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年间在苏轼周围形成的“苏门四学士”，是宋代文化和文学中闪亮的群星，它让宋代的文采风流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和追慕。林希逸在《读黄诗》中说：“两苏之下秦晁张，闭门觅句陈履常。当时姓名比明月，文莫如苏诗则黄”，著名诗僧惠洪也曾感叹元祐间一时文物之盛乃汉唐以来未有。四学士虽号称苏门弟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黄庭坚虽然对苏轼执弟子之礼，但结识苏轼之前，黄庭坚诗名已著，两人其实是共同称雄于元丰以后诗坛，而且后来黄庭坚的诗名还呈现盖过苏轼之势。张耒认识苏轼虽然较早，但他早年实际上是苏辙的门生。至于秦观，和苏轼相从的时间既短，而且苏轼所欣赏的也主要是其词作之才。因此，在四学士中，独晁补之是与苏轼私人关系最为亲近的师友，是四学士中最早拜投苏门的弟子，同时也是在苏轼身边侍从时间最长的弟子。
一、新城初识
晁补之和苏轼最早结识的时间究竟在何时、何地，后人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在熙宁五年（1072）到熙宁七年（1074）之间，地点就在杭州或者杭州新城。在认识苏轼之前，晁补之一直在浙东宦游的父亲晁端友身边。晁端友结束上虞县的职任并丁忧期满之后，于熙宁二年（1069）改任新城令，而新城属两浙路杭州统辖。苏轼则于熙宁四年（1071）秋出京担任杭州通判，成为晁端友的上官。
笔者认为，晁补之应是在熙宁五年（1072）上书苏轼并欲投其门下的。因为在《上苏公书》中，晁补之明明白白地说：“某，济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晁补之二十岁这一年，正是熙宁五年（1072）。但晁补之第一次的上书却没有得到苏轼的回应。于是，又有了《再见苏公书》。我们推测，这中间的时间不会太长，否则，就不足以表现晁补之求见苏轼的拳拳之意和急切之情。这种心情，在晁补之的《再见苏公书》中就表现得非常充分：“昔者尝有言于左右而未获奉教，不敢进亦不敢退。辄复俯心下首，因门下人以求毕其区区之说而少试其愚”。相比于第一次的夸夸其谈，晁补之这一次的态度也更诚恳。这两次投书的时间，既然第一次已经可以确定为熙宁五年（1072），那么第二次投书就在此后不久，而且也应在同一年中。当然，两次投书的具体日期很难确定。不过，应该在熙宁五年（1072）的上半年。因为在熙宁五年（1072）下半年，二十岁的晁补之曾北还参加进士考试的取解试并与杜氏完婚。
有的研究者认为，晁补之在这一年没有时间投书谒见苏轼，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观点。晁补之这一年北还参加取解试的确不假，但宋朝州府取解一般在八月份进行，因此，即便是除去路上的时间，晁补之在离开新城行前，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投书并谒见苏轼。再说，苏轼是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又是刚从京师来地方任职的朝官，临去乡试，再面对未来可能的礼部会试，晁补之更有理由投书谒见作为父亲上司的苏轼，以便得到他的指导和奖掖。当时士林间已经盛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歌谣，而如今苏轼就在眼前，晁补之没有不去投书拜见的理由。所以，以晁补之北还参加乡试为由，认为他这一年没有时间谒见苏轼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而且，以上有些功利倾向的理由也不是并不存在。问题在于，晁补之这两次投书之后，见没见到苏轼呢？
其实，在第二次投书之后，两人见面可能性是很大的。主要的理由是，晁补之这年既然参加乡试，一般要取道杭州乘船北上，那么，他就可以以属下晁端友儿子的名义登门拜访苏轼。况且，晁补之的叔父晁端彦还是苏轼的同年与好友，因此，晁补之也可以以晚辈的身份登门问安。晁补之《祭端明苏公文》中就曾说：“补之童冠，拜公钱塘，见谓可教，剔垢求光。”此处称“拜公钱塘”，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晁补之在杭州拜见了苏轼。而且，晁补之《释求志》也说：“予始见眉山苏公于杭。”但晁补之并没有具体说和苏轼的最初见面是在杭州或者杭州新城（又名东安）。另外，不少史籍上都提到苏轼在和晁补之见面时大谈“钱塘山川风物之丽”，如果初次见面不是在杭州而是在新城，苏轼为什么要奢谈杭州的风物呢？