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列宁的“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电影事业的重要性;而从“东影”成立伊始,我党便通过各种相关的机构设置与政令发布,一步一步地规划着新中国电影的基本格局,在主要以电影传播党的各种政令、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过程中,通过设立国家电影管理机构、筹建国营电影制片厂、拍摄新的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并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电影等等,完成了党和国家对电影的主导。国家电影的萌芽,与“东影”的建立及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汇聚: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东影”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电影物资与电影人才的汇聚,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迈开了新中国电影的坚实步伐。
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催发下,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更加纯净与严格的组织系统。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政党,并为实现其政治理念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把出版杂志、日报、周报等内容写入决议之中;第二次代表大会还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进入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从电影的基本属性以及国产电影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从苏联电影与列宁的电影观念中认识到电影之于大众教育和政党宣传的重要性之后,便开始有意识、有步骤地将电影事业纳入议事日程;并主要从政党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在把电影当作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宣传机器的同时,更把电影当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从左翼电影运动的开端,到抗战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再从延安电影团的艰苦创业,到解放区人民电影所开辟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电影的宣传功能与传播效应,力图把电影当作不可或缺并愈益关键的战斗武器,直接宣扬党的思想、方针和政策。
事实上,1945年9月底,隶属八路军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领导的延安电影团,便制订了《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立我党电影宣传机构》(草案)[1] ,决定结束电影团在延安的活动,全部派往东北参加解放区的文化建设,进而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企业,建立我党的电影宣传机构。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与计划”时,草案指出:
根据党中央对时局发展前途的估计与毛主席的民主和平、团结建国方针,今后的斗争形势必然由武装的军事斗争转变为和平的政治斗争。而在和平的政治斗争中,最有权威的武器,最能吸引广大群众,而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欢迎的,并最能达到宣传鼓动任务的就是电影。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迅速建立党的电影工作,实为目前一切重要工作之一。
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也即是电影工作的方针,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是以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为目标的。
我们的电影是服从于当前政治任务的,它是党的一切政策的传播者者组织者。
可以看出,《草案》已经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中,作为一种“最能达到宣传鼓动任务”的媒介,电影因其无与伦比的大众性和权威性,具有优越于其他各种报刊书籍与文艺形式的显著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草案还第一次在新中国的电影方针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明确地将电影定位于党的政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从电影服从于当前政治任务的高度规定了电影与政治的特殊关系。
根据草案精神及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接收日伪电影机构“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简称“满映”)的基础上,1946年10月1日,“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具有较完备设备的电影制片基地” —— “东影”在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成立。[2]“东影”由袁牧之担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担任副厂长,田方担任秘书长。其中,袁牧之、吴印咸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靠拢左翼文艺运动,随后加入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并参与组建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的延安电影团;陈波儿、田方也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去到延安学习并参与根据地的文艺活动;张辛实则在抗战胜利后发起东北作家联盟,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争取“满映”同仁,为保护“满映”厂房和机器设备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曾出任东北电影公司(“东影”前身)总经理。借助“满映”已有的电影器材,并通过中共中央与中共东北局向苏联定货,以及拨出一定的经费作为成本,“东影”维持着本厂的经济周转并力图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向有计划生产过渡。
