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新

　　元符三年五月，苏东坡于儋州接到仍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的命令，随即治装，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归，于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在廉州居住一个月后，接到第二道诰命，迁舒州团练副使，量移永州居住。他没有立即起程，写信告诉郑靖老，打算中秋过后再出发。此时苏迨已从常州达惠州，苏东坡作书与惠州的苏迈、苏迨相约，命他们带领家小到梧州相会后北度大庾岭。八月二十九日，苏东坡带领苏过离开廉州，水路向藤州进发，计划经藤州抵梧州而与苏迈、苏迨相会。七天后到达榆林，得知秦观死于藤州的传闻，立即赶往藤州，范冲兄弟已载丧而去。苏东坡非常悲痛，复向梧州进发，到达梧州时，范冲又离开了。苏东坡本拟溯贺江而行，希望追及范冲兄弟，能在亡友范祖禹和秦观灵前祭祀。但贺江水涸，苏迈兄弟又未能及时赶到梧州，于是苏东坡改计由广州北行度岭。九月底抵达广州，十月初，苏迈兄弟携带家小自惠州达到广州，自此苏东坡一家才得以团聚。在此之前，苏东坡南贬的遭遇使父子祖孙们分居三处(常州、惠州、儋州)，在到达广州之前，苏东坡曾有诗叹曰：“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我亦困诗酒，去道愈茫渺。”从中我们能感受苏东坡渴望余生能与儿孙们共同平安居处的心情。

　　一个月后，苏东坡离开广州继续北上。这时船上儿子、媳妇、孙儿们一大群，苏东坡很开心。他隐约感到今后或许能够一家人团聚生活了。而在哪里度过晚年，成为此后北归途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写信对好友郑靖老说：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

　　这是苏东坡北归途中第一次提到晚年卜居问题。当时他虽然遇赦北归，但处罚仍未完全撤销，朝廷给他指定的安置地点是永州(今属湖南)，那么为什么信中提到的归宿地是眉山和杭州呢？这是因为他有预感总有一天朝廷会还他自由之身，所以有此打算。对晚年定居来说，眉山故乡自然是最佳选择，但他感到回眉山的可能性不大，而杭州是他两度任职的地方，眉山之外首先考虑杭州。不过，他在杭州没有根基，所以后来打消了定居杭州的念头，再没有提及杭州。

　　元符三年十一月中旬，苏东坡舟行至浈阳峡(在今广东英德境内)，好消息来了，孙叔静和谢民师分别送来近报，苏东坡再次遇赦，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苏东坡所获得的官职是一种祠禄官。宋代在京城内外建有很多道观，名曰“宫观”，“提举”是京城之外宫观的官职名称。祠禄官并没有实际职权，可以领取一定俸禄，一般也不在所任宫观供职，而是随便居住。因此这种官位多用来安插一些年老或异己的官员。

　　这是非常大的喜信，意味着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处罚已经撤销，他不再是罪臣，而且有了很荣誉的官衔；他不再被强制居住于指定地点，可以随自己心愿选择理想之地安居。这个消息使他正式结束了七年的岭南贬谪生涯，而且不需要再往那个多产异蛇的永州之野进发了。他非常高兴，写信给谢民师道：“若果然得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胜道哉！”他立即停止永州之行，并决定先到英州，托人去永州请求告敕，然后度岭过赣，再决定去向。

　　最令苏东坡费心思的事，是向何处定居的问题。从他目前的处境看，回归眉山和卜居杭州都已不可能。他在常州(阳羡)还有点田产，而弟弟子由却居住在许昌(颍昌)，他只能在这两个地方选择。他给孙叔静的信上说：“归阳羡，或归颍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也。”与谢民师的信上说：“此去，不住许下，则归阳羡。”但是，归常州还是归许昌，苏东坡不能确定。就这样在犹豫之间，舟船抵达英州。

　　在英州，苏东坡与大名鼎鼎的郑侠晤面。郑侠曾为王安石所赏识，但他极力反对新法，在京城做守门小吏时，上《流民图》给神宗皇帝，由此触怒新进吕惠卿，而长期遭受窜贬。苏氏兄弟都曾为郑侠说情，苏东坡称他的出处行事合于古君子杀身成仁、难进易退之义。此时，郑侠正编管英州，故能与苏东坡相见。郑侠很佩服苏东坡，投诗相赠，苏东坡也次韵以答。这时明老自曹溪专使来迎，李公寅、陈公密自韶州专使来迎。苏东坡离开英州，欲先赴曹溪，而冯祖仁先来迎往韶州，遂抵韶州。狄咸、李公寅、陈公密等一批官员把苏东坡请入行馆，热情招待。造墨的潘衡又一次出现，他与苏迈、苏迨、苏过、苏箪、苏符、苏籥跟随苏东坡，在李公寅、冯祖仁的陪同下游了曹溪，然后到月华寺，苏坚早已经在那里等了多日。

