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997年我正在筹备《红色恋人》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那里看到一张1949年前破败的长满荒草的天安门照片,我忽生遐思:天安门是在哪一刻突然就变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样子的?进而一想,一座几乎破败的皇城城门怎样在某一时刻改头换面成为了新中国国家的政治地标?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则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象征?我坚信,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的前夜,这里一定有一个故事,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很巧的是,我小时候就在八一厂生活过,和田华阿姨特别熟,她的丈夫苏凡当年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老先生跟我聊起许多往事,而其中一件事让我瞪大了眼睛: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就是他带着抗敌剧社舞美队布置的,从此天安门就定格成现在的样子。而且,在一年后,天安门正式出现在国徽的图案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我兴奋地得到了当时的许多细节,日本人参与设计方案的故事、大灯笼的故事等等,最最让我感动的是苏凡最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但是和毛主席那么近却没能握着毛主席的手这一细节。那时我心里猛然蹦出一个想法:假如我有一天真的拍这部戏,这个情节有没有可能用毛主席的真实影像来做成?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把当时《红色恋人》的几个主创召集来,按照自己的幻想,给他们讲了一个当年“天安门”的故事。大家听得都很激动,我也在讲述中感动了自己,于是,就萌生了拍《天安门》最初的想法。
我把自己的想法向赵实部长以及当时《红色恋人》的总制片人张和平作了汇报,他们听了也非常高兴,非常支持,并希望我尽快搞出剧本来。正好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可以把这部影片作为献礼片。但当时由于《红色恋人》开拍在即,我实在分身无术,只好请朋友代写剧本,几经反复,最后也没能如愿赶在50年大庆之前写出来。其实,当年还面临着许多无法逾越的现实难题,比如,在哪里去拍天安门?要再造一个天安门有可能吗?场景以及特技制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国当时有没有技术能力像《阿甘正传》再现尼克松一样再现毛泽东?这一切需要多少资金来制作?当年的电影市场能承受这样的投资吗?……在这样的境况下,《天安门》成了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2007年我在拍电视剧《西安事变》时和编剧王兵又聊起这个话题,没想到得到他强烈的回应,决定启动创作。我们这次仔细盘算了一下拍摄的可能性。首先知道横店有一个明清宫仿造的“天安门”。其次,现在国内外的特技技术比十年前发展了很多,从理论上看用现有的数字技术无论是再现当年天安门广场场景还是再现毛主席都有很大的可行性。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目前的电影市场比十年前有了飞速发展,容纳5000万甚至一个亿的制作费都是有可能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天安门》的剧本创作。
二.拍一个怎样的《天安门》
2009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给祖国过60岁的生日,我们当然要拍一部吉利、祥和、充满喜庆色彩的电影,让所有的人看完都兴高采烈。为祖国贺岁,就像给长辈祝寿,献礼片不宜悲情惨烈的题材,也不宜无厘头的闹剧。我们期望的《天安门》是一部欢乐祥和、精神向上、对祖国有情怀的献礼片,真正的为祖国高兴,干杯!这就是我们拍《天安门》的初衷。
我们还期望她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电影。就像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一样,我们的电影也应该在文化传承以及历史章回上找到象征意义,电影《天安门》应该成为国家文化坐标上的一个点。只有这样我们的影片才可能是一部高端的电影,一部具有正统的国家形象的电影。比如,电影开场中的砸锁、倒塌的垂幕、破败的旧天安门城楼,都是对逝去的没落的象征等等。而红灯笼的升起、天安门的新生,其实也象征着中国的新生。再比如,扎灯的蔺老爷子曾是清王朝的宫廷艺人,还有从澡堂子那帮百姓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改朝换代的认知。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在影片最后,蔺老爷子在开国大典的广场上剃了辫子向天安门鞠躬,就很有说服力了。这是一个有力的隐喻。
当然在这些象征意义的同时,我们又希望《天安门》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一部朴素的、轻松的、幽默的、真挚的、把人民作为故事主体的老百姓的电影,一部让普通人看了会感动的电影。
三.天安门是影片的主角,人民万岁是故事的主题
1.关于天安门
