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华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北宋齐鲁地区文人文化活动研究”(11CWXJ25)成果之一。 密州超然台对于苏轼，犹如杭州西湖、黄州赤壁之于苏轼，在其生命历程、思想孕育与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轼身上最具思想魅力的便是其超然物外、不计功名利禄得失的超然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最初形成便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任职密州之时。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苏轼与密州超然台有关的交游唱和活动做一考论，以还原苏轼“超然之思”生成的具体情景，为深化地域文学与苏轼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依据。

一、燕处超然：密州超然台命名与苏轼“超然之思”的生成

宋神宗执政的秋天，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开始了两年左右的密州岁月。北宋时密州(今山东诸城)位于京东路东部，“带山负海，号为持节之邦”(《密州到任谢执政启》)，有“山东第二州”之称。宋人又常以“胶西”“东武”相称。此地区形势险要，西有穆陵关、东有琅琊台、南有九仙山，“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苏轼《超然台记》)。此地遍野的桑麻、优美的自然风物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和蒋夔寄茶》)、“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答陈述古》二首)。而密州北台、常山、雩泉、卢山等山川自然景观都曾留下诗人的足迹并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思，特别是北台(超然台旧址)更是苏轼经常光顾吟咏之地，苏轼对此台甚为欣赏，整修后命名为超然台，作为登高望远、休闲娱乐之所：“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超然台记》)苏轼创作《超然台记》一文以达其意，并遍邀诗坛名流对此台进行赋诗著文，这便是影响深远的密州超然台诗文唱和。这次超然台唱和因其涉及地域广泛、参与人数众多而对密州诗坛乃至全国诗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大大提高了密州在全国的知名度，超然台与苏轼《超然台记》从此也成了密州一个极具文化意蕴的景观，引领并激发着当时或后世诗人的情志与诗思。

　　密州超然台唱和的开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苏轼之弟苏辙为此台起了一个蕴含深意的名字：“超然台”，心性近道的苏辙有感于世俗之士沉湎于对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的追逐而不自拔，“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超然台赋并叙》)对老庄超然物外思想心有所属，他理解其兄苏轼此时此地因与变法思想不合而补外的失意之情，于是就用《老子》书中“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开解其兄，希望其不为外物所累，能以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摆脱仕途不顺而带来的心情不适，进而无往而不乐。实际上苏轼任知密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弟弟苏辙在离密州不远的齐州(今济南)任职：“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密州谢上表》)“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超然台赋并序》)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屡遭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有一个知己弟弟与他终生相知相慰、患难与共。每谈到苏辙，苏轼就会深情依依：“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送李公择》)“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初别子由》)

　　

二、超然之思：与文坛师友关于密州超然台唱和的情景

苏轼“超然之思”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当时许多文坛好友、政坛前辈的思想共鸣，他们纷纷赋诗著文进行唱和，对其“超然之思”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补充与阐发。好友文同最先从洋州寄来了《超然台赋》。在诸多友人中，文同与苏轼情感最为相得，志趣最为相投，诗文唱和也较多。超拔尘俗的文同把苏轼视为知己，其赋以精细之笔、骚雅之体对苏轼的密州之行进行了人格化、审美化的抒写：“有美一人兮在东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凛而洁兮岌而长，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兰为襟兮桂为裳 ……下超然兮拜其旁，愿有问兮遇非常。勿掉头兮告以详，使余脱乱天之罔兮，解逆物之缰。已而释然兮出有累之场，余复仙仙兮来归故乡。”(《超然台赋》)表现出文同对苏轼超然品格的无比赞赏与深切理解。文同之文“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深得苏轼超然之神韵，苏轼读后赞赏不已，称文同“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文为“《远游》、《大人》之流”(《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可与上古高人比美。

　　乡友鲜于侁随后也从利州(四川广元)寄来《超然台赋》。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今四川阆中)人，景祐五年进士及第。鲜于侁一生与苏氏兄弟来往密切，诗文唱和不断。早在熙宁元年，鲜于侁在利州路漕司任职期间，就曾与苏氏兄弟会过面并有诗文唱和，苏轼来知密州后两人也常有书信往来，其《超然台赋》萧散淡泊，可与文同之赋比美：“佳人兮何为，超然台兮独处。极劳心兮怅望，登宝峰兮仰止。天之西兮海之东，不惮远兮欲从其游。秣余马兮次余车，道阻长兮不可驰驱。天苍苍兮云垂垂，风雨冥兮愁余思。”(《超然台赋》)苏轼称之为“有远古风味”(《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

