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彻，生卒年不详，字常明，号?溪居士，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北宋宣和甲辰（1124）登第，曾先后任辰溪县丞、沅州军事判官、麻阳县令、嘉鱼县令和平江县令。投印南归后，他在老家兴化?溪写下《?溪诗话》十卷。在我国诗歌批评史上，《?溪诗话》（下文简称《诗话》）独具特色与价值，此书评点涉及的诗人有七十人左右，共有二百一十四条。其中，评点苏轼有六十二条，仅次于杜甫的八十七条。苏轼是北宋独具风格的作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文坛巨擘。《诗话》为评点式文字，笔者以梳理的方式来探讨黄彻对苏轼的相关评点与见解。
一、评点苏轼的诗歌创作
苏轼诗歌创作取材博富，无一不可入诗，亦非无病呻吟之作，风格上也体现出多样化。《诗话》评点了苏轼诗歌创作，讨论了其诗歌创作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诗歌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意义，还多方面地点评了其诗歌的艺术性，客观评价了苏轼诗歌创作的成就。（一）黄彻《诗话》评点苏轼诗歌创作内容
1．评点苏轼忠君忧民的儒家情怀儒家倡导入世修为，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受儒学浸淫的黄彻在论述苏轼时肯定了其诗中的儒家忠君思想。如《诗话》卷九条三：
坡记王凌过贾逵庙，大呼曰：“贾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马景王病，梦逵为祟。因为诗云：“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畔鉴似无孙。如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阊杀子元。”盖怪梁道忠义之灵，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恶。按《晋纪》，王、贾所杀者乃宣帝，名懿，字仲达，非景帝子元也。［1］147—148
黄彻所引之诗是苏轼的《戏作贾梁道诗》，此诗引言曰：“王凌谓贾充曰：‘汝非贾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国与人。’由此观之，梁道之忠于魏也久矣。司马景王既执凌而归，过梁道庙，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马景王病，见凌与梁道守而杀之。二人者，可谓忠义之至，精贯于幽明矣，然梁道之灵，独不能已其子充之奸，至使首发成济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晓者也。故予戏作小诗云。”［1］148黄彻据苏轼诗感慨贾梁道、贾充父子忠奸有别，而道出苏轼忠义之心。“如今更恨贾梁道，不杀公阊杀子元”句看似不合伦理，“戏作”却见得苏轼忠君之强烈：子不忠，父可诛之！黄彻引苏轼另一“等闲戏语”——“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1］144，意为雨后脱袴渡溪，见到腿臂上因缴不上租赋而遭鞭打留下的伤疤。诗以小见大，借伤疤这种无声的反抗来调侃时代的弊病，含蓄地揭露社会横征暴敛的黑暗一面。苏轼以大师的手笔作之“等闲戏语”，黄彻认为此等诗作“不可不令操权者知也”。这并非是苏轼本身的遭遇，而是底层贫苦百姓的悲惨遭遇，苏轼的笔触深入民间，缘于他忧国忧民的儒家悲悯情怀。再如《诗话》卷五条一引苏轼的《荔枝叹》［1］72，其原诗如下：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批判进贡荔枝、官茶等丑陋现象，祈求上天不要赏赐人间这些“尤物”，只愿“雨顺风调”“民不饥寒”就好。苏轼的忠君并非固执地拥护君权，他也揭露官场丑陋，描写人间悲剧，他希冀“天公怜赤子”，实际是希望贵为“天子”的统治者可以体察民情，怜恤众生。苏轼忧国忧民之“赤子心”真是天地可鉴，对此，黄氏深以为然。
2．评点苏诗儒释兼具，出入无碍的诗趣
《诗话》卷七条六引苏轼《谷林堂》诗句“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与刘禹锡《送僧君素》诗“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一句并提，评此二句皆具佛理意趣。都说自古伤别离，刘梦得却说来去都一样，不用伤感。苏轼更大气，说古今岁月没什么不同，不用去诉说描写。黄彻评说“此等语皆通彻无碍，释氏所谓具眼也”［1］109，将人间世事看得通脱透彻，独具佛家慧眼。再如《诗话》卷八条二〇：
坡《赠辨才》云：“我比陶令愧，公为远公优。”时辨才退居，未尝出入，坡往见之，遂出至风篁岭。又云：“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用老杜《寄赞上人》“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皆一儒一释也。又《寄参寥问少游失解》云：“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盖刘禹锡《和宣上人贺王侍郎发榜后》诗云：“借问至公谁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观。”不惟兼具儒释，又政属科场事，其不泛如此。［1］139
