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芳

　　苏轼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1］但关于苏轼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的原因，目前的研究多止步于苏轼“仁政爱民”［2］、有“民本思想”［3］，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其实，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是需要掌握方法（即“道”），若掌握了“道”，就可以事半功倍；若没有掌握“道”，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苏轼之所以在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主要因为他掌握了“道”。同理，苏轼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也主要是因为掌握了“道”。这种“道”就是由《周易》最早提出的“易简”原则。苏轼自小在父亲指导下研读《周易》，并且直到临终才停止对其解易著作《东坡易传》的修改。［4］32—58那么，作为《周易》三大原则之一的易简原则不可能不对苏轼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易简原则这一角度来探讨苏轼为什么能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以丰富我们对苏轼其人其学的认识。

一、《周易》对“易简”原则的推重

《周易》的根本创作宗旨在指导人类遵循宇宙人生规律，有效地趋吉避凶，顺畅地创建盛德大业。“圣人作《易》，本以垂教”［5］6，“易之为书，推天道而明人事者也”［6］50。这种观念在《周易》中也有明确表述，如《系辞上》：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5］273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5］286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5］270—271

　　圣人以《周易》弘扬道德，光大事业；开启物智、成就事务，概括天下事物规律；会通天下心志，完成大业，决断疑惑。易道显现于仁德，潜藏于日用，鼓动万物生长而不与圣人同忧虑，其盛美德行与宏大功业也算至极。可见，《周易》创作目的主要是指导人们如何去成就“盛德”“大业”。

　　如何才能成就“盛德”“大业”呢？《周易》中有明确答案，即“易简”是成就德业的必由之路：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5］259—260

　　乾以平易为人所知，坤以简约见其功能。平易就容易使人明了，简约就容易使人顺从。容易明了则有人亲附，容易顺从则可建功绩。有人亲附就能长久，可建功绩就能宏大。通过易简的方法，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就能遵循天地的规律并于其中确立自己合适的位置。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推理，“易简”在成就盛德大业中的先决性作用就被鲜明地突显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历代易学家都做了充分论述。如晋韩康伯注曰：

　　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顺万物之情，故曰有亲。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有易简之德，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天地易简，万物各载其形。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天下之理，莫不由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极易简则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能成象，并乎天地言其中，则并明天地也。［5］259—261

　　唐代孔颖达疏曰：

　　“乾以易知”者，易谓易略，无所造为，以此为知，……“坤以简能”者，简谓简省凝静，不须繁劳，以此为能，……若于物艰难，则不可以知，故以易而得知也。若于事繁劳，则不可能也。必简省而后可能也。“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者，此论乾坤既有此性，人则易可仿效也。“易知则有亲”者，性意易知，心无险难，则相和亲，……“易从则有功”者，于事易从，不有繁劳，其功易就，……此二句，论圣人法此乾坤易简，则有所益也。“有亲则可久”者，物既和亲，无相残害，故可久也。“有功则可大”者，事业有功，则积渐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者，使物长久，是贤人之徳，……“可大则贤人之业”者，功劳既大，则是贤人事业。……圣人能行天地易简之化，则天下万事之理，并得其宜矣。……圣人极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言并天地也。［5］259—261

　　宋代朱熹云：

　　人之所为，如乾之易，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简，则其事要约，而人易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为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为贤矣。［7］223

　　现代金景芳等说：

　　人效法乾坤易简，则“易知”“易从”；“易知”“易从”，则“有亲”“有功”；“有亲”“有功”，则“可久”“可大”；“可久”则为“贤人之德”，“可大”则为“贤人之业”。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人类效法乾坤之易简，为的是求得同道者的理解和亲近，服从和共事，从而成就德操和事业。人能如此掌握住易简的实质并且善于应用到事业上，就等于获得了天下之理，也就可以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与天地参了。［8］461

　　综上所论可见，“易简”的确是天、地、人三才成就“盛德”“大业”的首要原则。那么，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事务——治国安邦理所当然也应该把“易简”作为首要原则和根本大法。其实，这一思想在《周易》中已有所透露，只是没有明确表述而已。如《系辞下》第二章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5］300而乾坤之道就是“易简”，所谓“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5］296。因此可说，黄帝、尧、舜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就是易简之道。而黄帝、尧、舜的治理模式正是几千年来华夏民族一直向往和追慕的理想范式，因此，易简原则应是华夏民族政治事务中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

二、苏轼对“易简”原则重要性的认识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苏轼认为简易原则［16］应是国君治国安邦的“治道体要”“百世不易之道”“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如其《张文定公墓志铭》：

