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六年（1083），苏轼居于黄州，是年张怀民亦遭贬谪至此，二人境况相似多有往来。六月，张怀民在长江之渚的高岗上建了一座亭子，苏轼将其命名为“快哉亭”，并写下《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赠予张怀民，词中最后一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历来备受推崇。这首词及从中提炼出的“快哉”一词，正可概括苏轼突遭贬谪后，经历自省、感悟、矛盾、调和，形成的乐观心态。本文共分三部分，结合苏轼在黄州的生活和创作情况，逐步理清“快哉”心态形成的背景、“快哉”心态的特征及“快哉”心态的意义。
一、苏轼“快哉心态”的形成背景
（一）“快哉心态”产生的时机——被贬黄州
元丰二年（1079）七月始，苏轼因写作反对“新法”的诗文，身陷“乌台诗案”，在狱中度过了惶恐忧惧的四个月，最终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抵达黄州，自此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艰难的贬谪时光。在这次政治失败中，苏轼由一方父母官——湖州知州，一落成为被看守监视的对象，而且牵连了弟弟苏辙、友人王巩等人。正当盛年满腔抱负，却被迫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政治权利，苏轼在《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一词中，将自己称为“幽人”，即《易》中的隐逸之士，幽囚之人，这是他初到黄州时对自己处境的认识。
政治失意时，诗人的作品往往更为工整深刻，但苏轼是因诗遭祸，他承受着精神压力，便不敢再写下笔触犀利的诗文。在黄州，苏轼虽然也关注着朝局，但仅有讽刺县吏催租诗、闻捷诗等笔涉现实问题，词的题材多是自伤身世、交游唱和或记录日常。苏轼在此时寄给友人的书信当中，也常常强调“自得罪以来，不敢作诗文字”。对此，他向友人解释原因，称“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张口说话，便要畏惧祸患会随之而来，只得战战兢兢保持沉默。
苏轼为避祸缄口，生活也极为清净消闲，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苏轼独自往来山水之间，钓鱼、采药、漫步，比之在朝时期，减少了与旁人的交流，也不再进行政治活动。这样的境况，让苏轼不再身处政治风浪中而沉浮，有了抽身退步的倾向，也让他拥有了大量时间来思考、自问，这便是“快哉”心态产生的时机。
（二）“快哉心态”产生的原因——拮据困苦
在黄州，苏轼没有俸禄，生活极其贫困，家眷随他来黄，更增加了生活负担，虽然于元丰四年（1081），苏轼开始经营东坡，但收入依然十分微薄。在给秦观的书信中，苏轼提到，他节省用度，以“画叉藏瓶”的方式生活。“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日用不能超过一百五十钱，限度极其严苛。苏轼生活贫穷，常常有“绝粒”之虞。“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落第汝为中酒味，吟诗我作忍饥声。便思绝粒真无策，苦说归田似不情”。这组诗中，苏轼写自己畏惧人言，状似痴钝，家徒四壁故连鼠患也不在意，半夜酒醒后，只能靠吟诗忍饿。《寒食雨二首》描写的是元丰五年（1082）春日苏轼的生活状态：“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春雨不止，苏轼居住的房子竟像小船一样飘摇，他吃的是“寒菜”，烧的是“湿苇”。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轼只得也像寻常百姓般躬耕于田，为生计操劳的经历，让他对人世苦难理解得更深入。
骤然经历忧患，生存境况不佳，除了物质匮乏外，还有诸多问题。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提到，他的侄女丧于筠州，乳母也丧于黄州贬所，人命脆弱，且多少是受他牵累，苏轼的悲伤愧悔可想而知。苏轼自己也多病，曾卧病长达半年之久，又有风毒、时疾侵扰，这些问题都时时勾起苏轼的失落痛苦，并需要被纾解。所以，苏轼要综合所学所遇，调整心态，以求渡过难关，保持内心的安定。“快哉”心态，正是应苏轼内心的这样一种需求而产生的。
（三）“快哉心态”产生的条件——亲近佛老
谪官多亲近避世的佛、老之学，苏轼也并不例外。他在黄州，常通过学佛、学道的路径获取镇痛良药，自省法门。《黄州安国寺记》是苏轼总结五年贬谪生涯时所作：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
苏轼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不足，为避免重蹈覆辙，愿修习佛法以养性，沐浴之后，就在安国寺默坐自省。这种安静反思的状态，是苏轼深入理解佛学、道家思想的重要契机。
