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作为社会修辞的“草根”

伴随着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草根明星登上春节晚会的大舞台，近一两年来，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草根明星或草根达人，用“草根”来描述这些达人、奇人的身份，是近几年来常见的社会命名方式。“草根”尽管来自于英文“grass roots”的直译，但其作为社会流行词汇与2005年湖南卫视举行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有关。《超级女声》成功有效地推出了一批“平民偶像”，被描述为“一场草根阶层的狂欢”[1]。“超级女声”借助手机短信这种新的媒介平台来实现观众与选手的互动，这种通过电视选秀来制造大众明星的方式，改变了90年代以来依靠演艺公司、演艺学校来推广、打造明星偶像的路线。就在2005年，一名“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成为最著名的草根相声演员，郭德纲及其德云社名噪京城，民营相声剧团等剧场艺术开始活跃京城夜生活。相对相声演员多依附于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等体制内演出机构，郭德纲被认为是体制外、民间艺术、传统相声的代表。无独有偶，在新世纪以来的影视演员中，群众演员王宝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明星”，草根王宝强以其相对固定化的形象（多演纯洁、善良、傻气的农民工或具有奇艺并创造奇迹的普通士兵），“穿越”、整合或者适用于独立电影、中产阶级贺岁剧和红色题材影视剧等不同类型的剧种。如果说超级女声、草根达人主要依靠手机、网络、电视选秀节目等新媒体形式来“梦想成真”，那么郭德纲作为“民间”艺人，民营剧团的成功则与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有关（与50年代相声演员成为人民艺术家以及80年代以来相声演员最先成为大众明星不同），而王宝强的意义在于日渐成熟的主流文化依然内在地需要草根式的人物来建构完成。

　　

　　

　　草根的浮现与新世纪以来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草根与其说是与体制、官方、主流、精英相对立的概念，不如说是网络、电视媒体重组时代的产物，或者说草根的“被发现”始终联系着不断推出的新媒体（如博客、微博）可以给人们/草根带来更多成功机会的想象。首先是网络媒体，不管是作为草根“前身”的芙蓉姐姐、后舍男生（当时被称为“网络红人”），还是当下的草根明星旭日阳刚，都依赖于BBS、博客、视频网站等网络平台的出现。“因为这是一个草根的时代，任何人都可能通过网络在一夜间为广大网民所知，不再有门槛，只要你够个性，够大胆”[2]，草根文化被认为是网络文化的基本特点，尽管“不再有门槛”依然可以看出网络用户中年龄、学历的界限，但相比报纸、电视等非交互式媒介，网络具有参与度高的优势。另外，在以点击率和注册人数为基础的网站运营模式中，也不乏网络推手制造网络红人来积累人气。其次是电视媒体，新世纪以来也是电视媒体逐渐走向产业化、集团化的过程，在制播分离的改革中，收视率成为决定栏目存活的重要标尺，在这种背景下，《超级女声》、《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平民选秀节目成为近些年最受欢迎的电视栏目之一。

　　正是借助网络媒体的互动，郭德纲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根艺人在2005年成为最为有名的相声演员，旭日阳刚、西单女孩也凭借着网络视频而从地下通道的流浪歌手“摇身一变”为草根达人，就连他们的艺名也来自网友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草根的“显形”与其说来自于技术上不断降低的媒体门槛，不如说更是这个媒体整合的时代制造出来的“新噱头”，正如在“个人”式的成功越来越艰难的时代，草根式的成功或幸运最大限度地支撑着“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神话，只是这并非一个新鲜的故事。不过，恰恰是那些比网友、手机拍客、短信参与者以及电视观众更为弱势、底层的草根，“扮演”着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让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草根也能成功、成名的时代。本文主要以王宝强和草根达人为例，来呈现草根在当下大众文化生产中所充当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王宝强的符号意义

