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坤

　　《东坡志林》是苏轼的随笔集。“志”者，“记”也，即记载，也即随笔之意。“林”，本义是丛聚的树木或竹子，引申为汇聚众多的人或事物。书名《东坡志林》，即指苏东坡所载众多之人与事物。苏轼去世前一年，曾自嘲自己一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黄州、惠州、儋州正是影响苏轼生命走向的三方极其重要的贬谪之地。《东坡志林》真实记录了他自元丰至元符二十年间于贬谪三地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计五卷二百余篇。文章内容广泛，天地人文，儒佛道家，游记小品，江山花木，军事官制，神仙方术，美食养生，阴阳八卦，风土人情，奇闻轶事，怀古隐逸，言志缘情，叙事论理，长短不拘，信笔挥洒，谈笑之间，皆成妙文。正如明人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所云：“皆记元祐（当为元丰）、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其间或名宦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理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伎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必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颠簸困厄之状亦既略备。然而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虽当群口见嫉、投荒濒死之日，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故有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者矣。”《东坡志林》既反映了所贬三地丰厚的地方文化内涵，也展现出作者贬官期间旷达磊落的胸襟与坚忍乐观的精神，是研究地方文化与东坡贬谪思想的重要典籍。同时，该书自然随意、风趣幽默而文采风流的行文特色，也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触处生春的文学艺术审美风格，堪称晚明小品之滥觞。本文不拟对全书进行全面的解读与阐论，仅就苏轼贬谪海南期间的六则短文做一粗浅探析，以见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现实启迪意义。

一、儋耳夜书——自得其乐薄功利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此文一作《书上元夜》，选自《东坡志林》卷一。绍圣四年（1097）七月，苏轼渡海到儋耳（即今海南省儋县西北南滩）。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内迁至廉州（今广西合浦），历时三年。此文记述了他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日夜与当地几位老先生游赏城西过程中的所见所感，所记之事很平常，却颇富人生况味与深厚哲理。其一，东坡到海南不久，便有数位老先生相约赏月逛市，足以表明东坡人缘之佳，生活情趣之浓，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其二，反映了海南儋县宗教文化、街市文化、民族文化的兴盛繁荣，以及民族团结友好、夜市热闹非凡的和谐安详的景象。一方水土，民风淳朴，恰如一幅月夜街市风情图。其三，文中四次写到“笑”，各蕴深意。作者“放杖而笑”，是写作者将他们一行人赏月逛街之举与舍中人“掩关熟寝”之状的对比，一是大饱眼福，得精神之乐；一是酣睡淋漓，得身心之安。孰得孰失？无可厚非。两难之间，东坡只得发出无可奈何的笑声。其实，东坡一行老人们虽得精神之愉悦，却失去了身心安养之实在；而屋内酣睡之人虽得安睡之实惠，却失去了赏月逛街之雅趣。两者相较，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这在旷放豁达的东坡眼里，得与失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而已，何必锱铢必较、耿耿于怀呢？如此胸襟与态度，便为下文做了很好的论述铺垫。接着同行人“问先生何笑”，是写随行者的疑惑与不解，东坡于此故意幽默，从而不动声色地突出作者超越他人的智慧之处。看似随意一笔，实有回旋跌宕之势，颇含慧黠诙谐之美趣。最后作者二“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是彰显全文的主旨之穴、核心之所。“自笑”，这与当初的“放杖而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者，皆属于作者本身的发笑；所不同者，是前者之“笑”，为笼统之笑，其中亦包括同行的几位老书生在内，觉得大家的赏月逛街之举较之于屋内熟睡的人来似乎有点说不出孰优孰劣的尴尬况味。而后者之“笑”，则专指作者自己的开怀之笑，这是较之于同行者“问先生何笑”的患得患失之不够洒脱的彻悟之“笑”。正因为作者具有如此无得失之患的超然物外的良好心态，所以，紧接着他才有足够的底气讥笑韩愈“钓鱼无得，更欲远去”的缺乏自得其乐的功利主义思想。韩愈《赠侯喜》诗云：“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可见，韩愈对于得失之看法，往往多束缚于功利窠臼之中。东坡认为是不足取的。他从自己赏月逛街的眼福之饱娓娓道来，结合韩愈“钓鱼无得，更欲远去”的得失之患的功利行为，彰显了自己无得无失、随遇而安、顺应自然、乐在当下的积极生活态度。“这是作者老庄思想的反映。封建时代的士人，在不得已之时，多乞灵于老庄。”正是他这种顺应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才使得他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够及时消解坎坷累累的种种痛苦，而决不自寻烦恼、心情抑郁、精神颓靡、一蹶不振。鉴此，他才得以对韩愈“钓鱼无得，更欲远去”的患得患失之功利思想予以毫不留情地付之一笑。最后“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既是针对垂钓者而言，也是针对苏轼自己讲的”。这对于背负贬官身份的东坡而言，具有如此辩证哲理的顺天随安之人生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令人钦敬的。

