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因在诗文中讽刺时弊，在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湖州军州事任上被捕，随后被朝廷所派来的中史皇甫遵带入京城御史台监军关押，时间长达五个月。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被授黄州团练副使一职，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苏轼真正离京是元丰三年（1080）元月，二月初一抵达黄州。居黄州四年之后，于元丰七年（1084）三月，量移临汝，迁汝州团练副使一职，四月离开黄州。具体算来，苏轼在黄州的时间是四年零四个月。
“乌台诗案”事发之后，苏轼一度以为必死无疑。被关押五个月之后，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水部员外郎为水部（工部第四司）副长官，检校水部员外郎非实授官职；黄州团练副使则更是虚职，“使为武臣之寄禄官，无定员，无职掌，不驻本州”，朝廷规定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一职时“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可以说，黄州任上苏轼的处境十分艰难，可称得上是到了身心俱疲的境地。
此外，苏轼身体本不佳，所谓“少年多病怯杯觞”，再加上“乌台诗案”后被关押五个月，受尽折磨，可谓是身心俱疲。黄州任上，苏轼常常患病，健康状况十分糟糕，他在与友人的来往书信与诗文中常提到自己的种种衰老病态：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1］999
（《安国寺浴》）
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2］1446（《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二）
某卧病半年，终未清快。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信是罪重责轻，召灾未已。杜门僧斋，百想灰灭，登览游从之适，一切罢矣。［2］1661（《与蔡景繁十四首》之二）
与孱弱病体相伴的还有贫瘠：
家门凋落，逝者不可复，如老叔固已无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头颅，可知正望侄辈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会合，千万自爱。［2］1839（《与千乘侄一首》）
贫家何以娱客？但知抹月批风。［1］1029（《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之四）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1］1039（《东坡八首》并叙）
黄州已属偏僻之地，苏轼此番前来，名义上虽授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现实中却是犯官之身。如果说之前的外任，远离政治中心汴京已让苏轼灰心丧气，那么贬谪黄州则令其心如死灰。仕途无望、贫困潦倒、有再陷囹圄之忧，体质本就不佳的苏轼很快又频频患病。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苏轼却言“功名如幻何足计，学道有涯真可喜”，可见道家在这一时期对他人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黄州任上苏轼对道家的亲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道家的种种养生术使他怀有希冀，期望可以延缓衰老、减轻病痛的折磨；二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帮助他度过这段困难重重、看不见希望的岁月。苏轼一生都梦想着学道成仙，对道家诸多养生之术十分关注，这点无须赘言。在黄州任上，他学道已经付出实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轼黄州任上的诗文频频出现道家术语，多与养生成仙相关，具体可归纳如下：
一、修炼内功
内丹术是道家的一种重要修炼道术，区别于外丹术。道家认为，人的身体便是炼丹之鼎炉，只要掌握了正确的道术，便可以修炼精、气、神，最终在体内结出内丹，不仅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更可以成仙得道。《黄帝内经》中有“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3］5之类的说法，在道家学说的发展中，道教研习者将老子《道德经》中“绵绵若存”“或嘘或吹”等列入吐纳功法的领域，同时，亦将《庄子》中“坐忘”“心斋”等描述文艺创作中精神状态的术语视为内炼方式。至东晋，许逊《灵剑子》中有“服气调咽用内丹”一句，可视作“内丹”一词的最早出处。南北朝梁代南岳佛教天台宗三祖慧思禅师《立誓愿文》中说道：“我今入山修习苦行，忏悔破戒障道重罪，今身及先身是罪悉忏悔，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这是最早将外丹、内丹明确划分开的一处著作。