黄彻评苏轼诗善于用典，不论化用老杜的还是刘梦得的诗，皆精巧得当，儒释兼具，理趣相生。黄彻引用的苏诗较多，但他注意到苏轼一生受儒、释、道三家影响，且能游移于其中，不拘一家，引为己用，不得不佩服其通脱与豁达。
3．评点苏轼对仕途境遇的复杂感慨
《诗话》卷九条六有记：
黄州麻城县界有万松亭，连日行清阴中，其馆亭亦可爱。适当关山路，往来留题无数。东坡伤来者不嗣其意，尝有诗云：“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又云：“为问几株能合抱，殷懃记取《角弓》诗。”中间尝撤牌刻，有士题云：“旧韵无仪字，苍髯有恨声。”亦可录。［1］150—151
苏轼此诗题名《万松亭》，并有“叙”云：“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1］151这是东坡元丰二年（1079）谪居黄州经过万松亭时所赋的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卷）卷二六引《复斋漫录》云：“万松亭在关山，始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东坡元丰二年，谪居黄州，过而赋诗云：‘十年种木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崇宁以还，坡文方禁，故诗碑不复见，而过往题咏者，不可胜纪。鄱阳倪左司涛伤之以诗，云：‘旧韵无仪字，苍髯有恨声。’谓此也。”［1］151宋崇宁年间（1102—1106），苏轼题诗已不复见，但黄彻认为倪涛的诗句可谓知音，一语道出苏轼贬谪黄州的心境，而苏轼在屡经贬谪流放之后，此“恨声”欲言又止。《诗话》卷六条十八：“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1］104黄彻“疑其语太怪”，但黄彻在自己经历“以拙直忤权势，投印南归”之后，终于能够感同身受“其胸中愤怨不平之气，无所舒吐”的无奈。这种无奈伴随着年岁的增加，抑或是心胸的豁达而磨灭。正如《诗话》卷八条二十一所论：
乐天谪浔阳，稹《寄左绛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白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复贻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去来乃士之常，二公不应如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与可》云：“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推之前诗，厥论高矣。［1］140
引苏轼感慨与元白二人境界相比，黄彻赞赏苏轼几分无奈之中的一分洒脱。
黄彻认为苏轼诗歌的思想包含儒家的入世、佛家的通达，加上取材广泛，才气雄健，以诗可见其人生思想、生活轨迹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身处南宋纷乱年代的黄彻，也曾“游宦湖外十余年”，积极入世，“居官，所至人爱，所去人思”［1］191。但因性直忤逆权贵，随后即以道家无为而居。或许黄彻《诗话》所论之苏轼也是他自身的人生观照。
（二）黄彻《诗话》关注苏轼诗歌创作的社会功用和文学功用
在社会功用方面，黄彻认为苏轼诗歌首先体现了“有补于时政”的政治功用。黄彻在《自序》中说自己“以拙直忤权势”而辞官归乡，但他依然是心系朝廷，关心政事，为官时如此，评诗时亦如此。黄彻理解了苏轼的仕途经历与心理，于是肯定了苏轼诗歌创作“有补于时政”。《诗话》卷五条一：钱惟演为洛帅留守，始置驿贡花，识者鄙之。蔡君谟加法造小团茶，贡之，富彦国叹曰：“君谟士人，乃为此耶？”坡作《荔枝叹》云：“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盛德岂在此，致养口体何陋耶！又不见洛阳丞相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补世之语，不能易也。［1］72
这是时人批评蔡襄进贡北苑御茶“小龙团”。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2］52《梁溪漫志》卷八“陈少阳遗文”条记陈少阳跋蔡君谟《茶录》云：“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1］73富郑公即富彦国，时任宋神宗相，封郑国公。苏轼《荔枝叹》此诗自注云：“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何至做此事？’”［1］73苏轼此诗写于远谪惠州时，惠州盛产荔枝，他联系当时朝政与自己身世，写了多首题荔枝诗，借由抒发感慨。“此诗先言汉唐进荔枝故事，然后联系当代丁谓、蔡襄贡茶，钱惟演贡花，时代不同，贡品不一，但谄媚取宠的本质是一样的。苏轼此时正远贬惠州，对于当代大巨如此抨击，甚至批评皇帝耽于享乐，其浩然正气，于此可见。”［3］53黄彻赞赏苏轼谏诤的勇气，认为这对时政非常有用，“此等语皆可为炙背之献”，足以让当朝者引以为戒。苏轼一生虽是多经谪难，但诗中依然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黄彻评说苏轼“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这样的“等闲戏语”，亦于时“有所补”。
