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成果为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苏轼宋代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项目编号16GZYB68)、凯里学院博士课题项目“和陶诗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BS201410)阶段性成果。
“和陶诗”是一种特殊的唱和诗体，它由苏轼首倡，苏门弟子群起仿效，而后蔚然成风，遂成为诗歌史上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独特的创作现象。可以说，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不但直接促成了一种新的诗体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陶渊明在文学史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也使陶渊明与苏轼自己的诗品人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因此后代的“和陶”史从某种意义上亦是“和苏”史。“和陶诗”得以流布，这与当时的《和陶集》刊刻流布有密切关系。本文即以现存宋刻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为底本，对该书所收全部苏轼和陶之作(包括108首和陶诗与《和陶归去来兮辞》)进行编年与考辨。
苏轼诗歌之编年，当始于两宋之交时傅藻《东坡纪年录》(简称《纪年录》)，其后有南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简称《施谱》)，但都只是对部分苏轼诗歌做了编年。第一部苏诗编年注本是孝宗时施元之、顾禧、施宿编著的《注东坡先生诗》(简称《宋施本》)，该书共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为编年诗，四十一、四十二卷《和陶诗》并没有编年。将“和陶诗”进行编年，始于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简称《补注》)，其后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简称《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简称《集成》)以及孔凡礼《苏轼诗集》(简称《诗集》)皆仍其体例。以上四书，将苏轼“和陶诗”分编于第35卷、39卷至43卷中，其编年体例是每卷卷首标注所收诗的起讫年月，由于作者的目的是诗歌编集而非系年，且拘泥于前集之体例，故虽然做了一些编年说明，但舛错较多。真正可作为编年查考依据的是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简称《总案》)，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简称《孔谱》)以及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等主编之《苏轼全集校注》之《苏轼诗集校注》(简称《校注》)。《总案》四十五卷，以年谱形式将几乎全部苏诗编入苏轼生平经历中，并对一些编年分歧较大者做了较详尽之考证，后三书之诗歌编年基本依《总案》。特别是《校注》，后出转精，虽然基本承继《诗集》等之编排体例，但对苏诗不但做了详尽校注，而且于每诗之后做了编年且有简明之考证。该书于苏学研究贡献甚大，堪称苏诗研究集大成之作。但一如《补注》《合注》《诗集》等，该书囿于体例，不可能对每一首诗都做详尽考证，且成于众手，疏误仍所在多有，特别是“和陶诗”部分，编年仍有较多值得商榷之处。故特作此文，一者或稍有补于苏诗之系年考定，二者亦可让读者集中了解苏轼“和陶”创作之因由。本文依据苏轼“和陶诗”创作之地点，分为扬州作、惠州作、儋州作三部分，考辨如下。
一、扬州作
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引
系年：此组诗乃元祐七年壬申七八月间作于扬州。考辨：元祐七年三月至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苏轼时年五十七，此组诗为苏轼和陶之始。傅藻《纪年录》、马德富等之《校注》系此诗于是年七月，《孔谱》系于是年五月。《三苏年谱》是年五月记云：“《纪年录》谓作于七月，今仍从《诗集》编次。”查《诗集》编此组诗于《双石》后、《次韵范淳甫送秦少章》前，而后一首诗冯应榴《合注》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元祐七年六月记事，将其编于是年六月，《诗集》亦同《合注》之编年。孔凡礼先生两年谱皆编此组诗于是年五月，缺乏依据。《合注》与《诗集》编年明显有误。查王文诰《总案》卷三十五元祐七年诰案云：“七月，诏免积欠，公方和陶渊明《饮酒》其一章云：‘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盖纪实也。”显然王文诰以为苏轼之和诗当作于是年七月闻诏免积欠事之后，与《诗集》编年矛盾。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六载：“是年八月癸酉(二十二日)，苏轼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而据苏辙《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四云：“淮海老使君，受诏行当至。”则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必作于是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前。由是可知，苏轼和陶饮酒组诗当完成于是年七、八月间。
