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苏轼自嘉祐元年（1056）出蜀赴京至建中靖国元年终老常州，除两次短暂的回乡奔丧、为父母守孝外，再未能回到故乡。尽管如此，他也从没有停止对家乡的思念、没有放弃归乡的期盼，他把那些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乡情融进诗里，创作了百余首怀乡思归之作。本文通过对苏轼怀乡诗的研究，考察其怀乡情结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感受诗人饱含生命体验的乡思之情。

一、苏轼怀乡诗的创作分期

苏轼的怀乡诗创作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较为清晰地记录了诗人在不同境遇下的乡关之思。本文以苏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将其怀乡诗创作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初入仕途，怀乡恋土

自嘉祐四年（1059）离乡入仕，至熙宁二年（1069）守孝还朝，是苏轼怀乡诗创作的第一阶段。本阶段苏轼怀乡诗的内容以思亲怀土为主，着重描写故乡的山川名胜和思亲之情，感情袒露直白，且情调积极，体现了诗人朴素的乡情。

　　苏轼最早的怀乡诗创作始于嘉祐四年（1059）秋南行途中。此次赴京三苏父子沿江而行，一路饱赏巴山蜀水，苏轼更是创作了许多盛赞家乡风情的诗歌，表现了他对蜀地山水的无限热爱。《初发嘉州》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1］6

　　清晨催发的鼓声阗阗作响，凛凛秋风卷起飘扬的彩旗，故乡也随舟渐行渐远。二度离乡，再一次远别故土，看着锦江和青衣江缓缓淡出视线，年轻的苏轼还是不免顿生离愁。他不禁想起自己和故乡友人的约定，想象着友人已经先一步到达相会的地点，久久地伫立在潺潺的江水边。在这首诗中诗人描绘了优美的巴蜀风光，展现了他对故乡深切的留恋。本阶段苏轼虽心恋故土，但气韵洒脱，怀乡诗中很少有愁苦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此时他已是名动京师的新科进士，不日即将抵京实现“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整个人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其诗作也显得情调高昂。

　　入仕之后，苏轼怀乡诗的内容由怀乡恋土进一步扩展为思亲念友。故乡于一个人而言不仅是生长的故土、年少时幸福的记忆、更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因此本阶段苏轼的怀乡和思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京任凤翔府节度判官，而苏辙留京侍父。这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分别，手足情深的他们经常互通书信、唱和赠答，以诉乡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就表现了这种情感：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1］151

　　嘉祐七年（1062）重阳，苏轼独在异乡，不禁想起远在京师的弟弟，思亲之情难以自抑，泪如雨下。这首诗内容丰富，不仅表现了苏轼对亲人、对故乡的思念，也暗含其渴望回乡的愿望。

　　本阶段苏轼怀乡诗的创作主要是在蜀地文化影响下的游子的思亲恋土之慨。苏轼之所以初入仕途就有如此强烈的乡关之思、怀归之念，和蜀地厚重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唐五代以来西蜀士人在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重乡恋土、不愿出仕的文化传统，苏轼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早在嘉祐五年（1060）兄弟二人还在怀远驿苦读，前途一片光明时，就许下了对床夜语、同返故里的诺言，并于后来的作品中反复咏叹。正如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中所言：“与文化归依心态结合在一起的乡土之恋，对苏轼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促成了苏轼人生思考的早熟。”［2］567

（二）仕途坎坷，羁旅怀乡

自熙宁二年（1069）还朝赴任至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是苏轼怀乡诗创作的第二阶段。这十年间苏轼辗转多地，由京师走向地方，他不仅亲眼见证了朝政腐败、人民痛苦的社会现实，还因坚持直谏卷入党争中，身心备受摧残。因此本阶段苏轼怀乡诗的内容较为复杂，既有对兄弟的思念、对蜀中风物的称扬，又有羁旅之叹、归隐之思，这些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促使其怀乡诗的风格渐趋平淡隽永。

　　政治上的压迫、频繁的调任以及欲为而无力为的无奈，使苏轼真正萌生了回乡退隐之念。熙宁四年（1071），身陷党争的他主动上疏请求外任，在前往杭州的途中苏轼经过金山寺，望着滚滚江水，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1］307