但魏晋南北朝及唐朝皆盛行外丹术，鲜少有文献阐述，直至中晚唐时期，道士张果著《太上九要心印妙经》，其中对内丹术作了清晰明了的阐述，但与外丹术相比，内丹术似乎还只是一个“小道”。晚唐五代，道士吕洞宾、钟离权等就内丹术著书授徒，继而在当时引发了炼内丹的热潮，值得一提的是，《钟吕传道集》中引用许多佛家术语，内丹术与禅学相融，走上了一条禅道结合的道路。时至北宋，内丹术开始盛行，其原因大抵与数百年以来外丹不仅未使服食者飞升，反而加速其死亡有关。苏轼炼内丹大致有两层企图：一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二是成仙飞升。具体到黄州任上苏轼的实际情况看，炼内丹对强身健体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更加吸引苏轼。在此时期，苏轼道家诗文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涉及修炼，从汴京去黄州的路上遇大雪，苏轼作《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其二曰：
铅膏染髭须，旋露霜雪根。不如闭目坐，丹府夜自暾。谁知忧患中，方寸寓义轩。大雪从压屋，我非儿女萱。平生学踵息，坐觉两镫温。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道逢射猎子，遥指狐兔奔。踪迹尚可原，窟穴何足掀。寄谢李丞相，吾将反丘园。［1］981
“不如闭目坐，丹府夜自暾”明显是道教养生心法，丹府为丹田之意。而“踵息”指用脚后跟呼吸，出自《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4］127指凡人用喉咙呼吸，而修道之古真人则用踵呼吸，后道教将一种练气养生之法称为“踵息”，认为呼吸徐缓深沉可以吸入仙炁，炁可以遍及全身。这种养生心法可视为道家内丹术，内丹术在宋代盛行一时，“胎息”是内丹术中很重要的一项，早在葛洪《抱朴子》中便有诸多记载：“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避饥渴，或可以延年命。”［5］149苏轼在黄州任上潜心研究养生之术，无它，只因希望强身延寿耳。
《和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次韵》中有“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卢子不须从若士，盖公当自过曹参”一句，言自己到处托人寻觅“安心法”，到某一处先问道观居处。可见苏轼对道教心法的重视程度。
在此期间，苏轼亦练道教的采日精月华功，《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一有“何而服日华”句，《陈季常见过三首》之三有“朝饭仰旸谷”句，清代王文诰注曰“旸谷是日之所出，龟咽日气而寿，故养生者服日华，所以效之”。采日精月华为道教内功心法之一，苏轼写《采日月华赞》一文：
每日采日月华时、不能诵古人咒语，以意撰数句云：我性真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与天地通。如莲芭蕉，万窍玲珑。无道不入，有光必容。曈曈太阳，凡火之雄。湛湛明月，众水之宗。我尔法身，何所不充。不足则取，有余则供。取予无心，惟道之公。各忘其身，与道俱融。
采日精月华是道家重要的修养内功心法之一。道家认为，日精乃太阳之气，月华乃太阴之气，二气交融，万物生长。《真诰》有云：“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废，使人聪明朗彻，五脏生华。”［6］297《内景经》云：“吞日月华法，自有五色流霞入口中。”［7］67道家典籍中涉及日精月华者颇多，何为采日精月华？一般来说，此之谓吸纳太阳和月亮的精气，修炼者练此内功以吸收宇宙精华之气，有助于自己体内内丹的形成。
道教门规烦琐森严，许多心法口诀只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不遗外人，苏轼自然不可得，所以“不能诵古人咒语”，但是他早在凤翔任上便已闭关研习过《道藏》，对道家宗派十分了解，所以已在自我摸索中实践采日精月华。《采日月华赞》一文记录了他练功的心得体会，因无法诵古人咒语，故自己撰句阐述心法心得。
二、道药养生
中国自古便有“十道九医”之说，道教鲜少其他宗教中带有的“苦行”色彩，而是以修炼长生为目的，因此格外重视医学与养生学相关的知识，以期与道家学说相配，达到养生健体、长生不老之功效。苏轼本自体弱，历“乌台诗案”一劫，健康状况愈发糟糕，且在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这一闲职，俸禄微薄，这一时期，可谓是贫病交加。可幸苏轼常年崇道，颇通医理，自用草药、膳食来调理身体，在诗中常提及采药、服食草药之事，亦在文章中流露出神药难得之悲。如《戏作种松》：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夜风破浪碎，朝露珠玑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人事多乖迕，神药竟渺茫。朅来齐安野，夹路须髯苍。会开龟蛇窟，不惜斤斧疮。纵未得茯苓，且当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飞霜。槁死三彭仇，澡换五谷肠。青骨凝绿髓，丹田发幽光。白发何足道，要使双瞳方。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