二、黎檬子——重情重义友谊深

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可复见！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

　　此文选自《东坡志林》卷一。这是一篇睹物思友的写人佳作。黎錞（字希声）与刘攽（字贡父）都是苏轼无话不说的挚友，他们之间可以调侃，可以幽默，可以起绰号，可以说笑话，毫无芥蒂，襟怀坦白，心如皎月，情同手足。就黎錞而言，其家学渊源深厚，幼年好学，长游京师，名儒石介、孙复皆美其才，枢密副使韩琦特为召置门下。后又得欧阳修赏识，举荐为国子监直讲。曾出知雅、蜀、眉、简四州，为政皆先德后刑，务存治体，有古循吏之风。以朝请大夫致仕后，闲居则穷经立言，日夕不倦，著有《黎氏春秋解》等。他确实有德有才，多绩多能，然为人木讷，不会八面玲珑，不屑花言巧语，不善投机钻营，不搞阿谀奉承，故苏轼称其“为人质木迟缓”。因此，好友刘贡父便以“黎檬子”之绰号戏称之，以此代表他“质木迟缓”的性格，虽为玩笑，倒也颇为切合黎錞的性格特征。

　　“黎檬子”，亦作“黎朦”“黎朦子”，水果名，柠檬之属。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花木·百子》云：“黎朦子，如大梅，复似小橘，味极酸。或云自南蕃来，番禺人多不用醯，专以此物调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盐渍，暴乾收食之。”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黎檬子》云：“黎檬子，一名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黄色，味极酸，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清人杭世骏《黎朦》诗云：“粤稽桂海志，是物为黎朦。”可见，黎檬子是一种即可食用也可药用的水果。一次，苏轼与黎 、刘攽一起骑马外出，听到市场上有人叫卖黎檬子的声音，苏轼十分惊喜，不禁失声大笑，前仰后合，差点掉下马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笑”，不是不怀好意的“讥笑”，而是对黎錞“黎檬子”绰号与水果名“黎檬子”竟然如此吻合如一的蹊跷之事发笑。这是苏轼对好友黎 的新奇之笑，友善之笑，甚而至于是喜欢之笑，足见性情中人东坡的本然面貌。以上这些都是作者对黎錞、刘攽两位挚友趣味十足之往事的美好回忆。而今，作者自己贬谪海南，其住所周围的树上到处挂满了黎檬子果实，然而黎錞、刘攽二君却不在人世了。苏轼触物伤怀，悲从中来。于是，他唯是独坐一隅，回味当年已故挚友黎錞、刘攽二君在一起时无比愉悦的情景，可现在再也没有那样令人开心和美的情境了。感叹之余，作者最后以“固不泯于世者”彰显刘攽流布众口、声名远扬的功德，以“能文守道不苟随者”歌颂黎錞文采风流、守道正直的品质，言简意赅，十分中肯。对于黎錞的为人处世的优秀品行，苏轼《眉州远景楼记》称其为“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堪称是对“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高度评价的恰切注脚。文末两句，通过对两位挚友真切而允当的赞美，由衷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无限思念之深情。作者思绪悠悠，念意浓浓，如绕梁之音，三日不绝，温馨如春，动人心魄。这就是一贯重情重义的苏轼笔下人物描写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值得后人潜心体会，认真借鉴。

三、别姜君——精心育才树丰碑

元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日，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

