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晨

　　从《含泪活着》看电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和煽情叙事

　　杨 晨

　　《含泪活着》是张丽玲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收尾之作。张丽玲作为一位从中国到日本留学，后成为日本大富株式会社社长的成功人士，其本身对于中国人在日本的留学、拼搏生活有很深切的体验，因此，从她的视角，对这一群体进行纪实性的展现，应当说是非常合适的。从第一部小留学生开始，到青年留学生，再到中年留学生，直到这部以非法滞留人物为主人公的电视纪录片，她这套系列电视纪录片构成了一个涵盖中青少各年龄层的在日留学生活的众生相。应当说，在当前强调文化间性文化交流传播的语境中，张丽玲凭借自身处于中日文化间性状态的身份和视角，对同样处于这种文化间性状态的留日学生和人员的学习和生活，进行真实的报道，在沟通中日两国人民情感、加深理解、消除误解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就这部《含泪活着》来说，主要通过主人公丁尚彪为了女儿和家庭未来的希望，长期忍受着家庭的分离，独自一人在日本默默地艰苦拼搏的故事，为秉持同样坚韧拼搏精神的中日两国文化寻找到共同的精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片中父亲与女儿、丈夫与妻子两度在日本的重聚和离别为主要内容，以家庭亲情为核心，将这种坚韧拼搏的精神导向人之生命价值的深层，以期从人性的层面，达到沟通两国人民感情、加深彼此理解的目的。应当说，这部纪录片所站的高度和意图都非常值得肯定，尤其对于近些年，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中日两国在民族情感方面的冲突和隔膜，能起到积极的弥合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含泪活着》采用了煽情的叙事方式来传达其目的和意图，使之所欲发挥的社会功能的意图和以煽情方式建立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错位，造成了接受效应的偏离，导致《含泪活着》的意义止于煽情，从而遮蔽和弱化了它的社会功能意图。

　　

　　张丽玲

　　

　　

　　

一、社会功能意图的确立

在《含泪活着》的正片开始前，有一段对该系列片的介绍，特别是小留学生的一段话“友谊第一”把该系列片的社会功能意图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一位由华裔日籍新闻人员拍摄的反映在日留学人员生活的纪录片，其目的是要促进两国的友谊。[2]在正片中，《含泪活着》用前后照应的手法，从主人公丁尚彪满怀希望赴日留学作为开始，以他最终依依惜别日本作为结束，构成了一个环状结构，框定了《含泪活着》的基本语境。这前后照应的内容对应的地点是丁尚彪初到日本时就读的位于北海道偏远地区的日语学校。《含泪活着》有意淡化了因这所日语学校本身的定位和中国留学生期待值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3]而主要通过采访当地的行政人员对当初事件的回忆所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以及丁尚彪离开日本前，对此地的重访所流露出来的依依惜别之情，表现出对这一事件的感性的和解态度。更主要的是，通过片中美丽的风景和物是人非的景象，以及主人公丁尚彪对往事的追忆和岁月沧桑的感悟，将情感指向于对日本文化的体认。以感性化的方式为此地曾经引起的不愉快的事件作了弥合。并且通过该片最后，丁尚彪对日本人坚韧拼搏精神的赞扬，尤其是该片以他自己作为留日人员的身份，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从而将这种坚韧拼搏的精神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价值确定了下来。因此，《含泪活着》就以这种前后照应手法所构成的环状结构，将坚韧拼搏确定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基础。

