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羽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民生情怀作为古代士大夫的理政追求，成为后世有理想、有抱负的执政者的方向和目标，也成为世代百姓歌颂、拥戴的楷模。北宋中后期空前严酷的禁榷制度，特别是榷盐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一些国家财政收入，但全部剥夺底层各类商户的经营权，扼杀民间工商业正常发展，给百姓生存造成严重伤害，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苏轼无论在京论策还是执掌地方，特别是在州郡实践中，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观点、改革方略和民生情怀，以犀利、恳切或隐喻、讽刺等言辞顽强表达其民本思想，坚持以不同方式为民发声、为民求情、为民谋利，强烈抨击与民争利、“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的榷盐政策。这期间，苏轼从政策制度、治理实践、操作落实，到民意表述、舆情披露、个人调适，都有重要表达与记录。

一、榷盐制度是煕宁变法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实行某些商品专卖，限制或禁止民间商业贸易，称“禁榷”。在宋代，这种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禁榷，是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亲撰《乞制置三司条例》，并明确“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1］745，开始变法准备。次年，安石拜相，即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推行变法。此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全面推行青苗、免役、榷盐等政策为主要内容，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财政收入，增强了国防力量，对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不无意义。然而，国之变法，不能匆忙行事急风暴雨，不能不顾实际“一刀切”，不能听不进不同意见，宏观政策制订要有微观配套措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要提高生产力，不能以重新分配利益为主，特别是基本政策不能伤害百姓利益。缺少这些原则的煕宁变法，至熙宁九年（1076）即陆续被废，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而落幕，前后历时仅十五年。

（一）禁榷专卖制度之利弊

史记汉武帝时即有官府垄断食盐产销，后世又将盐税并入盐价征收。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即已说明：“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这种明确的榷盐制度，亦称“官鬻”。

　　北宋王朝给人政治比较开明、优待臣民的印象。特别是初期，政治上较为宽容，经济上也尽量便民。宋太祖立朝之初，认为五代时盐法太峻，降低了榷盐违禁标准：“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法，禁地贸易至十斤、鬻碱盐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请。三年，增阑入至三十斤、鬻碱至十五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此后多次放宽政策，“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2］16—17

　　北宋中后期，朝廷铺张奢华，机构冗员庞大，边疆战事频仍，外交开支惊人，国力军力吃紧，朝廷财政负担日见沉重。为维护王朝统治，执政者通过多种手段开掘财源，以经济行政立法等方式，干预工商管理、市场交易、外交外贸、货币金融和财政税收等各方面，以确保财税收支。更加严格的禁榷制度应运而生，租税苛刻，禁榷严酷。以国家、军队财政需求为出发点，以官营国有垄断工商业经营为渠道，不仅沿袭汉唐以来对盐、铁、酒的官营，而且扩大到煤炭、茶叶、马、羊等领域。禁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确属饮鸩止渴，剥夺底层各类商户的经营权，扼杀民间工商业正常发展，后果严重。

　　王安石面对国库巨额开支的实际压力，采取一系列严酷经济政策，强制实行国家专营。事关民生、不可或缺的食盐，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的禁榷商品。并且王安石不断变更盐法，以保障最大限度地获取盐利，支持国家财政，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盐法的总体特征是加强官购、官运和官卖，史称“熙丰盐法”，重点在于严禁私刮煎盐、私凿盐井、私运贩盐，包括河北等某些传统的通商区域也被纳入权法地区。［3］

（二）盐法多变之后果

各地在执行盐法过程中，多有极端，严重伤害民生。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批评说：“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着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4］735此前民众买布，是用现钱，现在却要用食盐折换，不仅徒增百姓负担，而且使民众对青苗法规定“不许抑配”产生强烈怀疑。

　　这一时期，盐法多变，皇帝（中央）、官僚（地方）和百姓三者的利害关系不断调整。朝廷逐步趋向更为严格地管控食盐，统一收购，分区经销，彻查私盐。而官商勾结，以极大的贪欲侵吞盐利。榷盐制度要通过层层盐商实现，盐商往往贩私、偷税。初衷为富国强兵的禁榷专卖制度，演化为层层强索盘剥、处处低买高卖、官商囤积居奇的伤农害民苛政。这种“官鬻”制度从变法起不断升级，日见严酷。稗贩破产，贫民积怨。亭户和广大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史记多地“盗贼蜂起”。

