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光

　　苏轼形象经历两宋之后，其某些性格特点因深契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被逐渐夸大以致成为苏轼形象的本质属性，且又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相碰撞。在包括科举制度、市民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元代人对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意义与人生追求抱有颓丧式地否弃，即一方面否定现有世俗性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因其自身精神力量与人格境界而难以实现对世俗性价值标准的审美超越，理想与现实间的进退维谷使其颓丧。这使元代人往往强做超脱之语，抑或玩世从俗。元代苏轼形象的世俗性特质便于元人的这种心态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氛围中生成，且这种世俗性特质主要表现为“入俗”与“愤世嫉俗”两方面。

一、元代苏轼形象的“入俗”

元代苏轼形象的“入俗”主要表现在：第一，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入俗”，即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指向名利地位和口腹之欲。如，在《花间四友东坡梦》中，苏轼劝白牡丹色诱佛印时称：“你如今魔障此人，还了俗，娶了你。他若为官，你就是一位夫人县君也。”［1］1239这显然是将人生价值指向社会地位，以名利富贵为念。又如，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远贬黄州，却始终挂念着何日得以还朝：“那里人离乡贱，甚日是归年”［2］361，转念又想，远贬的经历或许会赢得身后名：“从教臣子一身贬，留得高名万古传。但使歌低酒浅。卧雨眠烟，席地幕天，一任长安路儿远。”［2］361固然，这种以远贬为流芳千古之资的想法，实为自我宽慰之念，但其中对于“名”的执念，亦毋庸讳言。贬谪期间，苏轼曾为衣食用度求谒杨太守，却被其祗候所辱，苏轼于是想象着自己一朝还朝后的风光：“对盘龙飞凤椅，赋裁冰剪雾诗。虎遁狼驰，鱼跃鸢飞。那一日强如今日。沛作云霓，宴罢瑶池，出入向宫闱，拜舞向丹墀，那其间强似你。”［2］364苏轼以世俗之眼观祗候，视其折辱自己乃是出于世俗的价值标准，在这样的世俗之念下，苏轼认为对祗候这类人最好的“报复”就是成为他们评价体系内的“成功人士”，因此而做上述之想。再如，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苏轼被授予翰林学士之职后感慨平生之志，称：“我想为人半世清贫，十载苦志，学得胸中有物，为朝廷显官，治国平天下，当所为也。想俺秀才每学就文章，扶持圣主，方显大丈夫之志也”［2］768，“为功名夺得国家富贵，也非同容易也呵”［2］768，其中所包含的多年隐忍寒窗苦读只为“功名”“富贵”的语义指向不言自明。而所谓“将白衣脱在金阶上，便能勾披紫绶换金章”［2］768，“会风云志四方，遂功名纸半张，也是男儿当自强”［2］768，则使苏轼得翰林学士之“功名”后的志得意满跃然纸上。而当苏轼被贬时，则以韩愈、李白自比，并称韩、李“二人身死，万古名留”［2］774，这与前引《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以远贬为流芳千古之资的想法实乃异曲同工。