　　在这环状结构的内部，主要通过丁尚彪在日努力打工，为女儿筹集留学费用的过程，以及丁尚彪一家人长期分离的生活状态和重聚分离的场景，将这种坚韧拼搏的精神和目标与家庭情感关联起来：努力拼搏是为了家庭的未来，家庭的亲情是支撑主人公努力拼搏的动力。《含泪活着》不仅通过主人公丁尚彪之口，表达了他明确的主观意图，而且通过反复出现的，在丁尚彪狭小居室墙壁上粘贴的女儿的照片以及在上海的家中悬挂的全家福照片，将这种主观意图形象化、强化。不仅如此，《含泪活着》在此基础上，还试图导向一个更深的意图，即人的生命价值之所在。在《含泪活着》的正片开头，就通过一组数据介绍了日本连续八年自杀人数超过三万人，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五倍的情况，并在结尾处，又说道，看过本片后，国内的观众对此有何感触呢？提示观众对此一问题进行反思。《含泪活着》在开始介绍日本自杀状况时，配合画面上忙碌而劳累的日本人的生活状态，播放了舒缓优美的英文歌曲“wonderful world”，并且在片中不时出现樱花随风飘扬的美丽画面，清晰地将珍惜生命的意图传递出来，并且将“献给所有含泪活着的人们”作为该片的题记。由此可见，《含泪活着》是将坚韧拼搏的精神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基础确定下来，以家庭情感作为其目标和情感载体，并将这种缔结为一体的精神和情感提升到人之生命价值之所在的高度。这样，从广度上来看，《含泪活着》通过坚韧拼搏的精神寻找文化沟通的基础，通过家庭亲情的表现，以感性化的叙事方式达到感动观众的目的。从深度上，在坚韧拼搏和家庭亲情所共同构成的动情的基础上，通过对生命价值的体认，达到对人之自身生命价值之意义的确认，从而编织了一条以普遍人性作为沟通中日两国人民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纽带。

　　但是，《含泪活着》的这种社会功能的立意和煞费苦心的组合方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接受效应。从该片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响来看，感动、流泪，尤其是对父爱的深厚、家庭的亲情赞美占据了绝大的部分，而几乎没有触及该片在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生命价值体验方面的观看感受和评论。[4]这说明，《含泪活着》的接受效应偏离了它的社会功能意图。这是因为《含泪活着》在组织真实素材时，采用了煽情的叙事方式，围绕家庭的分离、重逢来组织素材，从而给观众造成的印象就集中在父爱如山、家庭亲情方面，与它环状结构外围指向的沟通中日两国人民情感的意图并不协调，相反，还无形中遮蔽和弱化了它本身意欲达到的社会功能的意图。

二、煽情为主的叙事方式

就纪录片本身的定位而言，应当是通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以非虚构的方式，用叙事报道的手法，将真实环境、真实事件里发生的真人、真事呈现出来。[5]这种尽量客观化的性质，要求文本具备“零度”的呈现方式，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前见，在观看的过程中，通过观众与文本间的直接交往，自然地生发出观看的体验。而煽情则主要集中在“煽”字上，使接受主体的感情激动起来。它强调的是外力的蛊惑，而非接受主体内在情感的自发。而要达到煽情的目的，就必须对真实的素材进行人为的取舍。这样，就必然放弃或弱化其他不具备煽情效果的内容，而强化具有煽情效果的内容。

　　就《含泪活着》而言，正如其中文标题所示，该片有两个关键词：含泪、活着。含泪意味着隐忍的态度，而活着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动状态。其指向就是以隐忍节制的方式，透过生活的表象，揭示深层的生命活动的价值。这实际上与《含泪活着》的社会功能的意图是相符的，即通过主人公一家在艰苦环境中，以坚韧的态度，努力拼搏的故事，来找寻到中日两国人民所共有的精神基础，通过家庭亲情将之缔结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认。但是，《含泪活着》却将焦点定于“泪”上，弱化了本应着重展现的丁尚彪一家艰苦隐忍的生活，而将一家三人的重逢、分离作为主要的内容，通过屏幕上人物的眼泪来刺激观众的泪腺，以煽情的方式进行叙事。

　　《含泪活着》全片总长不足110分钟，由于其环状结构，前后以丁尚彪为主的踏足日本和离开日本的内容，各15分钟左右，就占去约30分钟的内容。这样，影片中间的近70分钟的时间就全部留给了一家人重逢、离别的内容，即便中间有三方各自生活的展现，但是通过旁白的阐释和人物受访的谈话都指向重逢和离别的内容。比如，在《含泪活着》开始约一刻钟处，在结束丁尚彪踏足日本前因后果的介绍后，通过对他的采访，就已知道他打工的目的是为了供女儿出国留学。而接下来，通过该纪录片主创人员对上海丁尚彪的妻子和女儿的探访，以播放丁尚彪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录像和播放他为女儿点播歌曲的形式，实现了丁尚彪的在场，实际上构成了重逢的场景。并且，通过母女泣不成声的画面和《牵手》歌曲的适时播放，达到了较强烈的煽情效果。此后，通过丁尚彪分别与女儿和妻子在日本的短暂相聚为主要内容来进行叙事。其中上海母女的生活都指向女儿出国留学的目标，而丁尚彪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也指向对女儿到来的期待。在结束了第一段事实上的父女重逢以后，丁尚彪和妻子各自在东京和上海的生活又都指向他与妻的重逢和妻子与女儿的重逢。当丁尚彪与妻子的重逢结束后，影片环状结构内的内容也就基本结束了。这样，《含泪活着》的主体内容就是一家三口三次的重逢、离别，而这三次重逢、离别最着重表现的就是相见时的欢颜和离别时的哭泣。由于后两次重逢、离别的地点是相同的，因此《含泪活着》在表现这段内容的时候，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机位进行取景拍摄。这样，哭的场面被反复强化，因此，煽情的效果也就最为明显。这从观众的普遍反映也可看出，让他们感动到泪流满面的场景基本都集中在此。[6]