　　滔滔长江奔流向前，那江水的上游就是诗人日思夜想的故乡，过去也是这江水一路将诗人送至于此。闻说此地潮水涌动，甚至能有一丈多高，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寻到它的痕迹。而在中泠泉的南面，潜藏着一块巨石，一直随波涛时隐时现。此情此景，诗人登上峰顶，翘首眺望远方，青山满目，不知何处是故乡？随后他笔锋一转，由情入景，接连描写了黄昏、月夜、游鱼等意象奠定悲凉的基调，又借江神之口发出“有田不归如江水”［1］308的感叹。江山如此，而诗人却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这哪里是江神在责备？分明是诗人自己厌倦了朝堂上的排挤打压，想要归隐故乡！

　　如果说山明水秀的杭州是苏轼人生逆境中一场美丽的邂逅，那么接下来密州、徐州、湖州的为官经历则又一次将他打回现实，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怀乡思归的矛盾心理在这一阶段表现得淋漓尽致。早在上一阶段苏轼怀乡诗中的思归情绪就已初见端倪，他在《浰阳早发》中道“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1］70，自白现今虽为仕途奔波，却也长忧故乡田园，祈愿能早日回归故里。不过上一阶段苏轼的怀归情绪相对单纯，大多是其心中积郁的外化表现，并没有真正将辞官归隐列入计划。而本阶段他接连经受打击后，已经有了归乡之念，并将怀乡和思归结合在一起，排解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如其作于密州任上的《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今年一线在，那复堪把玩。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传闻使者来，策杖就梳盥。书来苦安慰，不怪造请缓。大夫忠烈后，高义金石贯。要当击权豪，未肯觑衰懦。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三径粗成资，一枝有余暖。愿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1］607

　　此诗是苏轼在疾病中寄给友人段绎的，在诗中苏轼向友人悲诉了自己人生和仕途中的种种不如意，表明自己急欲归隐的决心。密州任上，苏轼正当不惑之年，这几年他先后经历了丧亲之痛和官场失意，被迫成熟了很多。因此首句诗人即以“老态龙钟”自比，一方面形容疾病影响下自己形容憔悴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实摧残下的个人心态。除夕佳节本该是欢天喜地的，但苏轼的诗中却充斥着悲观绝望的情绪，他甚至将人生比喻成即将熄灭的“灰中炭”，可见其心灰意冷的程度。而对于如此消极无望的苏轼来说，回乡归隐就是他现今唯一的“稻草”，故而他自言“归田计已决”［1］608，表明其坚定的退隐还乡之念。然而这样的念头终究只存在于苏轼的诗中，无论是忧郁的怀乡之情，亦或痛苦的思归之愿，都只是他志意不得实现的怨叹，他始终期待着有朝一日当政者能迷途知返，自己也能“为生民立命”，这也是苏轼半生坎坷仍不愿归隐的原因。

　　此外，本阶段苏轼的“寄寓”思想也开始萌芽，他在《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一诗中首唱“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1］749。对此，王水照先生说“‘寄’，是寓居之意，即谓此世界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皆非永恒停留之所，生命从别的地方来，还要归别的地方去，只是一段时间寄居于人世”［2］45。毫无疑问，这一阶段苏轼仍是心念家乡的，但是随着个人阅历和人生思考的不断深化，他的人生态度也渐为通达，生命仿佛是一叶扁舟，本就漂浮不定，又何必固守一念一地呢？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本阶段坎坷曲折的仕途经历对苏轼而言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然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苏轼思想的转变，促使他“寄寓”思想的形成。

（三）现实打击，归计成梦

自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至元丰七年（1084）神宗亲诏移汝，是苏轼怀乡诗创作的第三阶段。本阶段受个人遭遇影响，苏轼的怀乡情绪由外放转向内敛，除了被贬初期那些强烈的思归之作外，更多的怀乡诗则是借助故乡记忆和故乡习俗排解乡情，使其在异地他乡找到心灵的归属，以作安慰。

　　如果说上一阶段频繁的奔波、仕途的无奈，苏轼个人还留有选择，那么“乌台诗案”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则迫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他在御史台阴暗冰冷的牢房里一遍一遍地回忆过往，那些昔日里他曾引以为傲的诗作如今却成了定罪的证物，甚至还将成为连累亲朋的祸源，叫他如何能接受？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浩劫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平安度过，可是它带给苏轼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或许只有在真正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之后，人才会发现原来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有亲人的地方就是家。苏轼正是领悟到这一点才能在绝命诗中留下“是处青山可埋骨”［1］999“桐乡知葬浙江西”［1］999这样的嘱托，仔细来看，这何尝不是他“寄寓”思想的一种表现？