　　英宗……问治道体要，公以简易诚明为对，言近而指远，不觉前席曰：“吾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乃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10］451

　　从张文定的回答和宋英宗的反应及感慨可见，“简易诚明”的确是有识大臣和英明君主一致认同的治国要道。又如《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10］134

　　苏轼认为：“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是统治者的“百世不易之道。”当初汉高祖仅约法三章，萧何只定律九篇，到了文、景之时，就形成“刑措不用”的大治局面；而到了魏、晋及苏轼所处的时代，条目滋章，动若牛毛，社会却“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宽简之道的确是治国之不易之道。在苏轼看来，北宋开国之初的两位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就切实地贯彻了简易原则，使天下人民都能够从容欢畅地为国出力自效：

　　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简约，不为崖岸。当时大臣将相，皆得从容终日，欢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称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缘饰，而开心见诚，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也。［10］239（《策略五》）

　　可见，法令简约，不给人民设置太多限制，真乃“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宋仁宗其实也奉行了这一治道，如苏轼说：“在昔仁祖，清净养民。”［10］1945“先朝值边庭怀服，兵革寝息，而又体质恭俭，……至于法令则去苛惨、尚宽简。”［10］2066等等。由上可见，简易原则的确是自古以来明君贤相们治国理政的至德要道、大经大法。

　　而且，在苏轼看来，简易原则应是一切政治事务所应遵循的首要法则。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证明这一点：

（一）对于官员的考察不应太过苛密，只有在小事上简易疏略，才能使他们集中精力办大事

如苏轼《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

　　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责发细微，自三公九卿，救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10］134

　　“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把注意力用在小事上，则必会忽略大事；太注重外在形式，则实质内容必然疏略。当时的朝政正是这样：凡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都被搁置一边，而无关紧要的烦琐文书却成了各个重要部门官员一天到晚集中精力疲于应付的对象。因此，苏轼认为，必须改变这种“苛察”的制度。用欧阳修的话说，即应“务大体，简细事”［11］980。这种观念在苏轼《策略二》中也有所体现：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

　　……臣尝读《吴越世家》……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扰，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惟所欲为，将无不可者。［10］229—230

　　这段文字主要包含以下观点：（1）中书省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机构，是天子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须管其他琐事的地方。中书省只有“至逸”“至静”才能“待天下之劳”“制天下之动”，才能在天下风云变幻时，不至于纷纭错乱。（2）治国之患，不在于费用的多少；而在于内政外交各有所立，互不相扰。（3）治理天下首先应该清简中书省的政务。只要中书省的政务清简了，天下事就不值一办。凡是那些财政、狱讼、兵战、外交等具体事务都应归于各个职责部门去办，天子与宰相只管执持国家的方针大纲，倾听各个部门的治理纲要而责其成功，“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即可。这岂不是“甚简”吗？只有这样，天子与宰相才能“安居静虑”，筹谋天下之大计，才能“惟所欲为”，无不成功。正所谓“惟中心易直者，为能照天下巇险之情，即所谓通天下之志也……惟行事简静者，为能察天下烦壅之机，即所谓成天下之务也。”［12］542

（二）政策法令只有简明易晓、简约易行，才能使举国上下人民都能辨别遵守，才能防止奸吏小人于其间因缘为奸、营私舞弊

如苏轼《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

　　法不简径，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缩。臣到杭州，点检诸县雇役，皆不应法。钱唐、仁和，富实县分，则皆雇人。新城、昌化，最为贫薄，反不得雇。盖转运司特于法外创立式样……《前史》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盖谓简径易晓，虽山邑小吏，穷乡野人，皆能别白遵守，然后为不刊之法也。［10］853

　　苏轼根据自己到杭州任职后的亲身观察，深刻认识到“法不简径，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缩”的危害性；因此希望国家的政策法令能够像汉代“萧何为法”那样“讲若画一”“简径易晓”。只有这样，才能使山邑小吏、穷乡野人，都能辨别遵守。正所谓“事简而法意通”、“事简而易行”［10］856是也。又如其《应诏论四事状》：

　　臣窃怪之，以为东南盐法，久为民患……推考其故，盖提举盐事司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而州县吏人，因缘为奸，以市贿赂，故久而不决……伏惟仁圣在上，忧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泽之下，宜如置邮传命，今乃中道废格，以开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廷之恩，独与夺于州县庸人之手……伏乞昭示德音，申饬有司……则法令易简，一言自足矣。盖等第素定，贫富较然，朝行夕至，奸吏无所措意也。［10］878

