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巴以斗争，实际上是上千年来该地区的宗教、种族和历史遗留问题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内心深处的反映。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得加沙地区成为一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当一代又一代人为这片土地付出生命代价时，人们是播种下仇恨的种子，还是努力地生长出橄榄枝，阿拉伯艺术家们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正如获得2006年第6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的巴勒斯坦电影《天堂此时》的导演哈尼·艾布·艾斯阿德认为的那样，“影片是这类问题艺术性的表达”。[1]
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电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194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巴勒斯坦境外埃及和叙利亚、黎巴嫩摄制的反映巴勒斯坦斗争题材的故事影片。这类电影早期的总数约20部左右，但除一两部外，质量一般，影响也不大。到了90年代，约有十余部。另一类是巴勒斯坦“本土电影”，即巴勒斯坦本土电影人拍摄的电影。这类影片诞生于1960年代末，又称“巴勒斯坦抵抗电影”。开始绝大部分都是纪录片，但它利用先进的传媒手段和载体，集诗歌、话剧、影视于一身，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艺术表达模式，加上近二三十年来离散在境外的巴勒斯坦电影人与其他国家合拍的大量故事片，已跃升为今天巴勒斯坦电影的主体。
巴勒斯坦问题电影
第一类影片的产生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出现同步。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但它占有的土地超过了原规定的50% ，迫使被占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往四周的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开始流亡生涯。从此，巴勒斯坦人民开始了同以色列的长期斗争。阿拉伯电影中反映这一斗争事业题材的“巴勒斯坦问题电影”也应时而生。
1948年，埃及拍出第一部反映巴勒斯坦问题的故事片《来自巴勒斯坦的姑娘》（fatat min Filstin），由穆罕默德·祖费加尔自导自演。1957年，新现实主义导演凯玛勒·谢赫和著名影星欧默尔·夏里夫与女演员法婷·哈玛玛共同完成了《和平的土地》，该片参加了同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电影周。之后，埃及和黎巴嫩陆续拍出了十多部有关巴勒斯坦斗争的故事片。
巴勒斯坦斗争为叙利亚六七十年代产生的“替代电影”（Alternative Cinama）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艺术表现向度。1972年在大马士革阿拉伯青年电影节期间，叙利亚电影总局充分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应该真实表现阿拉伯的现实和阿拉伯人民的疾苦，必须替代埃及的商业电影，发展一个源自阿拉伯文化并以此为根据的阿拉伯电影制片产业。此，从六、七十年代直接反映巴勒斯坦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七、八十年代描述阿以冲突在民众内心和情感上带来的精神创伤，成为“替代电影”在艺术和内容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阳光下的人们》、《刀》、《受骗的人》、《豹》、《亚泽利》、《耻辱》等。
《阳光下的人们》（rijal tahta ash-shams，1970）由纳比勒·马勒赫、麦尔旺·穆厄津和穆罕默德·夏欣合导，描写1948年以来巴以战争中巴勒斯坦难民流入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后的种种困境。《受骗的人》（al-makhdu'un，1972）改编自巴勒斯坦著名小说家厄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由埃及1952年革命后新现实主义流派著名导演陶菲格·萨利赫执导。影片通过三个巴勒斯坦难民搭乘一辆空水罐车偷渡去科威特打工，由于炎炎烈日的炙烤，到达边境检查站后被活活闷死在水罐里的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难民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在经历了艰险难捱的旅程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的悲惨命运。该片获第4届迦太基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其他国际电影节多项奖项。1996年被观众投票选为20世纪阿拉伯10部最重要影片之一。