黄彻认为苏轼诗歌创作的第二个社会功用是“有辅于名教”。黄彻出身官宦书香门第，骨子里的儒家正统思想并没有因“投印南归”而消退，他的《诗话》重视诗歌的思想性，主张儒家诗教，赞颂忠君言行。他在《自序》说他择诗而评的标准是“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1］3可见儒家之“礼”尤其是君臣之礼对黄彻影响深远。如《诗话》卷二条三：
李商隐《咏淮西碑》云：“言讫屡颔天子颐。”虽务奇崛，人臣言不当如此。乘舆轩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颜有喜近臣知”，“虬须似太宗”，可谓知体矣。东坡《赠写御容》诗云：“野人不识日月角，髣髴尚忆重瞳光……天容玉色谁能画，老师古寺画闲房。”盖遵此法。［1］36
在此条中，他首先批评李商隐于君无礼，“当仁自古不主，言讫屡颔天子颐”一句非“人臣言”，“不当如此”。黄彻认为“乘舆轩陛，自不敢正斥”，必须讲究君臣之礼，不能用“颔”字。接着列举了杜诗，称道其“可谓知体”。再赞许苏轼《赠写御容妙善师》一诗谨遵“礼法”，“日月角”“重瞳光”“天容玉色”等称呼在黄彻看来就是非常注重君臣之礼，正如其在卷一条十四所引《礼记·坊记》之言：“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内，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1］12在庙堂可以上奏劝谏。在朝外，则当顺从、称颂君主，这是君臣应有的礼节，不可乱了纲纪。
在《诗话》中，黄彻认为君臣关系当是尊卑有序，内外有别，劝谏与拥护并重。苏轼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如卷一条二：
唐文宗夏日联句，东坡谓宋玉封楚王雄风，讥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权小子，有美而无规，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所施，清阴及四方。”或谓“五弦之薰风，解愠阜财”，已有陈善责难意。愚谓不然。凡规谏之辞，须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1］2
苏轼批评柳公权续唐文宗诗句“有美而无规”，起不到丝毫讽谏功效。黄彻赞赏苏轼的“直谏”，“可以感悟人主”，“有补于时政”；也赞赏苏轼的“忠君”，“乘舆轩陛，自不敢正斥”，“有辅于名教”。由此亦可知，黄彻与杜甫、苏轼是一致的，忠君爱国并非迂腐，依纲常而尽忠，以肝胆来济世。
另外，黄彻认为部分苏诗在文学史上还具有“补亡”之功。如《诗话》卷八条九记：
介甫《梅》诗云：“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杜默云：“倚风莫怨唐工部，后裔谁知不解诗。”曾不若东坡《柯邱海棠》长篇，冠古绝今，虽不指明老杜，而补亡之意，盖使来世自晓也。［1］132
黄彻在其《?溪诗话》中极力推崇“诗圣”杜甫，在他看来，杜甫为文、为臣、为人，几近完美，但杜甫一生写诗近三千首，留存至今有一千四百余首，在“海棠香国”的四川寓居多年，却无一诗一字咏及海棠。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汤新祥评论说：
“补亡之意”，指杜甫不赋海棠之意。《诗林广记》（前集）卷二引李颀《古今诗话》云：“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吴中复说：“子美诗才犹搁笔，至今寂寞绵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诗未工。”而杨诚斋乃云：“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1］132
苏轼的《柯邱海棠》组诗中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可弥补这一遗憾，全诗如下：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4］9301
此诗自“江城地瘴蕃草木”到“月下无人更清淑”十四句描写海棠花，自“先生食饱无一事”至结束则是诗人抒发感慨，借咏海棠寄寓了身世之感。清代纪昀评论此诗时说：“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6］64查慎行评说：“读前半竞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食饱’一转。此种诗境从少陵《乐游园歌》来，遇其神理而化其畦畛，斯为千古绝作。”［6］73查氏之言点出苏轼此诗取法杜甫，这也是黄彻认为苏轼此诗冠古绝今、可与杜甫比肩的原因。闫晓东的《苏轼诗文选》评道：全诗以物喻人，如海棠自西蜀来黄州的揣测实是诗人自身际遇的暗喻，而海棠在黄州“苦幽独”的精神苦闷同样是诗人自指。诗人暗用比附，却并不显得生硬单调。虽是写“苦”，却常杂以愉快而幽默的笑语，苦中有乐，苦乐交织，使诗歌显出一种独特的格调。此种写物抒情笔调，正如纪昀所评“风姿高秀，兴像微深”［5］55。陶文鹏也评论说：“至于兴象之深微，词格之超逸，更是东坡戛戛独造。”［6］73
