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建功

一、晁说之《苏过墓志铭》的疑团

《苏过墓志铭》全名《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是晁说之应苏过之子苏籥等人之请写就的。按墓志铭的说法，苏、晁两家有“有奕世之好”，晁说之得到过苏轼的“荐贤”。晁氏是北宋望族。说之之父端彦，字美叔，与苏轼为同年进士，且过从密，唱和多。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诗中自注：“嘉祐初，轼与子由寓兴国浴室，美叔忽见访，云：‘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端彦与章惇同龄、同榜及第、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绍圣初章惇入相，倡“绍述”之说，端彦力谏，黜为陕守，历秘书少监，开府仪同三司。其文章书法，为朝野所崇尚。说之堂兄补之，字无咎，“苏门四学士”之一。说之字以道，因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生。元丰五年进士，文章典丽，苏轼举荐著述科。元祐八年，说之据《诗经·小雅·无羊》(写西周畜牧生活)画成《考牧图》，苏轼见而写就《书晁说之考牧图后》，借以抒发悔不隐退归田的感慨。元符三年，说之知定州无极县，上书斥王安石及绍述诸臣政事之非，后入党籍。高宗即位后授徽猷阁待制兼侍读，以病未赴。说之博极群书，善画山水，工诗，通六经，尤精易经。晚年定居新郑，有《儒言》《晁氏客语》《景迂生集》(又名《嵩山文集》)。《苏过墓志铭》便收于《景迂生集》中。由于岁月侵蚀，只残存上半部分，20世纪80年代舒大刚先生据《永乐大典》“苏”字韵下所引补录，才使我们看到全文。全文1220余字，概述了苏过的生平遭遇和文艺成就。

　　苏过与兄长迈、迨秉承家学，“俱善为文”，而苏过尤为突出。他诗词文赋书画都很擅长，所写《思子台赋》《飓风赋》当时就流行于世，素有“小坡”之誉，在《宋史·苏轼传》中独享附传的殊荣。他二十三岁独身陪伴苏轼至岭表惠州，再到海南儋州，度过了七年的流放生涯。徽宗即位，苏轼蒙赦北归，不幸途中殒命毗陵，葬身郏城。丧事已毕，苏过偕十六岁的侄子苏符在郏城上瑞里以茅结房，垒土作床，服丧守墓一年有余。其间写下一系列抒发思亲之痛的诗作，并接待了前来凭吊东坡墓的钱塘大诗僧参寥子。其诗词还描写了许多与当地百姓亲切交往的感人场景，再现了北宋时期郏城地区的风物人情和下层土人的凄惨景遇，是不可多得的丰富地域文化的上好教材。苏过是当时苏家与郏城联系最多的人，加强苏过研究对郏县尤为重要。

　　苏过死于宣和五年十二月去镇阳(今河北正定)途中，时任中山府(今河北定州)通判不久，享年五十二岁。宣和七年四月葬于郏城县小峨眉，“墓在先生兆之东南”。《金史·列女传》有“东坡、颍滨、叔党俱葬郏城之小峨眉山”的记载。看来苏过葬郏无疑，然而郏县并未发现其墓葬。联系顺治年间偶然发现的苏迟夫人梁氏墓，及1972年农民浇地发现的苏仲南夫妇墓，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历史文献中明文记载的苏过墓葬究竟在哪里？为何没有留下记载的梁氏墓、苏仲南夫妇墓却相继发现？这里是否还葬有苏家其他人？被发现的墓葬为何孤零零置于坟院数百米之外？三苏园在长达九百余年的历史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变迁？凡此种种，应是苏学研究的一项课题。

　　在《苏过墓志铭》中有一个尤其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在谈到苏轼丧事时说“叔党兄弟得古吉地于汝州郏城县之小峨眉山以襄事”。这是苏轼葬郏之因的又一种说法，过去还从无所闻。舒大刚教授《三苏后代研究》对此句有注释：“《东坡先生墓志铭》：‘明年(崇宁元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并做了相关的引述。关于苏轼葬郏之因，流传下来就有五种之多。最初一直认为是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在此选中的墓地，即“练汝说”。后来人们发现苏轼练汝根本就没有到任，于是变为苏轼路过此地看到形胜类似家乡峨眉而遗言葬此的“形胜说”。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恋阙说”“祭祀方便说”“土厚水深说”等。然而，《苏过墓志铭》明文记载又多出苏过兄弟在小峨眉山为父亲选择墓地的说法，这到底该如何解释？