　　此文选自《东坡志林》卷一。这是一篇叙写青年后生姜君来访而临别赠书柳宗元诗篇的感慨之作，真切表达了苏轼被贬儋州时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相同的唯以“饮酒”“读书”遣时度日的心情。哲宗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至元符三年（1100）三月期间，琼州人姜君（即姜唐佐，字君弼）专程从学于苏轼，与其朝夕相处半年多时间。由“日与予相从”观之，他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师生关系是非同一般的。这正是东坡一贯所秉持的与人为善、广结朋友的处世态度。当姜君临别时，苏轼家徒四壁，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赠送之，就亲自书写了柳宗元的《饮酒》与《读书》两首诗送之，权表分别之意。虽然清苦，但苏轼与姜君的师生友情是甜美而深厚的，精神世界是丰润富裕的。于姜君而言，能得到东坡大家所赐之两幅墨宝，不啻为罕世至宝也。

　　姜君慕名从学于东坡，而东坡亦“甚重其才”，赞其文章“文气雄伟磊落，倏忽变化”，美其言行“气和而言遒，有中州人士之风”。东坡遇赦离琼时，曾赠姜君一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对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不久，姜君果然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崇宁二年(1103)，姜君在汝阳遇见苏辙，时苏东坡已去世。苏辙为完成胞兄遗愿，特给姜君补足赠诗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正可谓：三士情谊厚，缘分百世芳。

　　后来姜君虽然未曾进士及第，但其中举之事，对海南来说确实具有破天荒的划时代非凡意义，历代琼士无不将他作为东坡遗泽、文风开代的楷模，故琼州人士为纪念他，曾将琼府近旁“尖秀如笔”的一座小山峰命名为“雁塔峰”，特取唐代中进士“雁塔题名”之意。其遗址即在今海口市海府路边上的塔光陶瓷市场内。由姜君中举之事可知，苏轼在为培养海南人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海南教育史、科举史上，以大德、大智、大爱竖立了一块辉煌的丰碑，厥功至伟，永垂不朽！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在不计其数的前代先贤之中，苏轼何以选中柳宗元的这两首诗书赠予姜君呢？为求其因，得就柳宗元之二诗作一简要之解读。

　　先看《饮酒》诗：

　　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尊。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暄。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开头“今夕少愉乐”四句，直叙因夜晚忧郁不快而喝酒解忧，乃曹孟德“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之注脚。接着“须臾心自殊”四句，抒发喝酒后自身的舒心畅神与山川天地的通明温润之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蔼蔼南郭门”四句，从树木葱郁之清阴与天籁之音的环境之美，进一步凸显诗人喝酒的美妙无比之感，此时此刻诗人已完全与大自然浑融一起而不分彼此，进入了天地人和的至美境界。值得注意的是“竟夕闻佳言”一句，“佳言”当是包括风吹草木、鸟啼虫鸣等大自然所发出的各种天籁之音，它们都好像共同在向诗人尽情诉说着今夜的欢快之情，以此更加衬托出诗人饮酒之乐的心情，深化了《饮酒》主旨。最后“尽醉无复辞”四句，在前面饮酒畅神的基础上，表明诗人醉卧芳草也在所不惜之态度，将饮酒之乐推向了顶峰。末句“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诗人宕开一笔，通过与晋楚富翁相比，突出自己得以尽享饮酒之乐的真谛。《孟子·公孙丑》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如此比较，则将诗人饮酒至乐的浓郁诗意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在我国汗牛充栋的酒文化史上，柳宗元的《饮酒》不失为别具艺术魅力的千古佳作之一。

