根到底，理论要解决现实创作里面发生的问题，重点在与现实的联系。所以，还是要多看演出，多同实践相联系。

　　我今年95岁了，想起来觉得好笑。笑什么呢？我做了一辈子的工作，总结起来是简单的两句话：前半辈子，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就是给戏曲辩护。你说不好，我说好，你说封建，我就说精华。后半辈子，改革开放至今，就是为中国的表演艺术辩护，实际上我觉得一辈子就为这两件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院至今60周年了，我非常高兴。如果也用简短的话来表示我的欢欣之情，我想说：艺研院，以你长远的眼光，开阔的胸怀，迎接明天的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