　　探讨苏轼葬郏之因，首先必须克服主观臆猜的错误，从轼、辙兄弟二人的晚年遭遇说起，读懂他们为选择墓地的三封书信和有关的七篇祭文，以文字史料为依据。

二、苏轼兄弟决计葬郏始末

在绍圣年间的党祸纷争中,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后又被流放至儋州，一直由苏过陪伴。苏辙从汝州贬至筠州，又至雷州，后到循州，则由三子苏远和儿媳黄氏(大排行称八郎妇)随行照料。不幸的是，到达循州的第二年(元符二年 1099)，黄氏身染瘴毒不治而亡。苏辙深感悲痛，专为写下《祭八新妇黄氏文》称，“犹冀灾厄有尽，天造有复，全柩北返，归安故土”，决心对儿媳有个好的交代。

　　元符三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大赦天下，政治形势透出一线转机。苏辙十一月获准“外州军任便居住”(《苏颍滨年表》)。于是他带着八郎妇黄氏的灵柩，千里迢迢，岁末匆匆回至许昌。过罢春节，二月二十二日苏辙给苏轼写信，一是劝兄长来许昌比邻而居，二是商量安葬八郎妇黄氏，以及筹划他们兄弟二人百年之后的葬地事宜。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苏轼接到苏辙的来信。此时苏轼从海南北归，经过一年的跋涉刚到金陵。他在同表兄程德孺及友人钱世雄游金山寺时，听到向太后驾崩、朝廷局势变幻的消息，立即警觉起来，马上给弟弟回信，开头说：“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赉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接着以大量篇幅陈述他不再北上赴许的想法和理由，表示不愿意再次陷入可怕的政治倾轧，决计留住常州。在谈到葬地时说：“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与子由弟十首》其八)这是苏轼关于葬地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资料之一。遗憾的是，苏辙原信已散佚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无从考查如何讲述为八郎妇选择葬地，但这无碍大局。苏轼这段话寥寥37个字，却是在特定前提下富含逻辑的明确答复，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至少有三个问题说得相当明白：一、葬地有两块可供选择，一块是自家已有的，一块是需花千缗钱再买的。二、苏辙对自家已有的葬地并不看好，主张暂厝八郎妇于此，将来经济宽裕时再买下要价千缗的地块。三、苏轼主张不必再花钱另买葬地，认为八郎妇能用自家的葬地，我们二人为什么不能用呢！苏轼本不重视身后葬地这类俗事，就这样一言遂决，为日后葬郏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不幸的是他竟一语成谶。苏轼五月复信，六月就病倒，七月便谢世。病危时，又“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其实这仍是心疼弟弟，重申不要另买葬地。千百年来人们仅仅抓住这一句话，演绎出多少美妙的传说和神奇的遐想。兄弟二人为省下千缗钱而来往书信颇费掂量，可以想见当年苏轼的丧事多么凄凉无奈。

　　崇宁元年春，诸子遵父遗愿循运河扶柩北上赴汝就葬。为了把苏轼和夫人王闰之同穴安葬，苏迈先期赴汴京惠济道院迁移王闰之灵柩，四月二十三日灵柩途经许昌，苏辙率领全家路祭，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有佛与僧。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很明显，苏辙在这里所说的“茔兆”就是计议已定的嵩山脚下自家已有的葬地，而“精舍”就是年代久远的广庆寺。苏辙明确指出苏家“茔兆”的东南有广庆寺，王闰之的灵柩将停放在寺里，等待苏轼的灵柩运来后一并安葬。

三、李为苏轼重择葬地考

然而，现在的三苏坟院正坐落在小峨眉山东、西两道山梁的箕形山坳里，正应老百姓所说柳圈椅形的风水宝地。并且广庆寺明明在坟院西南，苏辙为什么说“茔兆东南，精舍在焉”？笔者曾亲自踏勘，从现在的三苏坟墓地西行八百米开外才能视广庆寺为东南，但这里地势平缓，视野局促，无山无水，了无胜景可言。至此我们应该大致明白苏坟茔兆东移的奥秘。苏轼灵柩于同年五月一日抵达郏城上瑞里的广庆寺，一直到闰六月二十日才得以安葬，在广庆寺待葬足有80天的时间。“茔兆”东移应发生在这段时间里。那么，是谁来运作的？