以上一题二十首，俱为元祐七年扬州所作。
二、惠州作
(一)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
系年：绍圣二年乙亥三月五日作于惠州。苏轼时年六十岁，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考辨：据诗序可知苏轼等游山归来已晚，又《苏轼文集》卷五十三《答陈糙书》第十六简云：“今日游白水佛迹山……自山中归，得来书，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则是日夜苏轼仍给陈季常回长信一封，故诗序中之“归卧既觉”只能是指第二日早晨起来，故此组诗当作于是年三月五日。
(二)和陶咏贫士七首并引
系年：绍圣二年九月作于惠州。考辨：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初到惠州，至二年九月，迁惠整一年。据本诗序云：“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将近。”故诗当作于二年九月初重阳将至之时。《施谱》系此诗于绍圣三年，显误。
(三)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并引
系年：绍圣二年十月初一作于惠州。考辨：《施谱》系此诗于是绍圣三年，《纪年录》系于绍圣二年十一月一日。按《诗集》首句下注释有王文诰详细考辨，认为此诗当作于绍圣二年，其说可从。又据诗序“十月初吉，菊始开，乃与客作重九，因次韵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一首”，初吉为每月朔日，即初一。《诗经·小雅·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杜甫《北征》首联“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黄希注云：“按《唐纪》，是年闰月初吉，乃是其月初一日。”一说自朔日至上弦初八日为初吉。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
(四)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并引
系年：绍圣二年十月作于惠州。考辨：按《施谱》系此诗于绍圣三年，王文诰《总案》定此诗作于绍圣二年秋七月作。查慎行《补注》编为绍圣三年夏中作。《诗集》依《总案》定为二年秋后作，而《三苏年谱》则明确定为二年十月。今据组诗其一首句“今日天始霜”可知，诗当作于是年十月霜降之后，故当以《三苏年谱》为是。
(五)和陶游斜川
系年：绍圣三年正月五日作于惠州。考辨：此诗编年争议较大，《施谱》编于绍圣三年正月五日；查慎行《补注》编于元符元年戊寅儋州作；王文诰系于元符二年己卯，《总案》卷四十二云：“元符二年己卯正月五日，与过出游，和陶渊明《游斜川诗》。诰按：‘此诗戊己二年皆可作，查注既以戊己诗合为一卷，而此诗不编己卯，则前后诗皆混，今改编。’”《孔谱》从王文诰说。冀按，细味本诗，“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语意放旷悠闲，怡然自得，与元符谪居儋州时心境不相类。又苏过《斜川集》卷一亦有《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中曰“岁丰田野欢，客子亦少休”“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对比苏轼文中所描写的海南情形，如“南海以薯米为粮，时岁艰，米皆不熟”(《文集》卷七十三《记薯米》)、“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文集》卷六十《与侄孙元老书》第一简)、“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东坡志林》卷五《辟谷说》)等等，诗中所绘情事显然与文中所写海南情事相差太远。故当以《施谱》绍圣三年说为佳。吴定球《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惠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采《施谱》说法，并对此诗编年有详尽考证，论据充分，其说可信，可参看。另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亦编此诗于《和陶读山海经》后。
(六)和陶咏二疏
系年：绍圣三年正月作于惠州。考辨：此诗与后两诗《施谱》系于绍圣二年，《诗集》依查慎行说编于绍圣三年正月作于惠州。按《补注》卷四十查慎行考证云：“《形赠影》以下六首，皆和陶诗也，旧本刻《归园田居》后，今分编于此。”冀按，此旧本指《施注苏诗》，施本只是将《形赠影》三首与《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三首及《归园田居》编于一处，并未编年，查编三诗于此，而《归园田居》却编于卷四十一儋州诗中，令人费解。王文诰《总案》、孔凡礼《三苏年谱》皆从《补注》，因此三诗编年并无显证，只能暂依《诗集》，待详考。
(七)和陶咏三良
系年：绍圣三年正月作于惠州。考辨：同《和陶咏二疏》考辨。
(八)和陶咏荆轲
系年：绍圣三年正月作于惠州。考辨：同《和陶咏二疏》考辨。
(九)和陶移居二首并引
