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婕

　　北宋的苏轼以其惊人的天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同时又因其深刻的哲思留下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诗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北宋时期的诗学思想。南宋的严羽因《沧浪诗话》成为宋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针对当时诗坛的弊病发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声音。苏轼和严羽作为两宋时期的诗学理论家代表，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有各自的见解。对苏轼和严羽的诗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中有异且异中有同。值得注意的是，严羽在诗学思想上与苏轼有颇多相承之处，但是他却没有肯定苏诗的成就，这不仅意味着严羽的诗学思想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局限，也折射出苏轼诗学思想的圆融与丰富。

　　苏轼的诗学思想看似不成体系，未曾撰写如《沧浪诗话》般的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主要散见于诗集序、题跋、文章、与友人的谈话以及诗歌创作当中，由后人将这些论诗之语摘录结集。然而，通过这些论诗话语可以发现，苏轼的诗学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与联系，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苏轼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著有《东坡易传》，对儒、释、道具有深刻的体会，兼通诸家之长，受此影响他的诗学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严羽则主要受到象山心学和禅学的影响，他将当时盛行的禅道引入诗歌领域，借助禅道说明诗道，以“妙悟”“情性”“兴趣”等为核心构建起诗歌理论体系。本文将择取他们的一些主要诗学观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窥见他们诗学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并且对其各自的后世影响简要论之，重新确立其各自的价值和意义。

一、相似性比较

严羽的诗学思想与苏轼的有相似之处，他的一些诗歌理论来源于苏轼，是在苏轼诗学观点基础上的阐发，如他的以禅喻诗说。此外，他们都提倡诗风自然，要求诗歌语言平易自然等。然而，这些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这些诗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在相似之中又存在着几分差异。

（一）苏轼、严羽的诗禅说

宋代有相当多的士大夫参禅，在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几乎出现了“不参禅，无以言”的状况。由于士大夫禅悦之风大盛，参禅人吟诗之习益浓，以禅入诗（创作）、以禅喻诗（批评）、以禅参诗（欣赏）便成为宋代诗学的一大特点。［1］52本文借用这样的分类，来谈苏轼、严羽的诗禅说。诚然，苏轼和严羽都有参禅论道之诗作，在诗歌当中谈修禅体会，也即以禅入诗，而他们的诗学思想则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以禅参诗上。

　　苏轼大概是最早把诗歌欣赏同禅悟联系起来的，他曾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意思是李之仪诗歌的好处在悟禅处，所以读他的诗就犹如参禅。这属于以禅参诗，谈的是欣赏好诗的体会。他还有其他一些与禅学相关的诗学观点，如《送参寥师》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苏轼将禅宗的“无念”思想移植到了诗歌创作中，“空”“静”指的是诗人的内心境界，强调的是诗人应当心智澄明、处静观动、照纳万物，在这种物我无间、心目相恰的境界中诗歌便会如泉水般自然涌出。这是借禅宗思想来说诗歌创作，已经具有了一丝以禅论诗的色彩。随着严羽以禅喻诗的提出，以禅论诗的发展也达到了高峰，禅学与诗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禅喻诗最早见于《沧浪诗话·诗辨》：“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2］24严羽还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2］176所谓喻，其直接含义是比喻、譬喻，严羽不仅以参禅来喻诗，还以禅的高下来比喻诗的高下。《诗辨》中言：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2］12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2］24

　　他将各个时代的诗比作禅宗流派，以第一义比喻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以小乘禅比喻大历以还之诗等，这其中还蕴含着高下之较，如贾岛、姚合之诗不如盛唐诸公之诗等，以禅修的境界之高下来比喻诗的高下。

　　严羽除了以禅喻诗之外，还有以禅论诗，或者说他的以禅喻诗实际上包括以禅论诗，这在他的诗话当中可以看出：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2］12—13

　　“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是说禅道与诗道的相似性，以禅道喻诗道，而他接下来对孟浩然诗歌的品评就属于以禅论诗而非以禅喻诗了，他关于悟的不同层次划分也是用来论诗的。张少康先生认为，在严羽，以禅论诗与以禅喻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以禅喻诗，总是禅与诗在某一点上原理相通（在认识佛理与诗理一点上一致，均靠妙悟）。所以，以妙悟喻诗，也可以说是以禅论诗。［3］严羽的以禅喻诗并非单纯的比喻，而是喻中有论、论中有喻。以禅喻诗之喻，实为晓喻、明白之意，并不局限于比喻、譬喻等修辞手法，严羽的以禅喻诗只是用禅来说明诗学，至于具体方法是比喻还是论述，严羽对此不做计较。可以说，严羽的以禅喻诗是对苏轼以禅参诗、以禅论诗的继承和发展，比苏轼的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