　　据统计，宋朝虽未形成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一类大规模反叛，但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前所未有。食盐官运官卖，“虽为朝廷略增盐利，却因背弃‘祖宗优恤’政策及信义而失掉了民心，在密迩辽、金之地，‘冦盗’纷起，后果极其严重”［3］。严酷的禁榷制度，缩短了变法的寿命，并且客观上加快了北宋灭亡。

（三）盐务官吏为求盐利，不惜残虐生灵

盐法暴利，至宋朝中期已登峰造极。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实施变法，任命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参与制定新法。章惇废弃原来的券法，改行“清一色官卖”法，即官吏扮演券商角色“和雇车乘，辇赴本路州县镇鬻之”，“使人人自赴官场收买”食盐。十多年间，章惇强力推动食盐官运官卖，此举遭太原知府韩绛等人强烈反对。［3］激烈反对食盐官卖者，苏轼是带头人之一，其他包括文彦博、王岩叟、上官均、苏辙等敢为百姓争利、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形成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反对派。

　　煕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重掌相印，闰四月张景温即以“大理寺丞”出任“提举出卖解盐”。由此开始，开封所在中原五州，一改过去“官不复榷”的便民政策，全部由州官卖盐，价格奇高，百姓不买。张景温强令民众每天买官盐，按家财贫富，分配数量。通令悬赏，举报买卖私盐者，以犯人家财奖赏。当日食盐吃不完，过夜即按私盐重罚。由此进一步造成经济混乱，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两京、京东路等二十余处官盐贩运场，均在张景温直接管辖下，这些地区的百姓，被逐日逐户地超量抑配食盐，骚怨四起。

二、苏轼坚持法以便民，强烈反对盐课浩大与民争利

苏轼一生，无论在朝在野，以民生为重，求民利为本，坚持法度便民的原则。从早在凤翔任职时，他便提出“以官榷与民”，主张“民营其利，国得其税”。在《策别十三》中，他明确批评朝政用尽衰世苟且之法：“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4］268煕宁新法，特别是榷盐制度，不仅于民不便，而且“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这使苏轼痛心疾首。

　　熙宁四年（1071）春，苏轼先后以《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详细列举新法弊端，以调查研究的事实和系统的理论分析，严肃指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预言新法必将失败的结局。这使王安石对他彻底失望。他自己也深知不可共事，自请出京，开始了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三番外任。

　　他结合自己这期间多地任职的观察感悟，多次上疏请罢榷盐，提出不断纠错的改革方略。苏辙为其作《东坡先生墓志铭》说：“（苏轼）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5］1《宋史·苏轼传》也记：“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2］8639

（一）通判杭州时值两浙盐事急峻、缉捕盐枭，苏轼焦虑不已

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一日，苏轼到达杭州。［6］218两个月后，殿中丞卢秉因力推榷盐有功，低资高用，提点两浙、淮东刑狱，进制置发运副使，专提举盐事，到杭州。卢秉以酷吏严刑惩治私盐，缉捕收监，连坐同保，罪及妻儿，甚至逮捕执法不力的官员，愈演愈烈，民不聊生，因而违法者更多。卢秉变本加厉，实行州县各级负责制，“又令使者督责所在监司，监司督责州县，上下相驱，竞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尽力，则谓之非才不职及沮坏新法，立行停替”，“未熟新法，误有违犯，皆不理赦降去官，与犯赃者罪同，而重于犯私罪者”［7］70。卢秉剥削百姓，以增税收，违令则抓捕、囚禁、发配流放。发生如此惨案，“甚于青苗之害”，残虐涂炭，甚于兵火。苏轼置身其间，而且分管刑诉审理，进退两难，度日如年。卢秉苛政，十多年后才有清算：“元祐初，言者论秉推行浙西盐法，务诛剥以增课，所配流者至一万二千余人，秉坐降职。”［2］6

　　杭州牢狱，囚犯常满。这是苏轼每天要面对的事。他写信给老友范梦得说：“近日并觉冗坌，盗贼狱讼常满，盖新法方行故也。”［4］1700煕宁八年（1075），苏轼知密州时写《上文侍中论榷盐书》曾回忆通判杭州旧事：“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护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数百人为辈，特不为他盗，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闻耳。”［4］1400组成数百人的兵仗团伙，破坏盐政，对抗官法，确令州府不安。