系年：绍圣三年三月作于惠州。考辨：据诗序“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迨今一年”，及《诗集》卷四十《迁居》诗引“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水东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可确知此诗当为三年三月迁回合江楼后作。
(十)和陶桃花源记诗并引
系年：绍圣三年春作于惠州。考辨：《补注》《合注》皆系此诗于元符三年庚辰所作。《总案》《诗集》及《三苏年谱》则皆系于绍圣三年春，据《文集》之《佚文汇编》卷五之《录所作赠卓契顺并跋》：“绍圣三年，岁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苏轼录于惠州白鹤峰所居思无邪斋，以遗卓契顺。”此跋及所录诗文皆见于石刻，为《晚香堂苏帖》所录存，所录有《〈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引》及《〈和陶桃花源〉引》，诗和引当作于同时。苏轼赠卓契顺之书跋在绍圣三年清和月，即四月，则所录之诗及诗引当作于四月之前。又据苏轼《书〈归去来辞〉赠契顺》“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得书径还”，则《和陶桃花源记诗并引》作于是年春三月明矣。
(十一)和陶岁暮和张常侍并引
系年：绍圣三年十二月作于惠州。考辨：诗中有“我年六十一”之句，苏轼生于景祐三年，“年六十一”，即绍圣三年。
(十二)和陶乞食
系年：绍圣三年十二月作于惠州。考辨：《补注》系于卷四十二之元符元年戊寅至元符二年己卯儋州诗中，《总案》卷四十将此诗与《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并编于绍圣三年十月，其案语云：“此二诗施注和陶卷并编，查注因并编海外作。海外年荒米缺，时有匮乏之忧，甚至欲学龟息以不食，与《乞食》诗‘幸有余薪米，养此老不才’句不合。其和胡曹示顾曹诗，以长春花兴比，与梅花词同一感悼，故云‘谁言此弱质，对句余清悲’也，今定为惠州作。”冀按，“梅花词”指《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王文诰以为此词为苏轼绍圣三年十月所作之悼王朝云之词，而《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亦为悼朝云之诗，且施注与《补注》皆将《乞食》与之并编，故此两诗一词当作于同时。王文诰之推理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无确定之文献依据。《诗集》从王文诰说。据诗题和诗之内容，《乞食》当与《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作于同时或稍后，姑系于此，待详考。
(十三)和陶荅庞参军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二月作于惠州。考辨：按此首为送循州守周彦质(字文之)而作。绍圣四年二月，周彦质罢循州守，过惠，访苏轼并留居半月，至二十一日方离去，苏轼为作此诗送行。查慎行《补注》卷四十《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诗题下注云：“蒙示二十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
(十四)和陶时运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闰二月作于惠州。考辨：据本诗叙“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闰二月，苏轼长子迈携家眷至惠，苏轼作《和陶时运》以庆之。关于此诗编年，清温汝能《和陶合笺》题序下有长文考证，可参看。
(十五)和陶止酒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作于雷州海康递角场。考辨：绍圣四年二月，苏辙责授化州别架雷州安置；闰二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四月十九日，苏轼携幼子过离惠赴儋，五月十一日与苏辙遇于藤州，兄弟同行整一月，六月十一日别于雷州海康递角场，苏轼当时病痔疮，苏辙劝其戒酒，苏轼故作是诗以送别。
以上俱为惠州所作，起于绍圣二年三月之《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终于绍圣四年闰二月之《和陶时运并引》，共计十四题三十八首。
三、儋州作
(一)和陶还旧居
系年：绍圣四年七月，初到海南儋州作。考辨：《施谱》系于元符三年。《总案》卷四十一记事云：“七月二日，到昌化军贬所，进上谢表。蹴官屋数椽以居，梦归白鹤山居，和陶渊明还旧居诗。”《三苏年谱》卷五十二定为绍圣四年八月中秋后所作，却编排至《夜梦》前，明显有误。因为《夜梦》诗引明言“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余日矣，澹然无一事。学道未至，静极生愁。夜梦如此，不免以书自怡”，则《夜梦》诗作于七月十三日明矣，诸集皆列此诗于《夜梦》前，故当以七月初到海南时作为确。
(二)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七月，初到海南儋州作。考辨：《总案》云：“(七月)十三日记夜梦诗，自谪海南，尽买酒器以供衣食，惟留一荷叶杯以自酌。和陶渊明《连雨独饮》诗，出游城东古学舍，慨邦风之圯夷，再和《示周掾祖谢诗》。”又下有“诰案”云：“《和陶连雨独饮》《周掾祖谢》二诗，查注编入戊寅送张中诗后，合注从误，今以丁丑诸作细校，且为初到时作也。”孔谱亦编入四年八月作。冀按：当以王说为是。
(三)和陶示周掾祖谢