　　第二，人际关系的“入俗”，即将人际关系解读为趋利避害、攀高踩低、党同伐异。元代戏剧中有多处写到苏轼落难时被小人所欺，世态炎凉之叹触目即是，而感慨自身虎落平阳被犬欺、充满愤愤的苏轼，在重获圣眷后亦未“快意恩仇”，而是以世俗的官场之道圆滑处之——不得志便抨击他人之“俗”，得志便以无异于他人之“俗”的方式处事，这无疑是对世俗价值观念的遵从。如，《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苏轼在王安石所设之宴上，以词戏王夫人，被王安石告发以致被贬黄州。想起与王安石昔年之谊，苏轼便感慨道：“俺两个十年旧，到今日一旦休，才得志便与我话不相投。则为他家有贤妻，送了俺交绝故友。我如今苦痛分妻子，他今日谈笑可便觅封侯”，“都为那靠妻偎妇的禽兽，背地里厮谗奏。”［2］774苏轼于此痛陈王安石得志便忘旧友，且重色轻友、不念故交，甚至指斥其为“禽兽”。到了贬谪地，苏轼缺衣少食，求谒黄州刺史救济而不得。得知苏轼被召还后，刺史前来赔罪修好，苏轼则称：“你算的个人面逐高低，降尊临卑。往常时得相逢是梦里，今日百事休题。”［2］779苏轼这里虽有对攀高踩低的不满和讽刺，但更多的却是对人情凉薄的默认，亦即对“世俗”的默认。尤其当殿头官问其是否有怨时，苏轼忙称：“小官此时因带酒也。小官既得罪，怎敢怨大人？”［2］779当宣旨令苏轼官复原职后，苏轼对自己此前行为表示愧悔无地：“则为这友人开宴出红衣，翠袖殷勤捧那个玉杯。劝君莫惜花前醉，我不合开怀饮醁醅，霎时间不记东西。惹起词中意，也是我酒后非，这的是负罪合宜。”［2］779此时，苏轼不仅不再以王安石为“禽兽”，转而称其为“友人”，更不再以自身为道德制高点，而称自己行为不当，忏悔酒后失德。这种几近前倨后恭的世俗面相，是元代苏轼形象“入俗”的典型体现。

　　第三，苏轼形象在元代的“入俗”还体现在，苏轼形象有被定位为“才子”甚至“无行文人”的趋势。苏轼之“才”被解读为小聪明，前文已述及苏轼贬谪黄州的起因被做以文人化的解读，而其中无论是以“安石不牢”讽刺王安石、以“秋花不比春花落，付与诗人仔细吟”续王安石之诗，还是以《满庭芳》戏王安石夫人，都只是些近似文字游戏的小伎俩。这种倾向发展到明代，便出现了《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式小聪明的苏轼形象，此是后话。而此处，就以《满庭芳》戏王安石夫人而言，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王安石于家中设宴为苏轼庆祝官拜端明殿学士时，苏轼猜想家乐侍女中有王安石夫人，便想：“此侍女中决有安石夫人。我着一个小伎俩，要赚出来。是好受用也呵。”［2］769—770此中苏轼形象颇为孟浪。醉后的苏轼：

　　可惜玉山颓，尽教恁金波漾，拼了个前合后仰。终夜劳神将足下央，莫怪我酒席间言语疏狂。出雕墙，月下西厢，消洒西风将醉魂爽。恁把绛纱笼近掌，我紫丝韁款放，趁天风吹下五云乡。［2］771

　　而后贺铸称：“学士，那一夜忒酒后疏狂也。”［2］774苏轼形象此处的疏狂孟浪，亦属元人笔下“才子”的典型特征。与之类似，《花间四友东坡梦》中，苏轼形象那种文人无行的倾向则更为明显。

二、元代苏轼形象的“愤世嫉俗”

元代苏轼形象的“愤世嫉俗”是与其豁达超然、滑稽玩世的性格特点相表里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苏轼往往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以古代贤人自比，意在表明自己空有才华却不得施展。如，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几番以先贤文人自比，称自身处境困窘：