为什么黄彻认为只有苏轼的海棠诗可以补杜诗之“亡”？《全唐诗》中，中晚唐诗人薛涛、李绅、贾岛、吴融、郑谷、齐己、薛能、韩偓、何希尧、顾非熊、温庭筠等均有诗作提及海棠，涉及海棠意象的也只有二十多处［7］。南宋陈思汇编的《海棠谱》收录了宋代的咏海棠诗作，于苏轼之前，只有王禹偁五首，晏殊四首，梅尧臣五首，欧阳修、王安石各两首，共十八首；而在苏轼之后，宋代咏海棠的名家诗作有陈与义二首，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朱熹各一首，陆游有二十首以上，范成大十六首以上，杨万里有二十三首以上，刘克庄有二十八首。［7］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或多或少是受到苏轼影响。
以上是《诗话》论及苏轼诗歌创作的功用性。“有补于时政”或是“有辅于名教”，皆是论述苏轼诗歌的社会功用，体现了文学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功能，从而推动社会改良或促进社会秩序的巩固。至于黄彻认为只有苏轼海棠诗具补亡之功，一方面体现了苏轼创作的才华横溢；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苏轼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有如束皙对《诗经》的补亡，不可忽略。可以看出，黄彻确实非常看重诗歌的教化作用，但他同样注重诗歌的文学性，他敏锐地看到苏轼诗歌创作有“补亡”之功。我们不能因为《诗话》论及诗歌作品文学性比重较少而认定黄彻论诗歌“以风教为本”，而忽视了其只言片语真知灼见之处。
（三）评点苏轼诗歌的创作艺术
在宋诗中，苏轼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黄彻《诗话》对苏轼诗歌作品艺术性进行了多方面的评点。第一，黄彻认为苏轼的诗歌创作能很好地遵循了儒家“礼”法。黄彻在其《自序》中说到他择诗而评的标准是“凡心声所底，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1］3，所以他认为作诗与作臣子一样，得依“君臣之礼”。《诗话》卷二条三，黄彻批判李商隐《咏淮西碑》“言讫屡颔天子颐”句出言不逊，有失大体。他认为杜甫是作诗遵“礼”的典范，赞赏苏轼《赠写御容》诗很好地遵照了此法，极尽人臣之礼。
第二，黄彻注意到苏轼诗歌妙于体物的一面。《诗话》卷六条五：
坡《咏歙砚》诗云：“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诗成鲍谢石何与，笔落钟王砚不知。”此皆穷本探妙，超出准绳外，不特状写景物也。［1］93
黄彻所引之诗句出自苏轼的《龙尾砚歌》一诗。苏轼对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和内在品性的观察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直觉，此条所引的四句诗前两句叙述牛尾砚由砚石而雕琢成砚台的过程，苏轼借用拟人手法，展开想象，说砚台原先是天外来石，心甘情愿地做文人案上的文房一宝；后两句继续想象，说鲍照、谢灵运诗写好了，又能给它什么好处呢？钟繇、王羲之字写好了，砚台它又不知道。苏轼将他观察到和联想到的艺术性地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将一块冷冰冰的砚台写得富有人情味，并且还有不慕名利的高风亮节。苏轼自己在《答谢民师书》中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东坡后集》卷十四）可见，连苏轼都认为能做到体物精工并非易事。黄彻也评说这已是“穷本探妙，超出准绳外，不特状写景物也”。言下之意，非艺术天才而不可得也。
第三，《诗话》论及苏轼诗的句法，有奇特多变、不一而足之特点。如卷八条二：
东坡《游金山》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盖与江神指水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则誓在其中，不必诅神血口，然后谓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语也。坡去一“言”字，殆歇后也。）亦此意也。［1］127
