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焱

　　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与好友饮酒望月，他借着酒醉，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从小序的“兼”字可以读出，词意有两层，一是暗写他欲归朝廷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二是明写他与苏辙长期不得一见的离别之情。整首词郁结着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至九年（1076）的苦闷心情。

　　词的上阕充分反映了词人的忠君思想，虽然他身处朝外密州，仍关注着“天上宫阙”的情况，即心系朝廷政局。并假借“大醉”来发问明月与青天，提出了自己对“今夕是何年”的疑惑，用“不知”来表达自己对朝廷政治风向拿捏的不准，“不知”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法如何了。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表达了自己“欲归”与“又恐”的复杂心情，“琼楼玉宇”也暗指梦绕魂牵的朝廷，“高处不胜寒”则是表达了自己归京后陷入政治旋涡、难以容身的重重顾虑，因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不采纳他“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政治主张，自觉“不胜寒”。由于政治斗争激烈的朝廷难处，还不如回到朝外“人间”的地方好。

　　词的下阕主要是写他与苏辙兄弟离别之情。“不应有恨”表达了他释怀“乘风归去”的心情，已经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事情了，但“何事长向别时圆”还是埋怨明月总是在人们离别之时才团圆，表达了对子由的思念之苦，埋怨显得有些无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则以物象之理来设比人事之理，使作者从埋怨“别时圆”的无理走向了万物“难全”的理性思考，说明了人的离别思念是自然之理，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伤呢？只要彼此长长久久，“千里”之外，也可共享美好的“婵娟”。作者学会了从痛苦中超脱出来，报以对彼此的良好祝愿。

　　在词中，正是郁结于心里这种“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反映了苏轼“欲归”与“又恐”的矛盾心理。

一、欲归的机会

苏轼“乘风归去”的机会，主要是看当时的政治风向标。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如果停止新法，王安石去职，苏轼入朝的机会就会很大。在熙宁七年（1074）至九年（1076）之间，朝廷与国家发生了种种事情，苏轼有许多“乘风归去”的机会。

（一）磨勘减年可归

磨勘是宋代官员任职期满考核转官或升迁的一种制度。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磨勘。”熙宁四年（1071）二月二日，神宗下诏：“边任使臣任满合该减年磨勘者不因公事非次减罢，如在任及二年已上，内合减三年磨勘者减二年，合减二年者减一年。”苏轼是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才到密州上任，写了《谢密州上任表》。而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已是熙宁九年（1076）八月中秋，很快就秩满，或符合“边任使臣任满合该减年磨勘者”条件。他本身就是京官外任杭州通判，三年秩满，知密州，官升一级。他知密州官衔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借紫”。在当时，京官外任，归京回朝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可以通过磨勘入都任京官。

（二）众臣称荐可归

熙宁七年（1074）五月，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认为苏轼是“方正有道之士”，向神宗推荐复用苏轼置于左右，言：“臣闻应天以实者，见于行事；勤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愚臣，盖为圣世。文武之道，识其大者；简易之理，求诸天地。陛下早用臣说，则太平之事略已施行。成、康、文、景未足企慕，朝廷阙失，岂待人言而后知之。‘天难忱斯’，帝命可畏，旱既太甚，民将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勤民之行，应天之实，臣恐不足以塞天变。一切利害，曾何足数！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诣公交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轼、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

　　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十四日，御史盛陶乞出为签书随州判官，邓绾奏盛陶老实谨慎，终始如一，乞甄擢。宋神宗与王安石等议论此事时，神宗提到苏轼，曰：“如苏轼辈为朝廷所废，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辄称荐。”此时的神宗对苏轼还是有所好感。李师中的举荐与神宗的称赞，让苏轼看到归京的希望。

