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龙

　　张小龙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化的倾向不仅是当下的一种现象，早在1992年拍摄的《三毛从军记》里就已见端倪。喜剧性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的生成固然要有故事情节，要有矛盾冲突，但戏的核心还在于“人”[1]。而且，只有剧中的“人”使战争题材电视剧上升到喜剧性格的高度，才算得上是成熟的喜剧。换句话说，“人”在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喜剧化过程中，实在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此点，我们不妨从剧中人物的扮相、人物的语言以及人物的设置等方面来具体认识这种效果。

人物扮相的功效

人物的扮相属于表演中的体态语方面的话题。所谓体态语，是指言语或非言语交际过程中具有交际含义的身势动作，它是一种通过人体某一部分形态的变化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辅助性的语言表现形式[2]。主要包括人物的体态、动作。它是自发的，且带有爆发性，观众一旦“把注意力集中到姿势上面而不是集中到行为上面的时候”，“就进入喜剧的领域”[3]。这种体态语更多地以表情语和身势语表达出来。尤其是面部，它“像一台展示我们人情感、欲望、希冀等一切内心活动的显示器”[4]，在构造喜剧性情节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高粱红了》一剧中的国民党军官黄发根，在近些年的战争题材电视剧中就是一个喜欢“搔首弄姿”的少爷军官的典型。他出身于豪门望族，凭其父亲与国民党某师师长的亲密关系，做上了师部副官，继而又做上了少尉连长。他刚到团长吕哲的团部报到，不像平常人直奔主题，非得要勤务兵给他拍个照，以供他发迹之时报社记者需要之用。这黄发根大少爷拍照留念的姿势也与他人不同，习惯于用左手拽着帽檐，然后做出一副欣然自得的神情。这种奇怪的习惯，他即使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里也照行不误。如黄发根所带的一连国民党士兵被我军女战士秋英等人缴获武器之后，黄发根与他的士兵被迫把自身的衣服让给秋英等人换上，只剩下一条裤衩在冰天雪地里蹲着。可黄发根就是黄发根，他的玩劲又上来了。他吩咐外号叫“耗子”的勤务兵一定要拍一个他穿着裤衩在雪地里的“英姿”。连勤务兵“耗子”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黄发根自个儿却浑然不觉。

　　这种由人物扮相的可笑性，在《梦想光荣1942》一剧里更是运用到了极致。《梦想光荣1942》是一部更为戏剧化的战争喜剧片。如爱吹胡子、瞪眼珠子的日本支队长松田，面容肃杀、却又行动僵化的日军女副官，生有一张油滑面孔的伪军白队长，胡子拉茬、足智多谋的我军狱警马大壮，秃头而又文气的囚犯“鬼不理”等等，其神情态势，天然地给人以滑稽之感。除此之外，还有人物在某些特定时候的扮相，也令观众笑意连连。如日军为了通缉谷山监狱囚犯之一的梁满贵，在墙上到处张贴着他的画像。梁满贵不自知，还好奇地凑过来细看墙上的画像。围观的人一个个都辨认出了身边的梁满贵就是画上的通缉对象，可梁满贵还傻乎乎地站在画像面前左看右看，半天才意识到。梁满贵知道自己被通缉之后，为了躲避追捕，急中生智在脸上粘了大胡子，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同时，松田也意识到了梁满贵有可能化装成大胡子招摇过市。所以，当贴着大胡子的梁满贵洋洋得意地再次站到通缉的画像前时，令他哭笑不得的是，画像上的人也添上了大胡子。另外，人物群体的扮相，也洋溢着无尽的喜剧气息。如松田支队长与张井久合谋吓唬赵冬梅供出藏有粮食的地图，谎称要对赵冬梅施以极刑，松田威胁了赵冬梅不知多少遍，不仅赵冬梅听得呵欠连天，就连日军女副官及身边的几个日本兵都昏昏欲睡了，可那个假扮囚犯的日本特务张井久还是没赶过来救援。编剧如此蓄意制造重要人物的“缺席”，目的正是为了得到这种群体的特异扮相给观众带来的快感，营造一种幽默情境，进而讽刺日本侵略者的愚蠢。其他如伪军白队长带领手下高喊口号“梅镇是我家！我们要爱它！”时全体伪军装模作样的滑稽表情；众囚犯为了让张井久的枪伤早日康复，集体按住张井久灌药的场面等等，都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