　　《宋史·李廌传》载，“轼亡，廌哭之恸，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李廌字方叔，华州人，“苏门六君子”之一。其父李惇与苏轼是同年进士，却并不相识。李廌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学业有进。苏轼谪居黄州时，李廌到黄州拜见。苏轼欣赏他的文章，赞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高节，莫之能御矣。’”李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后来苏轼多次接济他，主政杭州时甚至把朝廷御赐的马匹都送给他，还亲笔写了一张“马劵”来证明马匹来历。此“马劵”后在眉州刻石，有拓本流传。李廌为此曾有诗，苏辙次韵，黄庭坚又题跋一则，极饶风趣，传为千古美谈。苏轼多次设法提携他，但终无果。李廌终身不第，潦倒一生，最后定居长社(河南许昌)，在颖水上经营水磨。长社距郏城不过百里之遥，往来方便。李廌闻知苏轼亡故，痛彻肺腑，所写《追荐东坡先生疏》苍劲悲壮，感天动地。现今郏县三苏坟院的飨堂联“大山名川存千古英灵之气；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就源自此文。

　　悲痛之余，他发现距离苏家“茔兆”以东不远就是小峨眉的箕形山坳，“即走许、汝间”，说服苏辙调整地块，在待葬的80天里“相地卜兆授其子”，不遗余力促成茔兆东移至小峨眉的箕形山坳。《苏过墓志铭》中“叔党兄弟得古吉地于汝州郏城县之小峨眉山以襄事”的记载，实是李廌“相地卜兆授其子”的呼应和印证，“叔党兄弟得古吉地”的记载是言之有据的。至于苏辙在《再祭亡嫂王氏文》中说“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是因当时还没有茔兆东移的动念。

　　关于李廌为苏轼选择墓地，多有流传而语焉不详。《苏东坡与平顶山》一书在对李廌的注释中说“苏轼葬郏，选择茔地，深得其人之力”，亦没有透明纸背。史料证明，李廌功在帮助苏家把茔兆东移至小峨眉箕形山坳，成就了苏轼葬郏小峨眉的千古美事。

　　苏过在守墓期间有《李方叔治颍川水磨作诗戏之》一诗，充满了对李廌的热情称赞和纯真友谊。又有《北山杂诗十首》，其五写道：

　　默李吾所畏，文字班马流。空斋锁长夜，尺渎横吞舟。谁令效方朔，顾盼侏儒羞。不如谈天李，高论隘九州。能为齐谐语，自许监河侯。浮沉闾里间，与世真无求。

　　“篇中‘默李’及‘谈天李’，史书俱无明文记载，然据今存之部分史料考之，似与李廌方叔及李佐有关……据史载，方叔‘中年绝进取意，谓颍为人物渊薮，始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及里人买宅处之。’”“谈天李”与《宋史·李廌传》“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当喧溷仓促间如不经意，睥睨而起，落笔如飞驰”相合，“监河侯”似以《庄子·外物》典故(庄子家贫，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庄子忿然作色，讲了涸辙之鲋的故事)戏称自己在颍上经营水磨，未详有无他意。但鄙意又以为“文字班马流”和“尺渎横吞舟”等语与李廌相合，未闻李佐在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总之此诗称赞了李廌，但其确指仍待推敲。

　　早在2008年至2010年，笔者曾两度撰写《苏坟茔兆曾东移》这个论题，当时觉得论证似乎业已完备。近年在编纂《三苏坟史料编年辑注》过程中，通过对《苏过墓志铭》、苏过诗作的笺注，不仅为苏坟茔兆曾东移找到新的论据，更重要的是据此对实际问题做出比较贴切的诠释，较好地解决了多年来令人困惑的难题，展示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只有确立“苏坟茔兆曾东移”的事实，才能比较接近历史地阐释苏轼葬郏之因，使历史文献环环相扣，和实物方位相符合，各种证据相互佐证。

　　注

　　释

　　[1]舒星校补，蒋宗许、舒大刚等注《苏过诗文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2](清)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

　　[4](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7]平顶山市政协《苏轼与平顶山》编委会编著《苏东坡与平顶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