此诗本是写种植松树之事，却引发诗人颇多联想。当年苏轼初次出川赴汴京时路过仙都观，曾品尝过一次松脂，从此念念不忘。“我欲食其膏”便是说食松脂，松脂又名松膏。苏轼自注曰：“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诗人回忆起了多年前之事，哀叹人事多错迕，寻“神药”而不得。茯苓、丹田等词明显是道家术语，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道教更是视茯苓为仙家食物，曾有道教秘方“茯苓饼”。末句“骑鹤还故乡”又流露出苏轼求仙以求长生不老之念。苏轼一生都梦想着学道成仙，对道家诸多养生之术十分关注，这点无须赘言。在黄州任上，他学道已经付出实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轼黄州任上的诗文频频出现道家术语，多与养生成仙相关，又如《石芝》（并叙）：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了然非梦亦非觉，有人夜呼祁孔宾。披衣相从到何许，朱栏碧井开琼户。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紫笋生无数。锵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鸡苏。主人相顾一抚掌，满堂坐客皆卢胡。亦知洞府嘲轻脱，终胜嵇康羡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1］1020
苏轼在引中云：“元丰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梦游何人家，开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石上生紫藤如龙蛇，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其味如鸡苏而甘，明日作此诗。”所谓石芝，《本草纲目》解释为“石芝者，石象芝也。石桂芝生石穴中，有枝条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光明而味辛”，葛洪在《神仙传》中说“诸芝捣末，或化水服，令人轻身长生不老”，故石芝一直是道家炼丹的主要原料之一。石芝，顾名思义，乃是石头上生出的灵芝，寓意自是福祥长生。此诗中诗人以“幽人”自居，“幽人”一词在苏轼黄州任上的诗文中频繁出现，幽人从字面理解可视作幽隐之人和幽居之士，带有很深厚的道家色彩。幽人这一特殊意象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一节具体分析，此处恕不多言。诗人梦见幽人家庭院，见石上生灵芝，便折下品尝，次日写诗回忆梦中所见所闻，营造出一个奇幻的仙境：睡梦中被人叫醒，见石上生玉芝、紫笋无数，便折下品尝，主人与满座宾客皆笑诗人，于是诗人始知此“洞府”主人与宾客皆是仙人。后四句取《神仙传》中典，王烈曾见山裂，流出青色如髓泥浆，王烈取泥试丸之，气如粳米饭，嚼之。后嵇康知晓去看，山已经复归原状。王烈告诉弟子：“《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8］233诗人言“终胜嵇康羡王烈”即指自己得以品尝石芝，不似嵇康看见已经合上的神山空自懊悔，羡慕王烈。此诗道家意象浓烈，虽写梦境，却可视作一首求仙诗。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诗人之所以梦见在仙境吃石芝，自然也是平日祈求长生的思想所致。另有一首《石芝》：
土中一掌婴儿新，爪指良是肌骨匀。是之怖走谁敢食，天赐我尔不及宾。旌阳远游同一许，长史玉斧皆门户。我家韦布三百年，只有阴功不知数。跪陈八簋加六瑚，化人视之真块苏。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古来大药不可求，真契当如磁石铁。
石芝在诗人的笔下如有灵性，像一只肌理细腻骨肉匀的婴儿手掌，因此让人心生恐怖，不敢进食。而诗人却认为这是天赐良物，盖因自己祖上积阴功无数才能遇见，吃食后可像许旌阳一样游仙。“古来大药不可求”，在诗人眼中，石芝如大药，是可遇不可求之物。
《次韵子由病酒肺疾发》一诗写给因饮酒导致肺病发作的苏辙，通篇诗文大谈养生之道，告诫弟弟如何保养身体。“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一句便是道家医学思维，《检仙经》云“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9］9，苏轼此处使用道家君臣药理，显然是久病成医。而“神仙多历试，中路或坎坷”“相将赋《远游》，仙语不用些”又流露出成仙思想，以服药、修炼养得长生之体最终双双得道的梦想来激励苏辙。
三、炼外丹