（二）对自然诗风的提倡

自南朝以来，自然诗风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可，钟嵘、刘勰都推崇自然之美。唐人也追求自然的审美风尚，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将自然列入其中。及至苏轼，自然被苏轼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更深层的涵义。

　　苏轼曾痛斥扬雄的艰深之辞，“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4］1418（《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对杨雄的痛斥实则是对这类语言风格的批判。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进一步对古文运动中出现的奇异险怪、生涩冷僻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抨击，“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4］1423。苏轼还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也”［4］1532。“溢为奇怪”源于自然生发，自然才是工巧的基础，也只有出于不得已的“溢为奇怪”方可入诗，若是刻意求奇就违反了自然。

　　与反对奇异怪癖的文风一样，他对于诗歌求奇也持否定的态度：“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也。”［4］2109苏轼认为盲目地追求新奇是不可取的，因为诗歌创作毕竟存在着内在的客观规律，一些题材领域、语言风格是不适合入诗的，刻意在形式上求奇反倒会破坏诗歌的艺术性。除了要求诗歌形式上的自然之外，苏轼对自然诗风的提倡还有更深层的涵义，他提出了“随物赋形”的观点：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4］2069（《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在“随物赋形”之外，苏轼还有“冲口出常言”之说，后者是一种创作心理状态，前者是后者的创作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冲口而出”才能做到“随物赋形”，也只有以“随物赋形”来要求个人的创作才能真正做到心灵不受外物所役的“冲口而出”，它们的核心指向的都是自由的心灵。苏轼极为推崇陶渊明，他对陶渊明的心灵自适也尤为赞赏：“‘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聊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见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4］2091（《题渊明诗二首》）陶渊明返归田园、悠然自得，苏轼将其归结为“无事自适”，即随心适性、不役于物。也正因为陶渊明无心而自然的心灵状态，才创作出了《饮酒》这样的千古佳作。

　　从“冲口而出”和“随物赋形”出发，创作出的作品便有不假雕饰、自然畅达的风格，他曾如此评价谢民师的诗文：“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4］1418（《与谢民师推官书》）他以行云流水来比喻诗文之自然，体现出他对于自然诗风的追求，即以自由的形式表达自由的心灵。因此，苏轼对自然诗风的提倡不仅仅指诗歌语言的平易和畅达，而且还指诗人依据事物的自然之理进行的自由创作，这便是“文理自然”。再者，因诗人的禀赋、性情和阅历等不同，所创作出的诗歌自然会各有千秋，“姿态横生”。

　　与苏轼相似，严羽也提倡自然诗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雕琢的诗风予以斥责，反对在诗歌中使用典故：

　　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意到何在。［2］23（《沧浪诗话·诗辨》）

　　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2］85（《沧浪诗话·诗法》）

　　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2］86（《沧浪诗话·诗法》）

　　严羽的这些观点是对钟嵘诗学思想的继承，钟嵘标榜“自然英旨”，反对诗歌使用典故、提倡“直寻”的创作方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有直寻。”［5］10（《诗品序》）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明月照积雪”等俱写即目所见。严羽同钟嵘一样，不仅反对用典，而且也强调诗歌的情感本质。

　　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开篇云：“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2］176明确表明了《诗辨》的写作动机是“说江西诗病”，指出江西诗派诗学中的缺陷、问题。宋诗多用典故是事实，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6］347黄庭坚的诗歌极喜用典，用典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了经史子集以及佛教典藏等各类书籍，几乎到了无书不用的地步，他的这一创作方法对江西诗派影响很大。“无一字无来处”更是江西诗派的重要创作理论，江西诗派尤为重视遣词造句的“来处”，这便是严羽说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江西诗派讲究诗歌的用典、使事、炼字、和韵等，旨在强化诗歌的艺术性，但是竭力地追求典故运用、字句锤炼等反而不符合诗歌的本质，甚至造成“但赌文字，不见情性”的反面效果，因而严羽多次强调“不必多使事”“不必有出处”。