　　苏轼守密期间，多位仕人举荐苏轼。如陕西转运副使陆诜举苏轼任使“台阁清要”，提点两浙刑狱晁端彦举苏轼任使“外擢”，权两浙提刑潘良器、京东安抚使向京并举苏轼召还“待从”，权京东路转运副使王居卿、转运判官李察并举苏轼任使“不次清要”，安抚使陈荐、苏澥并举苏轼“外陟侍从”，提举李清臣举苏轼任使“不次外擢”，提刑孔宗翰奏乞苏轼召还“禁近”等等，让苏轼看到归京的希望。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为龙图阁直学士，右司郎中、知制诰陈襄为枢密直学士。原知制诰邓润甫推荐用“恬默持重之人”，言：“近者髃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淳厚之人以变风俗。”神宗采纳。数日后，宋敏求及陈襄就接到任命。而所谓“近者髃臣专尚告讦”之事，即指参知政事吕惠卿反咬王安石之事；御史中丞邓绾既附吕惠卿，又反吕惠卿，讨好王安石之事。宋敏求是“熙宁三舍人”之一，是忤王安石的，对王安石举荐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封还词头。陈襄是苏轼的老上司，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与陈襄太守通力合作，感情极深。熙宁二年（1069）四月，侍御史知杂事陈襄也弹奏过李定，有《弹秀州军事判官李定状》，言李定为迎合安石之意，莫不盛称青苗之法，以为仁政。而邓润甫所提的“变风俗”，与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二月《上神宗皇帝书》所提的“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种种政治风向标，加上两人都忤王安石，都能得到任用，让苏轼看到了归京的希望。

（三）天变易相可归

熙宁八年（1075）十月七日，彗星出轸。按天文志：“八年十月乙未，东南方轸宿度中有星，色青白，如填星大。丙申，西北生光芒，长三尺，斜指轸宿，若彗星。丁酉，光芒长五尺。戊戌，长七尺，斜指太辖，主兵丧。丁未，入浊不见。轸，楚分也。”

　　此时，两宫（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惊忧，想罢新法。其实，两宫太后早就反对王安石变法了。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与太后同歧王赵颢到庆寿宫见太皇太后时，太皇太后就跟神宗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盍罢之。”神宗答说：“今无他事。”太皇太后又说：“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神宗答说：“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觽，上欲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可也。”神宗曰：“髃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歧王在旁说：“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神宗怒说：“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歧王哭泣说：“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安石益自任，时论卒不与。他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变乱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

　　彗星出轸，两宫太后认为不祥天兆是老天震怒，更是强烈要求神宗罢去王安石宰相之职，停止新法。如果王安石去职，苏轼有归朝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神宗不同意。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神宗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足恤也！”神宗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称病。

　　加上两宫的劝说，神宗不得不反思自己同意施行的新法改革，并针对“彗星出轸”的天灾，做出自我检讨的姿态，于是手诏王安石等群臣，其《罪己诏》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获奉宗庙，顾德弗类，不足仰当天心。比年以来，灾异数见，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东方，变尤大者。内惟浅昧，敢不惧焉！其自今月己亥，不御前殿，减常膳，如故事。卿等宜率在廷之臣，直言朕躬过失，改修政事之未协于民者，以闻。”天象不兆，神宗罪己自责，不去前殿上朝，减去平常的用膳，并要求朝内外臣僚直言朝政的缺失。

　　王安石怕罪及己身，辩言说：“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然窃闻两宫以此为忧，臣等所以彷徨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以臣等所陈开慰太皇太后、皇太后，臣等无任兢惶恳激之至。”《乙巳占》是唐代道士李淳风所撰的一本占星术经典著作，官方常用来占卜。王安石的辩言，有力地证明了“天文之变”与“人事之变”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彗星出轸”自然天象变异与所施行的变法有关联性，并希望神宗开导安慰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不要惊忧。王安石的辩言与他在熙宁三年（1070）提出的变法口号“天变不足畏”是一脉相承的，即“天地与人，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富弼言：“臣伏览赦、诏二文，始以彗星东出，昭示谴告，陛下仰观天变，恐惧疚怀，浚发德音，恩霈环海。臣固知一出圣断，必无左右之助也。臣再详陛下手诏，乃陛下亲笔，非学士所作。以至累年灾异，如山摧、地震、旱蝗之类，前后包括，一一归咎于己。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义之士读之莫不感泣。而又避正殿、减常膳、设斋醮、屏御侍，前代帝王禳灾弭患、责躬罪己之法，陛下尽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鉴，知陛下发于至诚，故星变不旋踵而灭。……人心既喜，和气充塞，则天意不得不早回，灾变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答诏论彗星奏》）富弼十分同情神宗责己手诏，与“避正殿、减常膳、设斋醮、屏御侍”“禳灾弭患、责躬罪己”的行动，恭维“圣诏骤发”当日就能“感动天地，谴异消伏，速如影响”。现人心团结，就能使“天意”回转，灾祸“遄息”。