提到道教，便不得不提炼丹术。炼丹是道教广为人知的道术之一，分为外丹和内丹。所谓外丹，早在先秦，术士就在丹炉中冶炼一些矿物质，以期能炼出“仙丹”。人们认为服食仙丹可长生不老，悉不知这些所谓的“仙丹”都由金属矿冶炼而成，食之会重金属中毒，因而许多人因服食丹药而死。外丹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韩愈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便说到了这种情况，当时因服食丹药而死的人不计其数。时至北宋，炼丹术已经由外丹转为内丹。或因炼外丹的大风潮已过，或因宋人发现唐人频繁死于服食丹药上，总之炼外丹之风逐渐衰弱，不像唐朝那样盛行一时。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炼外丹并不广泛流行的北宋，也依旧有不少人坚持炼丹，连苏轼自己晚年时也炼过丹。黄州任上，苏轼有不少诗文是关于炼外丹的，如《观张师正所蓄辰砂》一诗：将军结发战蛮溪，箧有殊珍胜象犀。
漫说玉床分箭镞，何曾金鼎识刀圭。
近闻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铸褭蹄。
多少空岩人不见，自随初日吐虹蜺。［1］1030
将军张师正酷好道家，常以丹砂炼丹，以期长生不老。炼丹需用丹砂，辰砂即为炼丹所有丹砂的上品。范成大《桂海志》曰：“益州出砂处，与湖北大牙山相连，北为辰砂，南为宜砂。”［10］21张师正正是储存了许多炼丹用的辰砂，苏轼此诗盛赞张将军已练成内功，“收丹穴”“吐虹蜺”等都是异于常人之态，更表现出将军已成仙得道，炼成外丹。苏轼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中提及炼丹一事，说“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怡神遣日”［2］1517，所指的便是张师正所赠的辰砂。苏轼言自己炼丹砂只是为了观察丹砂在火中的变化，聊以悟出一些道理，自己并未服食。随信先说若容易弄到朱砂，央王定国寄一些过来，后又谈及金丹与道术的问题，肯定丹砂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宾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致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岣嵝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此外，《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九曰“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如费力，一两不须致也”［2］1519，言托王定国寄丹砂一事；《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二曰“丹砂若果可致，为便寄示”［2］1520，再次央求王定国寄丹砂。从上述的诗和书信中可知，苏轼学道已进入炼外丹实践阶段。
除此之外，涉及丹砂的诗文还有《次韵答元索并引》中“不愁春尽絮随风，但喜丹砂入颊红”一句。苏轼之前一再强调自己“固不敢服”丹砂，所以此处所指“颊红”未必是服食丹砂所致，丹砂只是用来比喻绯红的面颊。《南堂五首》其二有“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一句，说得也是苏轼幽室炼丹之事。
在此时期，关于炼丹与致仕的关系，苏轼还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论说，《乐天烧丹》云：“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也。’信而有徵。”［11］11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时一度炼丹，后因丹炉损坏而停止。不久白居易升至忠州刺史，便再也不提炼丹之事。苏轼分析，入世做官与出世炼丹本是相互矛盾的，二者不可调和，而自己存出世之心久矣，但终究没有实现这个志向，文字中流露出深深的惋惜。另可说明苏轼儒释道三者皆通，但儒生的正统思想还是占据较为主要的地位。
黄州任上，王巩是与苏轼诗文、信件往来最多的人之一。“乌台诗案”牵连之人多达二十九个，王巩便是其中之一，他被贬谪至岭南宾州，是所有人中被贬谪最远、处罚最重的。苏轼对此十分内疚，曾有“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一句表达自己对王巩的亏欠，二人感情十分深厚。黄州任上，苏轼与王巩书信往来频繁，身在岭南的王巩亦是贫病交加，在和苏轼的回信中，王巩大谈道家种种养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苏轼不仅将王巩视为挚友，亦视其为道友，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中有多处记载苏轼让王巩从宾州给他寄丹砂之事。《和王巩六首并次韵》其一末尾四句云“遥知丹穴近，为劚勾漏石。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又言此事，因广西桂州盛产优质丹砂，而王巩被贬地宾州距离桂州不远，故称“丹穴近”，“刀圭”指中药量具，此处代指丹砂，苏轼自注曰“君许惠桂丹砂”。“名字挂仙籍”既是苏轼对王巩的祝愿，亦是自己此时的最大梦想。
