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书后
◇曾祥波
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写道：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林语堂《苏东坡传》激赏为“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之一，推崇的理由是：“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我们若认识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看出，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似觉言之泛泛、未尽其蕴。
一、妙处不在景语
在林语堂之后对《记承天寺夜游》的评价，一般认为“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的写景最为精彩。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远远不够。原因有二：从实地来看，东坡游览的黄州承天寺，并不具备独特景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载：“本朝凡前代僧寺道观，多因郊赦改赐名额，或用圣节名，如承天、寿圣、天宁、乾宁之类是也。隋唐旧额，鲜有不改者。后来创建寺多移古名，州郡亦逼于人情，往往曲从。”“承天节”作为真宗生日，常被用作寺院名，有许多处。据学者研究，“承天寺”之名甚至远播西夏，而被用作寺名，如史金波先生《〈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指出：“榆林窟第12窟西夏文题记有‘游世界圣宫者’，似应译为‘游京师圣宫者’。京师圣宫应为西夏首府中兴府的一个大寺院，或为承天寺。”可以想见，“承天寺”作为一个常用名，与之匹配的往往是普通常见的寺院场所，换言之，黄州承天寺的物质空间形态并不具备特殊性，东坡文中所说“何处无竹柏”也间接表明了这一点。
从景致来看，东坡对承天寺月色的描写应该受到柳宗元《小石潭记》的影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柳河东以水为空，形容其深静，东坡则以空为水，形容其莹澈。二者比拟的径向不同，并无高下之别，但柳文创意在先，苏文即使不论其承袭之迹，也不能称为独擅专美。
既然承天寺的空间及其相对应的文字描写不具有特殊性，那么更应该注意时间因素。换言之，月下承天寺之美，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中才能显现；《记承天寺夜游》之妙，一定要与文中关于时间的记述结合起来理解。
二、空间与时间
《记承天寺夜游》中比“空间”更重要的“时间”，是开篇就予以标明的“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全文字数才八十有四，起首一句已占八分之一，若仅意在年月日之例行实录，似不必费词黏滞如此！古人发端为文，往往带有深意。开篇一句深意何在？要从关键词“月色(入户)”体会。对月色的欣赏，古已有之，如《诗·陈风·月出》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每月十五月圆，也是常识，如《古诗十九首》之十七云：“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十二个月中，唯八月十五日中秋最宜赏月的习俗，则出现较晚，应当始于唐代。宋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考证说：中秋玩月，不知起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楼望月》、冷朝阳《与空上人宿华严寺对月》、陈羽《鉴湖望月》、张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锦楼望月》皆在中秋，则自杜子美以后，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赋咏不著见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辽城望月》，虽各有诗，而皆非为中秋燕赏而作也。然则玩月盛于中秋，其在开元以后乎？今则所在皆然矣。
风俗既成，“所在皆然”。一年的月色，大众已经形成了仅瞩目于八月十五日的“集体无意识”。只有在这一天，“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如南宋人叶梦得《玉涧杂书》载：
今岁中秋，初夜微阴不见月。吾与周子集适自山中还，是时暑犹未退，相与散发披衣坐溪上。二更后云始解，三更遂洞澈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镜平，月在波间，不觉水流，意甚潇然。并溪居人楼阁相上下，时闻饮酒歌呼，杂以箫皷，计人人皆以得极所欲为至乐，然不过有狂乐淫声，不失此时节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