　　黄州初期苏轼怀乡诗的内容以抒发贬谪之苦、回归之愿为主。元丰三年（1080），他在赴黄途中作《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其一：

　　兰菊有生意，微阳回寸根。方忧集暮雪，复喜迎朝暾。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一朝出从仕，永愧李仲元。晚岁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买废圃，槁叶手自掀。长使齐安人，指说故侯园。［1］1019

　　正月十八日，各地百姓都还沉浸在春节热闹的氛围下，而劫后余生的苏轼却不得不奔波于蔡州道上。寒冷的天气使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洒满阳光的旧居南轩，想到那里松竹倾泻、葵萱数枝、瑶草合径、轻松宜居的环境，以及自己少年时井口汲水的快乐，以这样平淡而真实的回忆聊解羁愁，思乡之情不言而喻。温存的思乡背后是现实苦而难言的境遇，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没有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敏感、恐惧，每日昼出夜伏，独来独往，苦闷寂寞的心绪难以排解。所以当他看到定慧院东面山坡上独放的海棠后，立即有了同病相怜之感，赋诗道：“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1］1037诗人表面是在赞美海棠的高贵典雅，实则是暗示自己和海棠一般流落异乡、前路茫茫的悲惨境遇，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他被贬初期苦闷落寞的心境。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以及家人、友人的陪伴，苏轼的心态逐渐由苦闷转向自适，他开始把偏僻的黄州当作自己的家乡，努力融入当地的环境中。这一时期苏轼除了像此前一样直白地表达对故乡、亲友的怀念外，还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许多故乡记忆、物产风俗，通过这些细小琐碎的故乡印记，抚慰诗人孤寂的心灵。元修菜本名巢菜，是西蜀的特产，苏轼和友人巢谷都非常爱吃，当时恰逢友人回乡，苏轼便寄诗一首，托其带回一包元修菜籽，序言：

　　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耶？因谓之元修菜。余去乡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适自蜀来，见余于黄。乃作是诗，使归致其子，而种之东坡之下云。［1］1160

　　苏轼离乡十五载，仍清晰地记得元修菜的样子和味道，即使远在他乡也要抓住机会将它种在自己身边，以作陪伴。苏轼不仅对家乡风物朝思暮想，对故乡的生活习惯也刻骨铭心，黄州时期他终于安定下来，过起了平平淡淡的守拙田园般的生活，他经常将一些蜀地特有的习称应用到当下的环境中，如将细雨称为（雨）毛、稻子生长称为针等。苏轼身在异乡仍按照蜀中的生活经验处理事情，不仅是因为那些生活经验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中，也是因为在异乡保有故乡的习惯能拉近诗人与故乡的心理距离，排解他的思乡情绪。

　　贬谪黄州是苏轼当下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按常理来说这一阶段他怀乡思归的情绪应该最为浓郁消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主要得益于苏轼在佛道思想影响下完成的由苦闷抑郁到旷达自适的精神超越。从“我本西湖一钓舟，意嫌高屋冷飕飕”［1］524“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1］341到“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1］1019，对家乡山水的眷恋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使苏轼逐渐形成“以异乡为己乡”的自适态度，而在黄州这四年多的时间让他终于有机会去完成这种态度的实践。他在这里耕田种菜，筑屋修房，有了较为稳定的栖身之所，心也随之安定下来。“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1］1205，不管是那些慕名而来的当地名士，还是昔日与他诗酒唱和的知心旧友，他们的陪伴与鼓励帮助苏轼走出逆境、重拾信心，消解了他初到异地的陌生，淡化其怀乡愁情。需要注意的是，本阶段苏轼只是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暂且消解了乡愁，并没有放下归乡的期盼，所以他的怀乡诗中又有“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1］1026“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1］1028这类的诗句，将归乡的心愿保留在不可期的未来中。

（四）投老江湖，故乡难归

自元丰七年（1084）因诏离黄至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是苏轼怀乡诗创作的第四阶段。元丰七年，苏轼接到朝廷诏令，不得不离开黄州，彼时他已年近半百，再一次被起用不仅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也给了他能归的信心，特别是这一时期大量会见亲朋好友更是激起了他归乡的欲望。本阶段苏轼的怀乡诗中始终萦绕着一种急切的归乡情绪，他反复在诗中表露自己的欲归之心，而且还亲身付诸行动，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强烈的归乡之心。