在新世纪以来的影视文化中，很难找到像王宝强如此“幸运”的群众演员。这样一位没有接受过任何表演训练，才貌也并不出众的“北漂”，凭着“偶然”的机缘“本色”出演了一个青年农民工的角色，不仅没有昙花一现，反而成为诸多热播影视剧中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从“独立电影”《盲井》（2002年）中的年轻矿工凤鸣，到冯氏贺岁剧《天下无贼》（2004年）中的农民工傻根，到热播反特片《暗算》（2006年）里的瞎子阿炳，再到引起极大反响的军旅剧《士兵突击》（2008年）中的普通士兵许三多，以及热播革命历史剧《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年）中的狙击手顺溜。可以说，无论是小众的独立电影，还是中产阶级贺岁剧，还是当代军事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王宝强所扮演的普通农民工或农村兵的形象都获得了成功。为什么这些不同叙述样式和生产背景的作品都需要王宝强式的人物呢？王宝强所扮演的高度类型化的角色又充当着什么样的文化功能呢？

　　在独立制片或地下电影《盲井》中，王宝强出演了一个寻找父亲的初中生凤鸣，被两个矿工骗到矿场，这两个矿工专门以介绍工作为幌子，通过制造矿难来骗取高额赔偿金，而这两个矿工正是谋害凤鸣父亲的凶手。这种呈现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底层故事，是90年代中后期独立电影及独立纪录片所偏爱的主题，如独立电影贾樟柯的《小武》（1997年）、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年）、刘浩的《陈默与美婷》（2002年）等以及纪录片朱传明的《北京弹匠》（1999年）、杜海滨的《铁路沿线》（2000年）、宁瀛的《希望之旅》（2001年）等等都以农民工、妓女、城市边缘人为主角。这些体制外制作，很难获得公映（或者并不谋求“地上”放映），往往以参加海外电影节并获奖为唯一的诉求。这种体制外的制作方式连同其讲述的主流景观之外的底层故事，在海外的语境中被指认或误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批判，而在国内对现实持有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些影片恰好呈现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和压制。《盲井》把王宝强处理为一个不谙世事、对于背后的算计和死亡陷阱完全没有感知的、纯洁天真的农民工，而这份善良淳朴又意外地使得其中一个罪犯动了恻隐之心，最终凤鸣反而获得一笔意外“横财”（剧外的王宝强也跟着这部“地下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他对此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宝强的“伯乐”，《盲井》导演李杨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流浪北京的小孩子，大约十五六岁，农村来的。我当时电影里正好需要一个非专业演员演来自农村的角色。……他身上质朴的东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质朴，还有感恩的心”[3]，王宝强就如同未被雕饰的、等待被发现的璞玉，这种“又傻又天真”的性格成为他此后所扮演人物的基本特征。

　　在《天下无贼》中，王宝强扮演了返乡农民工傻根。在这列行进中的春运火车中，为了圆傻根一个“天下无贼”的梦，贼公贼婆与葛优扮演的火车惯犯展开了斗智斗勇，甚至刘德华扮演的贼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傻根却因晕血倒在车厢中昏睡，全然不知道、也无从知晓、更无从参与这场激烈的道德搏斗。傻根是一个让贼公贼婆幡然醒悟、金盆洗手的净化剂，是一个需要被保护和呵护的纯洁客体。如果把这列火车作为某种中国社会的隐喻，那么傻根作为底层在这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一种中产阶级道德自律的他者。在这幕“天下无贼”的童话剧中，傻根占据一个“又傻又天真”的儿童的位置。从“地下电影”《盲井》到票房过亿的贺岁大片《天下无贼》（也是冯小刚首部突破亿元大关的贺岁片），王宝强扮演的同样是底层的农民工，却带来不同的意识形态效果。如果说在《盲井》中王宝强及其矿工群体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那么在《天下无贼》中傻根所代表的乡村/广阔的西部/西藏则是一处纯净的、无污染的“精神家园”（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同样通过建构一个前现代的乡村他者来参照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中产阶级生活）。冯小刚“敏锐地”发现了“王宝强”对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文化的积极价值。