哈利德·哈玛达执导的《刀》（sikin，1971）也改编自厄桑·卡纳法尼的小说《还剩下什么给你》。影片描写在反以斗争中，难民营里一无所有的父亲最后留给儿子的是一把尖刀。
除替代电影外，八九十年代叙利亚兴起的“新潮流”电影，即作家电影，多以民族伤痕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导演自传性生平为经验，以角色主体性意识发展为情节主线，再现历史，反映了作家电影对巴以问题的反思和对和平的呼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生于戈兰高地库内特拉村（毁于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的导演穆罕默德·迈勒斯，他在拍完叙利亚第一部有作家电影倾向、描写导演自传的影片《城市的梦》（ahliam al-madina）之后，拍摄了大量回忆阿以战争的短片和纪录片。其中有描写贝鲁特市郊夏梯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梦》（al-manam，1982）。1992年，迈勒斯和伊拉克导演乌萨曼·穆罕默德合拍了第二部故事片《夜》（al-leil）。这是一部典型的伤痕片，影片通过一位母亲给孩子的忆旧，讲述在导演的故乡发生的战斗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即孩子的父亲，是一位一生壮志未酬但意志坚强的巴勒斯坦无名英雄。影片为巴勒斯坦战士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元素，荣获5项国际电影节金奖。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境外埃及、黎巴嫩、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拍摄的巴勒斯坦问题电影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有它的局限性，一是数量不多，二是这类商业片形式的“斗争片”既无力反映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也没有触及到千百年来巴以双方遗留的关于宗教、历史和种族的纠葛及其根源，它必然随着斗争形势的起伏和曲折、复杂化而日渐式微。反映巴勒斯坦本土斗争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本土电影人肩上。本土电影比起第一类巴勒斯坦问题电影有着显著的优势，主要是本土电影人没有把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是作为探索人性的文化产品，它既描写战争的无情、对手的残酷、人民的决心，更把电影作为深入解析和探讨民族仇视、宗教歧见、强弱善恶的手段。
巴勒斯坦“本土电影”
第二类影片，即巴勒斯坦“本土电影”，作为不幸的孩子诞生于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的惨痛和阴郁中。早期的本土电影又叫“巴勒斯坦抵抗电影”，多为一些纪录片和短片，主要为抵抗运动组织（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揭示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被占、人民陷入痛苦生活的现实、号召人民奋起抗击作宣传。真正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堪称上乘之作的本土电影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与后起的巴勒斯坦电影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民族记忆、自己在海外流亡或学习的经历、对先进的电影文化理念和美学原则进行实践的渴望紧密相关。这是今天巴勒斯坦电影的核心。我们试图通过一位新电影奠基者、一部世界性影片、几位女导演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实践及成果。
1． 新电影奠基人米歇尔·海利非
1980年巴勒斯坦电影人米歇尔·海利非执导的影片《丰富的记忆》（adh-dhakir al-khisb）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第一次拍摄的本国的故事片。该片和他后来的三部影片《加利利的婚礼》（'urs al-Galili，1987）、《岩石赞美诗》（Le Cantique des pierres，1990）和《三颗宝石的故事》（hikayat al-jawahir al-thaliath，1995）标志着巴勒斯坦电影的转折。米歇尔·海利非影片讨论的主题已经超出了战争、灾难和怀乡，代之以不同民族、文化间求同存异、建立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深刻思考。