　　再看《读书》诗：

　　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这是柳宗元谈读书深切体会的难得佳作。全诗可分三层，第一层为前六句，谈读书的起因及收获。“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起笔交代因贬谪沉沦而静默阅读尧舜圣贤之书。“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诗人在浩瀚的典籍中遨游，与古人同乐共悲，十分契合，收获良多。第二层为中间十六句，全面叙述读书的困扰与乐趣。“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写满桌皆书，杂然纷陈，表明读书正忙的情景。“瘴疴扰灵府，日与往昔殊。”言南方瘴疠之气严重，有损身心健康，记忆力衰退大不如前，所以便出现“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的状况，即打开书本时似乎都清楚明了，但掩卷后又好像是一无所知。“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写孤读书斋，彻夜与书为伴。“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写读书疲倦后就卧床休息，熟睡后精神复苏又继续阅读。“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写读书累了就伸伸懒腰，舒展四肢，同时抑扬顿挫地吟咏诗句而使心情愉悦。“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写读书的意义在于与书中精神相契合，经世致用，而不愿做只会传授经学的儒生。王充《论衡·书解》云：“著作者为文儒，说经为世儒。”所谓“世儒”，即指那些坐而论道只会传授经学的儒生而已，对此，柳宗元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写读书的要旨在于精神获得自由，而不被拘囚束缚。第三层为最后六句，表明作者不为名利所驱、不为世俗指责的心态，体现了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高尚情操。“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此二句是说，社会上那些投机取巧者与自作聪明者，在诗人看来都是笨拙与愚蠢的。柳宗元的“智愚说”受佛学影响，同时亦与其生活遭遇密切相关，意蕴丰厚，耐人寻味。诗末四句，立意更深：“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意思是说，阅读各种书籍，了解圣贤史迹，已足以使人快乐，又何必再为追名逐利而劳碌奔波！要珍惜你那大丈夫六尺之躯，不要为名利所驱使。这是作者勉己劝人的肺腑之言，将读书之乐的意义与境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无疑是其读书生活的高度概括，也是其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清人汪森《韩柳诗选》说得好：“观此亦可见古人读书苦志，然乐境亦只在此。”实乃中肯之论。

　　由上对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之简要解读可知，它们的确很好体现了诗人贬谪时期真实的人生态度，这对于同为贬官而又崇仰柳宗元文品与人格的苏轼而言，惺惺相惜，产生共鸣，自是甚为自然的情理之事。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两首诗，并亲手书赠予自己的得意门生，实在是一则很有人生情味的文坛佳话。

　　要之，苏轼之所以将柳宗元的两首诗书赠予姜君，其意义主要有三：一是遵循中华“礼尚往来”的优秀传统，体现苏轼重情重义的美好品德。二是对后生姜君寄予厚望，希望他少烦恼，多读书，做为国为民之有用人才。三是苏轼以柳宗元《饮酒》《读书》二诗自况，表达他与柳宗元共同的贬谪心态。在与柳宗元心灵共鸣的同时，亦表达他对文学前辈柳宗元的敬慕之情。同时，也含有希望姜君多学习唐代大家柳宗元的优美诗文，以提升道德情怀与文学修养的期望。

四、唐村老人言——忧患朝野至老铭

儋耳进士黎子云言，城北十五里许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从者，年七十余，问子云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于官有益乎？”子云言：“官患民贫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故为是法以均之。”允从笑曰：“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云过予言此。负薪能谈王道，正谓允从辈耶？

　　此文选自《东坡志林》卷二。这是一篇记录黎子云向作者转述他与允从老庄民谈论关于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问题的短文，此文借百姓之口，言新法之弊。“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可见，苏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之一的青苗法的批判态度，至老未变。

　　为便于理解本文，有必要先对黎子云简介如下。黎子云，又名北侬，其祖先于五代末期从福建莆田渡海迁居儋州。黎子云有三个弟弟，分别是黎威、黎徽、黎先觉。黎氏兄弟聚族而居，皆酷爱读书，黎子云尤甚，是当地素享声望的书香门第。故而，人们多以“进士”称呼黎子云，此“进士”非指科举之“进士”出身也，纯粹是人们对其之称誉也。海南地方志将他列入“隐逸”或“乡贤”，乡邦之重，可以想见。黎府曾藏有《柳宗元文集》等珍贵典经，黎氏兄弟劳作之余经常吟诵。黎子云还擅长诗文，尤其是千字文。他常将千字文奉请苏轼品评，才情之高，甚得好评。为此，苏轼还特地向昌化军(即海南儋州)军使张中举荐，爱才重才，精神可嘉。如苏轼《访黎子云》云：“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诗中说苏轼自己因急于见到黎子云而步履太快惹得鸡飞狗叫，别有情趣。《过黎君郊居》又云：“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此诗感叹黎子云家境艰难，同时又劝勉他安贫乐道、潜心读书。正因为苏轼与黎子云建立了如此深厚的友谊，所以黎子云对于亦师亦友的苏轼是无话不谈的。短文《唐村老人言》便是黎子云告诉苏轼的关于他与允从老庄民谈论王安石青苗法的一段对话，说明黎子云不仅是埋头读书的人，而且也是关心时政的人。