　　近五年的贬谪生活瞬而即逝，原本已和黄州融为一体的苏轼再一次因为朝廷的诏令踏上漂泊的旅程，令人欣慰的是苏轼终于可以借此机会和阔别许久的苏辙团聚了。兄弟二人的此次会面时值端午，苏辙一家人早早按照四川老家的习俗准备好了五彩线、水饼，招待苏轼一行。苏轼也十分激动，写下《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一诗记录了本次团聚：

　　一与子由别，却数七端午。身随彩丝系，心与昌歜苦。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水饼既怀乡，饭筒仍愍楚。谓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语。［1］1224

　　时光飞逝，转眼间与子由分别已有七个端午，这七年间兄弟二人都经历了很多挫折磨难，所幸上苍眷顾，今日一家人又能在此团聚。看着手臂上系着的五彩丝线，吃着香甜可口的水饼，苏轼的乡思也不可抑制地喷涌出来。

　　离开黄州时苏轼已年近半百，早已看清官场百态，所以他在这一阶段写给友人的诗中一再陈说自己的怀乡思归之意。元祐元年（1056），朝奉议郎贾讷赴眉任职，苏轼即送《送贾讷倅眉二首》，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回想起许多故乡印记，尤其是父亲的埋骨地，先君已逝，然而那哺育诗人的家乡山水、惦念他的邻里乡亲还依然守在眉山等候他的归来。再如苏轼知颍，友人入蜀，他特地作《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一首，以诗相送：

　　霭霭青城云，娟娟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枕屏。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不用惊走藏，使者我友生。听讼如家人，细说为汝评。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1］1844

　　此题虽为送别之作，苏轼却用大量笔墨盛赞家乡山水，表达对故乡亲友的思念。前半部分诗人着重描写了故乡云雾缭绕的青城山、娟娟静美的峨眉山，而且还用拟人的手法，赋予云、月人的感情，借它们的呼归之口坦白诗人的欲归之心。随后诗人由景及人，真诚坦露自己漂泊不易、思亲念友、急切盼归的心情。满怀乡愁的游子无数次地在梦中回到故乡，听着嘉陵江水在枕边波动，感受着家乡的气息。最后诗人还大胆想象，友人到了蜀地后，一定会有家乡亲友前来打探消息，询问自己何时能归。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实则蕴含着诗人对故乡无限的思念。本阶段此类作品数量较多，诸如《送杨孟容》《送吕昌朝知嘉州》等，这一个个故人都比苏轼幸运，他们不仅可以有安定的生活，还有的即将前往他的家乡，而诗人却还在外漂泊，只能借助友人之口向乡亲邻里传递自己的思念。

　　与前几阶段相比，本阶段苏轼的归乡之愿变得更为急切强烈。如果说前一阶段他还在归与不归之间纠结，那么此时他已经下定了归乡的决心，并开始付诸行动，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三十余年的为官经历让苏轼亲身感受到官场的腐败，深知仅靠自己一人之力是断然无法扭转局面的，而且随着佛道思想影响的不断深入，苏轼更能“不为外物得失荣辱所累”，对于如何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再就是苏轼所说的“老病思归真暂寓，功名如幻终何得”［1］1754，如今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年老心衰，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这种政治环境下自己定然难有所为，此时归乡就是最好的选择。遗憾的是这一次命运还是没有成全苏轼，他再一次被迫卷入一场巨大的斗争中，难以脱身。

（五）远谪海南，心念北归

绍圣元年（1094）谪居惠州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是苏轼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怀乡诗创作的最后一个阶段。本阶段随着苏轼对陶渊明推崇的强化、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加深，其怀乡诗的风格更为清淡平和，而且其和陶诗中也出现不少怀乡思归之慨。

　　从第一次自请赴杭到“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如今又被划为元祐党人遭受迫害，苏轼接连卷入政治风暴中。海岛偏远、四顾穷途，他深知自己极有可能归老异乡，因此也多了几分释然。本阶段除了“别后与谁同把酒，客中无日不思家”［1］2194这种明显的寓客怀乡之慨外，苏轼绝大多数的怀乡诗都比较平和淡然，如“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1］2050“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1］2309等，诗人不再急切地盼归，而是在不经意间道出自己的乡思。如其《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浑。