　　严羽对自然诗风的提倡实际上还反映出了他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在总结宋诗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艺术特征之前，他提到“诗者，吟咏情性也”。严羽继承了“诗缘情”的传统，强调恢复诗歌的情感本质。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突破了前代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过度用典、刻意运思、以文字、才学为诗等，刻意形成了与唐诗迥异的艺术风格。严羽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也由此确立了他推原汉魏、尊崇盛唐、贬抑两宋的诗学观。严羽对自然诗风的提倡主要针对的是江西诗派用典之风的盛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可见，苏轼和严羽都提倡自然的诗风，他们都要求诗歌语言平易、自然、流畅，都认为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自由创作而非苦心孤诣的结果。而苏轼对于自然诗风的认识更加精深，其中还蕴含着诗人以自然的心理状态对事物的自然之理进行自由表现之意。这说明他们的诗学观点同中有异，需要对这些观点进行仔细地辨析。

二、差异性比较

除了相似之外，他们的诗学思想还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比较他们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宋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性化和论辩性的时代，宋人对情的理性自觉也影响到了宋诗的创作。黄庭坚曾说：“凡始学诗须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6］634这针对的虽是初学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宋代诗人尤其是江西诗派在作诗时往往处于一种理性自觉的状态，对自己要表达的情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由于理性的过多介入，诗人鲜活自然的生命情感被理性化、概念化的情感所取代，这就导致了诗歌缺乏情感意趣，只剩下僵硬刻板的议论说理。面对这种状况，苏轼和严羽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拨。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不同的，对于诗歌当中情理关系的认识也不同，代表着两种审美认知。

（一）严羽对宋诗尚理的否定

严羽扬唐抑宋正是由于“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严羽认为“理”与“意兴”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他也看到了诗歌没有把“理”完全排除在诗的属性之外，朱靖华先生指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诗有词、理、意兴”，这只是从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法的角度提出了怎样把抒情诗入“理”的问题。［7］也就是说，严羽并不认同在诗歌当中直接表达“理”，严羽所说的“理”属于认识论的层面，指向的是知识和理性。对严羽的“尚理而病于意兴”需要结合“别材”“别趣”及“兴趣”来理解。

　　在“别材”“别趣”之前，严羽提出了“妙悟”说，他以“悟”的高下来区别诗人感悟能力和诗歌审美趣味的高下。他还以孟浩然和韩愈为例，来说明学问并不是作诗的关键，“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在严羽看来，诗人之感悟能力和诗歌审美趣味与读书和穷理尚无直接和必然的关系，“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多读书和多穷理对于诗歌创作和鉴赏有着重要的作用，“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如何激发这一作用，将知识、义理运用地恰到好处，便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也就是说不要刻意地将事理、物理、道理等表现出来。唐人之“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就是指将事理、物理、道理融入诗中而不露痕迹。实际上，诗歌创作与欣赏是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只是其中一种，“尚理”者也未必无好诗，宋人以议论为诗，也有不少佳作。

　　关于宋代的议论说理诗，历来褒贬不一。张戒与严羽的认识相仿，他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道：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8］455

　　张戒贬抑苏轼，反对以议论作诗，认为议论说理的诗歌是没有诗意的。而沈德潜如此评价诗歌当中的议论：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9］127

　　相较而言，沈德潜的看法比较中肯，需要注意的是，“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否则诗歌容易陷入肤浅粗疏、干瘪枯燥的泥沼。宋代的议论说理诗不乏优秀之作，如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等。

　　严羽对尚理诗的否定主要在于尚理诗不符合他的审美趣味，其审美趣味着眼点在“兴趣”而不在“理趣”。“兴趣”由严羽首次提出，是“兴”的派生词。“兴”有着悠久的历史，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它的最初含义是“起也”，诗歌具有引起人的联想、感发人的志意的功能。在《毛诗序》的“六义”说中，“兴”不仅有“起也”的意思，还与“赋”“比”一起构成诗歌艺术的表现形式。郑玄注解《周礼》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10］610刘勰关于“兴”的解释为：“‘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11］324（《文心雕龙·比兴》）。他们注重的是诗歌所寄托的讽喻，包括后来陈子昂的“兴寄”说、白居易的“美刺比兴”说亦如是。钟嵘对于“兴”的认识则是比较特殊的，他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对“兴”做了重新定义，这是在“言不尽意”思想的影响下，对诗歌审美特征进行的概括，也是对刘勰所提出的“隐秀”论的一种发挥。钟嵘从诗歌艺术的美学特征方面来认识“兴”，剥离了美刺讽喻的功能，专用来表示含蓄委婉的诗歌情味，为古代关于“兴”的解释开辟了一条新路。