　　《盲井》的成功，也使得谍战剧《暗算》剧组相中王宝强，让其在剧中扮演具有听力特长的瞎子阿炳。这部谍战剧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新世纪以来从《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亮剑》（2005年）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剧到另一种热播红色题材谍战剧的转折点。自《暗算》以来，谍战剧中的无名英雄安在天、余则成取代了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等“泥腿子将军”而成为电视荧幕上最有魅力的英雄。阿炳是一个弱智、偏执、善良、癫狂的瞎子，凭借着其出奇的听力才能帮助安保部门破译了敌人隐藏的所有电台。这样一个具有特异或特殊能力的天才，同样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却非常恰当地完成一种意识形态询唤，即个人天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有效结合。与此同时，从农民工傻根到无名英雄阿炳，一种被作为中产阶级他者的形象同样适用于呈现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那种大公无私、无怨无悔地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奉献终身的精神被改写为一个智障的奇人阿炳的故事，而阿炳式的人物也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对于50-70年代的一种特定想象。诸如《求求你，表扬我》（2005年）、《铁人》（2009年）等影片中，这些背负着50-70年代父辈精神的人物往往呈现一种与当下的时代格格不入或病人的状态。这种病态正好满足了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对于50-70年代双重想象：既是病态的、非正常的（“那个时代的人真傻”），又是善良的、单纯的（“那个时代的人真单纯”）。

　　王宝强的神话并没有就此止步，当代军事励志片《士兵突击》让他不仅成为男一号，而且其“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更成为青年人的人生格言。《士兵突击》作为一部小制作，最先在网络上流行，然后获得热播。与傻根、阿炳相似，许三多也是一个有点傻、有点木的农民孩子，但正是凭着对“好好活就是干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一种无意义的循环论证）的信念，在经历了新兵连、场站训练场、钢七连、特种大队等一系列考验中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兵工”特种兵，这种胜利被归结为一种“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的精神。与傻根、阿炳作为被动的客体和他者不同，许三多是坚持理想，并奋斗成功的榜样。这部电视剧就如同电视台中的PK节目一样充当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功能（自从超级女声所开启的PK比赛，各种PK赛式的电视栏目成为电视台最热播的栏目），就是在比赛或游戏中，明白胜利与失败的道理，而不去质疑比赛或游戏本身的合法性。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晋级比赛，就如同“杜拉拉升职记”中的职务晋级，让许三多成为在市场经济中奋斗拼搏的都市白领的职场楷模。

　　王宝强在近期出演的两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我的兄弟是顺溜》（2009年）和《我的父亲是板凳》（2011年）中同样扮演小人物，前者是和阿炳相似的具有特殊才能的新四军战士，后者则是借杂耍艺人“板凳”的视角来讲述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临危不惧的故事。除此之外，走出影视剧的王宝强在春节晚会上“扮演”事业有成的农民工代表。可以说，这样一个幸运的群众演员，在主流文化的舞台中成为农民工、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指称。与大众传媒中通常把弱势群体讲述为被救助者或讨薪者的形象不同，王宝强式的底层/草根具有更为积极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如傻根、阿炳，充当着中产阶级所不具备的纯洁、善良的前现代品质，另一方面如许三多，是从笨小孩奋斗成功的故事。不仅仅如此，剧外的王宝强同样被作为从底层成长为大明星/成功者的故事，成为现实版的许三多故事。而裂隙正好在于，王宝强式的成功至今“后继无人”，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复制的可能。但是，这并不影响网友分享许三多从底层到成为兵王的故事，这也正是草根故事的魅力所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普通人、草根的“成功”演绎着比“没有奋斗的《奋斗》”更具有霸权效应的美国梦的故事。而王宝强的符号意义在于，作为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士兵等弱势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并非缺席的在场，而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或者说在主流意识形态景观中，草根/底层/弱势群体并非看不见，而是被中产阶级派定为特定的主体位置和定型化想象中。