　　臣折么流儋耳，臣折么贬夜郎。一个因书贾谊长沙放，一个因诗杜甫江边葬，一个因文李白波心丧。臣觑屈原千载汨罗江，便是禹门三月桃花浪。［2］357—358

　　这其间骚客迁，朝士贬。五云乡杳然不见，止不过隔蓬莱弱水三千。不能彀风吹章表随龙去，可做了雪拥蓝关马不前，哽咽无言。［2］359

　　我也曾写珠玑一万联，判莺花三百篇，扫千军笔端鏖战，但行处天子三宣。结平生诗酒缘，掌中天风月权。不是将帝王埋怨，为甚把苏轼似贾谊南迁。［2］360

　　往常间胸藏星斗，气吐虹霓，依旧中原一布衣。挥剑长叹，只被金谷石崇，傲杀陋巷颜回。［2］362

　　包括在《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亦是如此，苏轼自称：

　　我则待慢登临感慨悦他这个仲宣楼，我则怕有才无命的在颜回巷，我则待养浩然袁门积雪，久以后空嗟叹得潘鬓成霜。［2］768

　　凡以上所列举中，苏轼所提及的贾谊、杜甫、李白、屈原、韩愈、颜回等人，都是元人为苏轼所设置的类比对象。元人在戏剧中借苏轼之口反复以先贤自比，实则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个——“我空有凌云志气，治世才猷，怎生施展也呵！”［2］361即感慨自身怀才不遇。这种怀才不遇的自我认知有一种较为极端的表达，便是认为自身的处境属于虎落平阳被犬欺，并因此感到无限悲愤。如，《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求谒杨太守不得见却被祗侯所欺时，发出了一连串的抱怨：

　　恨唾手功名未遂，被衮衮儿曹见欺。［2］363

　　思量可知，可知那经天纬地孔仲尼，遇着轻贤重色柳盗跖。不争富贵骄人，小人喻利。［2］363

　　胸中有物，肚里无食，堪悲，虎病山前被犬欺。［2］363

　　此处苏轼认为自身怀才不遇、虎落平阳，实则是对自身才华和能力的极度自信，认为自己在外在事功方面的成就与自身才华、能力不相匹配，并因此而感到不满。这种情绪虽然有引发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可能性，但元代戏剧中往往并没有这方面的倾向。正如上文所述，苏轼在表达过类似情绪之后，往往以重获圣眷为念——“罢罢，我这等人，岂是终身穷困，有一日天子宽恩，必然再召用也”［2］363。这意味着，苏轼此处的怀才不遇、虎落平阳之感，是以遵从世俗的价值评价标准——外在事功——为前提的，且对摆脱这种处境的方式的设想——重获圣眷——也是世俗性的。

　　另一方面，苏轼往往表达远离世俗的意愿，这使得苏轼形象表面上带有豁达超然、滑稽玩世的特点，但因这种远离世俗的意愿多并非出于人格境界的生发，更非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多为强做超脱之语，故而其形象的内在仍是世俗性的。如，在《苏子瞻风雪贬黄州》中，苏轼被贬黄州后，宣称：“这里有当途虎狼，那里有拍天风浪。我要过水云乡，则是跳出是非场。”［2］358朝廷有“虎狼”、有“风浪”，因此，苏轼要到“水云乡”以逃脱这个充满“虎狼”和“风浪”的“是非场”。这看似是对“是非”的超脱，实则是对以“朝廷-官场”为代表的世俗性场域的一种逃避。而之所以逃避，正是因为既无法超越于世俗性的价值判断，又无法在世俗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获得认可。在这种人生境界和状态之下，苏轼所说出的“我情愿闲居村落攻经典，谁想闷向秦楼列管弦。枕碧水千寻，对青山一带，趁白云万顷，盖茅屋三间，草舍蓬窗，苜蓿盘中，老瓦盆边，乐于贫贱，灯火对床眠”［2］360，亦只是身处“不遇”时故作超脱之词，一个显然的明证便是苏轼与此同时仍对自身处境的今昔差异无法释怀，正因如此才感慨道：“我一会家想起来，在杭州做官时，行动前簇后拥，日逐游乐，甚是受用，到今日如一场大梦也”，“前日如此快乐，今日这般生受，想造物好无定也”，“住的是小窗茅屋疏篱，吃的是粗羹淡饭黄齑，穿的是破帽歪靴布衣，一身褴褛便休题，卧重裀列鼎而食。”［2］362《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感慨：“举目看山青，侧耳听江声。隐遁养姓名，不恋恁世情。无利无名，耳根清净。一心定，不受恁是非忧宠辱惊”［2］778，亦属此类。