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东影”的发展方向。1948年9月,调整后的“东影”机构,厂长室下设三处一室十八科,所有正、副处长及秘书室主任除张辛实为东北新干部而非党员外,其他均为关内来的党员;十八个科的正、副科长共24人,只有非党员5人;另外,在主要的创作人员编制中,新闻纪录片编辑5人、纪录片采访2人、艺术片编剧3人、艺术片导演8人,均为老党员;而在“东影”所有的干部职工中,据1949年底的统计,中共党员已有204人,占总数17.3%;青年团员已有264人,占总数22.3%;两者相加,接近全厂1193人中的40%。该百分比表明: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力量,已经在“东影”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从1948年9月开始,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影”厂内建立了由陈波儿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总支委员会,并力图通过“掌握总方向及路线指导实权”,使“东影”成为“我党强固的电影宣传据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影”的发展,采取了为我所用的物资与人才战略。除了原“满映”里的中、日电影人之外,还不断地充实了大量人才。总的来看,“东影”人才汇聚文艺的各行各业,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参见表1:[3]
一时间,“东影”人才济济、精神高涨。在“东影”初期的许多作品中,都凝聚着各个方面的电影工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艺术才华。其中,日本人持永只仁(中国名方明)便担任了“东影”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的动画设计与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的导演兼动画设计。至于“东影”第一部长故事片亦即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编剧于敏、导演王滨、作曲何士德、主演之一吕班都是来自解放区的艺术干部,主演之一王家乙来自东北文艺工作团,而摄影包杰、美术刘学尧、录音吕宪昌、主演之一于洋等都是来自原“满映”的中国人,剪辑之一安芙梅(岸富美子)则是来自原“满映”的日本人。通过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物资和人才战略,“东影”翻开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页。
二、尝试:建立新的生产与消费关系
为了进行电影拍摄,建立新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东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东影人”在公开党建工作、开展“三化立功运动”以及健全组织结构等方面,推动了人民电影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不仅使“东影”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固的电影宣传据点”,而且标志着中国国家电影的萌芽。
从护厂斗争到北迁兴山,由于政治形势的特殊和人员结构的复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党员身份也一直没有公开。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总支委员会,由陈波儿担任党总支书记,并在厂内开展了一场“公开党和公开建党”的运动。党组织公开以后,各支部发展党员时都更加“大胆主动”,并举行群众公议活动,公开评议入党积极分子。许多非党员职工踊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仅制作处一个支部就提出12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公议。[4]党组织的公开,推动了党建工作的积极开展,“基本上打破了党与非党同志之间的隔膜,根本上改变了非党同志对党不够全面和不够实际的认识”。[5]
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党重新印发了列宁《论“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宣言,以此来推动全党思想认识上的转变,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历史任务。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东影”在厂长袁牧之的领导下,开展了“三化立功运动”。
“三化”是指“正规化”、“科学化”和“统一化”,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电影厂各项规章制度的基本建设,规范电影生产和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开展“三化”运动之初,时任厂长的袁牧之就曾提出,“东影”依靠最初的搬家安家获得了生产工具,从工作中培养了初步的人力,但这只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应该作为目前阶段的课题。可以看出,进一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企图“向有计划生产尝试的过渡”才是“三化”运动初衷。“三化”具体实施的办法是:发动全体职工进行广泛的群众性探讨,明确各项工作的职责和分工,通过实践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逐步制订成文的规章制度。