　　黎子云告诉苏轼说，他曾经和城北十五里的唐村里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允从谈论王安石新法之一的“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就是当青黄不接之际，官贷钱于民，正月放而夏敛，五月放而秋敛，纳息二分。本名常平钱，民间称“青苗钱”。对此，老百姓颇为不满。故允从老人问黎子云说：“宰相王安石何苦要用青苗钱来为难我们呢？这对于官府有好处吗？”黎子云答道：“官府担心民间贫富不均，富人逐利而更加富有，贫者双倍偿还而更加贫困，以至于卖田卖子女都无法偿还债务，所以用‘青苗法’来进行平衡。”允从笑道：“贫富不均，从古至今都一样，连上天都不能平衡，你们难道能做到吗？贫富不均，就如同一个瓷器的壁有厚有薄一样，你们想把厚薄一起打磨，只怕厚的地方还未磨损，薄的地方却已磨穿了。”这些情况都是黎子云于元符三年（1100）拜访苏轼时亲自告知的。由此，苏轼感慨道：“劳苦大众都能够谈论治理天下之道，不正是允从老人之辈吗？”

　　读此短文，给人四点体会：一是苏轼虽远谪天涯，仍然忧国忧民，关心时事。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二是重视人才，关爱后生，提携先进。三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做墙头草、随风柳，风骨凛凛，正气堂堂。四是具有平民意识，尊重有思想有见解有觉悟的老者，称他们是“负薪能谈王道”的智慧之辈，同时隐含有对“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曹刿论战》）“青苗法”的讥讽之意。

五、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以阴刺阳寓意明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此文选自《东坡志林》卷二。由题可知，这是一篇记录李姓女儿阴间还阳重生之冥间神奇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哲宗绍兴五年（1098）十一月，被贬海南儋耳的苏轼听说城西李姓人家一未嫁女儿病死两天后复活的蹊跷之事。于是，苏轼就约进士何旻去拜访女儿之父，想对其女儿死而复生之事探个究竟。女儿父亲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说：傍晚时分，好像有人带领其女儿去官府里。只听得有人说：“这人被阎王误追了。”庭下一个官员说：“可以暂时监禁起来。”又一官员说：“这女孩无罪，应当放还于人间。”女儿看见监狱在地窖深处，人可经过隧道出入。里面所关押的都是儋州人，其中僧人占十分之六七。有一位老妇女已是满头黄发，像驴马之毛颜色一样，戴着枷锁坐着。女儿认识她，原来她是儋州僧人的老婆。老妇人说：“我因为贪用了施主檀越的钱物而获罪，至今我的头发已变了三次颜色了。”女儿又见到一个邻居僧人，其父母去世两年了，家里正在举行祭祀活动。此时，见有人端着饭盘及钱币数千过来，说：“给某僧。”这位僧人就将数百钱分送给监狱守门者，接着又将饭送进监狱去，被监禁的人都抢饭吃，可这位僧人的饭已所剩很少。又见到一位僧人来了，所有人都同时举手作揖行屈身跪拜大礼。这位身份不凡的僧人说道：“这个女孩可速派人送还人间。”于是，护送她的人用手在墙壁画出一道豁口让女儿过去。眼前忽然出现一条河，还有船，他们就唤女儿上船。护送者用手一推，船一晃动，女儿就惊醒了。故事到此结束，情节生动，对话真切，神奇有趣，颇具可读性。后来苏轼猜想，那位发令将女孩速还人间的僧人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常现身于地狱的救众生苦难的幽冥教主地藏菩萨。

　　苏轼之所以对这段冥间故事感兴趣，不仅邀约进士何旻同往亲自调查考实，而且详细记载此事经过，是因为在此阴曹地府中，执政者能够执法严正、秉公办事（老妇人占用施主的钱物而获罪）、冥间有爱、友好如春（父母去世两年的僧人将受赠的饭与钱又赠与他人）、实事求是、速纠错案（将阎王误判的李姓女儿及时放还人间），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美德与高风。此事虽发生在阴间，但对于阳世的确具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作用。所以，苏轼于文末特意写下了语重心长而掷地有声的五个大字：“书此为世戒。”他多么希望人世间那些掌握百姓生杀大权的执法者们能够尊重生命、秉公执法、实事求是、知错就改，真正做到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以民为本，立法为民。此乃苏轼撰写《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的用心所在，亦是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此文以阴刺阳，借题发挥，文笔轻松，寓意深远，委实是一篇具有启迪与警策意义的佳作。