因写佛道诗文相对安全，苏轼还有意创作了一些相关文字。此外，苏轼获罪，昔日旧党友朋有许多避之唯恐不及，“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这些世外朋友不远千里的看望和问候，使得苏轼更愿意亲近于他们。这一时期，苏轼与钱塘名僧参廖交往密切，为之作诗撰铭，参廖并于元丰六年（1083）来黄州探望苏轼。苏轼还与法秀圆通禅师常有书信往来。云门名僧佛印，苏轼也与他交往密切，曾在文中提到自己收集有趣的怪石，“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二人相交，显然是十分随性适意的。佛、老之学是苏轼“快哉”心态形成的基石，也唯有在遭遇贬谪，身心困苦的环境下，苏轼才有机会真正潜心其中，得出感悟。
二、苏轼“快哉心态”的特征
（一）“快哉心态”对佛老的吸收——去执与去欲
苏轼的快哉心态，首先表现为他对佛、老学说的进一步接受。苏轼受到家庭及当时社会的影响，一直与僧人、道士有交往，也吸收了一些相关思想。但正如上文所言，此时苏轼由于种种原因引起的深切失落急需纾解，这两家学说也就不再是精神生活的点缀。除了抄经写碑，与友人互赠相关之物的日常活动，苏轼开始真正接受佛家、道家的观点。苏轼因反新法不为朝堂所容，后来又因诗文获罪，他此时开始反思自己旧日做法的正确性与意义。在《胜相院经藏记》中苏轼恳切地说：“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自云是巧，不知是业。”那些或华丽或犀利的语言，不过是佛家所说的一种无益于人的“业”，以之争胜，又在政事上执着己见，反而会被束缚，苏轼反省后便表示甘愿舍去。除了反省过往，苏轼也接受了人生短暂，现世虚无的看法，“百年寓华屋，千载归山丘”。百年之后所有人殊途同归，太在意现世没有意义。洗心革面归于佛祖，苏轼便决意修道养性，“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这是苏轼在黄州安国寺中自省的体会，如佛家禅定般静默地放空思绪，忘记外物纷扰也忘却自我，不再执着纠缠于之前的磨难和眼下的处境，则忧患荣辱也都随之散去，一张床榻栖身便已足够。“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
心系朝政时，事务繁杂，苏轼的养生并无效果。但到了黄州，对俗世种种思虑渐息，“平日妄念杂好，扫地尽矣”。苏轼这才悟到养生的方法：即安心定神，节制欲望，可总结为“去欲少思”。他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书四戒》，强调了在住、行、食、色四种上贪图物质享受是没有意义的。苏轼还斋居四十九日，对道家延年术有着自己的理解：“妄想既绝，颓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谓延年却老者，殆谓此乎？”终日汲汲营营，即使寿命很长也没有意义，而断绝妄想，不做无谓的多思，每一天的时间都仿佛被无限延长，这种相对的观点、无为的态度，正是道家学问之精髓所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想要达到这一种逍遥的境界，除了凡心尽去，别无他法。
接受了佛家及道家思想，苏轼在黄州的生存态度，便与此前积极追求功业时不同。由此，眼下的种种不如意，也可以被暂时忽略，甚至消解。但“快哉”心态的内涵，绝不止于此。
（二）“快哉心态”对苏轼的改变：超越与归隐
潜心佛、老学说对苏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尽量做到去除杂念，少思少虑。随着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转变，苏轼便能在艰难的生活中感受到种种清趣。他有时扁舟独往武昌诸山，有时随意游玩，拾取怪石收藏，踏春时也醉宿溪桥，感受着自然之乐：“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苏轼在明月波光的包围中睡去，又在杜鹃清啼中醒来，达到了人与自然融洽和谐的境地。苏轼发现，“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山川风月皆可供他游乐，这样的造物宝藏，他可以随意取用，天地之间的美景，给予了苏轼一种真切的快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经历困苦波折，却因心态的改变和自然的陶冶生出了满足之感，这是一种超然的心境。所谓“快哉”，快，即喜也。进一步推之于生活中，这种快乐便成为对身周恶劣环境的超越。酿酒时，苏轼认为美酒与劣酒功效相等，不需要太过计较味道的好与不好，“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吃饭时，苏轼领悟到，对于饥饿的人，任何食物皆是美食，“菜羮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东西好吃或是不好吃，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品味的人。苏轼思乡之情难解，此时甚至可以把黄州当作故乡，他也把这种困苦生活，看作是能令思想升华的一种契机，算是因祸得福。甚至以超越的眼光来看，自身的存在也如这个世界本身一般没有尽头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对于当时处境中的苏轼，认为事物的有益与无益，情绪的积极与消极，生命的短暂与永恒，只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是极有益处的。但这毕竟是无奈之举，或能让苏轼心胸一畅，却无法抵消现实的问题。