三、苏轼形象背后的元代书写者

在元代苏轼相关事件叙述者的记述下，豁达超然、滑稽玩世作为“先验”式的性格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轼形象的其他特点。但元代苏轼形象外在的豁达超然、滑稽玩世，就其内在而言仍是世俗性的。此处所论“世俗性”是指与“超越性”相对的，因终不及“道”而表现出的“俗”的特性。如前文所述，这种“俗”的特性，一方面表现为“入俗”，即以世俗的价值标准为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以此价值标准为依据，判断和处理一切事务；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愤世嫉俗”，即对世俗的价值标准抱有愤恨、憎恶的情绪，往往以决绝的态度表示对世俗价值标准的否弃。毫无疑问，“入俗”自然是“世俗性”的，但“愤世嫉俗”为何亦属“世俗性”的呢？这是因为“愤世嫉俗”虽然就其外在形式而言，表现出对世俗价值标准的否弃，但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仍未跳脱世俗价值标准的体系，换言之，对世俗的遵从（入俗）或否弃（愤世嫉俗）——这两者之所以构成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正因其同属一个逻辑体系，“愤世嫉俗”所“愤”、所“嫉”仍是“世”“俗”，这也恰恰证明“愤世嫉俗”终未免俗，仍是属于“世俗性”的。此处所称元代苏轼形象的世俗性，正是在以上所论两方面意义上的世俗性。

　　甚至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亦是元代的风尚，如关汉卿便曾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4］172《花间四友东坡梦》里写道苏轼于梦中与花间四友梅、柳、桃、竹行乐。［1］1243—1244有趣的是，苏轼此处这种近乎无行文人的形象与元代“诗名擅一时”的杨维桢颇为相似。据载：“杨廉夫（杨维桢）晚年居松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能声乐。乘大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人有诗云云。”其诗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舞拨琵琶，可怜一个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3］890，且杨维桢本人“耽好声色”“无行”［3］364。当然，此处无意于讨论《花间四友东坡梦》中的苏轼形象是否是以杨维桢为原型的，而只意在表明，元代文人自身的才行，与把风流韵事和文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类文学创作关系密切。从某种角度上说，苏轼形象作为传统意义上文人的“深情”，亦被逐渐解读为“多情”乃至“滥情”。而苏轼形象的“愤世嫉俗”，亦与元代社会“愤世嫉俗”的倾向息息相关。此处所谓元代社会“愤世嫉俗”的倾向，主要指在包括科举制度、市民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所造成的元代人对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意义与人生追求的颓丧式的否弃。元代人的这种倾向在其诗、文、散曲、杂剧等创作中多可管窥。如，宫天挺谴责当路者无德无能却占据高位：“现如今那栋梁材平地刚三寸，你说波怎支撑那万里乾坤”，“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1］954马致远以读书人的悲惨遭际质疑所谓的“圣贤书”：“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常则是养蠹鱼。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1］578张养浩以前人为鉴而否定了功名：“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4］415而张可久所言“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5］192，则跳出具体事件而否定了一切外在事功。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愤世嫉俗”虽然表现出了对世俗价值标准的否弃，但就其内在逻辑而言，仍未跳脱世俗价值标准的体系。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的卢挚虽然曾写道：“笑元规尘涴清谈，便尽自风流，用世何堪！陶谢醺酣，香消莲社，禅悦谁参？琵琶冷江空月惨，泪痕淹司马青衫。恼乱云龛，我欲寻林，结个茅庵”［4］124，但这种要“寻林”去结“茅庵”的心态，其实正是前文苏轼形象式的逃避。另外，终身不仕的白朴曾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4］193，其关键在于，以屈原为非、以陶潜为是的前提是“不达时”，即是在无法获得世俗性价值标准的认可时，才有这种非屈原、是陶潜的想法。这虽不能证明，若“达时”则会有完全相反的想法，但至少证明，这种想法并非由内在境界自然生发而得。白朴还曾写道：“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4］194，“忘忧草，含笑花，劝君闻早冠宜挂。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4］200—201仕途多舛的马致远亦曾写道：“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4］265这些看似带有以“诗酒”生活、“渔樵”生活实现对世俗性审美超越倾向的表达，实则仍是“意难平”之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元人的“愤世嫉俗”本身就往往不是理性追问、思考的结果，而更多地包含意气的成分，这由元人对现实的不满而走向玩世，并以滑稽、谑浪、狂欢的心态面对世事人生就可见一斑。并且这种情绪存在于元代各种身份、各个阶级的人。经学大师吴澄称：“庄子内圣外王之学洞彻天人，遭世沉浊，而放言滑稽以玩世。”［6］300文章大家戴表元称自己痛快时便“狂歌剧饮，叩壶击筑，为沈酣痛快之适”，又借陈养晦之口称：“庄周滑稽，史迁驳杂，楚原驰骋而忘返，扬雄污秽而不惭，皆蒙讥后来，而自适于当世。”［7］174文坛领袖杨维桢记自己曾于梦中与贯云石同游庐山，并各自作诗、词，杨维桢评贯云石之词云：“滑稽谑浪，真风流才仙也！”［8］曾官至翰林而以书法见称当世的邓文原在为熊瞿梧集所作序中盛赞其：“玩世滑稽，姑讬于庄周之寓言。”［9］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中，店小二甚至在称赞男主时说道：