从制作的角度来看,《天安门》是一部用造型来讲故事的电影。历史的形成往往是有偶然性的,正是因为新中国定都北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才得以从历史的背景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物。1949年以前的天安门的残颓状态在网上以及很多史料中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难得一见的是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其实变化最大的却正是广场。对于本片的电影美术来说,最艰巨的难度在于,横店景地的“天安门”(与真实北京天安门之比为1:0.9)是一个旅游景点,城楼也从来没有被用来拍过戏。人家也不愿意让你折腾,据称横店“天安门”的建材也都是很贵的,不能随便动。更大问题的是前面根本没有广场,那么影片中我们能不能去俯瞰一下天安门?这样一来,处理天安门周围建筑的难度就大了去了。我跟摄影也探讨,我们小分队先去横店天安门看一下俯瞰镜头的可行性是什么样的。他去现场就拍了那里的天安门素材,回来给我剪了一个MV,配上画面还挺煽情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的设想是让观众尝试着去从天安门自己的角度去看天安门,这样会特别有意思。我对摄影提议说:我们不要把天安门当成一个建筑来拍,要当成一个人来拍,当成影片中的一个角色来拍。我们假设它站在历史的长河上,当改朝换代的时候,我们想往它身上加一点什么东西?它愿不愿意接受?那么拍天安门的镜头就有可能是很感性的,于是,我们的画面就会是移动的而不是静止的。现在完成的影片中大家看到天安门的镜头都是运动的,很少有静止的镜头。从色彩上看,也是在渲染着各种情绪,比如开场的天安门(解放前)是在黎明前黑暗中的,魑魅的身影宛如一个巨大的鬼城……
另外,人物跟天安门的关系也很重要,舞美队的人第一次上天安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给观众展示出来的又是什么状态?一点点地发展天安门剧中人的关系,故事也就慢慢展开来了。我们在编剧的时候,相信剧中人物当时的状态是真诚的。就是说从革命的初衷来说,虽然不能说当时舞美队的队员有多么高的文化素养,受过多少教育,甚至在政治层面上,像现在这样进行冷静思考的人也特别少,我觉得在他们心目中更多的是一种冲动,但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火热的情感、真诚的情感——就是说我们打赢了,我们全中国胜利了,我们要给毛主席完成好这个任务。所有的都是积极的,必须是红色的,所以要插很多红旗,那些红旗都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你得这么去想这个。但做着做着你就会突然间发现不对了,就像剧中人所说的,这些代表着革命胜利的象征物都罗列在天安门身上,反而失去了严肃性。它反过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启迪和思考,最终实现的那个天安门是人民喜欢的天安门。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为什么天安门能成为国家永久的象征?这其中一定有历史的必然性。当年,参与这项工程的普通的小兵,根本想不到他们一个朴实的创作成果,竟会被历史定格下来,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象征。
2.关于毛主席
在新中国60华诞之际,让观众在银幕看到真的毛主席,我觉得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无论在影视作品中那些由演员演绎的毛泽东形象如何传神,但是,和真实的毛主席形象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真实的毛主席形象给观众的感受一定比演员扮演的要震撼许多。所以,在银幕上再现真实的毛主席是我十年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提起《天安门》就特别激动的情结之一。其实到今天才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地等了十年,十年前既没有现成的天安门场景,更没有这样的数字技术,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这样规模的一个电影市场。不是说国外有这个条件我们就能去国外拍去,到最后你真的发现,真正能做好的还得是中国人,中国人对毛主席的了解和认知是谁都不可能替代的。
当时我们对数字技术的认识是初步的。十年前的《阿甘正传》能做到,十年后我们的特技技术应该就可以做到。可是,特技人员第一次做的时候一点都不像。出了一个笑话,可能是我们看唐国强看多了,而猛一看不是以前的印象就有些不好接受。当然对照照片看也有问题,特技也存在问题,因为我们熟悉的是60年代的毛主席,而对50年代的毛主席的样子不熟悉,但是给年纪大一些的人看就会说你们这是60年代的毛主席,不是50年代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接受的形象还是60年代的毛主席。我们自己最后拿了一个主意,决定朝观众接受人数最多的60年代的毛主席去做,当然我们有一个镜头是1949年的毛主席,特别真实自然,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毛主席的镜头我们是从他几个时期留下的影像资料上用数字技术修复加工的,我们能找到的影像资料更多的是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的画面,技术上我们很难完全统一在1949年的形象上,我们现有的资料和技术只能做成60年代的毛主席,因为留下来的资料片都是翻了好多遍的拷贝,技术难度上风险极大。1949年拍摄开国大典的苏联纪录片小组的资料已经没有了,所以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个镜头。各方面原因使这变成了一个很不实际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决心已定,必须把毛主席的形象做出来。如果不成,就等于我们这部羽翼丰满的电影,折了一支翅膀,我是无法原谅自己的。
这组镜头让我倍受折磨。我和编剧在2007年弄天安门剧本的时候,有两点就已经定了,第一就是把真实的毛主席形象搬上银幕,还要彩色的,而我们只是在理论上能实现,并没有在实际操作上做成过。像《阿甘正传》电影中的镜头是在电视上跟尼克松握手,从今天的技术水平来看其质量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我们这个片子里毛主席要走到男主角面前握手,还是彩色的,这个难度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从特技角度对北京城的展现,对天安门的展现,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是正如那些耗费巨资做特技的国产大片没有一部是理想的,我们要面对的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特技画面能让观众达到多少满意度?