人物语言的功效

剧中人物的语言也是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性的一个呈现手段。它一般可分为人物的独白、旁白与人物的对话。在人物的喜剧性独白与对话里，我们又可以细分出人物个性化的带有喜剧色彩的语言与编剧刻意为了笑声所编织的人物语言。《梦想光荣1942》剧中，马大壮浓厚的湖南腔以及略微结巴的说话，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记。如他对二龙山的一帮土匪所说的，“我一个一个地突了你们”中的“突”字的运用。“我用枪‘啪’了你们”中的“啪”字的运用等等，都是湖南或者四川一带的人特有的方言发音，让人觉得新奇有趣。谷山监狱囚犯中语言最有特色的要数那个老是把自己当作贵族、拿腔拿调说话的“鬼不理”，如他的半文半白的措辞：“难不成，真的是天要亡我”、“你我也是七尺男儿，如此欺辱，情何以堪？”还有他的“掉书袋”，如众囚犯都对于张井久的出走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地吟诵：“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把众人气得直翻白眼。可这个不把身边囚犯放在眼里的“鬼不理”，却对那个比自己年岁还少的张井久一口一个“前辈”，真叫人忍俊不禁。至于编剧刻意编织的语言，在《梦想光荣1942》中也有多处。如对于日军女副官，编剧为她编织了一句颇为搞笑的口头禅，那就是“我是军人，可我也是个女人”。如当她要严刑拷打女囚犯红秀，软的不行要来硬的之时，就连忙托辞，“我是女人，但我也是军人”。可当她率领日军强行要求众囚犯脱下衣服让她搜查藏匿的地图时，众囚犯不好意思脱。女副官则正色地告诉众囚犯，“我是一个军人”。可众囚犯真的要开始脱衣服的时候，女副官很快地把头撇过去，并急急地表达“我也是个女人”。日军女副官前后言辞的矛盾以及尴尬状，真是可笑之极。编剧刻意编织的语言，还有呈递进层次的，如梁满贵的未婚妻赵冬梅由于误会梁满贵与女囚犯红秀有染，在分配饭菜的时候故意把最差的饭菜给了梁满贵。梁满贵对此极为伤感，说道：“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做一个犯过错误的男人难上加难”。这样的哀怨，由于放在特定的喜剧性情境之中，所以给人以极大的快意。

　　另外，战争片中充满喜剧化的对白，也是一大看点。如《高粱红了》一剧中那种“答非所问”的对白。国民党连长黄发根奉命率队去堵截我军的一个连，可当外号叫“耗子”的勤务兵使劲唤醒酣睡的他并告诉“那边打起来了”的时候，醉酒的黄发根还在半梦半醒之中，连连说：“别吵，好吃。”“打，多打几只飞龙”。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笑声，更多的是骨子里的轻蔑。还有那种“一物降一物”式的喜剧性对白，也是令人笑意频生。如《梦想光荣1942》中狱警马大壮对于梁满贵与赵冬梅之间的误会本想自我批评一番，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哪知，梁满贵得理不饶人，接着马大壮的话教训他说：“没错，你早就应该好好检讨检讨自己了。”可梁满贵的话刚说完，赵冬梅又来训他了：“梁满贵，你别净批评别人。你自己呢？”就在赵冬梅不依不饶地训斥梁满贵的时候，马大壮却反过来教训起赵冬梅：“赵姑娘，我希望你也能够好好地检讨一下自己。”这样的对话设置，就使得三个人物都不同时段地处于尴尬的境地之中，成为观众取乐的对象。

　　如果说上面都是从剧中行动着的人物的角度来探讨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性因子的话，那么，作为整个剧的冷眼旁观者——画外叙述者的声音及语调，也凭添了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幽默成分。如《梦想光荣1942》中画外叙述者恰如其分的评点、阐述，或讥讽，或嘲笑，或感叹，为观众理解剧情及观赏心态的调节，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针对不同的对象，旁白的感情色彩还是有很大差异。如对于小彪子警告同伴时说的那句话“千万不要对别人说”，画外音马上评述：“天下最不靠谱的就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也就是说跟千万个别人都说了”。这种旁白基本上是处于客观阅世的立场，是基于对人生的一种透悟之后的理性观照。而对日军的评述，旁白则基本上是一种讽刺性的调侃。如当日军找到那个装有地图的公文包时，松田、女副官及高级特务张井久正弹冠相庆，画外音插入：“尘埃落定，帝国精英们对未来信心爆棚”。可是，当松田打开公文包，发现里面只是一摞纸钱之后，不由得气急败坏。这时，画外音又来了：“公文包到手了，里头的东西却变成了一堆纸钱，这个结局也太民俗了”。而当马大壮要被日军秘密处决，画外音如此讥讽：“马大壮被押赴刑场，因为他是新四军。对新四军的杀无赦，是帝国精英们智商的最高表现”。对于伪军，旁白的评述也有区别，如对剧中尚有爱国心的老伪军，旁白对他偷取伪军白队长的枪以营救马大壮等谷山监狱一帮人的行为表示了肯定：“那把枪，让苟且偷生的老伪兵做出了偷生至今第一次拥有了英雄意味的选择”。但对伪军白队长，旁白则是鲜明的揶揄。如对他看见老伪兵正在收买看守城门的伪兵以方便马大壮等人出城时的心理活动，旁白说：“老伪军的精神面貌最近很积极，身为伪军，却不再拿低级趣味作为人生追求，这显然意味着出状况了。白队长惦记着那笔皇室宝藏，对手下的这种变化，自然是相当紧张”。

