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荣

　　一

　　《滇铜密语》是马玫继长篇小说《幸福，没有末班车》之后的又一部小说，作为中国作协2017年少数民族重点扶持作品，入选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六辑）。小说以易门绿汁铜矿人的生存记忆为背景，刻画了金铃儿、秦儒文、武志刚、罗惠、胡成海、刘小玉、林波等人物在动荡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爱恨纠葛，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铜矿人及其子女在历史巨变中的人生起伏，再现了他们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坚韧不屈、勇往直前的品质，赞扬了他们善良淳朴、大公无私的人性光辉，是一部集人物青春史、奋斗史、爱情史及时代变迁史为一体的充满现实主义和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

　　马玫的《滇铜密语》从一开始的网络小说（原名《金铜烟雨》）连载到201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的一次成功转型，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回归，由新的文学场域——网络小说平台回归到传统的纸质。在这一回归中，马玫巧妙地避开了网络小说“低俗化”“自我复制”“无病呻吟”乃至“模式化、套路化”的责难。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融入小说中，以时代历史进程为背景，紧扣人物的生命轨迹，在对历史的介入、追溯中，带领读者向后，溯游从之，回到那个激情燃烧而又命途多舛的岁月，为绿汁、为滇铜、为新中国第一代铜矿人写下赞歌或墓志铭。

　　王安忆在《遍地枭雄》后记中写到：“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马玫的写作状态、生命状态和王安忆如出一辙。勤奋、自信、想象力，持之以恒的写作决心对一个作家至关重要，特别是长篇小说。排除灵感，才能，创造力，小说最终靠的还是勤奋的劳动，日复一日的劳动，大量的劳动，不能容忍马马虎虎、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得过且过。在这一点上，马玫做到了，她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和坚韧不拔的持续性，就像开采一座铜矿，日复一日，普查、勘探、定位、测量、钻井、开采……最后小说如一座金铜矿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写这部小说之前，马玫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收集素材是一个小说家最基础和最卑微的工作。很多中国作家，缺乏这种卑微的精神，总觉得写作是虚构与想象，是天马行空，这也没错，但要把虚的东西落实了，就要花笨功夫。”（谢有顺）马玫把“笨功夫”花在了最基础的史料收集上，通过身体力行的实地考证、调查走访、在场、倾听记录，阅读地方资料、考究、论证，获得小说合身的材料，占有有力的历史细节，进入历史情境。这是在开始一篇历史小说之前，要充分进行的准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跃进、大炼钢铁铜、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国企改革……这是国家发展、社会变迁的历史层面。但是，只有这些还不足以支撑一部小说，作家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地域环境中——一个小县城、一座山、一条江、一个工厂，甚至一间厂房、职工宿舍、医院、食堂……尽可能多的对自己所要写的生活有所研究，使自己对这种生活熟悉到一个地步，了如指掌，成为这种生活的专家，这就是马玫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所做的事情——以社会历史现实为蓝本的田野调查式的写作。

　　二

　　但仅仅掌握了足够的史料还不够，小说和现实生活还存在一个怎么说的问题，就像小说从祖母口中娓娓道出的历史记忆，再加上“我”的转述、自述、粘连、填充、起承转合，都是怎么说。而要明确的是，小说家通过实证、考据创造的历史仍是一种虚构，虽然它看起来比历史鲜活、真实，但是仍无法逃脱被虚构的命运。马玫用看似亲身经历的幻觉，用文字虚构、再现了历史的一个个现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映衬中为读者精心设计了一个个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小说作者，马玫就具备了历史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

　　从历史学家身份来看，她明晰“大历史”和“小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细微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大历史”指的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如小说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化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大历史”与“小历史”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小说及人物命运向前发展。但是，干巴巴地罗列历史就只剩事件，既没有真实可靠的细节，也少了对生活持续的观察、研究、梳理，甚至怀疑、反问和质疑。

　　从作家身份来看，经艺术处理，小说变成了活着的历史，它甚至可以被当作历史来谈论。在我们阅读马玫小说的过程中，一件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脱颖而出，它们真实、鲜活、有血有肉，充满日常生活气息，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被一次次唤醒，一代代存活着，不会死去。这是马玫高明的地方，虽然她知道小说和历史即使重复，能够对号入座，但它们也是两个世界，即真实的世界和虚构的世界。