《给王定国四十一首》第八封信言“冬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虽不能如张公之不浯，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也”［2］1517，关于此事，又在《答秦太虚书》中有过进一步的说明：“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苏轼在黄州任上已经闭关四十九日，如果说他在黄州任上常去寺院访幽为消解自己内心的抑郁之气，那么对学道则是已经付出实践。
在《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一诗中，诗人将自己与弟弟视为“散人”，中有“何当一遇李八百”一句。李八百是蜀人，传言活了八百岁，世人称之“李八百”，《神仙传》对此有过记载。诗人希望遇到长生不老的仙人，可见其求仙思想之浓烈。另有为道教仪式写的《次韵乐著作天庆观醮》“浊世纷纷肯下临，梦寻飞步五云深。无因上到通明殿，只许微闻玉佩音”。
四、与方外之人交游
黄州任上，苏轼留下一些记录彼时得道者的诗文，如《三朵花》并叙：房州通判许安世，以书遗余言：“吾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人有得之者。”许欲以一本见惠，乃为作此诗。
学道无成鬓已华，不劳千劫漫烝砂。
归来且看一宿觉，未暇远寻三朵花。
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
画图要识先生面，识问房陵好事家。［1］1071
《舆地纪胜》记载“元丰间，有道者日簪三花，游于市，颇能诗，知人未来祸福”，苏轼诗中所咏之人即是此日簪三花的有道者。但其中屡屡引佛家典故，如“千劫漫烝砂”出自《楞严经》［12］168，“一宿觉”出自《传灯录》中玄觉禅师［13］91，“瓶里雀”出自《法句经》［14］1434等。而三朵花却为道人，从“先生”一词可看出，唐宋时期，凡全真道人，皆称先生。苏轼对学道奇人从来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写诗遥寄，只因三朵花有“神仙意”。
黄州民风尚鬼，常有人会异术，苏轼多次写文记载。如《子姑神记》一文，记载了唐朝伶人之妻何媚附身至郭氏体上，妙思如泉涌，写诗数十篇之事。何媚借郭氏之身还魂，诉其夫被害后自己被逼做妾，最终被大妇杀死之事，言苏轼名满天下，希望可以为自己作传让世人知道。苏轼将此事记录下来，写成《子姑神记》一文，对何媚很是怜悯。又有《天篆记》一文，特别提到黄州当地人汪若谷，自称天人附身，善篆字，“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为口，置笔口中，与人问答如响。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2］407野人给苏轼三十篆字，自称为“天蓬咒”。苏轼记载汪若谷种种灵异事件，如见进士张炳后称自己是张炳旧交刘苞，知晓张炳、刘苞二人种种旧事，引得张炳大骇。但张炳不信刘苞死后会附身在一乡野之人体上，苏轼不觉鬼神之说皆不可信，认为“世人所见常少，所不见常多，奚必于区区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所以特要为此写文作记，“姑藏其书，以待知者”。
汪若谷给苏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期苏轼又写《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称天人》一诗记录此事：
酒渴思茶漫扣门，那知竹里是仙村。
已闻龟策通神语，更看龙蛇落笔痕。
色瘁形枯应笑屈，道存目击岂非温。
归来独扫空斋卧，犹恐微言入梦魂。
苏轼在诗中将汪若谷所居村落称为“仙村”，说汪若谷已经“通神语”，写出的篆文如龙蛇般飞舞。在与其对话谈话之后，内容久久萦绕心头，晚卧时“犹恐微言入梦魂”。野人汪氏让苏轼一连两篇诗文都着墨重写，足见苏轼对与仙道相关事情十分感兴趣，并且有一种很深的情感认同。
在黄州任上这段时间内，苏轼亦同许多道士来往频繁，除了眉州道士陆惟忠、舒州道士李斯立之外，黄道士也是其中之一。《赠黄山人》云：
面颊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见来乌。
倦游不拟谈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须。
绝学已生真定惠，说禅长笑老浮屠。
东坡若肯三年住，亲与先生看药炉。
黄道士在苏轼的笔下容颜若仙，面颊绯红、乌眉覆眼。苏轼钦羡得道之人鹤发童颜，学道养生之念更甚。道家对苏轼的吸引可谓是无穷的，其中以养生延年最重，因此苏轼言“东坡若肯三年住，亲与先生看药炉”，企盼寻觅到仙药。弃官学道的想法一直盘踞在苏轼的脑海中，历“乌台诗案”一劫之后，苏轼更坚决了这种想法，常常哀叹自己何不早弃官学道，如《初秋寄子由》中，苏轼对弟弟苏辙发出了“别离恐不免，功名定难期。当时已凄断，况此两衰老。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之悲，可知这一路的坎坷已经使苏轼对功名、前程等身外之物不抱任何幻想，恨自己为何没有早些看透这一切，早日走上学道之路。言外之意是若一早学道，如今或许已经得道，似自己羡慕的许旌阳、王度一样飞升至仙界。