　　宦友李清臣也寄来《超然台赋》。李清臣，字邦直，安阳(今河南)人，皇祐五年进士及第。熙宁末曾出任京东提点刑狱，任职期间，李清臣不时到所下辖的京东路各区域进行巡游，密州属京东路，自然在其巡游范围之内。李清臣巡游密州时，苏轼带他游览了城北刚刚修建的超然亭，并“写《超然台记》与李清臣”。李清臣有感于密州超然景观与苏轼超然之思，欣然创作了《超然台赋》以相和：“嗤荣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烦煎。万有不接吾之心术兮，味逍遥之陈篇。蛾眉弗以为侍兮，识幻假于朱铅。虽巫神与洛妃，吾不睹其为妍……世所甘处，我以为患兮。物皆谓危，己所安兮。非彼所争，为渠不愆兮。”(《超然台赋》)李清臣具有良史之才，其赋笔势纵横，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的浩然之气，与苏轼文章相得益彰，苏轼读后深有感触：“世之所乐，吾亦乐之，子由其独能免乎？以为彻弦而听鸣琴，却酒而御芳茶，犹未离乎声、味也。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

　　政坛老臣文彦博与司马光也先后从大名府与西京洛阳寄来了他们的唱和诗文。文彦博，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宋仁宗天圣五年中进士，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苏轼与文彦博是政见相近的盟友，熙宁年间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任。对文彦博的人品学问，苏轼始终心怀敬慕，“轼尝得闻潞公之语矣，其雄才远度，固非小子所能窥测，至于学问之富，自汉以来，出入驰骋，略无遗者”(《题文潞公诗》)。苏轼知密州时，文彦博已年近七十，此时正判大名府，一生的宦海浮沉已练就了他超然物外、波澜不惊的处事态度，其和诗把“超然”情趣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表现出政坛老臣对道德功业及人生境界的认识：“名教有静乐，纷华无动心。凭高肆远目，怀往散冲襟。琴觞兴不浅，风月情更深。民被袴襦惠，境绝枹鼓音。欲识超然意，鸰原赋掷金。”(《寄题密州超然台》)文彦博和诗对道德功业的认识又引发了苏轼对超然之思的进一步思考，于是对文彦博和诗又进行了再次唱和：“我公厌富贵，常苦勋业寻。相期赤松子，永望白云岑。清风出谈笑，万窍为号吟。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和潞公超然台次韵》)文彦博超然旷达、悠然从容的人生境界正是苏轼所追求向往的。

　　司马光与苏轼两人可谓是一对政坛同进退的难友。熙宁初年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朝中持政见不同者纷纷离朝外任，司马光也离开京城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司马温公神道碑》)苏轼与司马光两人身上有相似之处，皆具有文人士大夫独立不惧的政治品质与人格精神，“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与千之侄》)。苏轼任知密州时，司马光正退居洛阳修《资治通鉴》，其和诗首先对苏轼治密时抗旱救灾抚孤等仁义之举进行了赞扬，“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出牧为龚、黄，廷议乃陵、黯。万钟何所加，甔石何所减。用此始优游，当官免阿谄。向时守高密，民安吏手敛。投闲为小台，节物得周览。容膝常有余，纵目皆不掩……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在诗中，司马光高度赞扬了苏轼的仁爱之心、忠义之胆以及不畏强权的精神，赞扬他能像汉代循吏龚遂、黄霸一样，在地方上为民父母；能像汉代王陵、汲黯一样，在朝廷犯颜敢谏。作为德高望重的政坛前辈，司马光知己而又充溢着激励的话语，对苏轼的为政为人无疑是一种激励与锤炼：“《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美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与司马温公五首》之二)