实际上这不是歇后语的形式，而是苏轼将典故拆开来用，看似失去整体性，实际是句法的灵活运用，于散中求整，颇能见识苏轼的才力。《诗话》卷五条十举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中“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句，黄彻评说“句法使然故也”［1］79。就诗本身格律来说，此句不工，但苏轼不为诗律所囿，灵活对句，“不约而合”，天衣无缝。再如卷九条二十一所举“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1］164句，黄彻说这样作对“语太不等”，然苏轼才思横溢，随意而为，却甚精妙。黄彻又说苏轼“迨此雪霜未”“兹谋待君必”“聊亦记吾曾”这三句句法“余人罕敢用”［1］76，苏轼倒装手法纯熟。黄彻注意到苏轼的创作天赋，既句对工整，又合韵，且能无碍观瞻。
苏轼运用散文笔法，将散文的句法、虚词和表现手法运用在诗歌的创作上，努力尝试追求诗歌创作的新意，于句法上放纵笔意，讲求变化。从黄彻评点式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诗歌“以文为诗”的倾向与特色，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评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8］62正是这样的艺术追求，使得苏轼诗歌创作呈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第四，黄彻《诗话》论及苏轼诗歌的用典。《诗话》所论其用典的条目有二十条，占评点苏轼的条目总数近三分之一。综合考察这二十条评论，黄彻称赏苏轼善用典。有以经入典的，如卷四条十二“宾鸿社燕巧相违”句用《月令》来宾事。有以史入典的，如卷四条六“人言卢杞似奸邪，我见郑公但妩媚”句典出《南史》，卷九条二十二“更遭华衮照尨凉”句典出《左传》。有以人事入典的，如卷三条三“水洗禅心都眼净，山供诗笔总眉愁”句用“任笔沈诗”及“三笔六诗”事；卷四条八“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异日心”句用“唐人责同年事”；卷九条十五“文如翻水成，赋作叉手速”句用《北梦琐言》记温庭筠事。有以前人诗入典的，如卷八条二〇“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用杜甫“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句；“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或用刘禹锡“借问至公谁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观”句；卷九条四“蓝尾忽惊新火后，邀头要及浣花前”用白居易“三杯蓝尾酒，一楪膠牙饧”句；卷九条二十二“屡把铅刀齿步光”用曹植《七启》“步光之剑，华藻繁缛”句；卷九条十五“早知事大谬，恨不十年读”用南朝沈庆之“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句。有以谚语入诗的，如卷四条一五“强随举子踏槐花”“槐花还似昔年忙”二句用唐谚“槐花黄，举子忙”。有通篇用典的，如卷十条十三《贺人生子》《戏张子野买妾》“全篇用事”，黄彻赞其“句句用事，曷尝不流便哉”。有活用典的，如卷八条二“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句拆汉光武帝刘秀“江水在此，吾不食言”之语而入诗。黄彻评苏轼用典皆有来路出处，且尽合时宜。卷二条十五黄彻列举唐及北宋诸家“用五马事”来批评南初年诗坛“于太守安居闲阁，例称五马，此理恐未安也”的现象，也可见对南宋诗人才学不富，用典不工的批评。
黄彻在评点苏轼诗歌用典时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北宋诗人注重对唐代诗人的学习，如卷四条一九：
用自己诗为故事，须作诗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沧浪》吾有曲，《相子》棹歌声。”乐天：“须知菊酒登高会，从此多无二十场。”明年云：“去秋共数登高会，又被今年减一场。”《过栗里》云：“昔尝咏遗风，著为十六篇。”盖居渭上，酝熟独饮，曾效渊明体为十六篇。又《赠微之》云：“昔我十年前，曾与君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盖旧诗云“有节秋竹竿”也。坡赴黄州，过春风岭，有两绝句，后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至海外，又云：“春风岭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又云：“柯邱海棠吾有诗，独笑深林谁敢侮。”又《画竹》云：“吾诗固云尔，可使禽无肉。”［1］67
黄彻例举唐代李白、白居易作诗以自己先前诗作再入新诗，并且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诗坛泰斗才华绝伦，创作数量惊人才可以有如此的成就。但黄彻接下来例举有同样成绩的北宋诗人只苏轼一人。一方面是苏轼的文学禀赋超绝；一方面是苏轼有意识地向唐代诗坛泰斗级人物学习。有天赋，还勤奋，这就是苏轼可畏可敬之处了。整个北宋并非只有苏轼一人向前人学习，但苏轼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