　　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

　　山下黄童争看舞，江干白骨已衔恩。

　　孤云落日西南望，长羡归鸦自识村。［1］2083

　　苏轼被贬惠州时，一日当地太守詹范携酒来见。惠州本就地处偏远、环境恶劣，他们只能像古人一样燎毛燔肉，用渔人打鱼用的大石头摆放酒具，可这丝毫没有影响二人的兴致，酒酣之际他们竟手舞足蹈起来，惹得黄口小儿争先恐后地笑。待到黄昏时，诗人看着江岸边深埋的白骨，饱含深情向西南而望，不禁联想到自己未来会不会也如这般埋骨于此？毫无疑问，身处如此荒陋野俗之地，苏轼定然是万分想念他富庶的家乡，可是他心里也清楚如今归计成梦，有乡难回，所以他只能遥望家乡，羡慕那暮归的乌鸦，独自品尝着乡思之苦。

　　苏轼一生对陶渊明其人其作都颇为推崇，岭海阶段他共创作和陶诗百余首，其中不乏借渊明之诗表白乡思之作，如《和陶贫士七首》其七中的“坐念北归日，此劳未易酬”［1］2140、《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中的“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1］2273等。元符三年（1100），苏轼谪居儋州，因喜渊明《归去来兮辞》，故集其字作诗十首，名为《归去来集字十首》。这十首集字诗虽带有自娱的性质，但也真实地道出了诗人的心声，其中的“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携琴已寻壑，载酒复经丘”［1］2358“归去复归去，帝乡安可期。鸟还知已倦，云出欲何之”［1］2358便是诗人厌弃官场，渴望归乡的自白。

　　人生暮年，苏轼已经彻底摆脱了尘世的羁绊，完成其精神超越，无论是个人心境还是怀乡情绪都逐渐趋于平和。他不再拘泥于名分上的济世安民，即使为贬谪之身仍竭力为岭南百姓造福：惠州任上，他亲购药材，分施于民，助百姓摆脱疾病的困扰；晚谪海南，他教化黎民，讲经授学，使当地教化日兴。苏轼对当地百姓的全力付出也换来了百姓的真诚相待，他们热心地给予苏轼生活上的帮助，使他感受到人间的爱与温暖，暂忘了自己身处异乡的凄苦孤独。同时，他也不再执着于地理和身体上的还乡，高唱“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1］2057，将自己融入广袤的宇宙中，真正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此心安处是吾乡”［3］112。

　　通过对以上五个阶段的概括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怀乡思归的情绪基本经历了发生、发展、沉淀、强化、消解五个阶段，大体呈现出“M”形的变化轨迹，同时其诗歌的整体风格也由明朗转为低沉，最终归于平淡。

二、苏轼怀乡诗的创作情境

“乡愁就是这样一些琐碎的日常经验，一种遥远的亲切温暖的感觉，它融化在思乡者的视觉、听觉乃至味觉之中，与故乡有关的任何的人和事都有可能成为怀乡的诱因。”［4］268从苏轼现存的百余首怀乡诗来看，其直接以怀乡思归为主旨的诗作较少，大多都是由生活中一些小细节或特殊的情境引起其乡关之思而作。因此，现对触发诗人乡思的情境进行概括，以便深刻体会其怀乡诗中饱含的人生况味。

（一）唱和赠答

苏轼一生四海漂泊，诗歌是他和亲友之间传递情感的重要纽带。他常在与亲友的酬唱赠答间表现其浓厚的乡思，特别是和弟弟苏辙的唱和之作中，这种情绪表现得最为明显。

　　苏轼兄弟手足情深、亦师亦友，入仕之后二人虽身处异地、聚少离多，感情却丝毫没有受此影响，反而越来越深。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唱和的习惯，并在这些诗歌中寄托自己的怀乡思亲之情，如嘉祐七年（1062）作于凤翔任上的《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1］154