　　苏轼经过推考发现：东南盐法久为民患而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管理盐事的官员“执文害意”，歪曲法令；而州县里面的官吏又“因缘为奸”，以获取贿赂；因而使君王的惠泽中道废格，甚至成为奸吏巧取豪夺的幌子。因此，苏轼乞请皇帝整饬有关职责部门，使法令平易简约，以防止奸吏于其间营私舞弊。

（三）国家的法令制度只有宽简平易，才能使君臣上下容易沟通交流，才能防止奸臣于其间行其奸谋；仓卒之变，才不易爆发

如苏轼《论始皇汉宣李斯》：

　　秦始皇帝时，……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10］159—160

　　李斯与赵高之所以敢于无所忌惮地矫诏改立胡亥，杀太子扶苏及大将蒙恬、蒙毅，主要是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制度极其严密残酷；李斯、赵高知道“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由此可见，只有“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才能使父子、君臣上下之间容易沟通，才能使卖国奸贼无所乘其隙，仓卒之变，才不易爆发。

（四）王道教化只有从简易之处入手，才能广泛有效地推行

如苏轼《孟子论》：

　　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且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10］96

　　苏轼平生极其关注社会的风俗教化问题，他在对“六经”的研究中发现：“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因此主张：王道教化的根本，应从天下那些简单易行处着手。只要把那些简单易行的日常人伦之道“孝、悌、仁、义”等切实做好，则王道的终极目标就会不期而至。

（五）国家只有以简易之法取人，才能使民风淳厚

如苏轼《谢梅龙图书》：

　　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后之世风俗薄恶，惭不可信。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夫惟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10］1424—1425

　　古代通过人的言语，可以推测吉凶祸福；“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正因“简且约”，所以使“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后世录取人才时，不仅要试其诗赋，而且要试其策、论；“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正因“详且难”，所以使“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由此可见，录取人才的标准对于天下的民风起着多么大的影响作用。这一观念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有更加详细的阐述：

　　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10］739

　　要想使风俗淳厚，必须先厚民德；而要想使民德归厚，国君必须“以简易为法”取人。这样才能使那些奸佞小人无所夤缘，使所有人都“积劳而后迁”，从而才能使人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若“多开骤进之门”，使天下人有侥幸意外之得；就会使天下那些“常调”皆生出非分之心，以不如人为耻，如此则何所不至？哪里还能希望风俗淳厚呢？其《修废官举逸民》也表达了这一观念：“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10］221

（六）灾荒时期，只有实施简便周至之法，才能真正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

如苏轼《富郑公神道碑》：

　　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栗，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馀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10］532

　　面对大批流民，富弼没有像以前的救灾官员那样：“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简便周至”之法：为流民筹集粮食“随所在贮之”、安排房舍“散处其人”、派闲居官吏“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听任流民取山林河泊之利、招募健壮者为兵、粮食丰收后让“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等。这样就避免了饥民聚集一处极有可能引发疾疫、或相互踩蹈致死等悲惨局面的发生，因此成为天下后世传颂不衰的救灾方法。

（七）“简而直”是用兵作战的“必胜”律则

如苏轼《管仲论》：

　　……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10］87—88

　　凡是与国家兴衰治乱有关的学问，苏轼均有所研究。对于用兵作战方面的学问，苏轼同样有精深的探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否则，他也不可能曾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一重要的职务。［13］1125这里苏轼首先指出“王者之兵”的大原则：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安全，出于不得已时才可发动，绝不可为了好大喜功、争强好胜而发动。其次，就作战方略来说，凡是“繁而曲者”，只能保证不打败仗；只有“简而直者”，才能保证必胜。苏轼认为管仲相齐桓公时之所以能取得“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的赫赫战功，采取的就是“法令简一”、截然易晓、“简略速胜之兵”。由此可证，“简而直”的确是必胜之法，“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

　　综上可见，天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应以易简原则为首要行动法则。

三、苏轼对“易简”原则的实践

正因有以上认识，所以苏轼在判定现实行政措施是否可行时总以简易原则为衡量尺度。凡是简单易行的，即可推行；反之，则应摒除。如其《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曰：“惟有多粜官米一事，简而易行。米价既低，民无贫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则一路幸甚。”［10］1408《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曰：“免役之法，其经久利病，轼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择其简易为害不深者。”［10］1396等等。只有简便易行的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享其利益，而不致给老百姓带来祸害。

