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兴于唐,盛于宋。苏东坡生活的北宋中晚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宋代文人好茶成风,苏东坡尤甚,自谓平生饮酒、唱曲、下棋三不如人,却深得“茶中三昧”。他熟谙种茶、评水、烹茶、品茶之法,对茶史、茶功也颇有研究。他写过一百多首有关茶的诗词,其中五十多首是专门咏茶。他居儋州之时,百无聊赖中“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1]901,常常亲自到钓石之旁汲取深潭活水,烹茶论道,“在沉苦之时保有一腔向上飞扬的胸襟,在仕途失意的贬谪生活中依然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2]。正因如此,他的这杯以“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为主题的生命之茶散发出诗意的芳香。
《汲江煎茶》是苏东坡居儋时咏茶的经典之作,历来被传诵不衰,后人对此多有评论,如汪师韩评此诗“舒促雅合,若风涌云飞”[3]1851。本文通过分析诗中苏轼汲水、煎茶与饮茶的过程,解读苏东坡在煎茶、品茶的过程中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所追求的“茶禅一味”境界,品味苏东坡在坎坷失意的逆境中仍然旷达超然、随缘自适的茶禅人生。
一、清江月影,诗意禅心
“中国历代文人,多与茶结缘。或以茶助神思清爽,或以茶寄闲适超脱,或以茶交清谈之友,或以茶悟佛道禅理,甚至达到爱茶如命,嗜之如饴,一日不可无此君的地步。”[4]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因官屡遭贬谪,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喜欢品茗评水,凡有名茶佳泉,他都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绍圣四年(1097),朝廷对元祐党人的迫害进一步加剧。六十二岁高龄的苏东坡被放逐到“南蛮之地”的儋州,生活条件十分清苦,京城的“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5]2258(《闻子由瘦》)已不复见,在这里“饮食百物艰难”[1]643(《与侄孙元老》),“北船不到米如珠”[5]2328(《纵笔三首》其三),他写信告诉朋友程秀才,“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1]641(《与程秀才》)。生活极为凄惨,再加上政治迫害,精神备受打击,孤独寂寞时常伴随着他。在百无聊赖之时,他将茶视为自己的好友,特别是在夜幕降临之时,以茶来消解心中不平的块垒,通过品茶来体悟人生,并努力从中寻求心灵解脱,在逆境中仍然自得其乐、超然洒脱。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一作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5]2362
这首《汲江煎茶》诗写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是苏东坡流放至儋州的第三个年头。此时,他已历尽风波,心境归于淡远。此诗描述的是月夜临江汲水烹茶的妙趣。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诗人回首往事,辗转反侧,索性从桄榔庵来到宜伦江边汲水煎茶,“自临钓石取深清”。在这空灵悠远、亦真亦幻的意境之中,诗人大瓢舀水、小杓分江,盛来的不仅是大江的深情,而且把碧空明月贮于其中。以东坡达观超脱的胸襟、气度,也汲取来了清灵的禅意、通脱的诗境。归到家中,烧水煎茶。看那茶水沸如雪乳,声如松风,未饮便心神俱荡。饮时静听荒城那边传来空旷悠远的打更声,更显得清悠寂静。这首诗将汲水、煎茶、饮茶的过程及其心境描述得极为细腻,诗意盎然,情景交融,突出一个“静”字,可谓“奇茶妙墨俱香”。这是一幅宁静清远的月夜临江烹茶图。诗中的天上人间,明月清江,茶中雪乳,煎茶沸腾的水声,荒城悠远的长短更声,都在这汲、煎、饮中融为一体了。与其说是诗境,不如说是禅境,诗人是在以诗说禅,以茶参禅,将茶道中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描绘得淋漓尽致。诗意、茶情、禅心,弥漫在清江月影、桄榔摇曳的夜色之中,可谓言有尽而禅意无穷。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5]1616苏东坡旷达的思想、谐趣的个性及圆通的禅宗美学观念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晚年十分仰慕陶渊明,经常引陶入诗,居儋州时写下了不少“和陶诗”,效仿陶渊明避世退隐的超脱,诗风也趋向陶诗的“平淡”。他接受了禅宗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非理性之思维方式、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把佛理禅意与山水景物糅合在一起,创作出一篇篇造语精妙且韵味无穷的佳篇,形成融静、幽、淡、雅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平淡中又饶有隽永之味。