石林自以为超然于“饮酒歌呼”的世俗人群之外，“真有此月”。其实他拘泥于八月十五日赏月，仍然在“集体无意识”的彀中。对“中秋月色”的重视，早年的东坡也未能例外，如最为人熟知的熙宁九年(1076年)《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再如熙宁十年(1077年)《阳关曲·中秋月》“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感叹，莫非如此。在中秋赏月的题材之外，中秋无月的题材当然也会进入诗歌，如袁说友《中秋无月》：
皓魄埋云未肯收，佳娥寂寞为谁羞。
可怜数点不多雨，误却一轮无限秋。
急扫妖氛天外去，莫教微影暗中流。
终当永夜清如水，我为停杯便倚楼。
又如方岳《八月十四月食中秋遂无月》：
妖蟆不为中秋地，老兔先奔昨夜寒。
世事相违剧晴雨，人生何苦许悲欢。
云窗自照青藜杖，月户重修白玉盘。
坐想西风万袍鹄，政飞健笔写琅玕。
这些悲观的眼睛与心灵用八月十五日没有月色来获得苦中作乐的趣味，衍生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情感，正从另一个方向说明习俗影响日趋根深蒂固。东坡《记承天寺夜游》的超拔之处，就在他终能跳出已经被定型的观念(不仅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他个人早先所认同的)，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发现！承天寺月色下的晶莹世界，为何不能获得欣赏的眼睛？开篇郑重交代了原因：“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我们不必拘泥于“十月十二日夜”的具体时间点。这个日子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公认”的赏月时间(八月十五日夜)。东坡的意思是只要并非八月十五日，它可以是任何一天，文末点明“何夜无月”正为了强调这层意义。东坡刻意摒除“八月十五日”的潜台词是说，大众经教化已形成中秋赏月的文化“条件反射”，同时也就不自觉地丧失了随时发现月色之美的能力与权利。
三、偶然性与必然性
怎样才能在“规定时间”之外发现月色之美？发现常得于偶然。偶然性意味着打破常规与定律，“十月十二日夜”象征着一种不期而遇、打破“八月十五日夜”的偶然性。在东坡之前，欧阳修致仕居颍州所作《西湖念语》在类似的情境中亦曾触及“偶然性”观念：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偶来常胜于特来”“偶来”正对应无数个如“十月十二日”般普通的“某月某日”“特来”则象征着某种唯一性如“中秋八月十五日”。《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1995年第6次印刷)此句作“偶常来胜于特来”(第121页)，是未解其妙而造成的乙讹(按：中华书局1999年新一版已改为“偶来常胜于特来”)。另外，日本学者东英寿新发现的《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简二七《与吕正献公(公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辱谕湖上之约，深荷意爱。不期偶会，兴味至佳。”按：“湖上”即颍州西湖，而“不期偶会，兴味至佳”正是“偶来常胜于特来”的另一种表述。偶然性不断地出现又消逝，谁能够具有捕风捉影之手，攫取这突如其来、转瞬即逝的偶然性？欧阳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这里的“闲”，当然首先可以理解为“闲暇之人”，但就欧阳修的“历史世界”而言，不妨用现代语境中的“多余人”来译解。欧阳修以枢密副使致仕，根源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抵触，《宋史·欧阳修传》载：“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保有旧的、善的价值与理想，不与时下主流同谋，但又缺乏改革社会的行动能力，这关于“多余人”的定义，也恰符合欧阳修等一批反对新法的旧党的特征。
苏轼亦是“多余人”中的一员，《记承天寺夜游》文末给出攫取“偶然性”的条件“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与欧阳修又何其相似！东坡在新党当政时不见容于新党，在旧党上台后又就免役法与司马光争论，那句著名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最能彰显东坡在新旧两党之争中“多余人”的身份特点。为什么只有“多余人”能涉入偶然之川，取一瓢饮？美一直存在着，而人们发现美的时机却只在偶然之间，那是因为有限定需要突破，限定来自社会既定的行为规范、固有的思维模式。社会排斥“无用冗余”之人，这些附丽于社会架构的限定也随之疏离他们，于是他们较之常人更能获得发现美的最大可能性。相对于美对常人的不可企及而言，这种最大可能性几乎就是一种必然性。在东坡之后，黄庭坚把这层意义说得更为显豁：“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初不择而遇”是偶然性，“特疑端为我辈设”说明了排他、唯一的“必然性”，其中“我辈”正是“多余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经过欧阳修的邀约、苏轼的散步、黄庭坚的背书，偶然性敞开了通向必然性的隐秘路径。《宋元学案》记载程颢与张载论道逸事：“明道尝与横渠在兴国寺讲论终日，而曰：‘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试想苏轼在承天寺最后道出“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语境中也透露出洞察真相的喜悦与理性尊严。