　　那么，应该怎样处理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根本问题，如果突破不了历史真实的束缚，认识虚构的真实意义，那么小说就不可能真正进入自由的国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比历史高级。小说在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充当着两块砖头之间的水泥，弥合历史真实与虚构想象世界的裂痕。历史、考古，志在记录、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尽管本来是怎样的，不可复原，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至少有此志向，以实证为准绳，对世界进行事实层面的重建。而文学家、小说家要做的是通过文字对历史真实的模仿和重构。

　　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就是作家在创造世界，让自己担负起重写时间和历史的使命，借助小说来强化历史真实，放大或再造历史真实。这一点，马玫的小说特别明显。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易门”“绿汁江”“九曲十八弯”“大龙口”“永军哨”“玉溪” “元江”“昆明”“翠湖”“红河沿线”“越南”“河口”“海口”“成都宽窄巷子”“文林街”等真实地名，“火把果”“鸡嗉子”“黑脯鱼”“凤凰树（花）”“木棉花（树）”“金光菊”“糖梨花”“苦刺花”“提达木”“马缨花”“山茶”“炮仗花”等独具特色的地域植被，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历史的真实。而在此基础上，马玫又选择了恰当地叙述历史的方法和形式来展开自己关于历史的总体想象，与历史对话，并对历史进行“拨乱反正”。例如，借秦儒文之口对“大炼钢铁铜”作出校正：“大炼钢铁试一次错误的运动，违背科学就是浪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后方家属区的炼铜运动，把成品扔进炉子是荒谬的，把森林烧成烟更是犯罪。”揭露计划经济的阴暗面：“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短缺，卖方市场，售货员手中有一定的掌控权，你排再长的队伍排到跟前，货却断了，而柜台下面全是给关系户的预留，但谁也不敢言语。”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进行揭露：“大跃进时期，国家虚假风盛行……绿汁镇周围的居民荒废了耕种时机，加上整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搞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导致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生产积极性降低，加之自然灾害，绿汁粮食供应不足，多数矿工们普遍处于饥饿状态之中。”

　　马玫没有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议论，这很容易滑向对历史的控诉、批判。小说对历史的重估、鉴定、“拨乱反正”是有理有据的，通过人物在“大历史”下的心路历程，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的批注、补充。通过有细节、有血肉、充满温度的小说参与对历史的追忆和重塑，对枯燥的历史进行有效的完善，充满了理性的反思与追问。

　　三

　　客观的真实是历史的，记忆是文学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比历史更永久。历史真实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认知，它需要外物的刺激和唤醒，而文学就是触发器。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效果，马玫将地方风物、稗史、传奇、风俗巧妙地镶嵌到小说里，为小说增色不少。例如，小说对彝族妇女背篓的描写：“径深在一米左右，每次可装下五六十公斤的物资，筐上除两根背带之外，还有一根头带，主要用于勒住额头，用头部的受力减轻背部的压力……”对粉丝瓜的介绍：“粉丝瓜和西瓜个头差不多大，但表皮坚硬，有绿色和白色的花纹，切开后有丝状瓤，黑色的籽。”还有彝族火塘、水烟筒等地方风物。小说还穿插了大量的稗史、传奇，例如，小说这样描写关于“火把果”“救军粮”的传奇故事：“这果子还有一个名字叫救军粮，传说当年吴三桂率兵经过此地，军粮由于断粮多日，士兵极度困乏，于是，有士兵发现这种果子不仅味道甘美，而且生津止渴，士兵们便采此野果充饥，渡过难关，因此，这果子又多了一个名字叫‘救军粮’”。还有关于“鹿回头”的民间传奇：“他想起在绿汁有一个叫鹿回头的地方，那是一个山间谷地，据说，鹿儿在这里吃过丰美的水草后，总是依依不舍不想离开，而一次次对这个地方回头张望。”这些独具特色的稗史、传奇为小说的地域色彩和传奇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小说还涉及彝族地区的婚礼和丧葬习俗。小说这样描写金铃儿和秦儒文闹婚时的场景：“大家在屋里闹够了，又要新郎官背上媳妇沿街讨大米，且新媳妇的鞋子已经被偷偷拿走，沿街不能让新媳妇双脚落地。”“金铃儿的脸被化成了大花猫，一只手抬着大红盆，另一只手拿着木头梳子，趴在秦儒文背上，边走边喊还要边用木头梳子敲盆。”这样细腻的、工笔画式的描写，把少数民族的婚礼习俗展现得惟妙惟肖，让人身临其境。而对丧葬习俗的描写小说也是极其深入、具体的：“凤英按照当地习俗，用三根柏树枝叶在团子离去的地方为他叫魂，她轻轻呼唤着他的名字，柏树枝叶上的清香洒在地面上，她围着那个半山坡左三圈右三圈地走着……”“由于当地的习俗说，死在外面的人，他的魂已经在外面了，进不了家门，只能在外面搭个棚子，让他躺在那里……”“她以前听人说过，人死后七天内魂不会走远。”等等。作家必须具备充分理解历史的能力，理解她所居住那个地方的风土，洞察人情，才有可能把世俗之美展现得那么淋漓尽致。