“苏东坡在生活中追求‘禅悦之味’,寓禅于山水之间与饮食玩乐之处,有时简直触类旁通,自然而然地把这禅味带入了他的山水诗篇。他把自然山水同禅结合起来,以寻求自我安慰。这种诗篇成为他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在对禅学的研究和实行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6]《汲江煎茶》正反映了苏东坡以茶参禅,以禅入诗,以我观物,超然物外,在流寓生活中淡定自如的精神境界,故其诗富有禅意理趣,苏东坡煎泡的这杯生命之禅茶因诗而散发出清新淡远的芬芳,日久弥香。正如金人元好问在《答俊书记学诗》中论诗与禅融合的魅力,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7]435可为此诗参照。
该诗颇受后人推崇。南宋诗人杨万里论,“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曾引此诗为证,并评最后一句曰“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8]。查慎行则评为“‘储月’‘分江’,小中见大”[9]。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诗人的神来之笔。
二、道尽烹茶之要,可谓之茶经
中国茶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核心是茶道。所谓茶道,是饮茶时体现精神品位和艺术修养,即通过饮茶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生活之具体形式上升为富有哲思的人生境界。茶道包含茶艺、礼法、环境、修行四大要素。茶艺的重点在习茶艺术,具体包括选茗、择水、烹茶、准备茶具、选择环境等一系列内容。茶艺与茶道结合,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茶文化和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儒释道三家都与中国茶文化有甚深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10]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陆羽《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茶道的基础。宋人饮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讲究茶道。苏东坡深明茶理,熟谙茶道,煮茶饮茶俨然是位茶艺高手。《汲江煎茶》诗中准确而生动地摹写了择水、取火、择器、候汤、品茶等茶艺细节,将品茶之后精神得到快慰、心灵得到洗涤刻画得淋漓尽致。
《汲江煎茶》是茶人解释茶文化的入门诗,通篇描写了苏东坡的习茶技艺,渗透了茶道精神。
(一)择水
烹茶鉴水也是中国茶道的一大特色。自唐以来,择水就成为饮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评水一直都是爱茶人士的热门话题。因为水不仅承载着茶的色香味韵,且蕴含了茶道的精神内涵、文化底蕴,故有“水为茶之母”之说。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11]32可见水对茶性的充分发挥是至关重要的。陆羽《茶经》把烹茶之水分为几类次,即“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12]83。苏东坡饮茶很注重择水,他对人说:“精品厌凡泉。”[5]361凡是好茶,一定得用好泉烹之,否则可惜佳茗。他还提出“饮茶三绝”之说,即茶美、水美、壶美。江苏无锡的惠山泉被誉为“人间第二泉”,苏东坡为了享用名泉,不辞辛劳携带上好的茶叶来到泉边烹茶品饮,写下了“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5]532,足以见其对泡茶水质的讲究。苏东坡深知茶非活水则不能发挥其固有品质,《汲江煎茶》首联开宗明义直接点出煎茶须取“活水”。他身处偏僻的海南,不可能寻来天下名泉或文人极为推崇的雪水,儋州“百井皆咸”,而宜伦江水质较好。宜伦江是儋州的母亲河,她从沙帽岭穿山缓缓流来,像一条彩带缠绕在儋州城边,水质甘甜清澈。苏东坡素稔“若不得佳茶,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发香”[13]之理,为了喝上好茶,诗人就地取材,亲自到江边取用活水。垂钓处的水既不湍急,亦非深潭,水质鲜活且较洁净。“清”是饮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质清澈纯净,才能正确发挥茶叶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羁,也更契合诗人渴望在饮茶中得到心灵解脱的意愿。
南宋诗人杨万里赞这首诗:“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8]用活水煎的茶,至清至洁,是天地涵育的灵物,可以让苏东坡神思飞扬,又可以使他静心养气,忘掉一切凡尘杂念。
(二)火候
古人煎茶是很讲究火候的,因为火候决定了“水候”。活火,即烧炭的旺火。古代煎茶一般是用泥制作风炉,白居易有“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诗(《问刘十九》)为证。煎茶也颇有讲究,陆羽在《茶经》中曰:“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12]85在苏东坡看来,即便是用上好的泉水烹茶,也必须掌握好烧煮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水初沸时最佳。“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道出烹茶把握火候的重要性。水因热度释放出气泡,温度愈高,气泡愈大,最初像蟹眼,慢慢地便像鱼眼。古人认为,沏茶的水若是滚过了头,就“老”了,用这样的水煎出来的茶,在口味上就要略差一点。苏东坡的另一首诗《试院煎茶》也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贵从活火发新泉。”[5]370“蟹眼”和“鱼眼”指的是沸水中气泡的形态,“松风”是水微微沸的声音。从水沸的气泡和水鸣的声音判断出煮水的程度,形象地描述了烹茶用水的温度,与“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异曲同工,描述的是茶、火、水三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表达了诗人高超的煎茶技巧。宋人之饮茶以建茶为主,以色白为贵。煎茶经过煮开三沸后,雪白的茶乳(白沫)随着煎得翻转的茶脚飘了上来。翻“雪乳”,说明苏东坡沏的是好茶。
