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 千

　　苏轼谪居惠州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勾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表面看似简单的记游，却蕴含颇深，可以与他一生相对照。本文拟从《记游松风亭》分析苏轼生命的三个重要时期，浅谈苏轼人生理想的转变，从而对苏轼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纵步松风亭下”——初入仕途时期

（一）初入仕的顺利

北宋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跟父亲苏洵出川进京赶考。次年，苏轼以一篇策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此文阐述了刑赏要以忠厚为本，要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中进士的少年苏轼激情澎湃，胸中丘壑纵横，希望能大展宏图，辅佐君王成为像尧舜那样的明君。但不久，苏母程夫人去世，苏轼兄弟回乡丁忧。

　　三年后，嘉祐四年（1058），苏轼服丧期满，举家迁往汴京。途径忠州时写下《屈原塔》，感慨“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的高洁情操，而“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则表达自己的志向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他途经湖北秭归屈原庙时，又写下《屈原庙赋》，“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再次表达了自己对屈原的敬意。屈原是历史上忠君爱国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屈原一生忧国忧民，辅佐楚王，振兴楚国就是他毕生的理想。《离骚》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蕴含着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强烈的危机感。由此可见，苏轼即将踏入仕途时，所写凭吊屈原的作品，正是他意气风发，渴望建功立业的表现。

　　嘉祐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参加制科考试，写下二十五篇《进策》，提出了一整套不同的政治革新理念。其中五篇《策略》分析时局，强调改革吏治；十七篇《策别》提出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具体革新措施；三篇《策断》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强兵主张。值得一提的是制科这个为选拔人才而设的特别考试，“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育) 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而已，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后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 (苏轼) 入第三等。”《宋史·苏轼传》中记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时的苏轼，初出茅庐，既得到了文坛的推崇，也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前途光明，要实现人生理想已走出了第一步。

（二）苏轼的理想

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是儒家对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也是苏轼毕生追求。孔子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礼记·大学》曰：“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出仕”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著名的宋史学家刘子健说，宋朝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于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他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可见，知识分子“出仕”是途径，“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才是目标。在苏轼仕途初期，他的兴趣还是比较单一的，主要关心国家政策，其诗文也以针砭时事的策论为主，可以看作“纵步松风亭下”的写照。这段时期的苏轼，就如“纵步”一般，胸怀青云之志，自信满满，准备大展宏图。

二、“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大起大落时期

（一）仕途的坎坷

然而苏轼的仕途并没有一开始那么顺利，由于与王安石的矛盾激化，朝廷新旧党争日益激烈。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羽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奏皇帝，污蔑苏轼丁父忧归蜀时，贩卖私盐。朝廷下令严查，但“事皆无实”。为避免争端，苏轼自请外调，“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通判颍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1079），苏轼离京外任，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苏轼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帮助民众，在杭州疏浚钱塘六井；在密州抗旱救灾，率众捕蝗；在徐州建堤抗洪，赈济饥民，劝民耕桑，寻矿采煤等，做了不少好事。他在朝廷的影响和在民间的声望如日中天，但他的非凡才干和不平则鸣的个性引起了他的敌人们的妒忌和忌惮。在精心的策划下，元丰己未（1079）苏轼被捕入狱，这就是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这是他人生最凶险的时刻，也是他人生的最低谷。苏轼从朝官直接成了阶下囚，这在宋朝实属罕见。宋朝重视文人，据说，太祖建国之初曾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并告诫“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此后的宋代帝王皆严格奉守这一“祖宗家法”，不敢有所违逆。虽然这种说法有人持异议，据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荫麟在《两宋史纲》中对宋太祖誓碑进行了考证，认为誓碑子虚乌有。但是宋朝重视文人，优待士大夫是客观事实。“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惯例除叛逆谋反罪外，一般京官犯罪，只是贬黜为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不过是降级安置于“远恶军州”，“过岭”（大庾岭南）、“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做官食禄。宋朝应该是历史上对待文人最宽松的时代了，所以苏轼下狱，如五雷轰顶，朝野震惊。