另外一个现象是北宋诗人，特别是经历过贬谪的王安石、苏轼等人，他们的诗歌透露出道家“无为”“返真”的意味。如卷四条十：
临川有“暮林摇落献南山”，又云“木落冈峦因自献”。如云：“名誉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又：“未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昔人行事措意，默与己合，则喜用之。马少游欲乘下泽御欵段，不去乡里，虽自谋独善，亦可为贪躁之戒。伏波在浪泊，下潦上雾，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以为何可复得。故东坡云：“何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又：“大夫行役家人怨，应念归乡马少游。”“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以其可喜，不直押韵也。［1］58—59
所举王安石诗句之前两句，以叶落南山寓归隐山林之意，后两句以汉代隐士郑朴与汉代新息侯马援对举，亦慕退隐。黄彻评说北宋诗人“行事措意，默与己合，则喜用之”，“默与己合”正是北宋类似王安石这样经历宦海浮沉之人羡慕山林的心境，儒家的“居易俟命”与道家的“返真”兼有。苏轼更是从小爱读《庄子》，也看过《道藏》，在杭州也结识了不少的僧徒，可以说苏轼是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这当然也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个人际遇有关，在其诗歌创作中必然有所反映。黄彻所举“何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大夫行役家人怨，应念归乡马少游”，“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三句便是苏轼道家修为的写照。至于黄彻将王安石与苏轼并举，除了此二人被公认为文学天才之外，实是二人对于儒释道三家的观点有相似，这可以从王安石之《庄周》与苏轼之《庄子祠堂记》的比对中看出。当然，此二人同生活于“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9］24的时代，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超脱。
第五，黄彻注意到苏轼杂以“谑语”入诗的创作特点，对此大加赞赏。如卷十条二：
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杂以嘲戏，子美亦戏效俳谐体，退之亦有寄诗杂诙俳，不独文举为然。自东方生而下，祢处士、张长史、颜延年辈，往往多滑稽语。大体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韩诗“浊醪沸入口，口角如衔箝”，“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谑语也。坡集类此不可胜数，《寄蕲簟与蒲传正》云：“东坡病叟长羁旅，凉卧饥吟似饥鼠。倚赖东风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黄州》云：“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将之湖州》云：“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又：“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食笋》云：“纷然生喜怒，似被狙公卖。”《种茶》云：“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饥来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余，与血指汗颜者异矣。［1］168—169
黄彻以历史角度来看待苏轼诗歌“谐谑”的语言风格。他认为“滑稽”大师东方朔首开其风，孔融、祢衡、张长史、颜延年、杜甫、韩愈也多有效仿，大概是因为这些人“材力豪迈有余，而用之不尽，自然如此”。接着他列举苏轼此类风格的诗，认为苏轼所作不仅数量多，而且才华横溢，在任何诗章里自如运用“谑语”入诗，做到“恢刃有余”，与那些苦于字句斟酌的人有天壤之别。卷四条一六论及苏轼诗歌用语皆取资《笑林》，而《笑林》所记尽是俳谐故事。由苏轼诗歌“谐谑”的语言风格可见其诗歌取材博富，也体现了个人超乎常人的创作天赋。另外，黄彻在条目中例举的苏轼五首诗，全是其身处困顿情境的写照，生活苦涩，而诗语饶有谐趣，以赤子天真之心去品味苦难人生的滋味，道家的“返真”与佛家的“随缘”再次互补相成，这苦中作乐、笑中带泪让作品生发出更浓烈的感动，也许正是黄彻于此境遇也深有体会，故特择而论之。
同时，黄彻《诗话》也时有论及唐宋诗“化俗为雅”的现象，而苏轼创作天赋过人，且经常借文炫才，自然经常以方言俗语入诗，深得黄彻赏识。如卷十条三：