(三)器具
古人煎茶贮水也很有讲究,“养水须置石子于瓮底”[14],“水性忌木,松杉为甚,木桶贮水,其害滋甚,洁瓶为佳耳”[15]。苏东坡对煮水的器具也有研究,他认为用铜壶有腥味,用铁壶有涩味,惟用定窑烧制的兔花瓷盏煮茶,才可保证茶味的纯正与地道,满足品茶要求。苏东坡有诗为证:“铜腥铁涩不宜泉”[5]1265,“定州花瓷琢红玉”[5]371。据说苏东坡在宜兴时,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在海南时,苏东坡穷困潦倒,被迫将随身携带的酒器都卖掉,唯独留下一只心爱的茶盂,“砖炉石铫行相随”[5]371,以之品茗,涤荡心灵,抚慰他度过孤苦的岁月。当苏东坡获释北归时,便把心爱的茶盂赠送给曾经帮助他渡过难关、和他一起品茶的许钰,说:“无以为清风明月之赠,盂聊见意耳。”[16]一只茶盂伴随着东坡的漂泊生涯,足以窥见苏东坡的嗜茶情怀。正如后人所评价:“读苏轼诗文,染茶味清香。”深通茶道、茶理的苏东坡对“茶、水、器”三美的追求很有研究。他在《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祝,叹味不已,次韵奉和》写道:“岩垂匹练千丝落,雷起双龙万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色鉴中人。”[5]512将茶、水、器之美称为三色,并认为自己是善于品鉴之人。
细细观察,《汲江煎茶》诗每一句都描绘一个情景,都有一个画面,可谓“句句皆奇”。第一句交代煎茶必须采用“活水”和“活火”。第二句写自己到江边汲取清澈之“活水”。第三、四句写汲水的情景,清江月影,空寂悠远。第五句写筑炉烧水煎茶。第六句写水沸,声响像风吹过松林所发出的松涛声。第七句写喝茶的乐趣,茶清澈醇美,放任神思,难以以三碗为限。第八句写喝茶后难以入眠,静静坐着听荒城那边传来悠扬的打更声。“清、静、和、美”是中国茶道的精神。苏轼把自己融进清江明月的佳景之中,在诗中营造了恬淡闲洁、韵高致静的氛围,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熏陶和精神升华。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云:“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且茶水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东坡深知此理矣。”[17]可见胡仔叹赏的是东坡准确而生动地摹写了烹茶要诀。清代的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干脆说:“子瞻煎茶诗‘活水还须活火烹’,可谓之茶经,非诗也。”[18]对此诗推崇备至。
禅宗的美学精神在于超越具体表象,达到空且静的悟境,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茶的文化境界。苏东坡是烹茶的行家里手,《汲江煎茶》“句句皆奇,字字皆奇”,那不仅是简单的用词造句之奇,更展示了一种引人入胜的茶艺之美,以及在静静的月夜汲江水、生火、煮茶、品茗,何等超凡脱俗的美。实际上此诗之奇更在于境界之奇,一种能引人入禅的境界,让人在淡淡的感伤中回味人生的境界,让人走向通达、看淡一切的境界。
三、随缘自适,恬淡超然
茶是大自然的灵品,具有平和、恬淡、质朴、高洁的品性。它清高而独具灵性,能助文人超脱世俗羁绊,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宋代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士大夫之间党争激烈,互相倾轧,身心疲惫,希望寻找心中的寄托。禅宗给苦闷的士人指出一条寻求解除苦恼的办法,不必举行什么宗教仪式,凭其自在心参禅悟道,文人墨客因此也推崇起禅宗来。佛与茶终于找到了相通之处,在茶文化发展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故有“茶中带禅、茶禅一味”之说。苏东坡的思想向来比较复杂,包容儒、释、道三家思想,对百家杂说也旁采博收。他政治上积极入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主导,当政治上遭到打击、处于人生低谷时,佛老思想则成为自我排解的精神支柱。“乌台诗案”以后,苏东坡屡遭贬谪,经历千般困苦之后,佛家思想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贴良药。他心灵更加靠向禅旨,从苦境中寻找乐趣,在逆境中求得解脱,秉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思想,坦然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
