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宜

　　五月的长假，北京海淀公园：宽阔的草地上，五颜六色的帐篷、绿色的军挎包、红五角星、切·格瓦拉的头像随处可见，还有一次性塑料杯包装的啤酒……是摇滚音乐这一媒介和桥梁，把中国前卫的、打扮得奇形怪状的年轻人，平时散落在京城各个角落的外国人，都聚拢在了一起。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常规性的户外音乐节，北京迷笛音乐节。

　　户外音乐节是主要以音乐为载体的巨大派对。露天的演出场地，临时搭建的舞台，乐迷们在草坪上任意席地而坐的自由形式。音乐节一般会持续举办几天，观众常常自带帐篷等露营工具，过上几个昼夜无忧无虑与世隔绝的生活。

　　摇滚音乐和音乐节一直以来在中国内地都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并没有被官方积极认同。1986年，崔健用《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至[1]。崔健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中国式摇滚的表达方式，军帽、红五角星、吉他，西方音乐的节奏加上黄土地上的唢呐，用摇滚感召了一代中国年轻人。但是，摇滚音乐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现场表演，在中国一直因没有成熟的商业盈利模式，而较少人触及。更多的时候，摇滚音乐家们只能在小酒吧或者北京的一些涉外机构，比如使馆、外国商会，或者外国留学生较多的高校演出。1990年，崔健以筹款的方式，为即将举行的北京亚运会举行了全国巡回演唱会。摇滚音乐才得以借体育和慈善的名义，在中国获得一个更大的舞台。

　　

　　摇滚音乐是户外音乐节的主要演出内容。舞台上乐手激情四溢的表演、激励甚或敏感的言词，加上观众的狂热，使得户外音乐节，这种西方式生活方式的音乐活动进入中国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公开认同。2007年底，举办了八届的迷笛音乐节被海淀区颁发5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从最开始的谨慎观望到逐渐接受，北京迷笛音乐节为何能够被政府接纳并重点支持，音乐节又如何从半地下的状态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另一道靓丽风景，即是本文思考的起点。

一、从伍德斯托克蔓延至全球的音乐节

户外音乐节的概念源于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s Fair）。1969年8月15日至17日，全世界50多万音乐迷、嬉皮士和音乐家聚集在美国纽约的巴塞尔镇(Bethel)，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音乐会，主题是“和平、爱、音乐”。伍德斯托克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60年代中晚期，战后激进思潮汹涌澎湃，年轻人有足够的见解却不被重视，挫折感与避世感顿生，他们渴望一种与世无争的、消除贫富差距、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伍德斯托克应运而生。它的超前与成功又使青年人重拾信心，从而在伍德斯托克精神中加入了一条积极上进的因素[2]。

　　首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又先后于1994年、1999年举办了两届，但都无法实现1969年的盛况和传奇。

　　迄今已有41年历史的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每年六月举行，也已成为全世界最盛大的和最值得参加的音乐节[3]。2007年11月14日，该音乐节的创始人麦克·艾维斯（Michael Eavis）在白金汉宫得到女王封爵，这一事件深刻说明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地位以及它带给世界乐迷的无限欢乐。

　　目前较有影响力的每年举办的常规音乐节有丹麦罗斯基勒摇滚音乐节（Roskilde）、美国比尔大街（Beale Street）音乐节、日本富士音乐节、台湾春天的呐喊音乐节等。阳光、草坪、泥浆、音乐、啤酒、帐篷，户外音乐节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地方夏季中的一项重要节日，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伍德斯托克纪念碑 (摄影：张武宜)

　　中国内地的音乐节适才12年历史，但已成为中国摇滚乐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1999年7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Heineken喜力节拍夏季音乐节”，吸引了四万多人参与，曾被媒体评为“最为成功的夏季盛会”[4]。该音乐节举办了三届，对外宣传为“荷兰喜力啤酒公司赞助，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北京市朝阳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北京伊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办”。但音乐评论人金兆钧先生解释说：“当初其实是喜力啤酒希望做一个音乐节，宣传自己的品牌。他们于是找到了一家中国公司来承办，然后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邀请。”喜力节拍的创办人之一乌德（Udo）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当初能够获得成功，“钱是最大的因素。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十分富裕。主要是赞助机构‘喜力’本身的经济实力雄厚，加上人们对摇滚音乐的热爱，促成了喜力节拍。”