中途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因为当时把天安门都设计好了,把天安门广场也设计好了,无论是光线也好,表现也好,摄影也好,什么都弄好了,这个时候毛主席的画面就更加突出了。可是毛主席的特技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一点儿进展都没有。我们当时找了国内外各种特技公司都解决不了,事情陷入瓶颈。有人说,我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我当时想,也真是如此,所以就有些动摇了,我甚至说,要是实在不行咱们还是请演员来演吧,因为这个故事如果没有真实的毛主席形象也成立,也会好看。无非就是舍弃一个重大的亮点,但是最后这个故事依然感动。太好的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得来的。当时我满脑子都是:要是特技制作得特别差怎么办?要是没拍成怎么办?要是拍得特别可笑怎么办?观众会怎么想?……于是,我就给集团打报告说,咱们弄两套方案,把唐国强找过来演,另外电脑上也同时做,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用演员了。这就是一个万全的选择啊。结果集团坚决不同意,说这个最重要的亮点不能改变。
这样,集团决策层的坚持让我产生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动力,也是一种责任感,必须得把它做出来。我对技术专家们说,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做的主席形象不要失真,至少让人们感觉到我们是真诚的。从横店回来第一次看,真的觉得做得有问题,我脑袋大了,完了。但没有退路,必须想出办法调整。后来一点一点调整折腾了好几个月,做好以后再拿给集团看。集团领导转告我说不理想。那个打击有多大?!我好几晚都没合眼,觉着这个事交待不过去。跟观众交代不过去,和领导交代不过去,更和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就像小孩玩捉迷藏似的,以为把眼睛蒙起来就看不见了。片子一到那儿的时候,我就把眼睛眯起来,不看,但是没用。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把毛主席的画面做好,能够给观众一个满意的交待?我当时的状态就跟影片中做不出大灯笼的田震英一样,欲哭无泪。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天就开窍了:把纪录片中的毛主席加到我们的场景中难,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演员形象加到纪录片中,站在毛主席身边呢?一个多月后,我的这个想法实现了,就做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说实话,所有看过的人,都还是比较满意的,最终完成的那个长镜头的毛主席形象确实太有说服力了,一下子就给了观众满足感,那个镜头比我们预想得还要好。田震英就是一个小舞美队队长,在(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上能干嘛?惟一能做的就是站在城楼上远远地看着毛主席,能有那么一个感觉就对了,整个做得非常巧妙。我都觉得我们这个结尾是天赐的。
在影片里我是第一个和毛主席握手的。那天在城楼上第一次拍毛主席替身的镜头。每一个镜头都设计好了,特技镜头拍起来特别麻烦,替身走几步手抬多高,握着谁的手等等,这些都特别麻烦,然后演员再配合毛主席的纪录片画面做。拍的时候都喊着一、二、三的口号来的,演员得适应这种节奏走舒服了,才能有那么一瞬间的镜头能用,城楼上上百人的群众角色都得在那儿等着,一遍一遍来。那天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在那闲呆着,正好拍跟毛主席握手那个戏,我就想我来吧,这个机灵算是抖对了,我们戏里第一个跟毛主席握手的人是我。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满足很幸运。我们成功了!