　　两浙苛行盐政，设定各州郡盐税标准，未达标官员拘捕问罪。苏轼正任两浙核心区域杭州通判，是分管司法的主官，而杭州落实新法不力，缉捕与盐税任务均未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记煕宁六年事：“中书以两浙提?刑狱卢秉书奏御：言‘杭州奏巡检孙日用捕盐贼不如格，乞冲替’。日用在职颇有劳宜，蒙矜免。王安石曰：‘近浙路盐额大増，然州郡尚有不欲严禁者，故巡捕官未敢竭力，且人谁无过？陛下若知其可，任有违犯，且少宽之，则能吏奋矣。’”苏轼的属下杭州巡检孙日用，缉捕盐贼不称职，杭州报给卢秉，卢向皇帝报请予以贬降官职处理。王安石表示：近来两浙地区收缴盐税数额激增，但仍有部分州郡长官不尽心竭力。但孙日用工作勤勉，值得同情。如果从宽处理，其他官吏会更加勤奋努力。此事虽未直接追究苏轼责任，但这一系列严重事态，对苏轼造成的精神压力可以想知。这段往事，他多年后仍不断提及，沉积胸中，不可磨灭。

　　煕宁九年（1076）春，苏轼已在密州任上，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痛苦地回忆，当年通判杭州时，依法度追捕的盗贼多是贩盐违禁的小民，“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4］1397。几乎同时，他在《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中回忆说：“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4］1400每年近两万名因盐得罪的民众，背后还有多少家庭的悲惨岁月？官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追缉盐犯，监狱爆满，可谓怨声载道。

（二）知密州，痛斥榷盐之祸“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

章惇、张景温主持盐政的煕宁、元丰年间，京东路解盐区官府配卖食盐，使“民间骚怨”。苏轼在山东密州、登州任知州期间，深受其害，为反对官卖，曾三番五次上书朝廷。

　　煕宁七年（1074）十一月底，苏轼知密州军州事，刚刚到任，即作两千多字《论河北京东盗贼状》［4］753—757。苏轼详细分析造成“盗贼纵横”的具体原因：

　　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近日臣僚上章，辄欲禁榷，赖朝廷体察，不行其言，两路官民，无不相庆。然臣勘会近年盐课日增，元本两路祖额三十三万二千余贯，至熙宁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余贯，七年亦至四十三万五千余贯，显见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难兴贩。朝廷本为此两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4］753—757

　　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是时告捕之赏，未尝破省钱，惟是犯人催纳，役人量出。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4］753—757

　　老百姓贩一点食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农夫家族，如遇到灾荒欠年，若不为盗，难以生存。苏轼以自己在密州执政的体会，劝说皇帝调整法则，以便生民：“臣勘会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余贯，其余未获贼人尚多，以此较之，利害得失，断可见矣。”强力收缴盐税，一年比过去增收刑事赔偿两万贯，而用于缉拿违犯盐法的人犯，用掉一万一千，还有大量未曾捉获的违法者，官府何利之有？苏轼建议特敕河北、京东盗贼蜂起的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仍官给印本空头关子”，即贩卖三百斤以下食盐者不要收税，仍由官方发给空白执照准予行商。并且“明言出自圣意，令所在雕印，散榜乡村。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人情不远，必不肯舍安稳衣食之门，而趋冒法危亡之地也”。

　　煕宁七年（1074）十二月下旬，苏轼知密州到任二十几日，即写《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4］1395在写给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信中，苏轼历数蝗虫之灾、免役之法，伤民之痛，既而愤愤痛诉榷盐之苦。通判杭州时，“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盐税已占全年税钱的绝大部分。“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纵使官能尽买，又须尽卖而后可，苟不能尽，其存者与粪土何异，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苏轼“愿公救之于未行”。

　　宋仁宗时，蔡齐出知密州，时密州一带连年荒旱。蔡齐奏请朝廷免除百姓积年所欠税粮，并请准开放“盐禁”，救活无数饥民，为政有仁声，欧阳修为其立传。苏轼知密州，当年“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苏轼上奏：“臣闻天圣中，蔡齐知密州。是时东方饥馑，齐乞放行盐禁，先帝从之，一方之人，不觉饥旱。臣愚且贱，虽不敢望于蔡齐，而陛下圣明，度越尧禹，岂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4］757

　　煕宁八年（1075），三司使章惇向皇帝请榷河北盐。宋初以来，河北路未实行榷盐政策。煕宁九年（1076）春，苏轼在密州得悉章惇力主河北、京东官榷食盐，即作《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呈皇帝。