“夜游承天寺”很容易让人想起“雪夜访戴”故事。《世说新语·任诞篇》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在皎然雪夜的触发下，王子猷对戴安道的“忽忆”与“即便就之”，其间的胸中之“兴”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偶然性”，不带有任何预设目的性。这个故事的高潮在于“造门不前而返”，原因何在？第一，当“乘船”行为一旦启动，“见戴”就成为预设目的，从而与偶然性相违背。第二，“经宿方至”表明如果见到戴安道，这次行为也将化为一次正常的“白日拜访”，其间蕴涵的日常性也会对偶然性造成破坏。因此，王子猷只能以放弃“见戴”的方式，从上述两方面彻底消解行动的最终结果，从而回归偶然性。这则逸事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名言，正是对偶然性(“兴”)的强调。“乘兴而行”是对庸常生活的否定，“兴尽而返”则是对“乘兴而行”的结果落入目的性、日常性窠臼的否定。王子猷以双重否定的决绝姿态(“任诞”)来捍卫生活中极难获得的“偶然性”闪光，成为传颂千古的逸行。然而比较两次事件的思理，东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对人格品性的辨识界定，将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达到了对偶然性的完全把握，于是世界在别有会心者的思域视野下可以不断地呈现出超越日常之美。“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还要指出，在东坡一生对生命与艺术中“偶然性”因素的追寻与参悟过程中，“十月十二日”所在的“元丰六年”(1083年)是一个转折点。早在嘉祐六年(1061年)，东坡初履仕途，赴任凤翔途中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飞鸿踏雪泥”是此诗最为人熟知的创意，颔联“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是对这一创意的阐释，其核心思辨正是针对“偶然性”。渑池是东坡父子初次由陆路经广元、汉中一线出川赴考的经行地(“往日崎岖”)，这次考试东坡经欧阳修拔擢一举成名后，前往凤翔任职，再次途经渑池，不禁回忆当日如飞鸿踏雪泥留下的印记。人生际遇变动不居的背景下，却在短时期内两次经过同一地点，使得东坡主动思考“偶然性”问题。在这首诗里，东坡展现出艺术上善设譬喻的超常能力。在东坡之前，讲事物之逝无可挽回，以飞鸟为喻的，如王安石《与耿天骘会话》“万事尽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以残雪为喻的，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载：“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捐馆时，知河阳，作偈曰：‘画堂灯已灭，弹指向谁说？去住本寻常，春风扫残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实正月六日。”两者都不如东坡。“飞鸿踏雪泥”的譬喻之妙，在飞鸿、残雪等意象喻体的层层叠加，加倍了“偶然性”的“偶然”程度，这与东坡为人称道的“博喻”之法殊途同归。尽管东坡在艺术上成功地状貌出“偶然性”的转瞬即逝、不可捉摸，但对“偶然性”的哲理把握并不尽如人意，全篇至多表示出了一种无可如何的心境，未能超过王安石、王随的水准。到了黄州时期元丰五年(1082年)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显示出东坡对“偶然性”的把握更进一步：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是巧合，是偶然性。“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是经过人为、有意的手段造成相同情境的再现，这使得偶然性成为固定的可能，是必然性。不过，这手段尚带有一点“实用主义”的操作性意味，未能在思辨上获得理性的认可，显得不够超拔轻盈。直到元丰六年(1083年)，《记承天寺夜游》写成，东坡对“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的把握才在哲理上达到圆融自洽。自此之后，他基本保持了这种理念。赵令畤《侯鲭录》卷四记载元祐七年(1092年)的东坡逸事可以为证：“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词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共离人照断肠。’”王夫人超越秋月之色、欣赏春月之色，颇得东坡《记承天寺夜游》个中真味，而东坡激赏为“真诗家语”，或许正因此语与《记承天寺夜游》思想的契合。
四、繁复与轻盈