系年：绍圣四年七月，初到海南儋州作。考辨：《施谱》系于元符三年，当依王文诰说，此诗与《和陶连雨独饮》同作于绍圣四年七月。
(四)和陶劝农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八月，初到海南儋州作。考辨：《总案》卷四十一记事云：“(四年八月)公赴市籴米，乃知海南秔稌不足于食，俗以贸香为业，而田芜不治，率以薯芋杂米作粥取饱，既为诗示张中，复和陶渊明劝农诸篇以告儋人。”依之。另孔谱亦编为是年八月作。
(五)和陶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作口号
系年：绍圣四年九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施谱》系于元符三年，《总案》卷四十一记事云：“九月，出郊步月，和陶渊明赴假还江陵夜行诗。”诰案云：“诗境乃九月作，查注编戊寅，合注从误，今改编。”孔谱依之，亦从其说。
(六)和陶九日闲居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九月八日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施谱》系于绍圣三年，《纪年录》系于元符元年，《总案》卷四十一记事云：“(四年九月)八日，夜雨骚然，念明日重九，辗转不寐，起索酒，和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作《黍麦说》。”冀按：孔凡礼先生对此诗的编年出现重复，其一编于绍圣四年九月，又编于元符元年九月，分别见于《三苏年谱》卷五十二第2775页、卷五十三第2807页，《苏轼年谱》卷三十六第1276页、卷三十七第1296页亦同时记有此条。考《诗集》卷四十一编此诗于绍圣四年，又据诗歌内容，当为初到海南所作，故当以绍圣四年说为是。故孔谱应删去元符元年重见之条。
(七)和陶拟古九首
系年：绍圣四年九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总案》编于《九日闲居》诗后，孔谱、《诗集》皆从，孔谱并把《和陶东方有一士》合编一处。据诗歌内容来看，或亦当作于初到海南之时，只是并无显证。姑从之。又按：《三苏年谱》卷五十二云：“其五似作于高州，以后汇入此组组诗之中。”则孔先生似认为《和陶拟古》之“冯冼古烈妇”一首或当作于是年五月苏轼经过高州时，与本组诗之其他诗非作于一时。查注编此组诗于卷四十二，定于元符元年戊寅，合明年己卯在儋州作。温笺以为应是元符戊寅作于儋州无疑。冀按：本组诗其四有云：“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卢生与若士，何足期渺茫。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其五(黎山有幽子)诗有云：“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及组诗其七“本欲竭泽渔，夺此明年何”、其九“城南有荒池，香色犹未改。遥知玉井莲，落蕊不相待”等诗句，当以绍圣四年初到海南作为佳。
(八)和陶东方有一士
系年：绍圣四年九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纪年录》定于绍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作，此诗宋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置于卷二之《神释》后、《咏贫士七首》前，诗前仍列渊明《东方有一士》，则渊明《东方有一士》诗两见于底本，苏轼亦两和之。《补注》于“渊明即我也”后尚有所谓公自注：“绍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和渊明诗示儿子过。”《合注》云：“此段自注，全见东坡题跋。此诗，七集本、王本作‘公自注’，亦止‘渊明即我也’以上数句。至‘绍圣三年’以下数句，诸本俱无，惟查本有之。今考东坡题跋，标称‘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并不云书和诗也，故末云‘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乃查氏增入‘和’字而并作自注，非也。且恐七集本、王本以前段数句作公自注者，亦非。”《合注》说是，《补注》系此诗于绍圣三年二月作，显然有误，今仍从诗集，系于四年九月。
(九)和陶停云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十月立冬后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总案》卷四十一：“《栾城集·和停云诗叙》云：丁丑十月，海道风雨，儋、雷邮传不通，自瞻兄和陶渊明停云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辙亦次韵以报。诰按子由此叙明载丁丑十月子瞻《和陶停云四章》。”孔谱仍之。当从。
(十)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
系年：绍圣四年十月立冬后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总案》云：“此诗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诸句，以《停云》诗叙‘立冬风雨无虚日’之说合观，则绍圣丁丑十月作也。如谓后两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败若是哉。查注编己卯冬至诗前，合注从误，今改编。”当从。
(十一)和陶杂诗十一首