　　严羽对于“兴趣”的认识与钟嵘一脉相承，其“言有尽而意无穷”与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可谓异曲同工。严羽将“兴趣”与“吟咏性情”结合起来，由诗歌抒情的本质引出“兴趣”这一审美范畴，这也就意味着“兴趣”与“情性”密不可分，“情性”是“兴趣”的本源。学者陈伯海指出，严羽的“兴趣”是指诗人的“情性”熔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的美学特点，给人以清空悠远、幽深隽永的审美感受。［12］58叶朗先生认为严羽的“兴趣”是从“兴”引申出来的概念，它指的是诗歌意象所包含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是由外物形象自然触发的，而不是人的理性有意安排的。［13］314兴趣的核心是与物象紧密相关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体验，在《沧浪诗话》中，“意兴”与“兴趣”的核心基本一致。严羽认为尚理会破坏诗歌的“意兴”，在他看来在以情感为本质的诗歌当中注入理性的话语是不符合诗歌本质的。宋诗当中确实有很多议论说理诗，严羽便以此为批判的焦点，甚至把它们作为宋诗的代表，进而贬抑宋诗、尊崇唐诗。

（二）苏轼对“妙理”的欣赏

苏轼没有明确探讨过尚理诗的审美趣味问题，但是结合苏轼对于“理”的认识以及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苏轼不同于严羽的诗学观点。苏轼曾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4］1793。他还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4］1418。可见，对于“理”的把握并非易事。苏轼还多次提出“妙理”一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4］21。“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4］2210这里的“妙理”已经不再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妙理”的本质不是理性的，而是审美的。冷成金先生认为，妙理在更大程度上蕴含着主体在对自然、宇宙精神的体验过程中对人生现象和生命律动的情感化的把握，“妙理”与宋诗的理趣有很多共同之处。宋诗的“理趣”就是在宋诗中经常蕴含着一些人生哲理，但哲理不是抽象概括的名言警句，而是从富有诗意的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理趣的实质就是“趣”中之“理”，即诗意催生的哲理。美在本质上是属于感性的，“理”在本质上应是与美无缘，但宋诗的“理趣”之所以是美的，主要在于化理为情，在更高的层次上与美的本质相契合。［14］544由于“妙理”之“理”、“理趣”之理都属于审美情感而非逻辑理性的范畴，如果在诗歌当中能够融物象、情性、理性于一体，那么这样的诗歌便已经超出了严羽所说的“理”的范畴。

　　很多苏诗都充满着“妙理”，这样的诗歌不同于严羽所说的尚理诗。有学者指出，苏轼的许多诗作都具有“情—理—情”的审美结构，苏轼作诗以情为本，“理”生于情，“理”是饱含深情的人生哲思，而非逻辑思辨之“理”，并且化理为情，此前的情经过“理”的洗礼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蕴涵着“理”的情。［15］97《和子由渑池怀旧》就是苏诗中的代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首联以发问起句，因人生劳碌奔波引发感慨、心生感伤，并以“飞鸿踏雪泥”表达人生空漠之感。颔联对“飞鸿踏雪泥”这一意象进行深化，蕴含着人生虚幻缥缈之感，并且以飞鸿不计较雪泥上的爪痕来阐明人生在世不应为聚散无常所挂怀，应当持一种达观从容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应然之理。颈联写具体的人事物象变迁，这也是人生空漠之感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尾联再次发问，呼应首联，以“路长人困蹇驴嘶”的生活情景作结，表达对往日生活的感怀，这是对人生劳碌奔波的自然之理的深情体认。此诗言浅意深，融情、理、景为一体，韵味悠长，能使人在读完这首诗后领会和思索其中的哲理意味，而这种领会和思索又加深了诗歌“意兴”的内涵，令人一唱三叹、涵泳不尽。

　　苏诗与唐诗的情理结构是不同的，唐诗以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为例，“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巾。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全篇即景抒情，感情真挚动人，不舍与友人分别之情跃然纸上，但这其中又暗含着人生之理，不舍分别是人之常情，而分别便是人生的自然之理，这就是严羽所说的“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与此类唐诗相比，苏诗在继承唐诗“意兴”的同时，扩展了诗歌当中的哲理。苏轼的“妙理”诗不是严羽所谓的尚理诗，苏轼的创作实践已经突破了严羽对尚理诗的认识，虽然苏轼并未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总结，但从他对于“妙理”的体会以及他的诗歌创作亦可发现二者诗学思想的区别。

