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几经大起大落。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苏轼对仕隐关系有着很深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苏轼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1］164。苏轼经历过矛盾痛苦与艰难挣扎，但最终凭借一套特殊的文化-心理机制实现了仕隐关系的平衡，形成了“不必仕，不必不仕”［2］369（《灵壁张氏园亭记》）的仕隐观。苏轼以其生命实践展现出的仕隐心态，以其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审美化人格境界为后世士大夫提供了全新的处世模式和人格典范。
回顾苏轼四十多年坎坷的仕宦生涯，我们发现，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苏轼对仕隐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思考，其仕隐心态呈现出不同特点，表现为仕隐矛盾“初现—深化—激烈—平衡—超越”的心态，这一流转过程也是苏轼人格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而苏轼一生仕隐心态的流转变化则体现出苏轼人格境界的不断提高。本文结合苏轼仕宦经历，主要关注苏轼一生的仕隐矛盾及其在仕宦生涯中体现出的悲剧意识，并通过分析苏轼对仕隐矛盾及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考察苏轼对仕隐关系的独特理解以及在处理仕隐关系时的独特文化—心理机制。
一、苏轼仕隐心态的时代背景
中唐到北宋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从政治本体时代迈向文化本体时代。苏轼仕隐心态的形成也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所谓“政治本体”是指以政治为本体。这一时代，士人对政治怀有巨大乐感和无比信心，以政治作为人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归宿。汉至盛唐时期可称为政治本体时代，士人对建功立业有着极高的热情。汉唐以来形成的政治本体给了士人巨大的乐感，这一乐感其实是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因此在政治本体时代仕与隐的矛盾并不突出，绝大多数士人都以仕途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包揽天人、气魄恢宏的汉大赋，奋发昂扬、激情澎湃的边塞诗歌，李白浪漫飘逸、潇洒不羁的人生态度都是政治本体时代士人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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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要么汲汲追求富贵功名，要么寻求感性身心的快适，苏轼却自嘲“身名两无谋”，担任节度判官期间，苏轼学习了书判和狱事，然而内心却有所困扰，产生了一种“敢问向所由”的迷惘和困惑。王文诰于“既得又忧失”下注曰：“盖是时陈公弼实有举劾之事，非泛言忧得忧失也。”苏轼初到凤翔，因公事繁忙本就感到烦扰不堪，而与凤翔太守陈希亮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更让苏轼产生了厌倦仕宦之意。可见在凤翔任上苏轼既没有实现政治抱负，身心也受到了束缚，和登山临水、欢情纵游的闲暇之乐相比，功名富贵与政治理想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苏轼心中仕与隐的天平开始逐渐向“隐”倾斜。
所谓“文化本体”就是对本体不断进行追询，以追询本身作为本体。这样一来，本体就不是某个外在客观事物，而是每个人的一种心灵状态，本体就由外在转向了内在。如果说，政治本体时代建立价值的方式是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那么文化本体时代建立价值的方式则是通过对既有价值的不断质疑与消解，来建立起新的价值。文化本体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整体的内倾性，即不再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寄托于现实政治。士大夫的目光由外在功业转向内在生命，对人生意义进行追询，试图建立起全新的价值规范和精神依托。在追询的过程中，逐渐突破外在束缚，回归内心。
北宋士大夫处在政治本体逐渐消解、文化本体逐渐确立的时代拐点，他们对外在功业的态度由以建立事功来实现个人价值，转向“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此外，他们还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内在需求，开始内向的回归与追询。
首先，士大夫沉浸于感性生活，以个体生命的适意和本真情感的张扬作为精神归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论断：“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4］2北宋初期，城市发达，商业繁荣，勾栏瓦肆众多，市民生活丰富多彩，这样的社会环境激发了士大夫对感性生命的重视与显扬，浅斟低唱、流连歌舞的优游生活让宋代士大夫在事功之外发现了人的内心世界，目光从建功立业开始转向个体生活。恰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1］159
其次，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重视个体人格境界的提升。不同于汉唐时期蓬勃的生命激情和巨大的政治热情，宋代士大夫对人生多了一份理性思考，也正是这份理性思考让他们意识到不是外在的政治功业，而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对实现个人价值有着重要作用。宋代士大夫用文化的、审美的眼光洞察人生，因此他们往往能够以一种平静从容、洒脱自然的方式看待世事，摆脱现实的桎梏，在对内在心灵的塑造中逐渐完成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内在道德的修炼、人格境界的提升、心灵的自我调节成为北宋士大夫主要的价值取向。
汉唐时期士人的人格结构基本是二元对立的，或出仕为官，以建功立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或退隐避世，于山林泉壑间追求心灵快适与精神自由。然而在文化本体的时代，宋代文人“不再满足于或进或退的二向选择，而试图建构起一种融进与退、仕与隐、‘循理’与‘和乐’为一体的新型人格境界”［5］29。这种仕隐心态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非常典型，也可以说，正是苏轼将士大夫的这种新型人格境界发展到极致，不仅实现了诗意化的审美人生，同时更为后世的士大夫提供了处世典范。
二、苏轼的仕隐矛盾与悲剧意识