系年：绍圣四年十月立冬后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总案》云：“十月立冬后……官屋破漏，一夕三迁，和陶渊明《怨诗示庞邓》，既晴，复和杂作诸诗。”《三苏年谱》丁丑十一月记事云：“轼作《和陶杂诗》。时吴复古(子野，远游)将渡海相访。”冀按，两说都无显证，姑从王说，待后详考。
(十二)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十一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总案》云：“十一月，和子由《月季花再生》诗。与张中游城东南黎子云家，水木幽茂，为醵钱作载酒堂，和陶渊明《怀古田舍诗》。”诰案语云：“此诗查注编入戊寅，合注从误，今改编丁丑。”《三苏年谱》卷五十二丁丑十一月记事亦云：“与军使张中访黎子云兄弟，轼赋诗(按：指本诗)，名子云所居曰载酒堂。又为植树。读子云家所藏柳文。”
(十三)和陶赠羊长史并引
系年：绍圣四年十一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施谱》系于元符三年，《总案》云：“(绍圣四年十一月)闻郑嘉会欲于海舶假书千卷，和陶渊明赠羊长史诗。”孔谱绍圣四年十一月记事云：“郑嘉会(靖老)欲于海舶载书千余卷见借，轼和陶潜《赠羊长史》诗以谢。”
(十四)和陶形赠影
系年：元符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作于海南儋州。考辨：《和陶形影神》三首《施谱》系于绍圣二年，《总案》定此诗作于元符元年二月二十三，《三苏年谱》定此诗作于是年正月二十三，考《纪年录》云：“元符元年戊寅，公在儋州。上元，过赴使君召，独坐有感，作诗。二十三日，书渊明《形影神》诗赴过，仍和其韵。上巳日，与老符饮，作诗。”王文诰认为《纪年录》所载必有所本，故从之。详味《纪年录》之言，虽未明言是正月还是二月，但据其文意，似当以正月二十三为是。
(十五)和陶影答形
系年：元符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作于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形赠影》考辨。
(十六)和陶神释
系年：元符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作于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形赠影》考辨。
(十七)和陶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系年：元符元年二月作于海南。考辨：《总案》云：“此诗查注原编戊寅新居诗前，详味诗意，是时尚无卜居之事，故有买车易亩之言也。今仍编戊寅春中。”孔谱亦从《和陶形影神》三诗编入元符元年正月。细味“谢家堂前燕，新年结荔子”等语，似当以春二月为宜。
(十八)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
系年：元符元年春夏之间作于海南儋州。考辨：王文诰系此辞于元符元年春二月，《总案》云：“此辞公本置和陶集内，不归文集。施注载和陶集后，查注编入庚辰，合注从误。考子由和叙公作此辞，子由尚在雷也，今定为戊寅作，改载入案。”《合注》编卷四三元符三年卷中；孔谱系于戊寅春三月癸酉(二十四日)苏轼被逐出官舍后，六月苏辙离雷州前。冀按，据《栾城后集》卷五《和子瞻归去来兮辞并引》云：“昔予谪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时予方再迁龙川，未暇也。”又据《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一云：“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迁龙川。”则苏轼辞必作于苏辙居海康再迁龙川之前，即作于元符元年六月以前。今依孔谱暂系于是年春夏间。
(十九)和陶和刘柴桑
系年：元符元年四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此诗《施谱》系于绍圣三年，《总案》卷四十二云：“(四月)公无地可居，偃息城南污池之侧，桄榔林下，就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客有王介石者，躬其劳辱。物器或不给，邻里咸致所有。张中来观，亦助畚锸。事皆集，和陶渊明和刘柴桑诗。”又《宋史》本传云：“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郑靖老》第一简云：“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佳，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林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贫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又卷五十五《答程天侔三首(之二)》：“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前会岂非一梦耶？仆既病倦不出，然亦无与往还者，阖门面壁而已。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如晦，真蜒坞獠洞也。惠酒佳绝。旧在惠州，以梅酝为冠，此又远过之。”细味诗之内容，作于元年四月无疑。
(二十)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并引