　　秋日微雪，诗人独在凤翔，不禁回想起昔日南行途中兄弟二人乘舟赋诗、郑州西门边含泪话别、少年时东窗读《易》等美好场景，表现自己对故乡亲人尤其是弟弟的思念之情。兄弟二人除经常回忆少年在蜀的美好时光，计划着他日功成身退、回归乡里外，还经常一起追忆故乡的年节风俗，每到蜀地的节庆风俗之日，兄弟二人都要唱和一番。嘉祐八年（1063）岁首，苏辙因感异乡风俗，联想到蜀地热闹的踏青和蚕市活动，作《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苏轼也回赠《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二诗，共同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蜀中风情画，兄弟二人也在这一来一往间将乡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在与苏辙的唱和中寄寓乡思外，苏轼在其他的一些唱和之作中也屡屡表白乡情。首先，苏轼常在写给故乡友人的诗中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如《渝州寄王道矩》：“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归梦不成冬夜永，厌闻船上报更筹。”［1］16诗人由思念故人继而思念故乡，抒发自己故人不逢，故乡难归的悲苦之情；其次，久在异乡、偶遇亲朋故交或收到故乡亲友传递的消息也容易引起诗人对故乡的回望。苏轼远谪黄州时，家侄安节绕道来访，苏轼作《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二云：“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1］1095。流落江湖十余载，眼见当年还是毛头小儿的侄子出落成俊俏的青年后生，又听闻家乡旧友亡故过半，苏轼的乡土之念、盼归之心也愈加强烈；最后，苏轼也时常因遇同乡或去蜀做官的友人生发怀乡之情。熙宁五年（1072），苏轼于杭州任上巧遇眉山同乡文及方丈，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1］412离家万里，两位同乡好友异地相逢，不免惺惺相惜，虽然他们的乡音已慢慢淡去，但还是免不了终日畅谈，互诉离愁，一解乡思之苦。再如苏轼的官场新友张嘉州赴蜀做官，苏轼也特意写作《送张嘉州》，一表自己对友人去蜀为官的羡慕与期盼，希望友人能以先贤为榜样，造福家乡，暗含怀乡之意。

（二）触景体物

苏轼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1］291，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不过无论看过多少奇山秀水，品味过怎样的四时风光，最令他心心念念的还是故乡那片熟悉的热土。一直以来，苏轼对家乡始终怀有一种浓浓的自豪感，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所遇的他乡之景和故乡之景作比，如“襄阳逢汉水，偶似蜀江清”［1］71，以汉江之水与家乡山水作比，赞美汉水像蜀江一般清澈。即使是要褒扬异地山水，苏轼也不忘吟唱家乡山水，他在吟咏东湖时，首句即说“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1］112，可见其对家乡山水的惦念。此外，有家难归的苏轼也常竭力在异乡山水中找到故乡山水的影子，以寄乡思，如其《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其二中的“东望峨眉小，卢山翠作堆”［1］619，诗人将密州之庐山想象成自己的家乡峨眉山，再如其《庐山五咏》其五《障日峰》中的“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1］622，将形状与峨眉酷似的障日峰唤作小峨眉等，都在不经意间表露了诗人的故乡之思。

　　久客思归的愁苦使苏轼异常敏感，移植黄州的海棠花、蜀地乐曲、西川方言等和故乡有关的一切事物哪怕极其微小都能触发他的思乡情绪，成为其怀乡诗的创作诱因。尤其是在黄州时期，苏诗中更是频繁出现其家乡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描写，苏轼还为此亲自做注，如《东坡八首》其三中的“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1］1080，苏轼自注“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1］1080、《送牛尾狸与徐使君》“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尝牛尾狸”［1］1091，苏轼自注“蜀人谓泥滑滑为鸡头鹘”［1］1091等。诗人身处异地，有乡难归，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自娱自遣，排解乡愁。

（三）感时咏怀

“亦如老病客，遇节尝感叹”［1］614，漂泊异地的游子对外物的感知往往比普通人更为强烈，时节物候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变化都会激起诗人的故乡之思，因此他常在一些特定的节日诸如除夕、中秋、重阳、寒食等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思念。熙宁六年（1073）除夕夜，苏轼奉命前往常州等地赈济灾民，因回城时间太晚不忍打扰守城人，只能夜宿城外，感慨之际遂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1］533

　　在这个阖家团圆的夜晚，诗人独守孤舟，看着岸边万家灯火，思念起远方的家乡。首句诗人以哭、悲、微等字眼，描写出夜宿城外星火渐熄的状态，点明其所处环境，随后由景转情，写出自己身衰体弱、辗转难眠，只有孤舟相伴的悲凉境况，烘托其对故乡、亲友的思念。再如嘉祐七年（1062）九月九日重阳节，苏轼出游普门寺僧阁，写下的《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一诗，其中“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1］151一句既有对弟弟的思念，又有同归故乡的渴望，可谓情真意切。