　　自“喜力节拍”之后，户外音乐节这种音乐表演方式，以及随性自由的音乐欣赏甚或说一种生活方式逐渐为中国音乐人、乐迷所认识并接受。2002年8月，由崔健发起在云南丽江举办的“雪山音乐节”，被称为“首个按照国际惯例与操作方式举行的、可以露营的不间断的音乐节”[5]。丽江的雪山与古城，美丽的自然景观与摇滚音乐的结合，也是中国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特点，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得到彰显。

　　其后在中国内地举办的比较有影响力的音乐节还有2006年广州增城摇滚音乐节、2007年鄂尔多斯草原音乐节、2007年上海热带风暴摇滚音乐节等等。这些音乐节都只举办了一次，缺乏必要的延续性。

二、迷笛音乐节，音乐乌托邦

2000年，迷笛音乐节的创办人，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应邀参加了澳大利亚墨尔本音乐节，第一次现场体会了户外音乐节的魅力。当时还有一个背景，中国摇滚音乐的现场演出机会很少，“即使是早已成名的崔健，一年也不超过十场正规的演出”[6]。迷笛音乐学校这个培养摇滚音乐乐手的民办音乐学校，几百名学生常苦于没有演出实践机会。“当初我们就是希望办一个PARTY，把大家聚在一起玩玩。我们要给摇滚一个自己的舞台，完全独立于古典的、传统的官方的场所，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摇滚音乐人群。”张帆说。

　　2000年4月30日至5月1日，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共有30支乐队参加，每日观众近千人，这就是如今迷笛音乐节的雏形。

　　2002年迷笛学校搬到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脚下，当年的第三届音乐节也随着校园的扩大，首次移师室外，50余支乐队登台表演，三天的演出吸引了大约一万二千名观众入场，从而成就了张帆举办真正的户外音乐节的梦想。

　　早期在校园内举行的迷笛音乐节，总体来说规模不大，每日的入场人数均没有超过5000人次。创办人张帆希望小心行事，先从小规模做起，尽量少装饰，体现“自由、人性化”的主题。因为在校园内举办，前四届的迷笛音乐节不需要任何报批手续，基本不需要和官方的相关管理机构打交道，所受到的官方制约也相对较少。早期的迷笛，尽管没有宏大的万人大合唱的场面，但校园围墙内的音乐聚会，成为许多热爱音乐、热爱摇滚的人们的集体回忆。2003年第四届迷笛音乐节最后一次在校园内举行，也是最后一届免费的音乐节。没有保安、不需要门票、随意进出，还可以在校园操场打篮球，看露天电影……多年以后，许多人认为那是坚持以摇滚乐为核心的，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团结友爱的花童们的乌托邦[7]。

三、当摇滚遇上文化创意产业

初期阶段的迷笛音乐节，一直都标榜着独立、自由、非营利性。2003年之后，迷笛音乐节由民间私营模式，转向了商业运作模式的大型音乐节道路。

　　2004年，迷笛音乐节首次走出了校园，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行。为什么选择了走出校园，又为什么选择了雕塑公园？张帆解释说：“随着迷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校园已经不能容下更多的乐迷。再加上迷笛不可能永远在一个校园的小圈子运作，而要走入社会。正好海淀公园和雕塑公园的负责人同时找我合作，海淀区文化委员会没有给批文，最后选择了雕塑公园。”