（三）审美认知不同之探究

议论说理诗有好有坏，严羽一概论之进行贬抑，这是“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之说的片面性之一。尚理之理有思辨之理与情理之理之分，严羽不加区分以偏概全，这是“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片面性之二。严羽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宋诗当中除了纯发议论的诗歌之外，尚有许多通过意象生发议论和哲理的诗歌，这是对前人借景抒情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通过意象来感慨人生、抒发自己对于人生的哲见，这已经不是干瘪的说理，而是情、景、理的交融，隽永有致、韵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如《和子由渑池怀古》等。然而，严羽不仅不认可在诗歌中议论说理，而且对于具有审美特质的“妙理”之“理”、“理趣”之理也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大概是由于他受到象山心学的影响比较多。据史料记载，严羽“常问学于克堂包公”［16］426。包公即是包扬，他是象山心学的嫡系传人。象山心学认为“心即理”，“理”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对“本心”的把握是一种整体直觉性的把握，这是一种直接明了的、整体的悟彻过程。相对于程朱理学拒斥人的感性情感经验，将感性情感规范化、理性化乃至刻板僵硬化，象山心学重视个体生命鲜活自然的情感体验，并使其能保持在富有生命灵性的自然状态。它对于诗学、文学的启示意义在于：当诗人进行创作时，他所表达的情感就不再是完全经过理性处理了的概念化情感，而是一种活泼自然的生命情感体验。［17］71受象山心学影响，严羽强调对诗歌进行直觉性的把握，他认为诗人的情感体验应当处于一种未经理性过滤的自然鲜活状态，使诗歌具有流动性、富有韵味。另一方面，当时影响很大的江西诗派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他们中的许多诗人专于诗法、刻意求工、在诗歌当中议论说理，诗歌不再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出现了许多枯燥无味、“意兴”尽失的诗作。严羽为了直击要害、改变诗风，提出了与“情性”密切相关的“兴趣”说，并且对于富有“妙理”之诗也一并否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矫枉过正。

　　与严羽相比，苏轼的诗学思想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合理性，这从他对于“妙理”的认识可以看出。上文提到苏轼的诗学思想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苏轼对于“妙理”的提出亦如是。苏轼在注释乾卦象辞时说：“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也。”［18］5苏轼从人的自然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层面。这里的情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上的自然需求，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又经过了理性的过滤，融通着理性的更高层次的情感，是人事活动和人生价值的本源和依据。［14］99苏轼认为“情”是蕴含着理性的情，情感与理性是可以实现和谐统一的，这也为富有“妙理”之诗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朱靖华先生曾说：“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即在艺术的审美情感活动中，总是有着思想理念的渗入，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19］这意味着诗歌作为一种具有审美超越性的精神产物，在以情感为原则进行创作时并不排斥理性思考。而且在诗歌当中经由情所生发出来的“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思辨，“理”具有了审美的意味，这也是“妙理”的特殊性所在。

　　总之，苏轼和严羽对于诗歌的审美认知是不同的。严羽受象山心学的影响，以“妙悟”“情性”“兴趣”为其诗学思想核心，反对宋诗尚理，对议论说理诗和富有“妙理”之诗一概而论，造成其诗学思想的片面和局限。苏轼以深厚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对“情”进行了深度的阐发，为诗中“妙理”的呈现提供了哲学依据，构建起诗歌“情-理-情”的审美结构，丰富了前代诗歌中的情理结构，推动了诗歌新的发展。虽然严羽的认知不及苏轼的深刻，不过他们都反对以理制情，这意味着他们的诗学思想异中有同。

三、各自的后世影响

苏轼、严羽的诗学思想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价值与意义，关于后世影响问题本文简要论之。就苏轼而言，其诗学思想的后世影响不及诗歌影响大，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如此评价苏轼：“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9］112沈德潜盛赞了苏诗以天才般的笔触对宋诗新体制的开拓。王国维还将苏轼与屈原、陶潜、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大诗人之一。他在《文学小言》中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20］307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20］308

　　苏轼的诗歌成就世所公认，他的诗学思想虽不及此，但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于陶渊明的重新发现和对“平淡”诗美的推崇：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4］2515（《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4］2109（《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4］2109—2110（《苏轼文集》卷六十七）