　　今东北循海皆盐也，其欲笼而取之，正与淮南、两浙无异……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由此观之，祖宗以来，独不榷河北盐者，正事之适宜耳。何名为误哉！且榷盐虽有故事，然要以为非王政也。陕西、淮、浙既未能罢，又欲使京东、河北随之，此犹患风痹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为独完，则以酒色伐之，可乎？［4］1400

　　有人提出，不能准许煮盐灶户私卖，可以贱买而贱卖，则不至伤民。苏轼驳斥为“无异于儿童之见”：

　　东海皆盐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卖者也。而近岁官钱常若窘迫，遇其急时，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灶户有朝夕薪米之忧，而官钱在朞月之后，则其利必归于私贩无疑也。［4］1400

　　钱是有限的，循海皆盐，如何买得完？何况盐户卖钱为眼前饮食，官钱却总在一月之后，最后仍是会逼使民众私下交易。这样，民心丧失，而官府的钱财也耗尽了。“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苏轼预言：“两路之祸，自今日始。”事实上，北宋的覆亡固然有多方面原因，而京东、河北盐法引起的骚乱亦在其中。［3］

（三）登莱两州强推官盐，苏轼批评“咫尺大海，顿食贵盐”

北宋时属京东地区的登州、莱州，因地临海，从宋初即放行盐业通商，“密登二州产盐区，官不立课；其他州军，亦‘官不贮盐’”［3］。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知登州军州事，是登州军政一把手。登州，治所蓬莱，海岸线长，坐享渔盐之利。他任职时仅五日，即接旨回京都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虽仅五日，他了解民情，深为沿海民众“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而痛责。民生急迫，忧心如焚，刻不容缓，他即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坦言沿海地区食盐官营专卖三大危害，决乞罢榷：

　　臣所领登州，计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盐货，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买价贱，比之灶户卖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卖，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卖，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副破家，其害三也。［4］1395

　　苏轼态度决绝：“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决可废罢。”当然，他也考虑政府财政问题，因此提出按市场规则，“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

　　时隔不久，登、莱两州百姓破例获准，不食官盐，享此特惠数百年。登州、莱州旧时多县都立“苏公碑”，刻苏轼《乞罢登莱榷盐状》原文。当代兴建苏公祠，百姓颂赞：“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

　　这种为百姓设身处地、对朝廷苦口婆心的情怀，是张景温辈无论如何也不能具备的。

三、抨击榷盐政策诗文成为“乌台诗案”主要罪证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新法在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坚持反对的情况下，仍在艰难推行。进入改制转折关头的元丰二年（1079），发生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里行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举报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讥刺朝政。御史中丞李定劾苏轼四大可废之罪，搜罗苏轼在杭州所写攻击盐政等诗句作为罪状。

（一）大量诗文抨击榷盐政策，记述盐政如虎

《宋人轶事汇编》记：“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4］562变法期间，苏轼虽自请外任，但亲身经历多地民众在新法盘剥中的痛苦，创作不少流露或隐藏着民生哀怨、尖锐批评榷盐时政的诗作。

　　1．对青苗法、榷盐法的抨击

　　煕宁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到达杭州。此时新法火热推出，盐政全面变革。苏轼亲见两浙治盐严苛，酷刑峻律，惨不忍睹。各处征调民工，开挖运盐河道，镇压私盐，导致盐价飞涨，盐枭猖狂。时法网严酷，查禁越严，私盐越盛，官方缉捕，囚犯满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苏轼写作多篇诗文，或明或暗，记叙两浙特别是杭州一带榷盐苛政给底层民众造成的悲惨境遇。

　　七言绝句组诗《山村五绝》，是苏轼煕宁六年（1073）春在杭州所辖新城县巡察时所作，客观描述中隐含强烈义愤，将煕宁新法对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恶劣影响，集中而尖锐地反映出来。其中关于青苗法和榷盐制度给百姓造成的生存危机，令后人悲怆感念不已。

　　其二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8］9—10

　　第二首“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农夫或被征役，或卷入私盐诉讼，已经没有人种田了。前汉时，昌邑国郎中令龚遂要求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恢复农耕。现两浙地区盐务急峻，榷盐价高，贫民无以为生，辍耕罢市，铤而走险，结党犯禁，买刀铸剑，以致两浙盗贼蜂拥。苏轼多么希望像龚遂那样，奉劝他们饲牛耕作，不佩刀剑！

　　第三首写七十岁老人还要腰插镰刀到深山去割笋蕨充饥。不是如同孔子在齐国听韶乐之后忘记肉的滋味，而是生活困苦，近来三个月吃不起盐了。五年之后，苏轼在密州任上写《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仍不忘这一亲眼所见之事：“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月食无盐者。”［4］1401