　　一方面苏轼的死对头千方百计想要置他于死地，另一方面朝野上下纷纷进言，如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在多方营救下，苏轼终于出狱，继而被贬到了黄州，其身份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是从八品官，无实际执掌，无论武官或文官均可除授，实际上，在宋代这个官衔是专门用来安置政治上失势、贬职暂不述用的官员，而且只领半俸。无实权的官职使苏轼在关注人民疾苦时往往力不从心，生活的窘迫使得他不得不先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问题。黄州后期，苏轼在东坡开辟一小块菜园，亲自耕种，从未参加过农耕生活的他得到了当地很多农民的帮助，这是他地位从管理者到参与者的一个重大转变。

　　苏轼以为“乌台诗案”后，政治的迫害已到顶峰，自己的寄情山水，归园田居，已不足以被朝廷小人引以为患，甚至他还建了一个“雪堂”，准备在黄州安老了。当他习惯并喜欢这种生活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到元祐元年（1086）八月，高太后当权，旧党得势，短短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朝廷连连提拔苏轼，召其入京，从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再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苏轼升到了他人生当中最高的职位。但因既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两不相容，他只好再次自请外调杭州。元祐六年（1091），被召回京，不久又被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打压旧党，苏轼又再次遭到一连串的贬谪。就这样，苏轼遭受“乌台诗案”，人生“大落”；被贬黄州，逐渐适应；朝廷提拔，人生“大起”；又遭贬谪，人生“大落”。从朝官到阶下囚到贬官，再到权倾一时的三品朝官，再被贬，人生遭遇如此大起大落，在中国的文人当中都实属罕见。

（二）思想的变化

这段时期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与仕途之初单纯高涨的政治热情相比，明显出现了剧烈波动。为了躲避朝廷党派纷争，熙宁四年（1071），苏轼自请离京，来到杭州任通判。熙宁年间, 虽然苏轼写了如《吴中田妇叹》《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山村五绝》等许多关注时局、揭示民间疾苦的政治诗，但更多的是大量记游、写景、宴饮诗的写作。策论已不是当时主要的写作形式，同时，作为最早出现在勾栏酒肆，士大夫认为是“小道”的词，苏轼也开始了大量的创作。“诗言志，词传情”，初次遭受政治失意的苏轼思想上第一次起了涟漪。

　　熙宁七年（1074），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与新法派的矛盾日益尖锐，朝中难以立足。为靠近济南为官的弟弟苏辙，苏轼向朝廷请求到密州任职。途中，苏轼写了一首词《沁园春·孤馆灯青》：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当年和弟弟同中进士，还是少年，如今已沧海桑田。兄弟二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因此“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虽然现在遭遇挫折，但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一个“袖手”写出了苏轼对理想实现的信心和希望。此时的苏轼仍然是那个想出仕“致尧舜”的苏轼。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间，苏轼在徐州作有《与梁左藏会饮傅国博家》《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送将官梁左藏赴莫州》等送别梁左藏的诗词，其中《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表达了对朋友应召入京建功立业的羡慕：

　　惟见眉间一点黄，诏书催发羽书忙，从教娇泪洗红妆。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归来衫袖有天香。

　　朋友即将“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自己也多么希望如此啊，能够进京参与朝政，那么“归来衫袖有天香”，此时，苏轼想出仕“致尧舜”的愿望仍然很强烈。

　　但是，随着朝廷政治纷争的加剧，仕途的不断改变，苏轼对自己出仕“致尧舜”的理想开始有了变通。元丰二年（1079）苏轼从徐州改知湖州，途中乘船来到张氏园亭。应张氏子弟之请，写下一篇散文《灵壁张氏园亭记》，透露了自己对于仕途奔波的厌倦，想要在徐州买地终老的归隐心志。文章对儒家的“不仕无义”提出了不同看法，“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这是苏轼出仕思想的松动，苏轼认为忠君报国的理想不一定通过“出仕”来实现，出仕与否应该符合自己的性情与当时的形势，“行藏在我”，张氏的先君为子孙考虑深远，“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是非常明智的。