　　这其实也正是苏轼在地方官任上始终秉持的首要原则，我们从其自述中即可证实这一点，如《再谒文宣王庙祝文》：“轼以诸生进位于朝，入参侍从，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祗见庙下。居敬行简，以临其民。轼虽不敏，请事斯语。”［10］1926《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10］1398《与知县十首》之八：“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简，起居胜常。”［10］1828等等。可见，无论在哪里为官，苏轼都始终秉守“居敬行简，以临其民”的原则。正因秉此原则，所以苏轼所到之处，“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13］1119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苏公堤”的修建：

　　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13］1122—1124（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仅仅是一条“苏公堤”的修建，就为杭州市民提供了以下方便：（1）解除了三年一淘运河的“市井大患”。（2）以余力重新修复了六井，使民稍获其利。（3）除去了如云的葑田。（4）因地制宜地将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方便了行者。（5）“募人种菱”，既为百姓拓宽了谋利渠道，又预存了修湖资金，还防止了西湖的再度堙塞。（6）为西湖增添了一道如画的美景。“苏公堤”一举数得，简便易行，杭州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王直方诗话》中有一则材料也可证明这一点：“杭州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而东坡连守二州。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坐云：‘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盖言其讼简也。”［14］298可见，简易原则确是苏轼为地方官时一以贯之的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苏轼所推崇的简易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繁苛的政策法令干扰人民的正常生活，而绝不是庸官俗吏们借以偷懒耍奸的“苟简”。这从苏轼对晚辈的叮嘱中即可看出来：“初官，但事事遵禀小二叔教诲。官事勿苟简，公勤静恕，勿急求举主，曹事办集，上官必不汝遗。”［10］1833这应是苏轼关于从政之道的肺腑之言。《清波杂志》中有一则材料也可证明苏轼所说的“简易”绝不是偷懒苟简：“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15］468只因苏轼为官时当日事当日毕，从不停滞、拖延，所以才有更多闲暇时间去饮酒赋诗，自得其乐。欧阳修有一段话正可作为苏轼这种简易作风的最佳注脚：“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去其繁碎耳。”［11］2640可谓深合苏轼从政之风。

　　苏轼不仅自己始终奉行简易原则，在评价官员们的政治才干时也总以是否施行简易原则为首要标准，如其《赵清献公神道碑》：“公得虔州，……人谓公不乐。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未几徙青州。因其俗朴厚，临以清净。”［10］519—521《刘霆知陈留县》：“敕具官刘霆。县剧而难治，故有司难于用人。……临政以简，决狱以明，御吏以严，去盗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10］1112《与米元章二十八首》之十五：“邑政日清简，想有以为适。”［10］1780《王皙可知卫州》：“敕具官王皙。……太行之麓，民朴讼简，守以安静，莫如汝宜。”［10］1075《与程懿叔六首》之一：“伏惟顺履初阳。百福来集。知浙中人事简静，颇得溪山之乐，但有仰羡。”［10］1719等等。简易原则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正是在《周易》易简原则的启示下，苏轼体悟到一切治国事务，如考察政府官员，制定政策法令，君臣上下沟通，人才选拔，灾民救济，战争决胜等，都应恪守简易原则。否则，将弊端丛生、后患无穷。因此，苏轼在各地为官时都始终贯彻简易原则，切实有效地为百姓兴利除弊，深得百姓拥护。

　　注 释

　　［1］徐中玉说：“我佩服苏轼，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文艺家，可算门门都有头等成绩，也因为他在行政事务上的才能同样不弱，历代都有许多人称赞他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是个良吏。开河，筑路，治军，审案，防灾，访贫问苦，以至关心医药，设计工程，进行社会调查，甚至种植，烧菜，穿衣，形形色色，大大小小，许多事都干，很多事还都干得比较合乎情理，有其特色。”参见《求学过程中三点粗浅体会》，《文史哲》1983年第2期；〔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参见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1127页；崔铭：《苏轼与宋代市政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0期。

　　［2］文师华：《人生交响曲中的双重旋律——论苏轼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邱俊鹏：《苏轼民本思想的渊源、特点及其实践浅谈》，《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4］参见拙著《苏轼与〈周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宋〕朱熹：《周易本义》，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

　　［8］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9］〔宋〕苏轼：《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1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卷十四，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

　　［13］〔宋〕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14］〔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十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

　　［16］“易简”就是平易、简单，一般与“简易”通用。胡家祥《〈易传〉中的“易简”新释——兼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