子美“于菟侵客恨”，乃楚人谓虎为于菟。“土锉冷疏烟”，乃蜀人呼釜为锉。“富豪有钱驾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百丈谁家上水船”，荆峡以竹缆为百丈。“堑抵公畦稜”，京师农人指田云“几稜”（去声）。“市暨瀼西岭”，巙人谓江水横通山谷处为瀼。……东坡“倦看涩勒暗蛮村”，盖岭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风雨”，注云：“于潜妇人皆插大银栉，谓之蓬沓。”又“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皆方言也。［1］170—171
岭南有竹子名叫涩勒，杭州于潜镇上妇女插的大银栉称蓬沓，茅柴也是乡野俗语。再如卷八条四：
东坡《海外》诗云：“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盖《古今注》：“南方有鸟名鹧鸪，其名自呼，向日而飞。”［1］128
鹧鸪名自呼，也是南方村野拟其声而名之。黄彻以为苏轼是向杜甫学习这种“化俗为雅”的技巧。卷十条三先列杜甫此类诗句，表明黄彻认为“化俗为雅”的源头始于杜甫，且为至工。将苏轼比之于杜甫，黄彻《诗话》也多有论之，体现了黄彻对苏轼创作地位的一种认可。当然，这与苏轼的创作天赋和有意尝试创作也不无关系，正所谓“万斛源泉以择地而出”，也只有苏轼的创作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此外，苏轼诗歌也讲究用字，如卷五条五黄彻评点苏轼“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句的“殿”字与柳宗元“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句的“留”字，“重轻虽异，用各有宜也”。这也是苏轼诗歌语言的独创，非常重视诗眼的提炼与安排。
二、评点苏轼的相关言评
黄彻在《诗话》中不单评点苏轼的诗歌创作，同时也对苏轼的相关评点言论进行再评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苏轼关于诗歌创作方面的言论，如《诗话》卷十条四：王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句首。子瞻谓杜备诸家体，非必牵合程度，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明皇以后，天步多棘，凡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今观此篇叙鸿雁羔羊礼，有太古尊君亲上之意，为明皇设不疑。至于《杜鹃行》，乃云：“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又云：“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指斥骂詈，殊无致严之语，莫不皆有所主也。［1］172—173
黄彻在此条目中所引的句子出自苏轼的《辨杜子美〈杜鹃〉诗》。苏轼认为杜甫作诗诸体兼备，不会为“牵合程度”而以辞害意。苏轼是十分推崇杜甫的，他在《王定国诗集序》中评价杜甫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0］326但黄彻对杜甫的另一首诗《杜鹃行》提出质疑，他认为杜甫诗中“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二句“指斥骂詈，殊无致严之语”，杜甫不该以此等口吻语气来评价唐明皇。洪迈、黄鹤皆以为“感明皇失位而作”，仇兆鳌却以为：“或疑劫迁西内，宫禁秘密，子美远游西蜀，何从遽知之？曰：蜀有节镇，国家大事，岂有不知者。故曰朝廷问府主。其以杜鹃比君，本缘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鸟也。”［11］838—839此与黄彻意合，《杜鹃行》当是指斥节度使的，而非唐皇。此条黄彻不为苏轼评价杜甫的言评所囿，而是有自己的见解发挥，这体现出黄彻作为理论批评家的独立与客观，也由此可见其自序中“故诗话之集，皆因前人之语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只是谦辞，而并非黄彻自我表明只是一名毫无己见的“搬运工”。
苏轼推崇杜甫，不单是因其诗歌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容，还有其诗歌的艺术魅力。在苏轼眼里，杜甫已然代表一个高度，似乎无人可超越。黄彻赞同苏轼的这一评价，他于《诗话》卷七条十引苏轼《书诸葛散卓笔》“笔工效诸葛散卓，反不如常笔。正如人学作老杜诗，但见其粗耳”［1］112之语，证明杜甫在用俗字入诗方面的功力，羡慕杜诗“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可知戛戛独造的艺术独创性。
苏轼《读孟郊诗二首》对孟郊诗艰涩无味的一面颇有微词，说读孟郊诗“有如食彭越，竟日嚼空螯”（卷四条十八）。黄彻却以为这正是孟郊诗“最淡且古”的特色。他接着说：“退之论数子，乃以‘张籍学古淡’，东野为‘天葩吐奇芬’。岂勉所长而讳所短，抑亦东野古淡自足，不待学耶？”［1］66黄彻援引韩愈论孟郊之语与苏轼之论相比，认为二人所论皆非。黄彻此条对孟郊进行一番驳正，亦可见其评点的全新角度及铿锵胆识。同样，《诗话》卷五条一五又记：