“三化”之外,“东影”还开展了“立功运动”。要求全厂职工以“三化”精神订立个人的立功计划,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并要求党员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和保证“立功运动”的顺利开展。[6]在“立功运动”的号召下,全厂各部门都制订了保证生产的公约,以这种公约的形式作为新的生产制约。《一九四九年新闻摄影师的任务和公约》就是当时订立的,该《公约》详细地规定了新闻摄影师的任务和应遵循的守则,其中甚至还包括新闻摄影师拍摄素材时对片比严格控制的要求。
1949年2月21日“东影”召开了全厂“一九四八年庆功总结大会”,表彰了一批立功模范人员。大会上,时任副厂长的吴印咸提出了“推展立功运动,人人争去做模范”的号召,他在总结立功运动中的成绩时指出:“‘过去是为自己打算,现在是为人民服务是代表大多数同志的思想认识的,这就是这次立功运动中,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成绩。”[7]由此可见,“三化立功运动”的开展,也确保了”东影”的人民电影创作“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配合了厂内党建工作和政治学习的要求。
总之,“三化立功运动”在“东影”的广泛开展,促进和保证了人民电影生产的顺利进行。“七片生产”口号下的片种多样化探索、“自力更生”的电影工业技术的起步,以及作为生产重点的新闻纪录片都是在“三化立功运动”号召下的重要成就,为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勇敢的探索。
为了保证“三化立功运动”下人民电影生产的顺利进行,“东影”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变动。组织机构的建立及其日益完善,是一个电影制片厂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1948年3月,“东影”开始实行集体决策制度。由袁牧之、吴印咸、田方、陈波儿、何世德、许珂、王滨、钱筱璋、伊林等九人组成了厂管理委员会,之后又增加了钟敬之、沙蒙二人作为厂的决策机构。9月至12月,“东影”在厂管理委员会的集体决策和厂长的领导下,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分工并增设了新的部门,进一步优化了组织机构。参见表2: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随着电影厂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和“三化立功运动”的顺利开展,东影”的人民电影创作和生产迎来了第一次高峰。
三、创造:新中国电影的多个“第一”
电影人才的汇聚和培养,以及“三化立功运动”在厂内的深入开展,使“东影”开始有能力走向“有计划生产”。“七片生产”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口号。所谓“七片”,即艺术片(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美术片(包括木偶片和动画片)、翻版片(后改称翻译片)、幻灯片和照片。其中,以“艺术片及新闻纪录片”为重点。[8] 在“七片生产”的号召下,“东影”各部门积极合作,努力进行生产片种的多样化尝试,创造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多个“第一部”。
艺术片(故事片)
“东影”成立初期,电影创作人才十分短缺。当时,从解放区抽调过来的文艺干部中,可以从事导演工作的只有3位,经验最多的不过是“拍过一部电影”或“搞过电影装置”或“在电影部门工作过”。因此,当时的工作只能以较易从事的新闻纪录片为主,艺术片仅为“酝酿准备”和“试办”。在此期间,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东影”提出了即将拍摄故事片的几条“方针和任务”:[9]
1、“写工农兵”和“写给工农兵看”为主,在写工农兵中间又当把重点放在写兵的问题上。
2、这样的电影还是“从无到有”,因而要“从小做起”,先试写小型剧本,拍小型的片子。
3、要树立新的风格,反对脱离内容的技巧卖弄,提倡朴素,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
4、对于编导干部之培养要“大胆放手”。在艺术干部中只要他有一定的政治艺术水平,就鼓励他着手试拍小片或先搞纪录片或当一两次演员,从中去熟悉整个制作过程,和摸索电影表现技巧,往后就试行单独导演。
这一“方针和任务”,不仅体现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成为此后“东影”故事片探索的指导方向。
1948年2月,“东影”拍摄完成了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吧》(收录于《民主东北》第五辑)。剧本根据报载同名新闻报导改编,以表现军民团结为主题。正如片中主题曲的唱词:“军爱民、民爱军,军民本是一家人,坚决消灭反动派,活捉蒋介石在南京”,整部影片主题鲜明,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尽管在拍摄条件和器材设备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困难,但该片的创作人员还是为观众呈现出一部镜头语言运用到位、画面剪辑较为流畅的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一些难度较大的运动镜头和叠画等特技摄影,在人才短缺、经验匮乏的情况下,确实是一种颇为难得的艺术探索。《留下他打老蒋吧》是人民电影事业中艺术片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为长艺术片的创作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此前后,“东影”还创作了一些艺术片剧本,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投入实际的摄制。例如:为了体验生活,1947年1月,“东影”组织40余人的大队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集体创作了艺术片剧本《一个武装的农民》,后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反复修改,更名为《人民功臣》,最终由于“未获得地方上的同意”而夭折。此后,“东影”又分别派人到前方战场和解放区工厂寻找创作素材,并先后写出《孤胆英雄》、《从今而后》等剧本,但也全都被否定。还有一些艺术片,虽已拍摄完成,却因不能配合当时解放区已提出的“大生产运动”而不能公映,如以防止地主翻把为题材的《老母猪半天还乡记》。