漂泊宦海半生，苏轼饱尝官场人情冷暖。沉浮起落、荣辱穷达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苏轼对人生的思索更为自觉，也更为深刻。仕宦生涯中，仕隐矛盾常萦绕在苏轼心头，因此他时常兴起悲剧意识，然而恰恰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在悲剧意识的兴起和超越中，苏轼找到了价值建构的方式。（一）仕隐抉择初现——倅杭之前
诗作开篇先以花开花落这一自然现象引入，将如今谪居黄州时的清冷境况与去年徐州任上的对月酣歌进行对比。“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则是对时光倏忽而逝的感慨，兴起生命悲剧意识。“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凌鲍、谢。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是说家中没有田地能够躬耕，因而无法退隐，心中空有政治理想和抱负，如今却再无施展的机会，这是一种欲隐而不得，欲仕而不能的深切的政治悲剧意识。而此生恐怕再也不能实现功成身退的理想，只能感慨“至今归计负云山”。诗作结尾苏轼故作放旷语，说自己目前的生活没有饥寒之忧，而“穿花踏月饮村酒”的生活似乎也与徐州任上“对月酣歌美清夜”的闲适并无二致，但“免使醉归官长骂”一句却让读者看到了苏轼此时的尴尬处境，以戴罪之身加虚衔，没有实权的苏轼行为举动其实颇不自由，可以想见其内心的苦闷。苏轼少时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奋厉有当世志”［6］1117（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又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年仅二十岁的苏轼自然志得意满，胸中激荡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亦有无限企盼。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兄弟跟随父亲苏洵离开家乡眉州，赴京师参加制科考试，他高唱“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7］17（《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虽是写山胡鸟，然其期盼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不言而喻。嘉祐六年，苏轼参加制科考试入三等，可谓是获得了极高殊荣。苏轼上《谢制科启》二首，初入仕途、意气风发的苏轼将自己的报国之志展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少时即有“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7］1128（《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二）的志向，他始终关注北宋边境境况，凤翔任职期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投笔从戎之意，多次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试看《和子由苦寒见寄》：
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念昔喜著书，别来不成篇。细思平时乐，乃为忧所缘。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壖。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镮。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7］215—216
此诗作于治平元年（1064）凤翔任上，诗作开篇几句先表达了对时光匆匆的感慨，与子由别离已过三年，思念之情尤为强烈。而从“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到诗作末尾，则表达了强烈的报国壮志。“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不仅是苏轼勉励子由大丈夫一生贵在出仕做官，绝不能轻言退隐的激励之语，更体现了自己内心忠君报国的满腔热血和对政治功业的向往憧憬。诗言如今西夏扰我边境，朝廷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山西良家子”穿着皮袍，花重金买了战马，用宝石装饰刀剑，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而我何时也能亲临战场，与敌人厮杀一番呢？此诗强烈地体现出苏轼的斗志与激情，展现了积极昂扬的进取精神。
倅杭之前，出仕为官与避世隐逸的想法同存于苏轼心中。二度出蜀的苏轼本该志得意满，一展宏图，然而年轻的诗人却不时流露出退隐之思。最早流露出诗人对人生意义的反思和对归隐之趣的向往的作品是作于嘉祐四年（1059）的《夜泊牛口》：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7］9—10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从开篇到“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是对牛口乡村生活的描绘。乡村生活艰难，村民们以采樵为生，蔬食果腹，茅屋破败，然而村民们并不哀戚悲苦，而是陶然自乐，颇有一番意趣。之后苏轼则开启了对人生的思索：人们面对世间诸多诱惑很难不心动，我如今也汲汲功名，为富贵奔走。村民们虽身处蛮荒，却能安贫乐道，与麋鹿为友，这样怡然自足的生活和我为了谋求功名富贵而汲汲奔走的生活究竟何种更有意义？诗中已然开始流露出对仕与隐的抉择。此时苏轼只有二十三岁，本应该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然而他却在田园乡土中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正式踏上仕宦之路以前，退居隐逸的山林闲趣对于苏轼来说只是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渴望；担任凤翔府节度判官后，苏轼真切感受到了官场生活的压力和束缚。而且在凤翔任上，苏轼处理的多是一些文书琐事，其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并不容易实现，这让苏轼对官场生活渐渐产生了失望厌倦之感。他自述心境：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偷。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呦。……秋风欲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7］179—180（《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虽然这一时期政治在士人心中已经具有了本体性意义，即能够成为他们的心灵归宿，然而在士人心底最深处，对于政治本体的质疑正在逐渐酝酿。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由盛转衰，此一时期诗坛充斥着对国家势运与个人命运的双重哀叹，悲剧感十分强烈，传统的价值观在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冲突中遭遇反思。面对国运下行的境况，士人开始对政治本体进行质疑，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其维系人心的作用。唐末五代，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政治本体分崩离析，士人的关注点开始内转，“政治的人”开始转向“世俗的人”，至此，政治本体时代彻底宣告结束。当士人们所依靠的政治本体真正瓦解的时候，士人内心一片空虚，价值无所依凭，而此时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3］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渴望建立新的价值的冲动也就愈发强烈。在不断对价值进行思考和追索的过程中，文化本体应运而生。