因政坛失意，也因心思清净，苏轼更加厌倦纠缠斗争，归隐之念也越来越强烈。在苏轼眼中，友人乞还，离开朝堂风波，“不待引手，脱屣世路”，是烈丈夫所为。苏轼对陶渊明的钦佩，也越发展现出来，他隐栝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为《哨遍·为米折腰》：“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出世隐居，成了苏轼十分渴求的梦想，他还有一首《满庭芳》来表达心志：“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苏轼认为，名声利益都不重要，疏狂度日，消闲自由才有乐趣。看似通透，但在这首十分洒脱的词中，苏轼将一切归结为命运，同样隐含着十分消极的心态。
虽道“快哉”，但这种快意，或者只是暂时的超越，苏轼向往出尘之趣，却又难以真正实现洒脱归隐。短暂的消闲快乐，是“快哉”心态的重要特征，也引发了苏轼内心的矛盾。
（三）“快哉心态”中的矛盾与挣扎：治学与思归
苏轼在黄州的“快哉”心态，一个重要特点，即是时时有着矛盾与挣扎。清静的生活，终究是被贬之后的被迫之举。苏轼历来秉持儒家忠君济世的思想，不可能因一朝祸患而全部改变，当生活稍微安定下来，在苏轼归隐愿望的背后，也时常有痛苦矛盾。正如上一节所说，无论是超越的目光，还是归隐的志向，都隐含着令他感到忧伤的消极意义。苏轼虽接受了佛家“性空”的思想，常道“人生如梦”，但他并没有完全将眼前的人生视为虚幻梦境，他虽然秉持“去欲少思”的原则，却不愿完全无所作为，苏轼在黄州的活动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接受了佛家、道家思想之后，苏轼没有一味沉溺。实际上，他虽然获取了很多思维方式，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徒或修道者，他对友人陈襄说，自己对佛法的领悟就像“食猪肉”而非“食龙肉”，不求超凡脱俗，取其实用而已。对于道家长生等事，苏轼也只是半信半疑，观之于有无之间。“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苏轼认为，世外之事，非凡人可以度量，所以也不会一再追索根底。
闲废黄州时期，苏轼与苏辙相约一同治学，苏轼著有《易传》《论语说》，苏辙则治《春秋》与《诗》，这正是儒士不能出而为官，则退而治学的常见选择。“迂拙之学，聊以遣日，且以为子孙藏耳。”苏轼言及治学的缘由，希望有益于子孙，有益于世，“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这也是典型的儒家“济世”思想。
除了治学，苏轼依然关心时事，闻捷而喜。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有时竟在他的同一首诗中显现出来。“五亩渐成终老计”，“已觉来多钓石温”，躬耕垂钓的生活，苏轼已经习惯了，并从中体会到无尽的乐趣，但他依然“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像梅花期待东风一样，苏轼也希望君主回心转意，能够让他归朝奉职。若非对不能参与政治的现状不满，他也不会在夜游承天寺时，感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种闲，除了生活清净的乐趣之外，也使苏轼感到颓然。苏轼说自己对于一念清净，是很珍惜的，纷繁思绪“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耳”。回归朝堂，报效君王的念头，确实是如野草般烧不尽割不断。这种思想与苏轼的归隐之思是矛盾的，但考虑到他前半生长存的信念，与此刻无望现实带来的感触本身也是矛盾的，便不难理解了。
总之，苏轼不甘心将现实看作一场全然的空梦，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份追寻，与他接受的空寂清静、无有所为的观点，相互碰撞产生矛盾，一直伴随着“快哉”心态的延续。
（四）“快哉心态”中的调整与融合：坚定与乐观
当苏轼掌握了佛家、道家学说，又与自身经历相印证，他便自然地尝试调和三者。若说佛家相对更强调“空”，去除之前的执念，让内心清净，为苏轼提供的是一种达到“快哉”的路径，那么儒、道的相通之处则更为明显，这两家对人的要求依然是有所执——即有所坚持。“由于所执之志都建立在对于天道、人性之真理的认知上，故亦足以自乐，不被私欲、外物所动”。在给王巩的书信中，苏轼说：“须至远迹颜渊、原宪，以度余生。命分如此，亦何复忧虑。”以孔门弟子的境遇勉励自己，有安贫乐道之趣。关于所坚持的事，苏轼还有更积极的表述：“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在苏轼心中，贫困并不可怜，道理忠义才最值得肯定和敬佩，只要未丧失为人的气节，便不是苟活乞怜之人。