针对“东影”艺术片创作所遭遇的特殊情况,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对人民电影的创作实践作出“全面的原则性”指示,指示前两项明确地规定了“电影剧本审查方针”和“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10]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1948年12月9日,“东影”专门印发内部文件《中央对电影剧本审查方针及剧本故事范围的指示》,要求全厂干部职工特别是艺术片创作人员深入学习。[11]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剧本审查方针”和“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的指示,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具体化,明确了选择电影剧本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指出了电影题材的主导方面与多样性的结合。正是遵循着这一指示精神,从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东影”先后创作了《桥》、《回到自己队伍来》、《光芒万丈》、《中华儿女》、《无形的战线》、《蒙古春光》和《赵一曼》等8个艺术片剧本,并于1948年底开始陆续投入拍摄。
新闻纪录片
“东影”的新闻纪录影片摄制,始自东北电影公司时期。从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东北电影公司先后摄制了《市民纪念抗战胜利游行大会》、《八路军进长春》、《中、苏、朝三国举行足球、篮球和手球对抗赛》、《苏联十月革命节》、《宋美龄夫人访问长春》、《李兆麟将军被害》、《追悼鲁迅讲演会》等一批展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新闻纪录片。抗战胜利后的东北风光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这同以前战争中的悲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新闻纪录影片的摄制,为此后“东影”的电影生产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些新闻纪录片中的有些影像素材,还被直接编入到后来“东影”最重要的新闻纪录电影出品《民主东北》之中。
《民主东北》各辑素材的摄影工作是由“东影”新闻摄影队完成的。新闻摄影队的建设始于北迁兴山的初期,在全厂干部职工自力更生地修建厂房、装置机器设备的同时,“东影”派出了“在毛主席文艺方向下努力有年”且具备摄制经验的“老干部”吴本立、徐肖冰为摄影师的两支摄影队,分赴前方部队和后方农村拍摄新闻素材。此后,随着厂内机构制度的完善和“新干部”革命人生观的树立,“东影”扩编了以马守清、王德成、包杰为摄影师的三支摄影队。正是以上这五支摄影队深入部队、农村、甚至内蒙拍摄的影像素材,使得东北电影制片厂编辑出品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1、2合辑。为了配合东北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反攻的需要,“东影”新闻摄影队也不断壮大,从1946年底到1947年8月,先后提升摄影助手唱鹤龄、刘德源、李光、张永、王静安、高振宗、翟超、陶学谦和杨荫萱为摄影师,这时全厂共有十四支新闻摄影队,其中九支在前方随军拍摄。战争中的摸爬滚打使得越来越多的摄影助手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石益民、葛雷、吴梦滨、韩秉信、张绍柯、郝玉生、张沼滨、陈一帆、鲁明、韩克超、郝凤格、田力、王永振、李秉忠、徐彬、夜淮、牟森、任杰陆续成为了新闻摄影师队伍中的一员,截止1949年3月,“东影”共有三十支新闻摄影队。
“东影”在新闻纪录片方面的伟大成就,不能离开这些英勇的新闻摄影队。正是他们在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肩扛摄影机,与战士们一同出生入死,冒着生命的危险换来了《民主东北》中那一幕幕与战争零距离的精彩画面,年轻的摄影师张绍柯、王静安、杨荫萱三位同志更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用鲜血铸就了人民电影事业的辉煌,用生命为伟大的时代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行军中艰苦耐劳,火线上无限英勇”的新闻摄影队,以他们“任劳任怨英勇献身的精神”,为人民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2]《民主东北》很好地发挥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形象化的政论”的战斗作用,为人民电影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科学教育片
1948年夏,“东影”摄制完成了第一部科学教育片《预防鼠疫》(收录于《民主东北》第11辑),由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开始了人民电影中科学教育片创作的历史。“东影”希望通过科学教育影片的方式,向东北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预防鼠疫的方式方法。影片中,介绍了鼠疫病菌的危害性,并详细示范讲解了七种通俗易行的防治方法,如煮沸消毒、药物消毒、火烧灭蚤等,普及了预防鼠疫的知识。
美术片(包括木偶片和动画片)
“东影”摄制的第一部木偶片是“傀儡剧”《皇帝梦》(收录于《民主东北》第4辑)。该片完成于1947年11月。由陈波儿根据华君武的漫画改编并导演,池勇(持永只仁)摄制,片长2390英尺。《皇帝梦》采用木偶形象结合京剧表演的方式,揭露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勾结,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以换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以金元、飞机、坦克等等来发动内战、加紧反共独裁,完成“做皇帝的美梦”的丑恶嘴脸。片中木偶人物对白,均使用京剧的“念白”形式。画外音解说贯穿始终。