　　除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外，苏轼也常因蜀地特有的一些节日风俗滋生怀乡之感。嘉祐七年岁末，苏轼因官职在身不得与家人相聚，便追忆起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作诗三首，分别介绍了蜀人馈岁、别岁、守岁的三种风俗，并在诗的题序中点明创作缘由“余官于歧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1］159，表现自己身处异地的佳节思乡之感。如其《馈岁》一诗：

　　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1］159

　　所谓的馈岁即是年终岁尾，蜀地百姓为了庆祝新春、感恩过去一年亲朋邻里的帮助，自发准备年货和相互馈赠礼物的行为。在这首诗中诗人交代了馈岁风俗的背景，详细地描写了当地百姓积极准备礼品、欢度新春的热闹场面。对此诗人还评论说，不管礼物的轻重多少，都是一片浓浓的真心，显然有赞美家乡风俗的意味。乡俗有情，然而游子难归，在这样热闹欢快的情绪下诗人不禁想到身在异乡的自己，即使想要重温乡风，也无人唱和，遂转而显现其痛苦孤寂的心情。此诗虽无一言思家，但其怀乡思亲之意早已溢于言表。

三、苏轼怀乡诗的艺术特色

怀乡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创作对象，隐含着诗人浓烈真挚的情感。苏轼以匠心妙笔书写着蜀地的灵山秀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受他的生命气质影响，其怀乡诗也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呈现出哀而不伤的整体基调。

（一）明确的地域指向

锦水之美、峨眉之胜，在苏轼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即使遍览名山大川仍念念不忘回归乡里。仔细探究苏轼的怀乡诗可以看出，他的所思之乡具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就是其故乡蜀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苏轼的怀乡诗中频繁出现“西蜀”“峨眉”“成都”“锦水”“岷峨”等具体的地域性词汇，如“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1］2030“已泛平湖思濯锦，更看横翠忆峨眉”［1］426，这些地方名胜都可以看作蜀地的代表，苏轼在不同的地域歌颂家乡名胜，寄寓了自己对故乡的眷眷深情。除上述显性地点外，苏轼还选用“故山”“故国”等隐晦的词语以代故乡，如“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1］1961“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1］426，故人难逢、故山难归，留给诗人的只有无尽的乡愁。

　　其次，苏轼的所怀之地具有明确的方位指向，诸如“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1］1710“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1］1718“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1］1870等。四川位为西南，而苏轼的家乡眉山又恰好处于四川的西南部，所以他的怀乡诗中多次出现“西”“西南”等方位指向，以这样的方式隐晦地表现自己的怀乡之情。

　　最后，苏轼的怀乡诗中也经常出现一些有关故乡旧居的描写。纱縠行苏宅是苏轼的眉山旧居，离开蜀地后苏轼时常回忆起在家乡的生活，唤醒了他的乡思，如“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1］1659“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1］1019等，梦归纱縠，遍历蔬园，这些微小而确切的对象更能让我们体会到苏轼对故乡深切的思恋。

（二）典型的乡思意象

苏轼一生乡心难泯，其怀乡诗中也经常选用一些典型的乡思意象，诸如常见的水、月、风、雪等自然类意象；孤雁、子归等动物类意象；孤舟、灯火、梦、酒等日常生活类意象；以及楚客、王粲等典故类意象，通过这些典型意象书写乡思，宣泄乡愁。

　　“雪”意象是苏轼怀乡诗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雪”作为寒冬的标志，不仅代表着年关将至、游子待归，也象征着凄凉和悲苦，因此寒冷的雪夜极易触发游子的乡关之思和羁旅之叹。如苏轼的《荆州十首》其七：

　　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

　　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

　　爆竹惊邻鬼，驱傩聚小儿。

　　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1］66

　　此诗乃苏轼一家南行途中经荆州所作，时值岁末，荆楚大地屡降霜雪，苏轼一家在风雪中匆忙赶路，而当地的百姓正在欢欣地筹备除夕佳节，与他们的热闹相比苏轼一家的境遇自然是差了很多。年终岁尾，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苏轼的怀乡之情也不可遏制地生发出来。

　　“雁”意象自古就是怀乡诗的典型意象，鸿雁春来秋归，年年如此，而远在他乡的游子却不能按时归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鸿雁南翔，徒生乡愁。苏轼在怀乡诗中尤喜以“雁”自喻，物我相印，寄寓自己的怀乡思家之感，如其《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