　　在月华寺居住的几日，苏东坡还在为定居之事而发愁。李公寅为苏东坡出主意，大谈龙舒(今安徽舒城)土风之美，劝苏东坡卜居龙舒。苏东坡颇为动心，写信告诉舒州朋友李惟熙说：

　　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

　　苏东坡继续北上。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四日，苏东坡经过大庾岭。他看到岭上的梅树结子，因回首贬谪岭南的七年岁月，思绪十分复杂，遂赋七律《过岭二首》和绝句《赠岭上梅》。前者有“七年来往我何堪”“平生不作兔三窟”之叹，似流露出此后能得一窟而安居之意。后者曰：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苏东坡又遇一老者，作诗相赠曰：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其中包含了能够侥幸生还中原的悲哀而喜悦的复杂心情。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中旬，苏东坡一家抵达虔州(今江西赣州)。由于赣江水涸，无法通航，只好暂停留。在虔州时，苏东坡对居龙舒还是常州犹豫不定。一方面他托人在龙舒打听住处，给龙舒的苏坚回信说：

　　住计龙舒为多……至虔州日，往诸刹游览，如见中原气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时得与公久聚，尽发所蕴相分付耶！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一方面又写信给常州的钱世雄说：

　　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真州、舒州，皆可。如闻常之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虔守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干事人与问当，若果可居，为问其直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别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与公杖屦往来，乐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

　　可见，除常、舒之外，他甚至动过居住真州的念头。

　　苏东坡最理想的晚年生活，是能与弟弟苏子由相守。那么，为什么他至此并未考虑往许昌呢？其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经济困难，而子由也很窘迫，他不想成为子由的累赘。他写信告诉李端叔：

　　某本以囊装罄尽，而子由亦久困无余，故欲就食淮浙。

　　但是，到豫章(今南昌)之后，孔平仲转达子由家书，子由非常希望兄长能到许昌同住。于是，苏东坡取消了龙舒之议，而倾向于定居许昌了。

　　然而，直到五月舟抵金陵，又一次接到子由书信时，苏东坡还是犹豫不决。他写信给钱世雄：

　　居常之计本已定矣，为子由书来，苦劝归许，以此胸中殊未定，当俟面议决之。

　　这时门生李端叔已官许昌，也劝苏东坡归许；王幼安在许昌又多次来信，更愿借宅子与苏东坡居住。苏东坡觉得若不去许昌，那就太令大家失望了，于是这才下定决心，定居许昌。他给李端叔的信中说：

　　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几日，不可复作多处。又得子由书，及见教语，尤切至，已决归许下矣。

　　决心已定，苏东坡打算自淮泗溯汴河到陈留，转陆路至许昌。现在，苏迈、苏过两房家眷都在船上，而苏迨一房尚在宜兴，遂命苏迈、苏迨前往搬挈，约定在仪真(今江苏仪征)相会。然后他给黄师是写了一封信：

　　某已决意北行，从子由居。但须令儿子往宜兴干事，舣舟东海亭下，以待其归，乃行矣。行期约在六月上旬，不知其时，使舟已到真否？

　　这封信再次表明，苏东坡此时已经决计定居许昌了。

　　苏东坡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等待宜兴的儿子归来，便一并发往许昌。舟中无事，与钱世雄、程之元会游于金山，登妙高台，恰巧壁间有李公麟所画东坡像，苏东坡看后，回首这一生的经历，题了一首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虽然苏东坡把平生功业定位到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阶段，但这三个时期的贬谪生活也剥夺了苏东坡十年的政治生命，使他最初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从这个意义上看，此诗不免带有反讽意味。他的一生像一只没有缆绳的船，被风浪抛来吹去，不仅没有自由，而且随时有倾覆的危险，正是这种命运，使一位雄心勃勃的天才终究变得心如已灰之木，这首具有总结性的自题诗，带有多么浓重的悲剧色彩！这首诗所透露的悲情色彩，对我们理解苏东坡后来为什么又放弃定居许昌的决定，恐怕不无帮助。