　　“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命悬一线的惶恐，抱屈含冤的悲愤，出仕“致尧舜”理想的被毁，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狱中，苏轼极度悲伤地给弟苏辙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中的“小臣”对“圣主”的感伤，对未竟事业的不舍，“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苏轼戚戚然的心境可见一斑。

　　出狱后，苏轼被贬黄州。刚经历生死之变，初次被贬的他是极为愤怨的，贬途中经过湖北浠水巴河镇时，作了一首《晓至巴河口迎子由》，满纸愁怨。“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苏轼回忆往事，深恨自己处事不当，“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幸庆自己的死里逃生，难道自己就放弃“致尧舜”的理想了吗？“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一个“疑”字，写出了他内心的纠结。

　　来到黄州后，又写下《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中“老来事业转荒唐”对过去进行了否定，自嘲年轻时的抱负终成泡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寄情山水的苏轼一直在说服自己。元丰五年(1082)，45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已经三年，他对遭受牢狱之灾悲愤不平的心境已慢慢平复。这一年，苏轼有很多作品。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月的一天，苏轼和几个朋友相约去看田，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不巧途中遇大雨，全身淋湿，朋友们十分狼狈，但苏轼却不以为然，吟咏自若，缓步而行。傲视风雨，“一蓑烟雨任平生” 尽显他的豪迈，“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结尾点睛之笔，道出了苏轼在一瞬间的顿悟，自然界的风雨稀疏平常，人生中的风雨又何足挂齿呢？不畏风雨，坚守内心，就没人能够打倒自己。这一刻，苏轼已经达到了一种佛系的超脱和豁达。

　　再看一首《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自己“致尧舜”的抱负算“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吗？苏轼并不是争夺名利之人，但是他远大的政治志向陷入复杂的政治党争中，屡遭小人迫害，几乎丧命。“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争来争去，还不如“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在《满庭芳》中，苏轼终于认识到功名利禄的尘世羁绊，超然物外，大有停歇之心。

　　元丰六年（1083）九月,《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更写出了苏轼黄州时期的矛盾心理，苏轼感慨自己忘不了对仕途的留恋，但已有了对世俗的超越：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还有《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都写于黄州后期，无一不表现了苏轼逐渐摆脱对外在功名追求的桎梏，开始转向内心的修炼。

　　元丰八年（1085），苏轼结束黄州贬谪生活，被召回朝途中，写下《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 自感已是“伛偻山前叟”，可是朝廷“迎我如迎新”，“那知梦幻躯，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 朝市谁相亲”。物是人非，前途未卜，想“却寻泉源去, 桃花逢避秦”，但身不由己。也许苏轼已预感前路坎坷，透出了厌倦和不安，渴望归隐的强烈愿望。

　　苏轼这一时期的宦海沉浮，可以看作是其“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的阶段，宦海波折常让他生“就亭止息”之心，而“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则表明其对精神家园的追询。

三、“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岭海贬谪时期

（一）仕途的幻灭

突达权利高峰，“致尧舜”理想昙花一现后，苏轼又遭弹劾，再度被贬，从定州到英州再到惠州，谪命三改，花甲之年的苏轼最后以“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来到惠州。（《宋史·苏轼传》）

　　苏轼在惠州心情是十分纠结的，朝廷的反反复复让他心有余悸，命运的不可知使他心怀疑虑，生活的多艰使他心生悲苦、虽然苏轼是戴罪之身，没有实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帮助百姓。他屡次通过身为提点刑狱的表兄程正辅进言，如请建惠州营房、解决惠州及整个广南东路十余个州农民纳粮难题、促成东新桥和西新桥的建成等。一方面忧心百姓疾苦，一方面又想谨慎避祸，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纠结中，苏轼在信末尾屡屡嘱咐程正辅“请勿示人”“千万密之”“幸读讫,便毁之”“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等话。明代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说“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绍圣已非元祐日，惠州岂与杭州同”。此时，苏轼不是那个元祐时期权势荣耀达到极点的苏轼，惠州也不是那个当年可以动用十万民工治理西湖的杭州。