因此，晁补之在第二次投书之后，亲往杭州拜谒苏轼，或者在北还应试途中取道杭州拜望苏轼的可能性极大，并且存在不止一次的可能性。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晁补之在杭州见到苏轼，并不意味着苏轼已经将他收为弟子。在宋代，求学拜师是很严肃认真的一件事。“程门立雪”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当时立于雪中并要拜程颐为师的杨时已经四十岁，而且早有名气，尚且如此谦恭，更不用说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了。因此，苏轼将晁补之收为弟子亦必在一个十分适当的时间以及一个十分庄重的场合。而这个时间和场合，最有可能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前往新城巡查的时候。因为晁端友在新城，他完全可以借此机会给儿子举行一个庄重的拜师仪式。而晁补之在这个时候拜在苏轼门下，正符合他的文章以及苏轼文章中的有关记述。晁补之在《登第谢苏公书》中说：“盖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先人方强仕，家固自如，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这段话中的“年甫冠”和“在门下二年”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说出了晁补之最初拜在苏轼门下时的年龄，也说出了这一时期游于苏门的时间长度。其中，“年甫冠”就是刚刚过加冠之年，“在门下二年”就是和苏轼相从一共二年。晁补之这一年正好二十一岁，行冠礼不久。并且晁氏父子在此后第二年就离开了杭州新城，由此前推一年，时间正好是熙宁六年。所以，晁补之所说的“在门下二年”，就是熙宁六年（1073）和熙宁七年（1074）两年。这就是说，晁补之结识苏轼的时间是在熙宁五年（1072），而拜投在苏轼门下执弟子之礼的时间是熙宁六年（1073），这一时期师徒相从的时间是熙宁六年（1073）和熙宁七年（1074）。
关于晁补之和苏轼在杭州相从二年的事实，晁补之如是说，而苏轼本人的说法却似乎与之有些矛盾。但如果认同上面所说的事实，这个矛盾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佐证。苏轼在给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所作的《晁君成诗集引》中说，他在杭州和晁端友相游三年，知道晁端友是个君子，但不知道他会写诗。苏轼这里所说的三年，其实指的就是从熙宁五年（1072）到熙宁七年（1074）这段时间，也就是晁补之结识苏轼到拜投到苏轼门下这段时间。因此，“二年”和“三年”的不同只在于一个说的是投在门下的时间，一个说的是从最初见面到离开的时间。苏轼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和晁端友的政务来往而认识晁补之，也可能因为晁补之的前往拜谒而认识晁端友，当然还可能因为同年与好友晁端彦的关系而主动认识晁端友父子。但无论苏轼是因其父而愿意交其子，还是因其子而进一步识其父，抑或还是其他，就是在这熙宁五年（1072）到熙宁七年（1074）这三年之中，而且也只能在这三年。因为苏轼在杭州任职的时间也只有三年。虽说苏轼是于熙宁四年（1071）抵杭任职，但他到杭州的时候已是年底，而他离开杭州的时间是在熙宁七年（1074）秋天，即在晁氏父子离开新城之后不久，如果以整年计，甚至还不到三年。
晁补之初拜苏门之下的时间之所以出现差错或者争议，主要是因为《宋史》的记载有误造成的。《宋史》在记述晁补之初投苏门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晁补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倅，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也许是为了显示晁补之十七岁便著文压倒苏轼的非凡才能，《宋史》把晁补之谒见苏轼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三年，这显然是错误的。不少人已经指出了《宋史》中关于晁补之和苏轼见面的时间错误，因为晁补之十七岁那年，苏轼根本不在杭州任职。而且，他于熙宁二年（1069）春天刚刚丁父忧毕回到朝廷，除殿中丞直史馆、兼判官告院，又兼判尚书祠部，转任开封府推官，其间也没有时间往杭州公干或游历。
二、《七述》搁笔