苏东坡所处的北宋,禅宗思想盛行,文人以谈禅为高雅之风。同时,苏东坡深受家庭影响,父苏洵系云门四世圆通居讷的弟子,其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苏家佛教气氛十分浓厚,早年苏东坡便已结禅缘、步禅境。苏东坡之于佛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期至“乌台诗案”前,种禅果,结禅缘,以僧为友,但并不信佛,以儒家为立身之本。第二阶段是“乌台诗案”之后至被贬岭南之前,以儒家思想立言立行,以禅道为精神调节。第三阶段被贬岭南之后,其精神已经达到履险如夷、宠辱不惊的境界,以禅治心与治身,始终秉持随缘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苏东坡居儋期间,禅学思想更加成熟,正如参寥读了东坡流放海南所作的诗后评价道:“往来惯酌曹谿水,一滴还应契祖师”[19]201(释道潜《读东坡居士南迁诗》)。苏东坡从具体的政治得失中摆脱出来,秉承“空静圆通”的禅学思想,借助佛教思想进行心理抚慰,并克服常人难以逾越的身心磨难,实现精神上的超越,重新阐释人生的意义。其作品中的禅意和空灵的美学正源于此。
“最能体现宋人安贫乐道人生观的就是闲居品茗”,“宦海浮沉对于宋人来说,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他们在仕途受挫时,或以吏为隐,或退居乡里,然都喜闲饮清茗,以见其安贫乐道之高志。”[20]东坡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儋州时已经六十多岁,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曾与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1]1221。到儋州之后贫病交加,困苦不堪,身边只有苏过相随,生活环境极为恶劣,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连维持基本的生活十分艰难,经常靠朋友所赠的茶、米、药等生活用品救济。如在《与程秀才》书信中,他对朋友给予的帮助表示感激:“纸、茗佳惠,感抃!感抃!丈丈惠药、米、酱、姜、糖等皆已拜赐矣。”[1]645
茶成了维系真挚友谊的纽带。人生失意,心灵创伤更需要一杯禅茶来抚慰,他常常约茶以茶会友,有不少茶趣。琼州学士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精心培养的得意门生。在《与姜唐佐》四封书信中,他写道:“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胜。奇荈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其二)“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1]647(其三)有一次东坡邀姜唐佐喝茶,便笺送出之后,恰逢巡检有会,东坡便回书云:“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1]647(其四)
茶也是精神的慰藉,更是他安放心灵的所在。“吾尝中夜而起,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夜气方归。锵琼佩之落谷,滟玉池之生肥。”[1]901(《天庆观乳泉赋》)在儋州的贬谪生活中,他月夜汲江煎茶,品茗思忖,以茶参禅,在袅袅幽香中揣摩世态炎凉,体味人生苦乐,将内心的孤寂之情转化为一种闲趣。明代冯璧《东坡海南烹茶图》诗云:“讲筵分赐密云龙,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火洞,天游两腋玉川风。”[21]129这首诗写苏东坡由朝廷重用、特赐“密龙云”珍品茶,到外放下狱、谪贬儋州,仕途坎坷变化,有如一场春梦,但他仍然像唐代卢仝那样喜爱品茗,可谓以茶简要概括了苏轼一生。
茶成为诗人在困顿中解脱自我、完成超越的凭借,“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饱含着东坡对待人生的淡然超脱。他在《次前韵寄子由》诗云:“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5]2248“泥洹”即“涅槃”,是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谪居儋州,年老体衰的苏东坡面临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1]641的艰难困境,他不但没有悲观绝望,而是调整心态,随遇而安,把人生挫折、个人得失看成一种历练,很快就融入生活。他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传播中原文化,送医治病,著书为乐。他把自己当作一名儋州人,把九死一生的被贬生活当作一次奇绝壮观的旅游,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5]2367的感喟,可见诗人超然自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有禅家宗风。《心经》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22]96东坡借茶淡忘仕途失意所带来的痛苦,在饮茶中忘却尘世,在参禅中体悟世事如梦似幻,摆脱了外在环境的役使,看透了世间名利和倾轧,超然自得,物我两忘,将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人生观融入茶中,将淡然的隐逸情怀寄寓于茶,我们从中又可以窥见其淡泊旷达而又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