1950年生于拿撒勒的海利非，大学时转赴布鲁塞尔学戏剧，后学电影。他坚信文化对阿拉伯人的重要性，认为“要斗争就必须先受教育”，“电影是艺术性的政治教育工作。通过教育和学习，把巴勒斯坦经验和世界思想成果相结合，国家的改变才有可能。”[2] 他的处女作《丰富的记忆》通过生活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祖孙两代女性为收回被以军占领的祖产所进行的不懈申诉和斗争的经历，解读了巴以问题的政治性，从而凸显女性特有的不同于男性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
“民族相互信任”的思想在海利非《加利利的婚礼》中阐释得淋漓尽致。影片讲述了巴以边界线上一个巴勒斯坦村长为儿子举办的婚礼。当代表着族权的村长和代表着军权的以色列行政长官相互利用，一村两制的乡亲均被邀请参加婚礼的欢庆场面时，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去的以色列女兵被脱去灰制服，换上五彩缤纷的丝绣阿拉伯长袍，跳起了民族舞蹈；青年巴勒斯坦民兵寻思如何利用手榴弹炸死席间的以色列军官……故事以巴以双方都奋不顾身地要抢救一位误入村口隔离带地雷区的村童和马而结束，对人性的善良和生命的珍视作了诗意的表达。
《加利利的婚礼》遭当时所有阿拉伯国家禁映，但获六大国际电影节奖项，包括：戛纳电影节国际评论奖；西班牙圣萨瓦斯蒂安大奖；突尼斯迦太基电影节大奖以及比利时等三国的奖项。
《岩石赞美诗》描述一对巴勒斯坦情人，男方因反以被捕，女方移民美国。18年后在耶路撒冷重逢时一切都已成昨日黄花，不变的只有周围的枪炮声和第一次斗争的回忆。
流亡生涯赋予了海利非独特的家乡记忆和艺术叙事方式，他说：“我做梦也想拍一部反映加沙人生活的作品……嗅到故事中情人、太阳、橘子林、大海的气息，说说人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3] 为此，海利非于2002年协同以色列导演伊亚尔·西文，沿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划定的边界，自北向南作了一次划时代的旅行。2004年，纪录片《181号公路：巴以边界旅行片断》在柏林电影节上映。影片由数百公里长边境线两侧林林总总的日常生活、边防哨、检查站、村里村外的镜头组成：检查站前一对荷枪实弹的以色列男女士兵在相互示爱；一个自杀式行动失败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前来探视的母亲面前噙满泪水；黎巴嫩国境线一侧，一个理发匠在讲述300个巴勒斯坦平民被杀；一个犹太母亲告诉导演，她以前生活在突尼斯，儿子在以黎战争中牺牲，但她始终把自己当作阿拉伯人……导演将影片的主旨锁定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他认为：“无论是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强权还是阿拉伯抵抗力量，如果双方都以人道为基础，消除隔离和敌对就不是问题。”[4]
2．《天堂此时》
赢得2005年第63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和2006年1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天堂此时》，是生于拿撒勒、移居荷兰的巴勒斯坦导演哈尼·艾布·艾斯阿德的一部力作。影片由巴、法、德、荷、以合拍，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完成。
影片以两个情同手足的巴勒斯坦青年赛义德和哈立德为线索，从他们被招募到特拉维夫充当自杀人弹的前夜开始记录，讲述他俩所面临的命运和生死心理较量，试图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巴以冲突大事件，讨论中东纷繁复杂的政治现状。两人被允许与家人待最后一个晚上。但由于行动的绝密性，他们只能对家人谎称要去参加一场以色列人的婚礼。次日早上，两人被带到边界并安装上炸弹，炸弹安装得非常隐秘，令人无法觉察。然而行动没能按原计划进行，两人失散了……面对死亡，哈立德没有坚持自己的信仰，在临近检查站时，放弃了自杀性袭击，坐上了返程的车；赛义德则为洗刷“父亲是以色列特工”的耻辱，被宗教狂热所左右，义无反顾地潜入特拉维夫。他本想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引爆，但车上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使他不忍下手，疯狂麻木的眼神中偶露出人性的闪光。贯穿影片的女主角则是一直主张以和平抗议方式抵抗以色列的殉道士的女儿苏拉。