《宋史》对晁补之初见苏轼的时间记载虽然有误，但《宋史》中所提到的晁补之著《七述》令苏轼搁笔的事并不是无中生有。而且，晁补之第一次见苏轼时曾袖文《七述》作为见面礼，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张耒的《晁太史补之墓志铭》中便记载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的士子都十分景仰苏轼的大名，往往欲求一言以自重，纷纷趋之若鹜。而晁补之作《七述》居然令苏轼叹为不及，并屈尊与之结交，因此，让晁补之的名声一时在士大夫之间广为传播。张耒在他写给晁补之的诗中也为此称赞过他：晁侯再作班与扬，正始故在何曾亡。
江湖十年愿饱偿，夜成七发光出囊。
苏公后出长卿乡，为君吴都无一行。(《次韵奉酬无咎兼呈慎思天启》)
张耒说，晁补之的文笔堪比汉代的班固与扬雄，自然比之曹植等正始诸人也毫不逊色。他随父亲南北宦游，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山川在胸而下笔如风。一夜之间，撰成像枚乘的《七发》那样光彩耀目的华章。苏公是司马相如的同乡，当代文章圣手，在读到晁补之的《七述》之后，也只能搁笔感叹。
被人们目为可超班、扬的《七述》，实际上晁补之呈给苏轼的是一篇洋洋洒洒三千言的大赋。赋的开头说，这篇赋之所以名之为《七述》，意在将苏公给自己讲述的杭州山川的壮丽记录下来，并不是自己有意作文。后来之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篇赋不是晁补之第一次见苏轼时所作，就是因为《七述》开头的这段话。实际上，这是赋家惯用的笔法。其实，晁补之完全可以在没有和苏轼见过面，亦即苏轼从未给他讲述过杭州山川风物的情况之下，虚构这样的情节。因此，这篇赋非但有可能是晁补之第一次拜见苏轼时所作，而且完全有可能是为第一次拜见苏轼而作。这篇赋共有七段，通过眉山先生和颍川孺子的对话，主要通过苏公的讲述，向人们描述了杭州的山川风物之盛，这大概是这篇赋名曰《七述》的原因。当然，这也是这类赋体的基本格式。这篇赋的第一部分说：
眉山先生怀道含光陆沈于俗。日与嵇阮赋诗饮酒，谈笑自足，泊然若将终身焉。于是，颍川孺子闻而往从之。蹑屐担簦，破衣踵门，及阶而止。望帷而称曰：“不敏闻先生之谊，敢待于下风。”先生矍然惊曰：“孺子，来。吾恶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无我保，则户外之屐满焉，将命欤？吾无所逃此。虽然，孺子何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冶，长而屡穷，遭先生乎龃龉之涂，陪先生乎寂寥之事，乐先生之所为乐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哑然笑曰：“孺子，上。吾以乐而未尝无以乐者，顺也。羁旅于吾有时矣。亦尝闻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丽、夸靡饶阜可乐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为难与言，得闻咳唾之音，不敏以为幸，先生将何以教之？”
赋中所写的眉山先生和颍川孺子都是不合时宜之人。无论眉山先生的“怀道含光而陆沉”，还是颍川孺子的“幼而多冶”“长而屡穷”，总是与世事相龃龉。这样两人就有了感情和思想基础，就有了成为忘年之交的条件，于是才可以高谈阔论。其实晁补之的这些话，和以后苏轼的侍妾朝云所说的“先生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话一样，都让苏轼有知音难觅的感觉，这可能是苏轼因此奖掖晁补之的原因。当然，苏轼最欣赏的应该还是晁补之所抒发的隐逸之志，因为这契合了苏轼此时的思想状态。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情，在苏轼此番来杭州上任的途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了。他在镇江所留下的《游金山寺》这首诗中，曾经明明白白地发誓：“有田不归如江水”。原来他不能归隐的原因仅仅是没有川资。晁补之可能早就洞悉了苏轼这时的思想，因此才得以赋《七述》而赢取苏轼的褒奖。所以，在这篇赋中，晁补之借眉山先生之口说出了苏轼此时的想法，那就是湖深可以寄形，山幽可以藏拙,可以与鸥鸟同居，也可以与麋鹿同游，只要远离喧嚣的尘世就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为躲避灾祸而主动要求离开汴京的。