三、“见证奇迹的时刻”：被凝视的草根达人

2011年春晚舞台上一曲翻唱版本的《春天里》让两位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从2010年8月份两人的视频被传上网络，到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节目，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成为当下最为知名的草根明星。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在《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的推动下，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如李玉刚、阿宝、凤凰传奇、杨光、刘大成、朱之文、甜菜大妈、断臂钢琴家等，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草根明星对流行歌曲或高雅艺术的“高超”模仿与其农民、农民工、流浪歌手的“底层”出身之间的错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恰如刘谦的近景魔术，电视达人们也具有魔幻效应）。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从网友红人到电视真人/模仿秀的越来越娴熟的文化生产机制，以至于旭日阳刚的“终南捷径”使得全国各地的流浪歌手纷纷涌进北京的地下通道；另一方面也改变或建构着人们关于电视机之外的世界/生活的“传奇性”和“奇观化”想象，仿佛这是一个不断发现“达人”和创造“奇迹”的时代。这些出身底层的草根明星的“出场”并没有让以网络、电视机为消费主体的中产及市民观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城市“地下”通道和城市之外的农村空间，反而这些在消费主义景观中鲜有呈现的空间被进一步定型化为盛产“奇人异事”的化外之地。他们的载歌载舞、高超艺能与其“真实”的生活/生存状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专门访谈、还是现场讲述，这些草根明星的故事都被讲述为怀揣着梦想、并梦想成真的故事，而观众也丝毫意识不到这些草根明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发现他们的“眼睛”（网友的围观及摄像机）及其网络、电视媒体的生产机制，仿佛他们“从天而降”、来自于“乌有之乡”。或许，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就连蚁族都要“逃离北上广”、中产及准中产阶级倍感都市生活之艰的时代，人们不仅仅需要白领杜拉拉升职/升值记的“奋斗”故事，更需要底层草根的“一夜成名”的“成功记”或者说“变形记”的故事。因为观众可以从这些草根达人/弱者（身体、性别、年龄和社会意义上）身上看到“身残志坚”、“生活虽贫困却拥有美好心灵、才艺”的想象，他们被赋予纯洁的、没有被污染的“有机/绿色”人生。

　　草根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命名，与新世纪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关。伴随着90年代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攻坚战造成的下岗阵痛使得新世纪之初底层、弱势群体已然形成（下岗工人创业及三农问题成为当时的社会议题），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的都市景观中小资、中产、新富也开始“浮出水面”（小资“趣味”、中产“格调”、新富阶层的“富而知礼”等成为消费、时尚话题）。新世纪以来这样两种搭上经济高速起飞的群体和被放逐在外的群体不仅没有走向弥合，反而形成彼此相对稳固的社会区隔。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急速催生出人口比例甚小、却数量众多的都市中产阶级（在都市空间中呈现为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另一方面以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依然被排斥在城市化/工业化之外（无法成为消费者，只能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种阶级分化从建立在都市化、城市化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中可以清晰看出，那些能够在“公共领域”或媒体上发言的群体及其讨论的议题基本上与作为消费者的中产阶级有关，如文化领域的国产大片、社会领域的房价问题、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如少开一天车）等。而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媒体中基本上以需要被救助的方式出现。于是，新富阶层的慈善精神、中产阶级的大爱精神、小资的志愿者精神成为粘合社会断裂的“和谐剂”。

　　2005年前后“草根”的流行就试图整合小资、中产与底层、弱势群体之间的裂隙，不仅使得曾经在大众文化中隐而未见的底层、弱势群体以草根的方式“登场”，更为重要的是出身“底层”的草根精神（奋斗、梦想、纯朴、善良）成为小资、中产阶层的榜样或理想他者。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草根吸收了90年代以来作为与非体制、非官方象征的“民间”想象，草根的成功被指认为一种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胜利；另一方面草根取代、收编或改写了底层、弱势群体、人民、群众、百姓等偏左翼或集体性的描述概念，去除了底层、弱势群体所带有的批评、不和谐的政治色彩。草根作为一种社会指认方式，在突显体制外、底层、普通人等涵义的同时（相比富二代、官二代，草根是弱者的代表），又有效地成为突破这些社会区隔的成功者（草根式的成功代表着个人奋斗、勤奋等美好的价值观），从而被赋予一种弱者变成强者/成功者的迷思，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使得作为底层、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工被转述/再现为一种可以“实现个人梦想”、成为令人羡慕的“大明星”的故事。

　　注释：

　　[1] 《“超级女声”:一场草根阶层的狂欢?》，http://news.sina.com.cn/o/2005-07-01/10406321045s.shtm

　　[2] 刘丁丁：《从芙蓉姐姐、木子美来谈网络的草根性》，http://www.comment-cn.net/society/problem/2006/0711/article_23336.html

　　[3] 王宝强：《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