颜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乃记汤惠休云：“谢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与本传不同。传又称延之尝薄惠休制作，以为“委巷中歌谣耳”。岂惠休因为延之所薄，遂为“芙蓉”“错镂”之语，故史取以文饰之耶？坡云：“辩才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吾辈与参寥，如巧妇织锦耳。”取况亦类此。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1］72
黄彻认为文人之间相互比较作品孰优孰劣风气不好，有争誉夺宠之嫌，往往囿于客套，又显虚假伪善。他评说苏轼也不曾免俗，与诗僧辩才较高下，似是谦虚，实为反讽。黄彻称赞陶渊明，因为与世无争，所以“不可及”。
论诗歌成就或是论诗歌评点，黄彻自然不可与苏轼比，但他尚有自己的独见，不迷信诗坛言论权威，维持自己评点的客观性。这与黄彻熟识各家作品风格有关，更是评点独立的人格体现，此种立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当然，黄彻也并不是一味反对苏轼的诗学观点，《诗话》卷八条二十三记苏轼批评石延年《红梅》一诗徒写梅之形而不知梅之格，讥之为“村中学体”。黄彻更加反感，批石延年诗中“未应娇意急，发赤怒春迟”［1］142句更是俗不可耐，可见黄彻对体物诗也是倡导“穷本探妙，超出准绳外，不特状写景物也”［1］93（卷六条五）。
二是评点苏轼关于人物品评方面的言论。黄彻《诗话》论及苏轼品评历史人物的不多，只有四条。而对于这四条苏轼所论观点，黄彻有赞同的、有补充的、也有反对的。卷一条二引苏轼《足柳公权联句交引》论宋玉讥楚王“知己不知人”，批柳公权属句“有美无规”，黄彻赞同苏轼的观点，并说“凡规谏之辞，须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同样在卷八条十八论“李广以私憾杀灞陵尉”，黄彻观点亦与苏轼一致，认为李广德行不高。卷一条五引苏轼对杜甫的评价，黄彻认为苏轼对杜甫的评价不足。在黄彻看来，杜甫不只是一个会写诗的司马迁，他还像孟子，一心为国。卷一条十六引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论司马光，赞其执政深入人心。黄彻以为末句“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痖”与司马光取名“独乐园”真意不符。苏轼此诗意在劝司马光重回朝廷，而黄彻以自己“拙直忤权贵，投印南归”的经历，认为苏轼不懂司马光一颗退隐的心。另外，在《诗话》卷十条九黄彻认同“红颜祸国”，不认同苏轼唯物历史观，这显示黄彻历史观主观狭隘的一面。
综上所论，黄彻《?溪诗话》对苏轼的批评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评点苏轼的诗歌创作，另一个是评点苏轼的相关言论。限于评点式批评的文体形式，对一个诗人，特别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坛巨擘，黄彻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他的评点还是有举一反三的独到之处。从黄彻的评点中可以看到，苏轼受儒家文化影响，重视诗歌的内容及其功用，但又不为其所囿，注重诗歌的艺术追求，致力于艺术探讨与尝试。对这种诗歌思想的认同，加上二人相似的仕宦经历，大概是黄彻认同苏轼的原因。而对于苏轼的相关人物品评，黄彻也能予以客观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黄彻的历史人物论，以天下为重，以德为先。当然，黄彻主观狭隘的历史观也是值得批评的。
注 释
［1］〔宋〕黄彻著，汤新祥校注：《?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宋〕欧阳修等撰，韩谷等校点：《归田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3］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闫晓东：《苏轼诗文选》，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
［6］陶文鹏、郑园：《苏轼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7］李卉、程杰：《宋代海棠审美意蕴的提升——苏轼咏海棠诗的新变及其文学意义》，《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8］〔清〕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9］曾枣庄：《苏轼论集》，巴蜀书社2018年版。
［10］雒启坤、韩鹏杰主编：《永乐大典精编》第一卷，九州出版社1998年版。
［1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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