　　第四首写青苗法伤害生产：到手一点青苗钱后，有村民大半时间到城里消费，只是小孩子学一些城里人的语音，农作物荒废，钱也花光了。

　　这些作品真实记述了民众在新法强行推进中的疾苦，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焦虑。

　　2．连日追捕盐贩、囚监罪犯已满，除夕夜苏轼值班哀恸不已

　　李杞曾任大理寺丞、发运司勾当公事，眉山人，苏轼老乡、好友，二人时有诗文唱和。苏轼到杭州次月，写《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十分伤感地描述了自己近来不得不履行的刑诉职责——追捕因犯私盐或因盐法破产以至暴乱获罪的民众：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何时自驾鹿车去，扫除白发烦菖蒲。麻鞋短后随猎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8］7—8

　　《孟子·梁惠王》说“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治罪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和子女。苏轼在“追胥连保罪及孥”一句下自注：“近屡获盐贼皆坐同保徙其家。”府中众多小吏四处追捕因贩私盐而获罪者，连坐保的邻居和无辜的妻儿都被牵连、抓捕，通篇流露强烈的悲愤、伤痛、悔恨和无奈之情。春秋卫国大夫蘧伯玉，主张以德治国，体恤民生，实施“弗治之治”，是“无为而治”理论的奠基者。苏轼不能像他一样，而是不得不违背良心执笔断案。法有明文，职责所在，只得依法收监，施以杖责，在“弓旌”“鞭棰”环境中，忍听盐犯和家眷的“呻呼”。他只有在诗中哀怨“鹄则易画虎难摹”。

　　熙宁四年（1071）除夕夜，苏轼按制规在杭州监狱值班，目中所见，囚室皆满，感慨不已，即兴题诗一首于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念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从遣，闵默愧前修。［8］23

　　苏轼哀叹：我也无能为力，只是心中悲伤，愧对那些教导我们要关爱民众、体恤苍生的前辈先贤！

　　3．直指当朝君臣高高在上漠视人间疾苦

　　位于杭州湾北岸的仁和县汤村，有盐场；杭州湾东北岸，有盐官县，开有十处盐场。卢秉要求在两地之间开挖河道，以通盐船。此二县均属杭州辖，苏轼作为杭州通判，于煕宁五年（1072）十月奉命至汤村，现场督役，加快开挖河道进度。他赶到现场监工，天色未明，与民工一起冒雨踏泥去河道，写《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记下悲惨凄楚的画面：“……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8］14罪恶的盐务政策，不顾农耕，不计成本，而天雨助纣。

　　这段督役经历异常艰苦惨痛，习惯与民众同甘共苦的苏轼也深感煎熬。苏轼写诗与所辖盐官县同僚戏言记述为督役盐河所受之苦：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千夫在野口如林，岂不怀归畏嘲弄。我州贤将知人劳，已酿白酒买豚羔。耐寒努力归不远，两脚冻硬须公软。［9］772

　　煕宁六年（1073）二月，苏轼在杭州巡视新城，县令晁君成陪同，看完山中茶田，途中即兴作《新城道中二首》。原本饱览山光水色，赞赏春雨带来茶农喜悦，顺便美言山区县令，但“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二句，讥讽乱山之外、朝堂之上的长官是混浊的。

　　在杭期间，各处巡查，感慨不已，又作《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8］16

　　春夏之交，一季桑蚕快要吐丝，麦子已经半黄。在最喜晴天、最惧风雨的节令，天竺山被雨水浇透了。男耕女织是社会生产两大重点，持续的风雨水涝，男人停止耕作，带有雨水的桑叶不能喂蚕，女人也不能携筐采摘桑叶。原已在望的丰收，为浪浪雨水化为乌有，百姓疾苦，痛在苏轼心中。观世音菩萨本应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但这位白衣仙人，泥塑木雕，置若罔闻，高坐庙堂，安享人间礼拜。一为天灾，一为人祸，苏轼不满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针砭时政，淋漓尽致。

（二）苏轼体恤百姓坚持反对官盐政策终成冤狱

在世人心中，苏轼都是友善、宽容、通达、快乐之人，但面对轻漠民意、伤害民生、侵蚀民利的政客，他不论是否与自己、与本职有关，毫不隐讳观点，刚硬、倔强、正直、不屈，而且坚持一生，不改不悔。因为这样的脾气，他不惜并且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元丰二年（1079）七月，经过一番串通、谋划，御史台几名要员相继上书，揭发知湖州苏轼的罪责。权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奏云：“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亶以此说明苏轼与皇帝针锋相对，恶意讥讽，恨曰：“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10］1—2何正臣、李定等多名支持变法的“新进”御史，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共同检举苏轼愚弄朝廷、谤讪君主，宋神宗只得批准捕苏轼入监。