　　依照相关演出管理政策，所有商业性演出必须由具有演出举办资格的演出公司申请，获得由文化部门签署的批文，才可以举办。对于法律、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不同的主管机构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个度怎么把握，当时的主管官员怎么看待，批也对，不批也不为错”，张帆说。对于户外音乐节的合法性，申办程序审批等问题，张帆对于政府抱持着理解的态度。从2006年开始，户外音乐节的一个重要因素——啤酒终于获得许可在现场销售，酒精的作用不仅催发了观众更狂热的情绪，也使得主办机构获得更多的盈利管道。2009年，迷笛因批文问题被迫离开北京，在镇江举办。离开了北京，迷笛的观众首次可以搭帐篷在音乐节现场过夜。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文化创意产业列为国家大力扶持发展的产业之一，随即各地方政府机构也将创意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则成为国家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所谓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指的是由财政拨款，由有关宣传文化部门负责管理，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管，专门用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8]。到2006年年底，已经有13个省区市设立了专项资金。2006年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每年将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数据来自该委员会官方网站www.bjpc.gov.cn）。

　　作为该专项资金的具体执行单位，海淀区2007年颁发给迷笛音乐节5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从最初的校园内部音乐节，经历了八年的迷笛音乐节最终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而获得政府的认同。迷笛音乐节尽管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但依然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张帆解释说，政府从来没有向迷笛音乐节提出合作意向，也没有对音乐节内容和形式有过多的干涉，仅仅是资金支持而已。

　　可以说，作为一个西方化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创意活动，在中国的萌芽、发展到壮大，民间的草根组织在其中起到关键的示范作用。这些组织在人员、资金、管理上都很有限，而且很难有健全的营销知识或规范的经营理念。但是，创意文化产业的活力和精神也存在于这些小的组织机构中[9]。这些活力来源于基层，与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很受人们的欢迎。

　　户外音乐节逐渐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其巨大的人流带动的区域消费能力，逐渐为中国地方政府所认同；摇滚音乐作为音乐节的表演内容也被政府默认。“摇滚搭台、经济唱戏”成为诸多地方举办音乐节的真正原动力。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北京的大型户外活动审批较之以往更为严格。正苦于拿不到批文的迷笛音乐节，接到了江苏镇江文化局的邀请，首次离开北京，移师镇江。三天的音乐节，创下了镇江演出市场历史上的诸多之最：售卖门票最多、吸引的外地人最多、吸引的外国观众最多，而镇江的大小旅馆也都挂起了“客满”之牌。

　　必要的内容审查和自查，以及作为一个成熟的机构管理者对于文化政策所具有的敏感力，是一个文化创意产品能够发展的关键。这就意味着主办者必须要对内容起到守门员的作用。张帆说：“我们只能用音乐反映我们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乐队作出出格的事情。”恰当地与大环境作出内容上的呼应，也是迷笛音乐节得到政府认同的重要因素，比如爱国主义在迷笛音乐节中的表现就是其一。经过多年的磨合，迷笛音乐节和文化管理者正在创造一种共生的关系，迷笛对于政府的理解，政府对于迷笛的支持，是文化创意产业在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下，探寻着拥有可操作性的最优化方法。而中国也在加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努力接受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给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取向。

　　注释：

　　[1]《从崔健文化看崔健个唱》：来源于http://ent.sina.com.cn/y/o/2005-09-14/1720840610.html

　　[2]严明：《中国摇滚的伍德斯托克情结》，中国音乐教育2002年第6期；

　　[3]盆景：《2008全球最盛大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6月举行》，来源于http://ent.sina.com.cn/y/2008-03-16/14461949587.shtml；

　　[4]小苗：《喜力节拍夏季音乐节激情再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5月8日；

　　[5]王晓峰：《让我们在雪山下撒点野——丽江雪山音乐节纪实》，《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8月20日。

　　[6]戴铭康：《中国摇滚摇到美国去》，《亚洲周刊》2005年9月10日；

　　[7]苌苌：《香山上的“伍德斯托克”》，《艺术导刊》2002年第6期。

　　[8]曲晓燕：《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以政府的名义……》，来源于http://www.cnci.gov.cn/news/Policy/2008421/news_15157.htm；

　　[9]乔恩：《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节庆活动各方的合作关系》，来源于http://www.cc861.cn/Html/jeishi/42954829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