杨世昌是苏轼在黄州任上来往颇多的一位道士。《帖赠杨世昌》一文对其有过简介：“仆谪居黄冈，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药术，可谓艺矣。明日当舍余去，为之怅然。浮屠不三宿桑下，真有以也。”苏轼亦在《蜜酒歌并叙》中提到“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1］1085，可知是杨世昌将制作蜜酒之方相授，足见二人交往之深。
杨世昌善吹洞箫，且曾与苏轼大醉于赤壁。《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三云：“不知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只两膝”，又有“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且清哀”一句。苏轼另有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所以后世许多学者皆分析《前赤壁赋》中“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一句指的就是道士杨世昌，因其善吹洞箫且曾与苏轼游赤壁。而《后赤壁赋》中又有“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一段，与苏轼贴上所记载高度吻合，皆是孤鹤渡江而来，嘎然长鸣，掠余舟而西去，随后苏轼言自己入梦境，与一羽衣道士交谈，最后得知那日的孤鹤便是此道士化身，梦醒之后开窗去看，已无鹤踪迹。
《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两篇文章是彼时苏轼心态的最好流露，自“乌台诗案”后被发配黄州，历经贫穷、病痛、大批旧友不相往来等苦难，常如惊弓之鸟。苏轼虽每每说自己已不期待仕宦生涯，但对贬谪至黄州仍深感苦闷。此时只有投身佛老，才能从中得到慰藉。《前赤壁赋》中，苏轼与客驾舟出游，赏赤壁月色，生出“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之念，盼望可若列子御风而行，远离世间种种是非恩怨。而“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游仙念终不可得，现世红尘终不可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存只是幻想，只有“托遗响于悲风”。《后赤壁赋》一文充满神秘的玄幻色彩，赤壁赏月见一孤鹤飞过，尔后梦一羽衣道士，梦醒时去看，已杳无人迹。现世中屡屡不得志，梦中遇得道高人，消解了他积郁难平的苦闷之情，惜南柯一梦，梦醒余悲，精神已随鹤飞走，肉身仍滞留人世间。游仙思想伴随苏轼一生，这也是他弥合自身悲剧性的一件法宝。苏轼已在《乐天炼丹》一文中清楚地认识到炼丹、致仕不可调和，这也正是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的对峙，此消彼长，当一物消减时，另一物便增加。黄州时期，老庄思想在苏轼思想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
注 释
［1］〔宋〕苏轼著，〔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清〕张志聪集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上古天真论》，《中国医学集成》（重刊订正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4］〔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00年版。
［5］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协昌期》，朱越利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7］〔宋〕张君房辑：《云笈七笺·三洞经教部·高奔章》，齐鲁书社1988年版。
［8］〔晋〕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
［9］〔梁〕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序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版。
［10］〔宋〕范成大撰，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宋〕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佛教十三经·楞严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
［13］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六祖大鉴禅师旁出法嗣》，中华书局1997年版。
［14］《大正新修大藏经·法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大正十四年（193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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