3.关于人民万岁
我觉得从来都不能孤立地评价电影的价值。在我们之前有40周年大庆的《开国大典》等不同时代的载入史册的好电影,在我们同一时代,也有很多同仁努力拍摄为60华诞专门制作的献礼片。我想《天安门》能不能在所有影片中独树一帜,是这个题材本身以及它的主题意义决定的。
《天安门》无论在制作上还是在创作上都要配得上这个时代,前文说了《天安门》在制作上的绝对亮点,一是天安门以及旧北京城的再现,二是毛主席的形象再现。那么在故事主题上我们不同于其他影片的是,不再讲述领袖们的丰功伟绩,而是以毛主席在片尾喊出的那句话“人民万岁!”来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在主人公的设置上,《天安门》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小人物,是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的确太平凡了,比如说,小马列是个警卫员出身的舞美队员;老郭,原剧本中有一场表现他是改造过来的国民党战士的情节,他最后把在广场上捡来的小野花放在了开国大典的花坛中,让它代替自己多看看毛主席,这一象征情节意味深长。还有清宫工匠蔺师傅的故事、澡堂里的老人们的精彩台词等等,都是围绕人民万岁这一主题进行的创作。
从剧本阶段,我们就被故事的原型——田华和苏凡的爱情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的故事就像电影电视剧一样,特煽情。但是只要一写爱情,就成了一个爱情电影了,就不是天安门了。最后剧本经历了几稿,爱情越写越淡。这个女孩不能是抗敌剧社的演员,因为抗敌剧社的演员跟整修天安门没关系。也不能是行政人员,但她必须得出现在天安门,得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出现在这儿,她又得是北京市的某一个部分的代表,费尽了心机啊。
我们跟众多献礼影片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人民万岁。当然在影片里我们还是充满了对开国领袖毛主席的一种崇敬的情感,但是我们讲普通百姓的故事,还是想突出最后毛主席那句话:人民万岁。
最后片尾照片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我们把剧中人物以及国家60年的跨度、变迁用一个巧妙的办法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那一代人一生的敬礼,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60年的一个回溯,每次看到那里我都非常感动,我都觉得那种感动比在故事当中还要强烈,一下就把所有的观众都带进了影片。尤其是最后很多很多的照片滑入,让观众从《天安门》的故事想到了自己。
我想,这就是所谓天安门的情结。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连外国人来北京都得要在天安门前面照个相,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还是一个民族情感的东西。影片中从老百姓的照片,到文体明星,到国家领导人。最后,我们剧组存点儿私心,把我们自己的照片也放上去,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四. 我个人喜欢的经典台词
在这部不以台词取胜的片子中,还是有许多台词让我们难忘。很多观众特别喜欢澡堂子那场戏的对白,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是我们编剧出神入化的经典之笔。
我还喜欢张部长在天安门上的台词:“我……我不怕丢人,我怕的是九泉下的烈士们伤心,我怕的是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仗打得不漂亮。”每当这场戏听到这句台词,我就想起我爷爷和那些为新中国牺牲的革命烈士。这句话也像是对我们自己说的一样,如果这部片子没拍好,我又怎能对得起先烈?我也真怕领导和投资人还有观众们说我这一仗打得不漂亮!
当然,最有象征意义的台词是最后老年田震英和孙子的对话:
孙子:爷爷,您说现在的天安门和你们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田振英:还是我们当初布置出来的那个样子,只是更新、更气派了。
孙子:您看,你们也没立功也没授奖最后您连毛主席的手都没握上……
田振英:可是我们的灯笼在那上面挂了六十年啊,六十年啊……(笑声)
意味深长的台词背后,蕴藏着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敬意。
五.关于红色三部曲
其实拍《红樱桃》和《红色恋人》的时候都没有“红色三部曲”的概念,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包括《天安门》拍摄阶段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拍完以后,这个感觉却很自然地涌现出来。是啊,天安门以及这个故事中的红色情结,不就是另一部“红色影片”吗?从《红樱桃》到《红色恋人》,再到《天安门》,不也正是暗合着新中国革命和解放历程中三个时代吗?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形成的序列,完全是无意识的,但是,这又确实是现实,三部影片摆在这里呢。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心路历程的完成吧,我很愿意用《天安门》来构成我的“红色三部曲”。很欣慰因为有了《天安门》,我实现了这个构想。
实际上作为本片的导演,我和当年的苏凡一样,我们的事儿谈不上伟大,但是特别幸福,因为60前,他用亲手布置的天安门见证了历史。60年后,我自己也很幸运能在祖国60华诞之际拍成了电影《天安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在共和国成长历程中的某一点上留下了一笔印迹。
叶大鹰:著名导演
责任编辑:唐宏峰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