　　富弼接着说：“然窃闻外议皆云：‘天下弊病甚觽，官家多应不知。’人人咸愿条列，达于天听，冀幸有所徱革耳。矧已大发圣诏，许其开陈，忠愤者必能不避诛戮，倾竭肝胆，悉以上闻也。臣愿陛下尽取髃奏，不遗簄贱，万几之暇，一一亲阅，择其觽说，所合者断在不惑，力赐施行，践虚心以改之辞，应天文尤大之变，使泽及普率，急若置邮，则人心悦服，天道助顺。天人相应，立致和平，国家享无疆之休者，正在此时也。岂复有灾眚出见，而上骇圣虑哉？万一奸诈重入，宸听少惑，俾夫忠告为妄说，恩诏为空文，利泽不出于上，人心复怨于下，则天将曰：‘是以虚辞答我，迄无实效。’必回今日之喜，翻为异日之怒，灾变之作，当又甚于数日之彗者矣。但以近事证之，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辄敢狂率也。”（《答诏论彗星奏》）富弼认为现在国家政策出现的弊病甚多，官方很多是不知道的，力劝神宗多听各方提出的问题，虚心改正，这样才是顺应天文之大变，人们也心悦诚服，天道就会助顺，国家就会享受无疆之平安。否则“奸诈重入”，“人心复怨”，老天也会说是“虚辞答我”，就会“翻为异日之怒，灾变之作”了。

　　张方平答手诏言：“自近岁以来，灾异之作，率由阴侵于阳。陛下天纵聪明，前言往事，无不洞鉴，不待陈说也。今圣心所以答天戒，责躬变礼，可谓精诚之至。谓天盖高，其听则卑，故不旋日而星变以隐，感通昭答，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应之以实，固当践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协于民，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为天下害实深，累经更变，竟无长策可以定其法。议论日以纷扰，公私日以劳敝。夫人为天地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害洊作，盖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顺和之易也。”张方平先言“天变”，神宗心诚，以答天戒，致使“星”旋日而变以隐，是“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了。后言“政事新法”已行六年，其中“役法一事，为天下害实深”，实在人心“和气不应”。

　　接着又说“陛下临御九年，中外臣庶皆在照临之下，其间必有知忠义、不二心之臣简在圣衷者矣。愿陛下召之左右，从容访逮。譬之金石，叩之则鸣。人各有心，激之则发。吉人之辞寡，君子讷于言，外若不足，其中诚也。利口捷给，外若有余，其中伪也。惟圣鉴精察之”。张方平希望神宗任“忠义、不二心之臣”，“召之左右”，激发人心。

　　吕公著《答诏论彗星奏》言：“伏见陛下祗畏天戒，焦劳恳恻，实天下幸甚！臣闻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秽也。’考之传记，皆为除旧布新之象，皇天动威，固不虚发。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泽，犹未布于天下，而政令施设，所以戾民者觽乎？何其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惧修省之言，必当有除秽布新之实，然后可以应天动民，消伏变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吕公著认为“天之有彗”是“除旧布新之象”，加上神宗的“修省之言”，可以“应天动民”，消除彗异。

　　接着说：“然临朝愿治，为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剌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谗而放逐；阿谀附势者，引类而升进。其外则郡县烦扰，民不安业，畎亩愁叹，上干和气，携老挈幼，流离道路，官仓军廪，所在阙乏，又无以广赈济，至于骨肉相食，转死于沟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后莫敢正言。”吕公著明确指出国家出现“民不安业”“骨肉相食”的情况，是因为从上到下都被现象所蒙蔽了，左右前后之人都不敢直言。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负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夫士之邪正、贤不肖，盖素定也。今则不然，前日举之，以为天下之至贤；后日逐之，以为天下之极恶。前后纷纷，玩黩圣听者，盖不一矣。其于人才，既反复而不常，则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审，断可知也。陛下独不察乎？况如一二人者，方其未进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奸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时附会，故极力推进，此所以终累陛下则哲之明者也。”吕公著指出神宗用人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有治国之心而无治国之实。前日刚提拔使用人才，天下人都说这个人是贤士；后日立马就贬逐他，天下人就说这个人极坏。“前后纷纷”，反复无常，政事肯定得不到落实。这是“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上闻也”，希望神宗“以知人安民为先，除秽布新，以答天戒，则转灾为福，不旋时而应”了。