哈尼·艾布·艾斯阿德拍摄该片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的两股敌对势力都能够看到政治、宗教背后的人性，从而呼唤和平。影片的联合制片人贝罗·贝耶也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暴力都不是这部影片的注脚，我们想要做的是让所有的极端主义者变得更具人性化”。[5]
《天堂此时》的现实性很强，无论是角色的诠释还是对于人性的挖掘，堪称一部政治话题加宗教问题、又具有纪录片味道的人文主义作品。影片的逻辑和人物关系比较简单，情节也不复杂，没有抽象的隐喻，没有花哨的镜头，没有深刻的台词，没有音乐，只有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却透露出导演对生存价值和信仰问题的思辨。
3． 巴勒斯坦女性导演
世纪之交，一批巴勒斯坦女性导演脱颖而出，数量冠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她们除影视制作外，一般都拿了多个国外学位，个个都是能干的社会活动家。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莱伊拉·桑索尔、达赫娜·艾布拉赫默、安妮玛利·雅西尔、阿里娅·阿拉索格蕾。
莱伊拉·桑索尔，1966年生于莫斯科一个巴勒斯坦罗马天主教家庭，1973年随父回伯利恒。桑索尔在法国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和美国沃威克大学都上过学，是非政府基金组织“开放的伯利恒”的奠基人和执行局主席。该组织致力于保护伯利恒城市和遗产，和市议会、市长一起创办“伯利恒护照”运动。2005年，阿巴斯授予15世教皇本尼荻克伯利恒荣誉市民时，教皇便成为接受这类“护照”的第一人。桑索尔进入影视界开始于电视台。2002年，她为半岛电视台拍了系列片《文化的形象》（Cultural Portriats），系统地介绍了对世界艺术、科学和政治有突出贡献的阿拉伯学者。2003年，随着英国喜剧演员杰里米访问伯利恒，桑索尔拍了《杰里米和以色列军队》。
达赫娜·艾布拉赫默，生于伯利恒，在安曼、迪拜和贝鲁特读过大学，拿到美国传媒研究硕士学位，在纽约和巴勒斯坦教过制片和录像，拍过多部纪录片，如《布洛克林的巴勒斯坦人》、《燃烧的木材》、《蓝色的闪光》等。第一部故事片《等到什么时候》（Until When）通过描写拉姆安拉附近难民营中的四个家庭，突现巴勒斯坦第二次武装斗争后的人民生活：一个父母双亡的13岁男孩吃力地照顾四个弟妹；一个融洽的家庭以幽默和激情对付生活中种种苦难；一个单身女人不堪孤寂，想方设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一对年轻夫妇为了小女儿，想努力打破严酷的占领事实。
安妮玛利·贾西尔，16岁时从沙特移居美国，这几年来往于巴美两地，是巴勒斯坦独立制片人、诗人、社会活动家，拍过大量短片。她的代表作《卫星射手》（The Satelite Shooters，2001，16分钟）辛辣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习俗的碰撞，讲述了一个同化和移民的故事。短片《像那二十个不可能》（kaanna 'ishiruna mustahil，2003）是导演自身的一次经历。它揭露了，以色列设置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星罗棋布的军事检查点，使亲人们无法相会、恋人难以自由行动。影片一开始以旁白和田园诗般的景色，对儿时的耶路撒冷郊区作了甜蜜的回忆，镜头迅即转向一辆出租车，车里是几个急于进入圣城的剧组成员，他们已绕过多个军事检查站，导演自以为持有美国护照，日落前定能顺利完成任务，然而麻烦却不断：没完没了的检查，星罗棋布的街垒，无时无刻的紧张……这部17分钟的短片在2003年戛纳电影节首映后，两年内，红遍全球，获得多达15个主要国际电影节和60多个地区电影节奖项。安妮玛利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巴勒斯坦比而泽特等大学任教，“国家的梦想”网站[6] 的总负责人。
阿里娅·阿拉索格蕾，导演、电影和文化社会活动家、巴勒斯坦电影非政府组织“银幕”的主任、“银幕”第一、二届电影节创办人和主席。在黎巴嫩长大，后去美国，奥斯陆协议后定居巴勒斯坦。作品以短片为主，代表作有：自传体短片《破碎的生活》（hayyat mumazzaq，1993，24分钟）。影片通过多年来个人和巴勒斯坦妇女从中东的城乡和难民营来到美国工业大都市后经历的流离颠沛的生活，对流亡和阿拉伯特征这个主题进行诠释。《这不是生活》（hiyya mish 'iyishi，2001，42分钟）反映了8个不同地位的女性（传媒影剧界人士、农妇、清洁工、珠宝店老板、大学生、高中生以及家庭妇女等）的呐喊和希冀。影片参加了5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多项奖。《出生证》（shahadat miliad，2002，17分钟）和《出生在检查站前》（Birth at the Checkpoint，2003）则描写检查站的以色列士兵刁难要去医院生孩子的巴勒斯坦妇女，结果孩子不是生在站门口就是死于腹中。2006年，阿拉索格蕾继两部描写巴勒斯坦妇女在阿拉伯社会和以色列的双重煎熬下的《天地间》（bayn al-ard wa as-smaa，2004，30分钟）和《我们想飞吗？》（Are We Suppose to Fly？）后，又拍了两部妇女题材的短片《晾衣绳》（habl al-ghasal，14分钟）和《最后的天空之后》（After the Last Sky，55分钟）。前者纪录了2002年以色列占领拉姆安拉期间，一个妇女被困住长达21天之久，只有天台上的晾衣绳见证了这一切；后者以一篇战地小说为素材，深入实地，报道了已荡然无存的克夫尔·比里姆村中依然活跃着的一支巴勒斯坦妇女自己组织的活动队。阿拉索格蕾来往于美巴间，组织过许多电影节，包括1996年在纽约林肯中心的“阿拉伯电影一百年”、2004年在拉姆安拉的“银幕上的妇女”电影节、1992年的 “阿尔及利亚电影的解放与异化”流动电影节等。