　　幅巾不拟过城市，欲踏径路开新蹊。

　　却忧别后不忍到，见子行迹空余悽。

　　吾侪流落岂天意，自坐迂阔非人挤。［1］1055

　　此诗系元丰三年（1080）五月，苏辙护送嫂侄等人到黄后二人同游寒溪西山所作。当时苏轼贬黄不到半年，而苏辙不久也将前往筠州赴任，兄弟二人仕途失意、同病相怜，面对西山之景，他们的心情也十分沉重。所以诗人将自己漂泊的境遇与迁徙的鸿雁自比，言“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1］1055，鸿雁尚能思南而归，而诗人却有家难回，两相对比，更加凸显诗人身处异乡、羁留不得归的苦楚。

　　“酒”不仅是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苏诗中重要的意象之一，只不过在怀乡诗中苏轼的“酒”意象又有了别样的内涵。“明年花开时，举酒望三巴”［1］2022“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1］1800，在这里“酒”不仅是乡思的符号，也是诗人满腔乡愁的最好寄托，这位伟大的智者只有在酒后才能畅所欲言，一吐胸中不快。如其《华阴寄子由》：

　　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

　　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1］224

　　本诗中苏轼连用梦、酒两个意象寄寓乡愁。凤翔三年，他无数次在梦里回乡，只可惜梦境太短，乡愁难平。眼下正值年终，苏轼又因公不能与家人团聚，看到备好的腊酒更是激起了他回乡的欲望，于是只能作诗一首寄给子由，传递思念。酒入愁肠，化作思乡泪，这一杯杯的浊酒之中，盛满了苏轼的乡愁，也道出了天下游子共通的思乡情愫。

　　与此同时，苏轼的怀乡诗中也反复出现“王粲登楼”意象。济世救民之心和怀乡思归之念本就是《登楼赋》的两大主题，苏轼借助这一意象也形象地表现了自己内心中仕与隐的矛盾以及欲归不得的艰难抉择，如《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五：

　　五斗尘劳尚足留，闭关却欲治幽忧。

　　羞为毛遂囊中颖，未许朱云地下游。

　　无事会须成好饮，思归时欲赋《登楼》。

　　羡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南看浴鸥。［1］742

　　仕途无望时他既羡慕陶潜弃绝尘世、避世归园，又钦佩王粲怀乡，潇洒作赋，本诗中苏轼即借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王粲闭门不仕、登楼作赋等典故，直接表明自己的罢官怀乡之意。

（三）哀而不伤的整体基调

苏轼是一位了悟人生真谛的智者，他在经历多番困境后仍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因此他的怀乡诗也不是一味地哀叹呻吟、悲诉乡愁，而是时时以通达的态度自我开解，并常以积极的态度化乡愁为大爱，故而呈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基调。如其绍圣二年（1095）在惠州所作的《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中言：“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1］2122苏轼坦言：“人的一生不过就是为了衣食奔波，我久居官场，早已把乡土之念看轻了，况且人世间拥有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如今万里向南就是最好的结果。”本诗中苏轼虽借用莼鲈之典以表乡思，但又自我开解，把贬谪岭海、不能归乡的经历看作是一次美好的远游，这样旷达的态度怎能不让人动容？

　　苏轼用尽一生的时间去怀念故乡的那片热土，可惜最后还是终老异乡，不过他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消极的情绪中，反而以“久厌劳生能几日，莫将归思扰衰年”［1］1137的旷达心态排解自己的乡愁，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家。因此苏轼的怀乡诗常表现出随缘自适、旷达洒脱的情怀，满是怀乡之意，却少哀伤之词。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苏轼怀乡诗的价值不仅在于诗中所表现出的对骨肉至亲的强烈思念、对故乡山水的深沉热爱、对蜀中风情的真挚赞美，更重要的是他能把自己对故乡的爱大而化之，进一步表现为对异乡山水的喜爱，对各地百姓的同情关注。他不是一味地沉溺于哀苦，而是以乐观旷达的心态排解乡愁，超越了寻常怀乡题材的哀伤基调，这既是苏轼对过去的超越，也是他对自己的超越。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在《中国诗史》一书中所说“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由来已久。而摆脱悲哀，正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是苏轼。”［5］244

　　注 释

　　［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宋〕苏轼著，刘石导读：《苏轼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骆玉明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