　　以上富弼、张方平、吕公著的答手诏，神宗都认真听取谏见，宽容对待。苏轼看到了神宗对王安石新法的持疑，有可能罢去王安石，罢法可归。

二、又恐的顾虑

（一）恐安石

熙宁期间，王安石大力施行变法，谁反对变法，就打击谁，罢黜谁；谁依附变法，就提拔谁，擢用谁。

　　一是阻苏轼。苏轼的父亲苏洵初与王安石有隙，加上苏轼是反对新法的急先锋，吕惠卿又忌妒苏轼才高，故意离间他们的关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记载有：“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邵伯温说的正是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上书言罢王安石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言青苗法的危害；言用人“须历试”，不能“多开骤进之门”，“选人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惹得王安石恼怒，加上吕惠卿的离间，神宗欲用苏轼为同修起注，王安石惧怕苏轼近在神宗身边，容易建立起君臣私人关系，阻止新法，便把苏轼任为开封府推官来困住他。

　　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十四日，当神宗准备复合称荐苏轼时，受到王安石的阻止，王安石说：“奉使者称荐此辈（苏轼），即为髃邪所悦，髃邪所悦则少谤议，少谤议则陛下以为奉使胜其任。若正言谠论，即为髃邪所恶，髃邪所恶则多谮愬，谮愬多则陛下安能不疑？又奉使一路，安能无小过失？因其过失上闻，考核有实，即无所逃其罪，此所以不敢不为邪，以免髃邪诬陷也。”王安石攻击苏轼多谗毁攻讦，并且有过错，要避免这些髃邪之人坏事。

　　二是黜李师中。熙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得到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举荐，李师中却遭王安石与吕惠卿的攻击与贬黜，《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有：“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朕躬。识其奸欺，所宜显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和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尝欲夺其待制，上未许。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

　　三是恶李评。当王安石大揽大权时，神宗每有外事总要盘问王安石，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神宗曰：“卿何必问所从来。”安石曰：“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安石于是厌恶李评，竟排挤而逐之。可见王安石容不得他人有事上报神宗。

　　四是黜郑侠。熙宁七年（1074）三月二十六日，因诏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言：“窃闻南征西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卖女，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折坏庐舍，而卖于城市，输官粜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前者。”吕惠卿令开封府劾其擅发马递入奏之罪。而郑侠又继续上书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乞罢王安石表》）等到安石去职，吕惠卿执政，郑侠又向神宗言：“安石作新法为民害，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立异，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吕惠卿大怒，重责郑侠。熙宁七年（1074）六月，郑侠被勒停职，编管汀州。熙宁八年（1075）正月七日，再贬郑侠至英州。

　　朝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得苏轼还是“恐惧”大权在握的同平章事王安石。

（二）恐惠卿

苏轼兄弟虽然与吕惠卿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同登进士，但吕惠卿全力主持王安石变法，成为熙宁变法的二号人物。苏轼则是反变法一方，因而与苏轼反目交恶。熙宁八年（1075）五月，神宗对吕惠卿的评价是：“忌能、好胜、不公。”并劝王安石说：“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司马光看人很准，对神宗劝谏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而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论政观点一致，王安石便向神宗推荐吕惠卿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民。”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惠卿便升至参知政事，获揽大权。

　　一是惠卿与二苏矛盾。宋人王铚在《四六话》中，就记叙两人关系：“子瞻与吉甫（吕惠卿）同在馆中，吉甫既为介甫腹心进用，而子瞻外补，遂为仇雠矣。”熙宁二年（1069）八月，苏辙与吕惠卿同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因与吕惠卿论多不合，后罢去苏辙条例司检详文字，任为河南府推官。苏辙《龙川略志·第三》载有：“熙宁三年，予自蜀至京师，上书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见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时参政王介甫、副枢陈暘叔同管条制事，二公皆未尝知予者。久之，介甫召予与吕惠卿、张端会今私第，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予知此书惠卿所为。其言多害事者。即疏其尤甚以示惠卿，惠卿百颈皆赤，归即改之。”九月，王安石擢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二是惠卿大洗牌。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吕惠卿已被王安石荐为参知政事，十二月刚好逢中书检会降官、降职、降差遣人取裁，复合差遣。只要是吕惠卿厌恶者，都被罢黜，时责降应复者四十余人。

　　三是黜冯京与王安国。因郑侠被贬汀州，人多怜他，吕惠卿并恶冯京异议，欲借郑侠之事，来排挤冯京与王安国。于是吕惠卿向神宗诬告冯京，说冯京指使王安国引导郑侠“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之事，“侠前后所言，皆冯京手录禁中事，使王安国持示导之使言也”，冯京与王安国成了郑侠奏事的幕后主使者。冯京时与吕惠卿同列，因反对吕惠卿“废罢制科”而产生矛盾，而吕惠卿谄事于王安石，为王安国所惊觉，故被吕惠卿并诬之。熙宁八年（1075）正月，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