　　虽然这样的材料组织方式能够达到最大的煽情效果，使《含泪活着》能够迅速产生明显的接受效应。但是，这恰恰偏离了该片所要建立的社会功能意图，由于煽情的段落占据了该片主要的内容，并且以这些煽情的段落为中心组织相关的素材，并通过旁白来阐释这些素材以确立其指向性，实际上就弱化了这些作为过渡性素材对一家三口各自生活的充分展示和深入挖掘的可能性。而《含泪活着》所蕴含着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些艰苦的日常性的持续而单调重复的劳作和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隐忍的生活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而实际上，这三人天各一方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恰恰可以通过客观真实的展示，揭示他们如何忍受艰苦、孤独、单调的生活，体现出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人活着的真实样态。因为只有在这些可能是最平凡、最单调的生活中，才能更生动、更深刻地揭示出中日两国人民共有的坚韧拼搏的精神，从而在更深、更基本的层面上揭示出作为人之生命意义之所在。而且，由于环状结构内的煽情主要以家庭亲情为主，而环状结构外的内容又是以共同精神为主的文化沟通为主导，因此，观众的情感激动点基本都集中在环状结构内，对其外的指向关注就相对较弱，没有将两层关系有效地在感情的层面上融通起来。

　　从《含泪活着》在中日两国传播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接受效应来看，在强调其感人特性的同时，也把它作为一部具有情感教育作用的作品加以肯定，[7]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该片的接受效应与其社会功能的意图发生了何等的偏离。相反，从少数对该片的质疑声来看，又大多从价值观念和民族情绪的角度，对片中人物的行为动机提出质疑和批评。[8]这说明，《含泪活着》的煽情叙事方式已然在接受过程中造成阻力，甚至误导。如果《含泪活着》能够如其标题所含意味，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在极端条件下，日常生命活动所焕发出来的生命本质的存在样态及其价值的话，则有可能超越表象的素材，获得更深更广的体认，从而使该片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原本的社会功能。

　　注释：

　　[1]大富株式会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日本落地的电视媒体，它主要的功能和职责是向日本播放中国新闻、文化节目。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是它的主要功能。参见张丽玲：《在日本建设华语电视平台的体会》，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hr/news/2009/09-16/1870190.shtml。

　　[2]参见蓝晓芹：《投入即幸福：访大富株式会社董事长张丽玲》，新华网，国际在线，2004年8月20日。转引自http://news.sina.com.cn/w/2004-08-20/15433448088s.shtml。

　　[3]日本政府原想通过在该地区设立日语学校，通过引进中国留日学生解决当地人口稀少的情况。但由于当地地处偏远，留日中国学生无法解决生计问题，最终造成就读该地区的留日学生集体逃离。后该地区的日语学校也随之被废弃。

　　[4]对该片的评论以感动、流泪为主。日本观众的评论主要参见《含泪活着》，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190838.htm?fr=ala01。中国观众的评论主要参见《含泪活着》，豆瓣网，电影，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42568/。以及《含泪活着》，百度贴吧，心理吧，http://tieba.baidu.com/f?kz=597498559。

　　[5]任远：《电视纪录片新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页。

　　[6]同[3]

　　[7]参见《含泪活着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最终章》，http://comment.bk.pps.tv/comment_202656552.html。

　　[8]参见《在中国工作不行吗？在中国上学不行吗？》， http://tieba.baidu.com/f?kz=681153876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342568/

　　责任编辑：唐宏峰

　　杨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