　　在这次唱和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轻的诗人。就是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张耒年轻游学陈州时与苏轼相识，“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宋史·张耒传》)。熙宁七年苏轼来知密州时，张耒正在楚州临淮主簿任上。任临淮主簿期间，张耒深为苏轼《后杞菊赋》中面对困境时的达观态度而感染，曾著《杞菊赋》以相和，给苏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苏轼修葺城北超然台并邀请各地老友唱和时，自然也想到了张耒这位有文采的年轻人，“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贡父是刘颁的字，当时正知曹州，与苏轼为诗友。怀着对苏轼这位“达者”“哲人”的仰慕与钦佩，张耒尽其所能创作了这篇《超然台赋》，“登高台之岌峩兮，旷四顾而无穷。环群山于左右兮，瞰大海于其东。弃尘壤之喧卑兮，揖天半之清风。身飘飖而欲举兮，招飞鹄与翔鸿”(《超然台赋》)，展现了他独有的雄辩之才，他对“超然”的认识与理解对苏轼的超然之思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其以后顺利步入苏门献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相近的人生志趣增强了苏轼与诗坛文友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似的政治命运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正是周围的亲朋诗友对超然之意的进一步补充阐发，使苏轼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进一步促发深化了其“超然之思”。

　　密州超然台唱和反映了北宋文人“超然之思”对古代文人士大夫儒家淑世思想的超越，是对熙宁变法以来政坛纷争、积极用世的为政方式的反思，文坛诗人的广泛参与唱和也显示了北宋时期文人思想价值观念由儒家经世济用向超然淡泊思想变化的倾向。

三、薄薄酒唱和：密州文化环境对“超然之思”的促发

“超然之思”是苏轼在密州实际生活中逐步思考而顿悟、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密州简陋的物质生活环境与质朴淡泊的文化氛围，也是苏轼超然之思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繁华的京城、富庶的杭州来到偏僻而朴陋的密州，再加上来密州那年正赶上此地旱蝗，庄稼无收，苏轼切身的感受就是此地简陋与物质匮乏。“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从小未有过“衣食之忧”生活体验的苏轼，面对密州贫乏简约的物质条件不止一次对朋友表示过“密真陋邦也”(《与文与可十一首》(其二))。此时唐末诗人陆龟蒙晚年穷约而不失其乐的生活行为引发了他的共鸣，成了他调整平衡内心失落的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加，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后杞菊赋序》)

　　善于自解且自嘲的苏轼从陆龟蒙的生活创作经历中得到鼓舞与启发，把“食杞菊”行为进行了艺术化加工与审美化提炼，创作了这篇《后杞菊赋》。陆龟蒙，号天随生，一生穷困潦倒，曾著《杞菊赋》以自乐。陆龟蒙乐于清贫的高放气节，促发了苏轼对贫与富、陋与美等物我关系做进一步思考：“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后杞菊赋》)正是苏轼平时对于贫与富、陋与美等物我关系的不断思考，才有了后来超然台上“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的人生感悟。《后杞菊赋》可谓苏轼面对密州物质匮乏，不以穷约为怀、贫富为念的坦然通达之举的艺术显现。

　　密州州学教授赵杲卿清贫而甘淡泊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态度，也促发了苏轼对人生的进一步思考。赵杲卿字明叔，任州学教授，苏轼与之诗文唱和，交往密切。明叔虽生活清贫，但常显自得之意，有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之气度，其豁达淡泊令苏轼深受感动：“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并《薄薄酒二首》，其一曰：“薄薄酒，饮两钟。粗粗布，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并叙》)从赵杲卿安贫乐道、知足不辱的达人风范中，苏轼找回了世人失落已久的豁达淡泊的精神品格。

　　密州时期是苏轼思想发展与文学创作的重要阶段。正是密州清简的生活实践与不断的诗文唱和活动，影响苏轼一生出处的“超然之思”才得以形成并深化。在这些唱和活动中，“苏门”学士逐步向他周围聚集，苏轼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其文坛地位也日益奠定。虽说密州“超然之思”更多着眼于对“物欲”(世俗物质欲望)的超越，但正是由于密州“超然”之悟，才有了后来苏轼黄州与岭海时期对仕宦穷达、生死祸福的超越，从而玉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独与天地精神境界相往来的达人形象。因此说，“超然之思”是一种高品位文化的哲理显现，是对置身尘世纷争、沉湎物欲之人的心灵净化，也是苏轼人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与飞跃。

　　要之，密州超然台诗文唱和，无论是对于苏轼文学创作，还是对北宋思想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次唱和贡献了众多优秀的诗文作品，更在于“超然”这个名称所产生的深远思想影响。

　　注

　　释

　　[1]如《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31—141页。

　　[2]《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3]《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宋)苏辙《栾城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5]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8年版。

　　[7](宋)文同《丹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096册。

　　[8] 曾枣庄等《全宋文》第5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9]转引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0](宋)文彦博《潞公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

　　[11](宋)司马光《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

　　[12](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宋)张耒《柯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