这篇赋的结尾部分化用了陆机的两句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为顾彦先赠妇》）而此次离开京师的苏轼，不正是因为担心汴京的“风尘”把自己的“素衣”染黑吗？因此，这篇赋在尽述杭州的山川、风土以及人物之后，就用隐逸之乐作结：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楼。与鸥鸟居，与鹿豕游，渔蓑山屐，烟雨悠悠。寂寥长往，可以忘忧；风衫尘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濒，不如北山阿。白萍绿芰，紫栢青萝。反裘坐钓，散发行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茫洋以为栁溪；盘旋以为李谷。巻轲辩乎三尺之喙，扩夷隘乎十围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蔵器于身，待时而动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若是何如？”孺子竦然，离席而立。曰：“盖闻达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贪时而后义。隐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闻出处之际，敬再拜受教。”
因此，年轻的晁补之对苏轼不仅是文学上的仰慕，还有对其思想和人格的认知。这里之所以认为该赋是为苏轼而作，是因为此前一年，也就是在晁补之十九岁时，他曾上书杭州教官吕穆仲而求知，在信中表达了其奋发蹈厉的用世思想。他说：“三代以降，世既多事。贤者不忍拱手以视天下之纷纭，而思有以治之，则争相奋厉发于畎亩之间，携奇策以干时君，曳长裾而游王门，以身任职，以职任事，各务有立于世。”他甚至于在书中说，那些不获知于当时而退隐于山林的人，都是当时的无能之辈。而此番袖文谒见苏轼，他大谈山林之幽、隐逸之乐，可见确有投苏轼所好之意。
三、诗歌唱酬
苏轼作杭州通判三年，至少来过新城两三次。晁补之在初拜苏门的两年里，也常常相伴左右。关于苏轼当年往返新城的路线，今天的地方文史学者已考察出东西两路。东路，走驿道经富阳入新城县境；西路，经临安折入葛溪古道，再入新城县境。即：杭州——临安——南新——万市——洞桥——三溪口——湘溪——湘主——谭山头——塔山——新城。苏轼是一个钟情于山水的人，因而他每次到新城巡县，常常是东路往而西路返，或者是西路往而东路返，而且过往从不匆忙。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往返于葛溪古道，并常常驻足吟诗。著名诗作《新城道中》二首，就是描写葛溪古道的山野景色。由于晁补之已经拜在苏轼门下，因此，苏轼往来杭州和新城，自然与晁补之多有过从。在“苏门四学士”中，苏轼与晁补之也最早开始交游及诗歌唱和。有一次，苏轼游新城塔山的时候，兴致勃发，于醉中作《塔山对雨图》，晁补之为之题下了《塔山对雨》二首：
竹枝草履步苍苔，山上孤亭四牖开。
烟雨蒙蒙溪又急，小篷时转碧滩来。
山外圆天一镜开，山头云起似浮埃。
松吟竹舞水纹乱，坐见溪南风雨来。
苏轼在新城作《南新道中二首》，晁补之于是便和作两首：
山园芙容开，寂莫岁云晚。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寒飙吟空林，白日下重巘。兴尽还独归，挑灯古囊满。
读公栖鸦诗，岁月伤晼晚。公胡不念世，蜡屐行避远。羁鸟翔别林，归云抱孤巘。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二首》）
晁补之的诗里写道：山园中的芙蓉花开了，然而它却开在寂寞的深秋。在这样的时候，苏公独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慰藉我的思念。我们在木叶尽落、寒风呼啸的山林中吟诗，静静地看着苍白的落日走下山巅。在诗兴阑珊的时候，他又独自归去，陪伴他的只有满囊的书卷以及孤馆的青灯。在第二首诗里，晁补之感叹苏轼不能用世，只能像陶渊明那样遁迹山林，而自己却没有古人的高逸之气，经世之才，难以追陪高士，只能徒然叹息。应该说，虽然此时的晁补之刚刚步入成人，但他于苏轼当时落寞的心绪，复杂的情感，还是能够相通和体认的。