《皇帝梦》构思巧妙,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而且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宣传鼓动艺术的优良传统,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影片的场面调度和情节设置也都有其独特之处。虽然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场面,却又跨越了舞台调度的空间限制,通过摄影机位多角度的变换为观众呈现出多重的表演空间。在情节设置方面,影片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段蒋介石在后台对镜幻想的情节,但两次的镜中幻像却大相径庭:开头时,镜中的蒋介石加冕称帝、洋洋自得,而结尾处,镜中的蒋介石却变成了一具骷髅、岌岌可危,两处的对比不言自明,生动地表现了蒋介石“皇帝梦”的彻底破灭。此外,影片中还有两处利用谐音的方式来表现蒋介石的虚伪嘴脸:一处是“国民大会”在片中被称为“刮民大会”,形象地揭示了蒋介石对人民大众的搜刮和压迫;另一处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为“杀民主义”,这些都体现出了创作者们嬉笑怒骂的战斗智慧。
木偶片《皇帝梦》的试制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东影”美术片创作者们的信心。1948年12月,“东影”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摄制完成(收录于《民主东北》第9辑)。该片由朱丹编剧,方明(持永只仁)导演兼动画设计。主要描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立“反动阵营”发动内战,但面对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威慑力,蒋介石仓皇逃窜,美帝国主义派飞机增援的战争物资也无济于事,最终只能像“瓮中之鳖”一样束手就擒。不难看出,《瓮中捉鳖》的主题和《皇帝梦》非常相似,但在表现人民解放军高大和威猛形象方面则更为直白。这应该与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局势存在直接的关联。
《瓮中捉鳖》动画形象夸张,剧情幽默,想象力十分丰富,并配以节奏明快的音乐,与美国迪斯尼创作的“米老鼠”等系列动画喜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放映时,影片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尤其当观众看到人民解放军活捉蒋介石、勒长他的脖子时都笑得前仰后合、鼓掌不息。跟由万籁鸣、万古蟾兄弟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动画片《铁扇公主》相比,《瓮中捉鳖》虽然在片长和背景绘制的复杂性上有所不及,但片中动画形象的绘制更加细腻,动作的连贯性也更强,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此外,片中还有一些细节的处理特别值得回味:“蒋管区”的背景画面人烟稀少、死气沉沉,深刻地揭示了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民不聊生的现实;而“解放区”则是鸟语花香,一片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连蒋介石的随从士兵也陶醉其中、乐不思蜀,这两处背景画面的对比成为该片画龙点睛之笔。
翻版片(后改称翻译片)
早在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之后,“东影”便同苏联红军文化处商定,成立了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在此期间,东北电影公司就已经开始苏联电影的翻译工作。公司专门成立了翻译部门,将苏联的原版片以字幕的方式翻译成中、朝、日三种文字的电影。此时翻译的苏联影片有《伊凡雷帝》、《战斗到黄昏》、《库鲁干》、《列宁格勒的少女》、《养猪姑娘和牧童》等故事片以及《蜜蜂的生活》、《突破柏林》、《解放法兰西》等纪录片。二战之后,日本上映的带有日语字幕的苏联电影,都是来自“东影”的出品。
东北电影公司北迁兴山,由于条件所限,翻译苏联影片的工作一度中断。为了满足解放区人民群众观看苏联电影的需求,“东影”在“七片生产”口号中明确提出了生产翻版片的计划。为此,1948年7月,“东影”委派袁乃晨找到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北满分公司总经理聂司库伯,表达了希望与其公司合作生产翻版片的愿望。经过协商,聂司库伯同意将苏联影片《阿列克山德尔·马特洛索夫》(后译为《普通一兵》)的华语对白版交由“东影”“义务”试制,其所有的“职演员薪金及洗印药料水电费等均不计算”,由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北满分公司提供制作翻版片所需的声底片和负片。如果试制成功,苏联影片输出公司所有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就全部由“东影”翻版。双方就此签订了合同。[13]
《普通一兵》中方主要创作人员包括导演袁乃晨、翻译孟广钧和刘迟。他们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人物对白“对口型”。因为苏方提供的由名家徐立群翻译的华语《普通一兵》脚本只是文学本,不能满足“对口型”的需要,所以,从事翻译工作的孟广钧又按照影片的镜头画面重新翻译出分镜头脚本。而为了使翻版片中人物的口型、感情和语气都能和原版片完全一致,负责此次翻版工作的袁乃晨和孟广钧开始了艰苦的摸索。在配音演员的选择和排练方面,主创人员的把关也十分严格。配音演员的选择标准是尽可能使人物的音色、音质和声音特征与原声相吻合。比如,男主角马特洛索夫的声音刚毅浑厚,选择张玉昆配音;女主角扎木阔娃的声音清脆甜润,由吴静配音;老医生的声音和蔼慈祥,由李雪红配音;老兵邱马阔夫的声音略带沙哑又有乡土味儿,就由李白水配音。由于此时的“东影”还没有专门的配音演员,因此所有的配音演员都是借调那些到“东影”拍摄长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的东北军大文工团演员,排练工作也是在拍电影的空余时间进行的。
在录音工作方面,创作者们也颇有一些创新,打破了原有的“麦克风距离发音体最近不能超过一尺五寸”的死板规定,总结出了“麦克风距发音体远,就要用力发音,所反映出来的声音扩大了高音部,不易掌握情感,移近了,扩大低音部,感情就容易掌握,且音质好”的经验,根据发音体的音质,自由掌握麦克风与发音体的距离,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4] 总之,在翻版片《普通一兵》的制作过程中,从剧本翻译到人物口型、感情、语气、声音特征,以及影片整体的音响效果、画面气氛,都尽可能达到与原版片吻合一致。