　　大家在寺庙中坐下来烹茶而饮。程之元(德儒)是苏东坡的表弟，时为浙江转运使，他对京城的事了如指掌。谈话中苏东坡得知，朝中局势仍在变化，倾向于元祐党人的皇太后已于本年一月去世，朝中元祐党人的力量渐渐不支，新党重要人物曾布、赵挺之复建绍述之议，一切迹象都预示着局势将向不利于元祐党人的方向发展。这些消息，使对政治已心灰意冷而又心生惧怕的苏东坡一下子改变了定居许昌的计划。因为许昌为北宋南京，又地近京城汴梁，如果居住在许昌，很容易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对所有政敌来说，苏东坡离政治中心越远越好。苏东坡切切实实地体验了陶渊明“觉今是而昨非”的人生哲学，所以再不愿卷进政治风波之旋涡，没有了再入仕途的丝毫念头，只想有一个安静的晚年生活。他在《答王幼安宣德启》中说：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间关百罹，何所不有。顷者海外，澹乎盖将终焉；偶然生还，置之勿复道也。方将求田问舍，为三百指之养；杜门面壁，观六十年之非。岂独江湖之相忘，盖已寂寥而丧我。

　　他在稍后与子由的信中表达了绝不再出仕的意思：

　　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在这种局势和心境下，苏东坡再次改变计划，决定罢许昌之行，复议归于常州。钱世雄已替他在常州找好了合适的住处，苏东坡遂写信给子由：

　　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儒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

　　他又怕弟弟为自己的居处担心，所以他接着说：

　　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逾年行役，且此休息。

　　一切尚可，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与老弟相守，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

　　苏东坡又给黄师是写信：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

　　长期犹豫难决的卜居问题，至此终于敲定。这时是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中旬，地点在仪真。

　　苏东坡舍许归常的原因，从他与黄师是的信中可见，一是经年劳顿，不堪再入汴出陆，二是不忍在经济上拖累子由，但真正原因显然表达在给子由的信中，即政治局势问题。苏东坡对政治风波心有余悸，牵涉政治之事并不愿与外人说，只能在与子由的信中说实话。关于苏东坡改计常州的政治背景，王文诰有详考：

　　闻朝局事，绍述方炽，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陈佑等皆逐。……是年春中，会曾布在陵上，密授御史中丞赵挺之，复建绍述之议，排击元祐臣僚，不遗余力。一二正人，并皆黜逐。春夏之交，正其扰攘时也。布之意，专欲逐韩忠彦，忠彦虽为琦子，庸才也，以为尔主绍述，吾以最善绍述者胜之。因复召蔡京，用钟世美议，改元崇宁。不数月间，忠彦既逐，布亦自及。于是京、挺之相继为相，而亡国之势定矣。

　　王文诰进一步解读赵挺之与苏东坡、黄庭坚之恩怨：

　　初，赵挺之为德州判，以行市易法得进。时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尝斥挺之为聚敛小人。挺之挟恨，遂有草制讪谤之诬。其后虽坐蔡确罢去，然小人无忌惮，又何所不至哉！公自注语(按：指与子由书中“颇闻北方事……决不静耳”一段，文集中为小字注)，明指挺之。时挺之之势张甚，使犹无恙，未见宁居。

　　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敢再往许昌，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计决常州之后，苏东坡再没有改变计划，沿江而下，于六月中旬到达常州，寓居孙氏馆。途中所染之疾不见好转。七月二十六日，苏东坡给维琳长老留下几行字，这也是苏东坡人生最后的几行字：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于常州孙氏馆离开了人世。

　　综上所述，卜居何地是苏东坡北归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行计屡改”说明苏东坡对此事态度之慎重。苏东坡于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约在十月、十一月之交自广州继续北上时，开始产生卜居之念，此时其意在眉山、杭州之间选择。元符三年十一月中旬，苏东坡舟行至浈阳峡，得到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诰命后，正式考虑往何处定居，其时意欲归许昌或常州。不久到达英州，又动卜居龙舒之念。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中旬，苏东坡抵达虔州，这时卜居的去向在龙舒和常州两地游移不定，甚至动过居住真州的念头。到豫章之后，取消了龙舒之议，倾向于定居许昌。五月一日抵达金陵，在金陵期间，经于许昌和常州之间的选择，决定前往许昌与子由居住。约在本月中下旬之间，于仪真登金山寺妙高台，闻朝廷局势正向不利于元祐党人的方向发展，遂放弃前往许昌，最终决定归于常州。

　　注

　　释

　　[1]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清)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