细读《水调歌头》，联系儒家经典，我们可以发现，苏轼的观点与孟子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认为，“浩然气”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培养这种气以善恶是非为标准，“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道德和理想为信念，“配义与道”，不断按照道义行事，以此来获得一种正气的积累。而养气的目的则是“不动心”，无论外界如何，一个人只秉持他自身的信念，不为外物所动，不受私欲支配，不惧宠辱，这就是养气的最终境界。道家的无为与之相似，也是指不以私欲干涉天地之理，庄子的“心斋”与孟子的“不动心”便在此处相通，而佛家禅定之法，令苏轼沉浸下来，更好地达到他所追求的这种状态，这也是苏轼“快哉”心态的终极意义。
在苏轼贬谪黄州的清寂生涯中，他抛却功名得失的自省，并非对过往自己的全盘否定。苏轼意识到“从仕废学”，耽于种种俗务而丢弃学问实不应该，更意识到在仕途旋涡中，人难免身不由己违逆本性。“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他不愿继续如此，因而表示“故我非今我”，对苏轼而言，无论去执还是去欲，抛弃的都是私欲，不汲汲于功名富贵，而保留济世忧国情怀。如此一来，即使贬谪或归隐，苏轼作为不依附于社会地位的独立个体，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以“无所思”的态度，行有意义的事，便是“快哉”。
心存“浩然气”的苏轼，不仅有超越的目光，更有一种无畏的精神。在同行人狼狈，同被贬谪的亲友消颓时，他道“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游清泉寺时见流水西去，苏轼触发人生感慨，也是意兴飞扬，“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的心态由消极避祸，转变为笑对挫折，他将齐万物，一死生的如梦人生，看作尚能振志一搏的舞台。这样一种超脱、看破之后仍有所坚持的乐观心态，方足以称为“快哉”。
三、苏轼“快哉心态”的意义与影响
黄州的“快哉”心态，是指苏轼通过潜心佛、老之学，自省自悟，超脱功名荣辱的困扰，坚持道义和济世理想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乐观而坚定的，依靠着它，苏轼才能以无私的态度有所作为，创造文化，造福百姓。这样一种心态，是前无古人，而令后者追步的。在此之前，苏轼的前辈们不曾有过“快哉”的体验。“屈、贾、韩、柳、元、白于贬逐期间哀号惨怛、悲悲切切、戚戚嗟嗟、凄凄恻恻、哀伤自怜、青衫泪湿，足以说明宋代以前的逐臣心态。”及至北宋，欧阳修的乐仍在于山水和政绩之间，范仲淹虽有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已能做到超越自身遭际，但境界仍不及苏轼。因为苏轼此时在黄州，所处的环境又要恶劣数倍，且苏轼在超越之后，不仅可以忠君忧民，他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更多，天地已然更加开朗。
对于自身而言，苏轼的这种“快哉”心态，支撑他安居黄州，以计来日。但苏轼的人生哲学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元丰七年（1084）一月，朝廷特授苏轼汝州团练副使，不久，苏轼重又投身政治风浪之中。“快哉”心态，在苏轼再一次遭遇贬谪，远赴岭海，并几乎失去了重被启用的希望后，才真正发展成熟。最终，苏轼做到了秉诗性生存在大地上，摆脱了儒家忠义和佛、老缥缈的界限，确立了天地间身为人的立足点。
但是，苏轼在黄州的“快哉”却是最能给后人启示的一种心态。普通人的才华天赋不及苏轼，也不必经历他一生中两次的巨大起落。黄州时，初次遭贬，犹怀希望的苏轼，恰恰最能引发后人共鸣，并给予启示。“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快哉亭中负手高吟的苏轼，已为后世的迁客骚人与失意者，留下一剂振奋精神的医心良药。
注 释
［1］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4］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杨伯峻、杨逢彬注释《孟子》，岳麓书社2000年版。
［7］张惠民、 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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