　　宋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治儋州)”，儋州相当于流放，贬无再贬，苏轼离权力机关越来越远，年迈且多病的他明白此生出仕“致尧舜”的理想已彻底破灭。宋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翌年七月病逝于常州。

（二）思想的成熟

岭海时期的苏轼，仕途已跌到谷底，此时的他已经很累了。寓居惠州近三年，当地丰盛的物产和淳朴的人民让他的心趋于平静和快乐。他在《食荔支二首（并引）》里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与程正辅的书信里，他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苏轼把出仕“致尧舜”当成他的人生理想，他喜爱陶渊明，但他一生都没有归隐。他忠君爱国，为百姓大胆直言，与当朝宰相王安石因为变法而针锋相对。苏轼有宰相之才，报国之志，无奈世事复杂，帝心难测，惨遭迫害，连连被贬，苏轼的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致尧舜”的理想越来越渺茫，但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抚心自问，“致尧舜”不就是希望辅佐君王成为一代明君，爱护百姓，国泰民安吗？为什么拘泥于须登上高处才能“歇”，为什么一定要到权利的巅峰才去帮助百姓，只要有爱民之心，哪样做不可以呢? 这正是“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大彻大悟。

　　在儋州时期，也是苏轼晚年的最后一个贬谪地，虽然“此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生活条件恶劣超乎想象，但是苏轼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生活，他关心民生疾苦，和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苏轼还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教育。儋州地处偏远，民风彪悍，岛上黎族同胞居多。据《万历琼州府志》记载：“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也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向”。

　　教育能够改变彪悍的民风。在儋州，众多学子因爱慕苏轼的才气纷纷来向他学习。这与以前的苏门四学士有很大的区别，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学修养，苏轼更多的是与他们政治上的共鸣，文学上的切磋。但儋州学子不一样，自苏轼来之前，儋州从来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苏轼办学后，才出了第一个举人姜唐佐。教育能够与外界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苏轼从亲身经历中更加意识到教育的重要。苏轼一生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像变法中的“青苗法”，本意很好，同时王安石自己在任上的时候，积极在辖区推行过，效果不错。可是一项本意很好的政策在推行的时候却变了味，其主要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变法中，执行者的道德和素质就成了这项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儋州民风淳朴，相当于一张白纸，如何教育和引导非常关键，教育能使管理更亲民更高效。

　　苏轼爱百姓，从做父母官时积极解决百姓难题，到参与农业生产，用绵薄之力帮助百姓，最后办学教化百姓，苏轼找到了更好的爱民方式，就是教育，这与孔子孟子晚年的做法如出一辙。苏轼从反思中得到了启发，从圣人那里找到了方法。苏轼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儋州，这是他爱民的深刻体现。苏轼的“歇”并不是什么都不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他爱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思想趋于成熟后，这一时期的苏轼在诗文中，很少出现那些痛楚悲愤的情绪和建功立业的期盼，更多的是心态的平和，安之若命的旷达和洒脱。如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九首，其中大部分都在惠州和儋州期间所作，这足见岭海期间，苏轼对陶渊明强烈的认同感和自己人生态度的选择。“岭海时期的苏轼已完全摆脱了对外在功业的追求，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领悟中。”

　　《记游松风亭》是苏轼的名篇，文字简短，但其中的蕴意颇深。读此文时，对照苏轼人生的三个时期，可以看出苏轼人生理想的转变。从上述三个时期不难看出，苏轼“致尧舜”理想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确立到动摇到幻灭的过程，变的是对外在功业的追求，不变的是永远的爱民之心。苏轼作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其伟大人格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注 释

　　［1］〔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5］〔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杨逢彬注《孟子》，岳麓书社2003年版。

　　［7］杨天宇《礼记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元〕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潘永因《宋稗类钞》（上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1］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

　　［12］〔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

　　［13］莫砺锋《乌台诗案史话三：营救与出狱》，参见《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1 期。

　　［14］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

　　［15］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16］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7］〔明〕戴蟢，〔明〕欧阳灿总裁，〔明〕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18］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