六、信道、智法说——不畏神灵勇创新

东坡居士迁于海南，忧患之余，戊寅九月晦，游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其辞曰：“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离析，寿命不得延。”览之竦然，若有所得，书而藏之，以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轼恭书：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则曰：“自诚明谓之性。”此之谓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由执一也。”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道凝而法活，虽度世可也，况延寿乎？

　　此文选自《东坡志林》卷三。这是一篇借助于道观问卜祸福吉凶之事而表达自己“道凝而法活”哲学思想、法治观念及其人生态度的美文。苏轼贬谪海南期间，忧患满怀，于元符九年（1098）九月底特地去天庆观拜谒北极真圣大神，探求灵签，希冀神灵决断东坡居士晚年的祸福吉凶。结果签辞是这样写的：“道家之道以诚信为合道，道家之法以智为首位。如果两者不分离，那么寿命就不长。”苏轼看后不免惊恐，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把它写下藏起来，目的是为了记住“信道”与“法智”二者不相离的意思。苏轼回家后，经过溯古探今，反复思考，仔细琢磨，若有所悟，遂欣然恭敬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古代有道之人没有不以诚信为人的。孔子之孙子思就说过“由至诚而有明德是圣人之性”的话。孟子也说过“执行中和而不知随时变化，就会固执拘泥于一点”的话。因此，制定法律而不以智为先，就是死的法律条文。因此，真正的道家之道不怕人不知，而是怕人们对道不凝神专一；真正的道家之法不怕人不立，而是怕人们不灵活善变。所以，以诚信合道，则道就凝神专一；以智为首位，则法就灵活善变。如果真正做到道的凝神专一与法的灵活善变的有机结合，那么，我即使脱离世俗、驾鹤仙逝也无妨，又何必在乎延年益寿呢？

　　苏轼就是苏轼，他不愧为世界级的“千年英雄”（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12 位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华夏五千年，唯有苏轼能够做到：儒释道三教思想自然结合，浑然圆融，因时制宜，随境而变，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博学古今，善待穷通，“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因此，天庆观灵签上一条关于“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离析，寿命不得延”之卜辞，是无论如何也吓不倒东坡居士的，相反，倒促使他追溯先贤孔子之孙子思及子思学生孟子的优秀思想，从中获得珍贵的启迪与思想理论的有力支撑，破除签辞唬人的迷障，自铸伟辞，勇创新说，最终得出“道凝而法活”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哲学观、法治观与人生观。对信道与法智二者合一境界的竭诚追求，苏轼表示了死而无憾的决绝态度，可见其自信是何等之强烈，立场是何等之坚定。

　　由此文所反映的东坡不畏灵签判词、勇于自创新说的事实观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方面的有益启示：第一，苏轼具有深厚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法治观念，不迷信，有觉悟，善思考，勤辨析，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的杰出代表；第二，苏轼善于承传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从中汲取思想力量，为我所用，长我智慧；第三，苏轼不唯神是听，敢于打破旧观念，创立新思想，破旧立新，精神可嘉。

　　通过对《东坡志林》所选六则苏轼有关儋州风土人情、世道民心以及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的论述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了苏轼贬谪海南期间真切而生动的生活情状、思想情操、处世情义与人文情怀，具体表现在：自得其乐薄功利（《儋耳夜书》）；重情重义友谊深（《黎檬子》）；精心育才树丰碑（《别姜君》）；忧患朝野至老铭（《唐村老人言》）；以阴刺阳寓意明（《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不畏神灵勇创新（《信道、智法说》）。苏轼这些宝贵的记载，对于研究他的思想历程、人文精神、文学价值以及海南的民风习俗，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现实启迪意义。

　　注 释

　　［1］〔宋〕苏轼著，刘文忠评注《东坡志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王彬主编《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苏轼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3］曾枣庄、曾涛选注《三苏选集》，巴蜀书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