　　从二苏与吕惠卿的矛盾关系及吕惠卿的“奸邪”作法可以推测，苏轼还是“恐惧”参知政事吕惠卿。

（三）恐争斗

苏轼“又恐”的顾虑在于群臣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神宗对髃臣的信任与支持。当时王安石最信任的人吕惠卿对其恩将仇报，致使宋神宗不再信任王安石。

　　一是王、吕感情破裂。熙宁八年（1075）正月，王安国因与郑侠素善。侍御史张璪又承领吕惠卿指使，劾郑侠尝游冯京之门，邓绾、邓润甫又言王安国看过郑侠的奏稿，有奖成之言，意在诽毁其兄王安石。于是，吕惠卿并没有因为王安国是王安石之弟而心慈手软，逐放秘阁校理王安国归田里。“诏以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下”（《宋史·王安国传》）。至此，王安石与吕惠卿第一次产生了矛盾，感情破裂。熙宁八年（1075）八月，王安国等不到朝廷复其官，卒。

　　二是王、吕之怨益深。熙宁八年（1075）六月，王安石儿子右正言、天章阁待制王雱加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安石便为王雱谦辞呈曰：“雱前以进书，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除右正言、天章阁待制，既病，不复预经局事，今更有此授，极为无名。”神宗曰：“特除雱待制，诚以询事考言，雱宜在侍从，不为修书也。今所除，乃录其修经义之劳，褒贤赏功，事各有施，不须辞也。”不料吕惠卿便劝神宗允许其请辞，致使王雱不得任龙图阁直学士，于是王、吕之怨益深。

　　三是惠卿反噬安石。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第一次罢相，尽心尽力地为吕惠卿政坛辅路，荐韩绛为同事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不料，吕惠卿既得高位，就反叛王安石。为恐王安石复用，便事陷王安石。《邵氏闻见录》卷九载：“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十分惊愕。在王、吕交恶过程中，又逢吕惠卿之弟吕升卿任国子监主考官，而吕惠卿妻弟方通考中高等，被御史中丞蔡承禧所奏。王雱又授意御史中丞邓绾，告吕惠卿与华亭知县张若济害民获利之事，言：“惠卿崇立私党，阿蔽所亲，强借富民钱置田产。”于是熙宁八年（1075）十月二日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陈州，张若济被鞫之于狱。

　　华亭狱不久后，王雱又躲匿王安石，召集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搜列吕惠卿之事，杂他书下制狱。吕惠卿便自诉，并全部拿出王安石前后与之的私人信件，手笔奏之，有一云：“勿令上知。”于是神宗以为王安石欺骗他，“上亦滋厌安石所为”，再无法信任王安石。

　　熙宁九年（1076）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再无复用。王吕争斗即此结束，“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本月，苏辙罢齐州掌书记，归京师。由于得知王、吕这对亲密战友之间的争斗，苏轼对复归还是心存恐惧。

　　苏轼虽然因这种“欲归”与“又恐”的矛盾心理而苦闷与愤懑，但他转瞬就懂得释然与超然。他在密州时，用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哲学来安抚自己，所以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的仕途姿态。“用舍由时”是一种机遇，“行藏在我”是一种自我掌控，“袖手何妨闲处看”是一种局势观望与时机等待。苦闷时，他会发出“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等言人事纷杂的种种感叹；高兴时，则会有“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西北望，射天狼”“明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等言踌躇满志的雄心姿态。苏轼这种“欲归”与“又恐”大起大落的心澜搅动，表达了其欲登朝廷，又恐难以容身的无奈心绪。故当宋神宗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苏轼终是爱君。”中秋此词写后不久，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十五日，知河中府诰下。苏轼被时任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的老上级陈襄举荐，磨勘权知河中府。熙宁十年（1077）二月十二日，改知徐州。

　　注 释

　　［1］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宋〕范仲淹著，李先勇、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5］〔清〕宫懋让、〔清〕李文藻等修纂《乾隆诸城县志》卷十四《金石考》，刻本景印1764年版。借紫，指官服。《宋史·舆服志五》：“或为通判者，许借绯；为知州、监司者，许借紫；任满还朝，仍服本品，此借者也。”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7］〔宋〕朋九万撰，王云伍编《东坡乌台诗案》，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8］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八十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10］〔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明〕陈邦瞻编《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宋〕王稱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版。

　　［16］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清〕张思岩辑《词林纪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