　　苏轼独好陶渊明之诗，把陶诗的平淡美作为最终的艺术追求，这是对陶渊明诗歌的重大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终唐之世陶诗也不显赫，直到苏轼对陶渊明推崇备至，从此之后陶诗才有了相当高的历史地位。李泽厚先生对此说道：“苏轼发现了陶诗在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并把他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高峰，之后陶诗都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21］218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陶、柳诗有“萧散冲淡之趣”，金代的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来论陶诗，这些都是从苏轼的观点而来。此外，苏轼以情为本的诗学思想对于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也起到了先驱作用。

　　相比宋代其他诗话，《沧浪诗话》因其系统性和理论性成为两宋最负盛名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严羽对诗歌进行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对刘勰“质文代变”思想的深刻体认。严羽立足于对宋诗的反思，旨在阐发和弘扬盛唐诗歌，维护以盛唐诗为典范的诗体的纯粹性，确立了盛唐诗歌至高的历史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严羽诗学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妙悟”“情性”“兴趣”等范畴，如谢榛将“兴、趣、意、理”作为诗的四格，其“兴”就是对严羽“兴趣”说的继承。主张“性灵”说的袁枚曾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22］474这与严羽的“诗者，吟咏情性”如出一辙。而且袁枚也很重视“悟”，“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过，童歌沧浪。闻之欣然，示我周行”［22］478。“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与严羽的“入神”相通，严羽曾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2］7—8。“神通”与“入神”指向的都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境界非“悟”不可得。王士祯也自称深受严羽影响，继承了严羽的以禅喻诗，“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22］371。他的“神韵”说也与严羽的“妙悟”“兴趣”相关。总之，严羽的诗学思想影响了明清之际的许多诗论家。

　　如此看来，苏轼与严羽的诗学思想从不同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严羽作为一个自觉的诗歌批评家，他的《沧浪诗话》受到了后世许多诗论家的关注，后人对其诗学思想有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而苏轼是一个不主故常、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天才，他的诗学思想更加灵动和丰富，比较难以全面把握，苏轼没有论诗专著似乎正体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性，非一本诗话可以容纳。苏轼诗学思想的后世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诗学观点上，其诗学思想的深刻性和自足性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挖掘。在知晓苏轼诗歌成就的同时，还应了解和关注其诗学思想，尤其应当重视其诗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涵义。

　　总之，苏轼、严羽的诗学思想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羽的一些诗学观点来源于苏轼，是对苏轼诗学观点的继承，而在继承之外还有明显的不一致。严羽敏锐地感受到了宋诗尚理的艺术特性，并以说理议论诗为批判的焦点，对此他要求回归“诗缘情”的传统，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推原汉魏、尊崇盛唐，具有一定的复古倾向。实际上，严羽诗学思想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他推崇的只是情景交融、诗境含蓄的这一类诗歌。相比而言，苏轼的诗学思想更加切合时代，他提出“妙理”之说，在继承诗歌情景交融传统的基础上，融情、景、理于一体。他以情驭理、以理化情，不仅拓展了诗歌的思想内容，而且也确保了诗歌的情感本质，并以自己的创作印证和丰富了这一诗学思想。严羽和苏轼的诗学思想虽有种种不同，但是他们在理学兴盛的时代都反对诗歌创作以理制情，强调诗歌的情感本质，皆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此外，相比《沧浪诗话》的后世影响之大，苏轼诗学思想的理论性和深刻性则有待进一步的关注。通过对苏轼和严羽诗学思想的比较和分析，除了以彼此为参照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窥见宋代诗学思想概貌之外，也有助于更加客观、深入地把握宋诗。

　　注 释

　　［1］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宋〕严羽撰，普惠等评注：《沧浪诗话》，中华书局2014年版。

　　［3］张少康：《试谈〈沧浪诗话〉的成就与局限》，《文学遗产》1962年总第438期。

　　［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南朝梁〕钟嵘：《诗品》，古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蒋述卓等编著：《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朱靖华、王洪：《试评严羽的东坡论》，《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清〕叶燮、〔清〕沈德潜：《原诗 说诗晬语》，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10］〔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陈伯海：《严羽和沧浪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15］包树望：《苏轼理趣诗情理结构分析举隅》，《中国苏轼研究》第11辑，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

　　［16］陈定玉编：《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程小平：《〈沧浪诗话〉的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18］〔宋〕苏轼著，龙吟译评：《东坡易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19］朱靖华：《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0］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全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年版。

　　［21］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