1949年5月16日,“东影”第一部翻版片《普通一兵》(又名《一个普通的战士》)制作完成,全厂职工看过完成片之后一致表示满意,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北满分公司也非常满意,之后按照约定,所有苏联影片的华语对白版全部由“东影”制作。1949年3月,在袁乃晨、孟广钧之外,调来演员张敏(凌元)和剧务黎东群,成立了一个4人翻版组。1949年7月,“东影”迁回长春后,专门成立了翻译片科,为新中国翻译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幻灯片和照片
幻灯片和照片是电影的副产品,为解放战争宣传工作上所迫切需要。幻灯片比电影更易普及,因为镜头机身可以自制,买不到灯泡或无电处可用臭石,胶片消耗量比电影小得多。正因为如此,“东影”在积极探索各个片种的同时,专门成立了幻灯片组,编辑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供给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和解放区各地域放映。“东影”出品的幻灯片,内容十分丰富,有解放战争的局势、战斗英雄的事迹以及解放区的生产建设、解放后的人民生活、军民间的团结互助等,极大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为了更好地保证完成七片生产任务,“东影”摄影科照相组还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制作出“东影画片”等系列的宣传照片,并于1948年12月20日单独设立了照相科,进一步加强了照片制作方面的力量。据“东影”1949年各月的工作报告显示,截止“东影”迁回长春之前,各月生产照片内容和数量如下:一月份选送关内(8寸)500张,选送外机关(6寸)300张;二月份对外选用妇女儿童和生产展览放大照片230张;三月份放大毛主席生活照片2879张;四月份放大领袖照片1234张;五月份编好毛主席莅平检阅照片一套共33张。[15]很好地完成了1949年初制定的任务,扩大了宣传。
“东影”生产的影片为新中国电影占领影院阵地、获得票房份额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据统计,1949年的10部国产故事影片中,4部来自私营公司,另外6部《桥》、《回到自己队伍来》、《白衣战士》、《光芒万丈》、《中华女儿》、《无形的战线》全为“东影”出品;1950年的28部国产故事影片中,8部来自私营公司,另外20部均为“东影”、“北影”和“上影”三大国营制片厂出品,其中,“东影”13部,约占70%。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之初,“东影”出品是“国家电影”的绝对主力。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遵照中央指示,1949年2月14日,“东影”厂长袁牧之前往北平,筹建全国性的电影领导机构。3月26日,钟敬之、拓新、黄粲等一行10人,也离开兴山,分别前往南京、上海接收国民党电影机构;4月4日,由钱筱璋率领,“东影”新闻纪录片摄制机构及全部人员调往北平。“东影”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库。
194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由袁牧之担任局长的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中央电影管理局设办公室、艺术处、制作处、研究室、财经处、发行处等6个处室,并设艺术委员会和制作委员会,担负着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总而言之,“东影”之初,在各个方面为国家电影的萌芽奠定了基础。1950年之后,新中国的国家电影基本上沿着“东影”开创的路径前行,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代。
注释
[1]张建珍主编:《钱筱璋电影之路》,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6页。
[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383页。
[3]主要根据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长影五十年(1945-1995)》(吉林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结合苏云主编《忆东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与胡昶、古泉著《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版)绘制。
[4]周从初:《制作处支部提出十二名同志进行公议》,《东影通讯》第18期,第6页,1949年1月20日。
[5] 《艺术处支部改选》,《东影通讯》第14期,第14页,1948年12月15日。
[6]钟敬之:《我在东影十个月》,载苏云主编《忆东影》,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7] 《我厂一九四八年庆功总结大会》,《东影通讯》第24期,第1-3页,1949年2月24日。
[8]参见袁牧之:《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一份》,载《袁牧之、田方同志的报告、信函及东北局的决定等材料》,长影档案,1948年3号卷,第13页。
[9]陈波儿:《故事片从无到有的编导工作》,《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1期。
[10]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载《中央对电影的指示与决定》,长影档案,3号全宗7号卷,第5-6页。
[11]《中央对电影剧本审查方针及剧本故事范围的指示》,载《袁牧之、田方同志的报告、信函及东北局的决定等材料》,长影档案,1948年3号卷,第3-4页。
[12]《摄影队总结工作中进行评功记分》,《东影通讯》第14期,1948年12月15日,第3-4页。
[13]《苏联影片输入合同》(1949年),载《财务管理方面的规定、办法及经济调查概况报告、东影平面图、宿舍概图》,长影档案,4号全宗8号卷,第73-74页。
[14]参见《我们完成了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打下了一九五O年扩大生产的基础——全厂行政工作总结》,载《工作概况、生产计划及工作月报等材料》,长影档案,4号全宗6号卷,第103页。
[15]《一月份——五月份工作报告》(1949年),载《工作概况、生产计划及工作月报等材料》,长影档案,4号全宗6号卷,第1-37页。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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