人物设置的功效

战争题材电视剧喜剧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还依赖着人物性格的巧妙组合。人物性格的巧妙组合不仅关系到电视剧的风格和品位，也是构成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的基础。因为情节是由矛盾冲突来驱动的，而无论怎样的矛盾冲突最终都需要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来表现。把可能冲突的性格安放在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境里，这样才会产生戏剧性的情节。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人物设置就有什么样的情节。如《高粱红了》里边的那个把带兵打仗当作“游戏”、当作升官发财之路的少爷军官黄发根，与他身边那个奴才气十足、市侩气十足的外号叫“耗子”的勤务兵的组合，简直就是一对“活宝”。这样的人物设置，可想而知会闹出什么样的天大的笑话。因而，此剧一开头不久，这位少爷军官被安排去堵截我军的一个连的退路，问题就出来了。原本让他率部队四点之前赶到堵截地点，可这个醉生梦死的少爷军官喝酒喝醉了，一睡就是下午五点多钟。硬是给我军一个可乘之机，冲出了重围。像黄发根这样的少爷军官的设置，剧作者的用意很明白，这样的糊涂人都能够当上国民党师长的副官、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可想而知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这是剧作者通过主要人物来体现自己的意图的话，那么，像那个当过汉奸的吕哲也能当上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就是作为次要人物来共同说明一个主题的需要了。在《梦想光荣1942》里，人物设置则可分为三组，一组是日军松田支队长和那个没有女人味的日军女副官；另一组是以狱警马大壮为首的谷山监狱里的一群囚犯，还有一组便是以那个“白眼狼”白队长为首的一群伪军。松田支队长的自作聪明和女副官的一唱一和以及他们的频频失算，剧作者以极为轻松的笔调尽情地嘲讽了他们的无能与愚笨。而剧中那个自私贪婪、在日军面前常常阳奉阴违的伪军白队长以及与他臭味相投的两个手下，由于身份的尴尬和思想的两面性，正好成为以马大壮为首的谷山监狱人员与日军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再看谷山监狱里的那帮囚犯的设置，梁满贵的小心眼、“鬼不理”的“掉书袋”、小彪子的野性、小耗子的痴情、孙大疤的粘乎、赌三的浪子作风等等，真是各种性格杂陈。他们自私秉性的露骨呈现，令观者捧腹不已。不过，由于马大壮这个新四军战士的核心作用，他们最终还是克服自身的弱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外，人物关系的变化也生出不少喜剧性情节。如张井久这个日本高级特工，为了探得画有藏粮地点的地图的下落，不惜在马大壮等人与日军松田支队长之间来回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松田的座上客，一会儿又是日军严刑拷打之下的坚强不屈的“硬汉”。他的身份的戏剧性改变，甚至机关算尽，却还是被细心而睿智的马大壮所发觉，结果，他所经受的来自他的同胞的各种毒刑的折磨，只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而在剧情的发展上，却并没有朝着有利于他们的那一方向前进。

　　总之，战争题材电视剧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人”的喜剧性功效，才被“渲染得鲜艳动人，热闹紧张，富有刺激性”[5]，也从而引人入胜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剧中的“人”的喜剧性功效赋予了某些战争题材电视剧“艺术的内容”和“生命的表现”。而且，从宏大视角而言，对于战争题材电视剧，人，永远是一个言之不尽、韵味无穷的话题。

　　注释：

　　[1]黄会林：《人是文化的核心——〈雍正王朝〉笔谈》，《现代传播》1999年第2期。

　　[2][2]谢旭慧：《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页。

　　[3]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3]黄会林《以“常人”为本——现实题材长篇电视剧如何好看》，《中国电视》2001年 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