　　七月二十八日，因言获罪的苏轼被捕，长途跋涉，八月十八日押入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向皇帝提供苏轼罪行《诗谳》，集中了近三十件诗文证据。第一件即《山村绝句》。

　　审讯中，苏轼先后写出一万多字的《供状》。第一部分“与王诜往来诗赋”，供述内容最多。其中多处与讥讽盐务急峻相关。如：“‘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棰此等贫民轼平生所惭，今不耻矣，以讥讽朝廷盐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阳虎欲与言，心知其非口喏唯。’是时张靓、俞希旦作监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与之争议，故毁诋之为阳虎也。又《山村》诗第三首云：‘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身。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轼意是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意言但将盐法宽平，令人不带刀剑，而买牛犊，则自力耕，不劳劝督也，以讥讽朝廷盐法太峻，不便也。又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亦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动经数月。若古之圣人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讽盐法太急也。”［10］7苏轼又就《差开运盐河》等诗作供述：“又言百姓已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劳民，转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轼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识于此哉？……以讥讽朝廷开运盐河不当，以妨农事也。”言辞之间，仍看得出苏轼并不以为诗作有何不妥，遑论罪责？

　　在“送曾巩得燕子”一篇供有：“煕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轼答曾巩书，除无聊讥讽外，其问有赋役毛起。盐事急峻，民不聊生。意言新法不便，烦碎如毛之穴。又加盐事太急，处刑罚，民不堪命。”［10］24在《杭州观潮五首》一篇，供有：“轼八月二十二日在台，虚称言盐法之为害等情由，逐次隐讳，不说情实。二十四日再勘方招。”［10］15可见苏轼在御史台狱中本不承认有讥讽之动机，但两天之后“再勘方招”，不排除狱中使用了什么手段。

四、结论

苏轼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处处体现他以民为本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虽与朝政不合时宜，但对百姓处处随和。为百姓利益，呕心沥血；对害民之举，疾恶如仇。面对皇上威仪，仗义执言；为解百姓倒悬，甘为牛马。一再上疏无果，则一再写诗；不能左右朝政，则治理一方水土。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军为目的，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变法。煕宁变法不仅方向目标是正确的，许多法案的设计也是优秀的。然而，它有两大弱点，分别表现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前者即团队构建，后者即操作执行。苏轼最早发现这些问题并发出预警。

　　神宗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拜司马光为相，一年之内，王安石新法被全部废除。这期间，苏轼从黄州奉诏回京，升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随后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直达正三品。一向与人为善的苏轼，却不仅不感谢司马光，反而强烈反对他尽废新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具体到“差役法”还是“免役法”，苏轼对司马光说二者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11］

　　苏轼自完成《刑赏忠厚直至论》、作出凭以进士及第的二十五篇制策，至通判杭州之前，无论在朝中还是开封府任职，都立足京都、心怀天下，在推进制度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方面，具有使命担当。他以丰富的策论、连续的上疏、大胆的奏议，持续高效执着地向执政者、决策者进言。这些策论、奏议，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纵横自如，继承和发展了六国时纵横家的风格与才华。然而，他以全部精力与智慧作出的这些制度设计，最终未被采纳。苏轼自请外放，通判杭州到知密州州军事、权徐州州军事，进入主政一方、亲身实践的新时期。此后还有登州、杭州、扬州和定州等地执政履历，同样留下体恤百姓、为民谋利的感人功业。

　　苏轼深知变法非同小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因此他不仅身体力行，频频向高层发出警报，吁请“割爱为民”，同时不断提醒决策者：“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4］738与此同时，苏轼提出官方监察机构要与民声民意相一致，共同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性：“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4］740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执政者尊重公议，重视台谏，变法才不会偏离为民的初心，改革才可能成为万民拥护和参与的社会发展动力。

　　注 释

　　［1］〔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3］郭正忠：《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宋〕苏轼：《东坡乐府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6］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7］〔明〕冯琦等：《经济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

　　［9］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0］朋万九：《东坡乌台诗案》，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1］〔明〕曹学佺：《蜀中广记》，《钦定四库全书》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