熙宁七年（1074），晁端友除著作佐郎，应诏赴京师，晁补之和他的父亲晁端友于是踏上了北还之路。这年四月，苏轼也有密州之命，但他盘桓到秋天才离开杭州。新城县西四十里有陈氏园，为唐末睦州刺史陈晟故里及墓园。北宋熙宁年间，此处尚有绿草青山、古墓方塘，可供后人凭吊。苏轼每来新城，总是在此流连。这年秋天，苏轼又来到陈氏园中，只见荒塘落木，满目萧瑟。和他一起吟诗的青年俊才，也飘然而去。想起晁补之当时的诗作，他有些失落和伤感，于是，他和作了一首《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尊为谁满。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圃，虽然在寂寞的黄昏还有幽花独放，只是很少有人前来观赏它。因为这座山城本来已经十分穷僻，更何况这座废园离城还有很远的山路呢。可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是为了漫步荒园，感慨世事沧桑？还是为了一洗凡尘，看看高天上的流云？苏轼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只是再也见不到那个苦吟的诗人了，因此，清尊注酒，为谁而满，又为谁而饮呢？
苏轼对晁补之的欣赏源于他的文学才能，但更多的是情感和志向上的“类己”，这从以后晁补之在文学创作上步趋苏轼，人生观也深受其影响中就可以看出。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曾写过一组《和陶渊明饮酒》诗，其中一首就说：
晁子天麒麟，结交未及仕。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己。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歌呼时就君，指我醉乡里。吴公门下客，贾谊独见纪。请作鵩鸟赋，我亦得坎止。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
晁补之与苏轼在杭州和新城结下了最初的友谊，在四学士中也最早得到了苏轼的指点和教育。李昭玘的《乐静集》曾经记载，晁补之回忆当年跟随父亲在杭州的时候，拜投在苏轼门下。无论天气如何不好，无论晨起还是夜半，只要有问题就向苏轼请益，总是等到指点之后再离开。而苏轼在给他讲析的时候，也总是不顾寝食，一定要等到尽兴、尽意之后才结束。可见，晁补之奉师的态度是虔诚的，而苏轼对晁补之的教诲也是谆谆不倦的。关于作文之法，晁补之也常常向人说起乃师心传，由此可见晁补之散文与苏轼散文的深刻渊源。其实，在晁补之还未拜在苏门之前，他早期所作的《上苏公书》《再见苏公书》就有意仿效苏文笔法，纵横驰骋，才气俊逸。但此时两人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无法相比，所以，总的来说，晁文艰深而苏文平易，两人在文风上存在较大差异。这同时也说明晁补之对苏轼文章的学习主要不在语言方面，而是在章法结构方面。晁补之在《再见苏公书》中评价苏轼文章为“千变万态，不可殚极，而要萦纡曲折，卒贯于理”，便准确地说明了苏文艺术的特点，这也正是晁补之认同和学习的地方。而从实际结果来看，在苏轼的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晁补之的散文在结构上也颇得苏文“萦纡曲折”之妙。
晁补之能扬名北宋文坛，厕身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之中，虽然与其天分、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苏轼于晁补之年轻时的赞赏和奖掖，无疑是晁补之进入文坛的一个重要媒介。不过，在杭州的这几年，仅仅是晁补之与苏轼交往的序幕，从此，在漫漫人生途中，晁补之在文学和政治上便都和苏轼紧密地连在一起，苦乐由之，祸福由之。
注 释
［1］〔宋〕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晁补之《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鸡肋集》，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3］〔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4］〔宋〕张耒《张右史文集》，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5］〔宋〕晁补之《鸡肋集》，四部丛刊景明本。
［6］〔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明成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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