（二）仕隐矛盾深化——杭、密、徐、湖州时期
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而自请外放，开始了外任为官的生活，从熙宁四年（1071）六月“除杭倅”到元丰二年（1079）七月因被罗织罪名而被捕入狱之前这八年时间，苏轼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地为官。这一时期，苏轼心中的仕隐矛盾进一步被激化，因而不断加深，在仕与隐的激烈冲突中，苏轼内心的悲剧意识也更为丰富。1．贪恋君恩与厌倦仕宦的矛盾冲突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序幕，朝中派系分野渐成，苏轼多次上书神宗皇帝指斥新法之弊，招致了王安石的不满；因而苏轼自请外放，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远离了朝廷政治斗争的中心，然而对苏轼来说，这样的遭遇可称得上是“不遇”，因此初到杭州，苏轼诗中就流露出深深的仕隐矛盾：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7］314（《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
苏轼虽然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认为某些新法欠缺合理性而不宜推行，但面对朝廷政治中心的利益、意气之争，苏轼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因此一切都只能化作一句“眼看时事力难任”的叹息。越深入体会官场生活，苏轼就越发对仕宦感到厌倦，在对官场生活的不断反思中，苏轼对仕隐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试看《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
万千年来，人类社会总是沿着文明、富足的轨迹在前进。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当然，我们的内心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独。
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软件工程专业的毕业设计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教师拟定符合毕业设计要求的题目、学生选题、教师分发任务书、学生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准备开题报告答辩，在此基础上进行搭建软件开发环境、软件开发和设计、通过设计用例实现反复的集成测试，以及根据前期的文档积累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等文档，最后进行毕业答辩。
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8］168
此词熙宁九年（1076）三月作于密州任上。残花吹尽，春日难觅，时光流逝的匆匆之感引发了苏轼的惜春之情和生命悲剧意识，为下阕兴起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识做了铺垫。下阕首先感慨官务繁多，何时能够获得一份闲暇，淡淡一笔写尽对官场生活的倦怠之情。随后追忆当年王羲之等人曲水流觞的盛况：王羲之的书法冠绝当时，当年与之对饮的孙绰、谢安也都颇负盛名，而如今只剩“修竹满山阴，空陈迹”，这就与“当时座上皆豪逸”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体生命太过渺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即使声名显赫，也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成陈迹。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声名到底有何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怎样树立价值？这些疑问又进一步加深了苏轼内心的仕隐矛盾。
然而，这一时期的苏轼并没有找到超越因仕隐矛盾而兴起的悲剧意识的方法，而且心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报恩思想更使得苏轼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矛盾中。事实上，苏轼之所以一生渴望归隐而未能实践，原因已在上引的《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中言明：“贪恋君恩退未能。”这里的“君恩”有两重内涵：一是皇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如仁宗的欣赏提拔、神宗的几次起用。而心中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除了可以看作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忠君思想的体现外，实际上也是苏轼内心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的表现。“以道自任”的价值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支持苏轼走上仕宦道路的原因，绝非轻易可以舍弃。“君恩”的第二层内涵可以认为是官爵利禄等物质因素。苏轼虽然并非为了谋求功名利禄而做官，然而必要的经济来源和物质保障却也是此时的苏轼不能舍弃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经济来源的保障的双重压力让苏轼不能像陶渊明一样毅然决然地选择辞官。因此这一时期，苏轼虽然常常在诗词中抒发对官场生活的厌倦，表达归去之心，然而却并未泯灭报国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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