系年：元符元年十二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三苏年谱》卷五十三元符元年十二月记事云：“岁末，小圃栽植渐成，轼取陶潜诗有草木蔬谷者五篇，即《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戴主簿》《酬刘柴桑》《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次其韵。”并有详考，从其说。
(二十一)和陶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系年：元符元年十二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考辨。
(二十二)和陶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系年：元符元年十二月作于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考辨。
(二十三)和陶酬刘柴桑
系年：元符元年十二月作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考辨。
(二十四)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系年：元符元年十二月作海南儋州。考辨：见《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考辨。
(二十五)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
系年：元符二年三月作海南儋州。考辨：《总案》卷四十二：“张中坐修官屋冲替。诰按雷儋之事皆董必所发，亦皆长编所载。其雷之监司参处，在上年梁子美为本路刑狱，儋之监司参处，在下年四月，梁子美已改官湖南。是长编所载年月无误。然其中轻重不同，迟速相远。宋之律令，有不可尽知者。今但以张中论其不觉察监司参处，降于二年四月，而张中不在数，则其命下在四月之前可知。……其罢任必在己卯，又当载入二月以前后，板定业。查注以三送张中诗并编戊寅新居之后，合注仍之，皆误。三月，初送张中，和陶渊明《与殷晋安别》。”冀按，《总案》考证甚详，当从其说。其诗有“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之语，作于春天无疑。孔谱编此诗于六月甲午后，又无考据说明，不从。
(二十六)和陶于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
系年：元符二年十一月作海南儋州。考辨：《总案》卷四十二十一月十九日记事：“张中告行，夜坐不去，再送张中，和陶渊明王抚军座送客诗。”孔谱从之。
(二十七)和陶荅庞参军三送张中
系年：元符二年十二月作海南儋州。考辨：《总案》卷四十二：“十二月张中来别，夜作达晓，意颇愤懑。为解勉，其异日作三送张中和陶渊明答庞参军诗。诰按以上送张中二诗，施注和陶集本并编也。细玩二诗，乃相去不远之作，必当并编。今分列十二月者，以公有三年无愧之语，特满是岁。”
(二十八)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系年：元符三年二月初作海南儋州。考辨：《总案》编此诗于元符三年五月作，并认为此诗为闻大赦消息后作，且为苏轼最后一首和陶诗。冀按，据此诗“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北郊有大赍，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等句，显为初闻大赦消息后而又未闻恩移廉州安置消息之前所作。考《宋史·徽宗一》：“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秩一等，赏诸军。”庚辰为正月十三日，考虑到儋州与京城开封的距离，消息至快也当半月左右传到海南，故定此诗作于二月初。但《三苏年谱》云：“同日(冀按指正月十三日)，赦天下。轼赋和陶《始经曲阿》，抒闻赦后心情。”此说显然不确。另《总案》元符三年五月记事云：“和陶始经曲阿诗，至是和陶集成。”则其系年又明显偏后。
(二十九)和陶和郭主簿二首并引
系年：元符三年清明节，作于海南儋州。考辨：《纪年录》元符三年记事云：“三月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感念少时，怅然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且念淮德二幼孙，无以自遣，乃和渊明《酬郭主簿》诗。”《总案》《三苏年谱》皆从《纪年录》。《施谱》系于绍圣三年，《补注》《合注》皆认为此诗作于元符元年，不确，当以《纪年录》元符三年说为是。
以上除《和陶止酒》作于雷州海康外，其他俱为儋州所作，起于绍圣四年六月，终于元符三年三月，共计31题51首。
注
释
[1](清)查慎行撰，王友胜校注《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2](清)冯应榴撰，《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 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4](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
[5]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6] 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7] 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 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