　　他便是风流王焕。据此生世上聪明，今时独步。围棋递相，打马投壶，撇兰攧竹，写字吟诗，蹴鞠打诨，作画分茶，拈花摘叶，达律知音，软款温柔，玲珑剔透，怀揣十大曲，袖褪《乐章集》，衣带鹌鹑粪，靴染气球泥，九流三教事都通，八万四千门尽晓。端的个天下风流，无出其右。［1］1427

　　可见滑稽玩世、风流谑浪是被元人所认可乃至追求的。

　　元代苏轼相关事件的叙述者，较之两宋，其“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倾向尤为明显，苏轼形象于元代所表现出的世俗性亦与此息息相关。这里不得不提及元代的科举制度及因之而变化的元代士人的道统意识。众所周知，元代恢复科举较晚，且中间曾经历停废。不仅如此，元代科举分为左右榜，汉人与南人入左榜，蒙古人与色目人入右榜。四等人虽可各取七十五人，但因南人应试的基数大、汉人次之，蒙古人与色目人较少，故而实际上这种规定对南人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元人重出身，即所谓“根脚”，据《庚申外史》所记：“元代立法，取人用士，惟论根脚。”［10］“根脚”才是跻身核心权力层的重要凭借，而不具备“根脚”的普通士人即便通过了科举，也只能终身徘徊在官僚系统的中下阶层。两宋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于元代普通士人，几乎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由此而带来的士阶层下移的结果也自不用赘述。与此同时，在蒙古人眼中，儒、释、道均为宗教，事实上，释、道较儒更早地获得了蒙古人的认可。被目为元代科举之始的“戊戌选试”与其说是致力于为国选材，不如说是为了“收拾”儒户。两宋期间中原王朝框架下的道统之争，在元代这样的文化观念和政策之下，难获其存在与发展的土壤。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道统本就是庶族知识分子欲在理论上实现与政统制衡的一种凭借。而元代科举制度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甚至断绝了无“根脚”者参政的可能性，更无谈对政统的制衡，道统之争发生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同时，元代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学术流派的程朱理学，其与其他诸学派的辩难、论争，在客观上使其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自身体系的状态。但作为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则不容他者非议，也因此而走向固化。这使得元代无“根脚”之人对程朱理学只能接受，不能讨论，或者说并无可供讨论的空间和参与讨论的资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元代的“世俗性”倾向，这种“世俗性”倾向也作用于苏轼形象。

　　注 释

　　［1］〔明〕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

　　［2］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清〕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

　　［5］〔元〕张可久著，吕薇芬、杨镰校注：《张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元〕戴表元：《剡源集》卷十三《送陈养晦远游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8］〔元〕杨维桢：《铁崖古乐府》卷三《庐山瀑布谣并序》，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9］〔元〕邓文原：《巴西集》卷上《熊西父瞿梧集序》，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10］〔清〕凌扬藻：《蠡勺编》卷十五《庚申外史》，清岭南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