佛禅对苏东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人生信念和处世态度上,还表现在审美情趣上。禅宗追求内心安然、超尘脱俗的精神境界,对苏东坡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情趣都给予重要启发。苏东坡喜好佛禅,以茶参禅,其后的茶诗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也促使诗人走向了清新自然、宁静淡远之人生境界。
宋人较之唐人,更喜欢闲品茗、静赏生命快乐的新人生观。宋代的茶诗集中表现了宋代文人对生命宁静之乐的追求。借茶解闷,以茶参禅,以禅入诗是苏东坡的一大特征。苏东坡认为,品茶的最高心境是“静中无求,虚中不留”。他在品茶中讲究虚静的心境,在煮茶、斟茶中体味淡与静、沉与浮,在煮茶、斟茶中修炼和缓从容、宠辱不惊、看淡得失的心境。“苏轼把生活中的痛感表现为美感,用他的艺术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和浸入骨髓的老庄思想来解脱自己。”[23]他把对禅的理解、对人生社会的感悟诉诸文学作品,在诗歌中常常表达出对禅宗自由适意、清幽恬淡的生活的向往,形成了清新自然、平淡无华、朴实真醇、富有禅趣的艺术风格。在《汲江煎茶》这幅月夜汲江煎茶图中,我们看到的是大瓢贮月、小杓分江的豪迈景致和清远情思,是雪乳翻煎、松风如泻的点茶艺术美感,是寂静月夜坐听荒城更声的悠远空明,情与景、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正反映了诗人超然淡泊的心境。“荒城夜来,更长漏短,一片孤苦景象,让人伤感,而作者煮茶、写诗自娱,使全诗意境凄而不怨,哀而不伤,非坡公谁有此胸襟笔力。”[24]164
苏东坡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之教养,少年时抱有“奋励有当世志”“致君尧舜”的理想,少年得志时意气飞扬,后半生久经风波,看淡生死。他的人生宛如一盏茶,初时浓香,最后清淡,到达超然物化的境界。他的茶诗通过描写汲水、煎茶与饮茶的过程,借茶喻志,托月抒情,有引人入胜的茶艺、引人入禅的茶境、感人至深的茶思,进入到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茶道艺术境界,以哲人之思从品茶中体会到人生的真谛。“苏东坡的一味禅茶,不是追求优雅的生活,而是散乱中的内心坚守”[25],这一切均彰显出这位千古英才熠熠光彩的人格魅力。
注 释
[1]顾之川校点:《苏轼文集》,岳麓书社2000年版。
[2]周圣弘:《苏轼茶诗词述评》,《文化教育》2011年第8期。
[3]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4]刘伟华:《人间有味是清欢》,《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
[5]〔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6][韩]朴永焕:《苏轼自然山水诗表现的禅宗思想》,《佛学研究》1995年第4期。
[7]〔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四十一,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1926年版。
[9]〔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张氏涉园观乐堂刻本。
[10]赖功欧:《茶哲睿智》(引言),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1]〔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国学研究所1936年版。
[12]〔唐〕陆羽著,王麓一编著:《茶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8年版。
[13]〔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八,清光绪甘棠精舍刻本。
[14]〔明〕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文选卷十七,清顺治十七年(1660)熊人霖刻本。
[15]〔明〕许次纾:《茶疏》,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
[16]〔明〕陈于宸:《琼州府志》卷九下,明万历刻本。
[17]〔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一,道光乙酉年海山仙馆丛书。
[18]〔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五,道光甲申重雕三槐堂藏版。
[19]〔宋〕道潜:《参寥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0]陈瑜、杜晓勤:《宋代文人茶的人生之乐》,《文史知识》2007年第12期。
[21]〔唐〕陆羽、〔清〕陆廷灿:《茶经 续茶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22]〔唐〕玄奘译,陈秋平、尚荣译注:《心经》,中华书局2007年版。
[23]康震:《走近苏东坡,一个文学家的思想与命运》,《海口讲坛》2007年7月28日于海南省图书馆。
[24]于欣力、傅泊寒:《中国茶诗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林颐:《茶禅一味苏东坡》,《羊城晚报》2013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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