结语
由此，我们看到，巴勒斯坦问题电影自巴以问题产生以来走过的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巴勒斯坦本土电影，尤其是新千年以后的作品，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它们不像早期的抵抗电影，针对中东的暴力冲突，而是通过市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反映巴以在文化、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及其在他们内心深处造成的扭曲和抑郁。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类影片的跨文化色彩。由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或流散至其他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电影人创作的巴勒斯坦本土电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离散的境遇下创作的艺术作品，虽然与欧洲国家合拍，使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但是，他们的创作因为拥有共同的身份意识，创作情感源自于共同的民族记忆，所以具备了共同的巴勒斯坦文化属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流亡生涯和国家主体的缺失，使他们在饱受丧失国土之痛、精神思想漂泊流离时，构建了自己的一种话语体系。正如已故的巴勒斯坦著名流亡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所言：“我无法对流亡表示任何怨言……它扩展了我的人文知识和语言知识范围，使我的诗歌表达包含了人类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对话。”[7] 巴勒斯坦电影人的双重文化背景和创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巴勒斯坦艺术的跨文化倾向，为两个仍在冲突中的民族构建了相互对话的中间地带，甚至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文化思想者们在西方语境下重建东方空间的一种突出尝试[8] 。
注释
[1]http://www.douban.com/review/1571537/
[2]2004年，海利非的《181号公路：巴以边界旅行片断》参加柏林电影节前接受采访，全文以《电影是一项艺术性的政治工作》为题发表在《柏林日报》上。http://www.qantara.de/webcom/show_article.php/_c-310/_nr-67/i.html
[3]1996年旧金山犹太电影节《每日简报》“独立制片人看自己”海利非专栏中对电影的介绍。http://www.sfjff.org/public_html/sfjff16/d0722c1.htm
[4]同上。
[5]http://baike.baidu.com/view/453863.htm
[6]收集巴勒斯坦电影人各种电影资料（电影史、片名目录、评论、说明书、导演简历）的一个网站（资料室），也资助巴勒斯坦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映出活动，每年都和世界各大电影节合作举办巴勒斯坦电影节，目标为重建巴勒斯坦电影资料馆。
[7] Nouri Al-Jarrah Mahmoud Darwish, “Home is more lovely than the way home”, http://www.aldadid.com/interviews/0319aljarrah.html
[8]参看余玉萍著，《边界生存：当代巴勒斯坦文学的流散主题》[A]，《世界文学评论》[J]，2008年第2辑（总第6辑）。
邹兰芳：对外经贸大学阿拉伯语系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唐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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