文章之妙不以篇幅长短论，长篇文字好处在详尽透彻，短篇隽语妙处在含蓄蕴藉。《记承天寺夜游》短短八十四字，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大命题隐藏在极小的篇幅中，就如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所说文学五种要素(轻盈lightness、迅速quickness、确切exactitude、易见visibility、繁复multiplicity)中的“轻盈”，呈现出“小大之辩”的奇异文学景观。“轻盈”必须经历“繁复”的锤炼才能取得资格，获得理解。就作者来说，如果不从繁复入手，轻盈容易被伪造(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讥讽的“拈花微笑，英雄欺人”)。《记承天寺夜游》举重若轻，点到即止，而在这之前的锤炼是《正统论三首》(至和二年，1055年)、《进策》二十五篇(嘉祐六年，1061年)、《上神宗皇帝书》(熙宁四年，1071年)等等，也是一举成名、熙丰党争、乌台诗案。就如同艺术史上巴洛克音乐之后才会出现德彪西，或者前现代小说的典正之后才出现后现代小说的简约变形，谈艺之理，概莫能二。从读者来说，如果不从繁复着眼，轻盈尤其容易被忽略、被误解，或者被过度阐释。《记承天寺夜游》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是文学之林中高悬的一粒玲珑完美的果实，吸取了东坡人生经历、思想变迁与文学创作庞大根系输送的养分，呼应着东坡所处的“历史世界”与文化语境中纷繁变幻的风云雨露。它不仅值得被发现、受到激赏，更应当得到合理的阐释。注 释：
[1]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赵彦卫《云麓漫钞》，《全宋笔记》第6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
[3]史金波《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4]如杜甫《北征》开篇即曰“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皇帝”谓继玄宗即位的肃宗，“二载”是至德二载，须知至德元载与玄宗天宝十五载是同一年，所以至德二载实际上是肃宗重新纪元之初，肃宗一新玄宗弊政，意味着安史之乱后大唐中兴的开始。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发端便及皇帝，非纪岁时也，其主脑正在此。”(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31页)
[5]朱弁《曲洧旧闻》，《全宋笔记》第3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6]叶梦得《玉涧杂书》，《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8]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版。
不同抗性向日葵品种在同等用药条件下，对向日葵列当的防控效果影响较大，其中对向日葵列当具有一定抗性水平的品种，其防控效果明显优于易感品种，此点也符合诱抗剂的特性；另外，施用该诱抗剂的向日葵地块，必须做到良好的整地、播种质量，使向日葵出苗整齐，避免向日葵叶龄差异较大；同时，在施药时还应考虑天气条件，防止高温、大风造成药剂的挥发和漂移，以及利用扇形喷头，对向日葵叶片进行定向喷雾，避免漏喷或重喷等因素影响诱抗剂对向日葵列当的防控效果。
[1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
[11][日]东英寿考校，洪本健笺注《新见欧阳修九十六篇书简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12]惠洪《冷斋夜话》，《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13]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第1册《横渠学案下·附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15]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6]吴处厚《青箱杂记》，《全宋笔记》第1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17]元丰七年(1084年)，东坡作《别文甫子辩》(《东坡志林》卷一)还透露出他面对偶然性时偶尔还会滑向消极：“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不三宿桑下”，意味着不怀旧、不系念，割断一切可能的情感联系，这如同“中秋无月”般的苦中作乐，并非真正的解脱。认识问题的过程总是艰难的，诗人对哲理的把握还有反复，会带有从前思维的惯性，难以简单地一蹴而就，是可以理解的。
[18]赵令畤《侯鲭录》，《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曾祥波，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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