　　四

　　在用文学虚构展现历史真实的过程中，马玫巧妙地运用了先锋小说惯用的叙事技巧，即叙事圈套。小说到最后才不紧不慢的交代了“我”的身份：“等我长大之后才明白了宝珠的意思，她让我管金铃儿叫奶奶的意思，暗示了金铃儿将从此身兼我的外婆和奶奶两个职位，因为我跟宝珠姓秦，所以，金铃儿只能是奶奶。”小说中的“我”不仅是叙述者，也是倾听者，“我”时而在讲述，时而在聆听，在这过程中思考，怀疑，想象，肯定，否定那一段铭心刻骨的历史。小说反复地出现“许多年后，我的奶奶金铃儿在向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后来……我的奶奶金铃儿和我说这事的时候……”“许多年后，当我的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奶奶金铃儿和我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许多年后，当我的奶奶金铃儿带我回到这条小路上的时候……”“许多年后，我的奶奶金铃儿对我讲述这段记忆的时候……”“许多年后，我的奶奶金铃儿依旧笃定地对我说……”“许多年后，我依旧不能理解，当时我的奶奶金铃子在那天所做的决定……”叙述者“我”不断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在写作中时刻证明或提醒“在场”，将过去、现在、将来打通，在读者猎奇、好奇心的驱使下一步步陷入作者的叙事圈套，即用“元叙述”的手法，打破小说的真假隔阂，存心抹煞真假之间的界限。“我”不仅担负着第一叙事人的角色和职能，而且成了旁观者、目击者、亲历者或较次要的参与者，目的是把过于认真的读者带入一个难辨真伪的圈套。在这方面，马原是高手，马玫似乎也在刻意效仿，并在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但是，到小说第三章，另一个叙述主体，即作者自己站出来，发出了声音：“小说开始之前，我想到了一种美丽的小生灵，一种叫作浮游的小生灵……”在第四章开篇作者也写到：“当我努力挥动锄头，掀开一块陈年的巨石，惊讶地发现聚居在石头下面的蚂蚁或是昆虫们立刻四散潜逃，它们被突如其来的光线所惊吓。”这里的“我”就成了作者自己，而不是叙述者“我”（金铃儿的孙女，宝珠的女儿丫丫），“我”直接出来叙述、议论、说明：“这些故事中间没有什么关联，谁也说不清，议论到此为止了。”“当时代的巨轮正在以不变的速度滚滚向前的时候，我小说中绿汁镇这些主人公的命运也正在时代的涡流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光滚滚向前，我无法用寥寥数语来描述尽他们生活的繁杂过程，但还是想把几个主人公的生活状况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小说的讲述者、倾听者、复述者，小说的叙述主体“我”的身份在小说的最后才揭开。并且，从隐性的叙述主体“我”到显性的作者“我”直接发声，在不断的交叉变化中“我”从叙述者回到了作者，又从作者回到了叙述者。这样的叙事圈套，在增强小说叙事难度的同时，又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在场和真实感。

　　五

　　在这一叙事模式下，马玫在《滇铜密语》里刻画了一列人物形象，她试图进入这些不同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灵，而不是简单地作出“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规训”，将人物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以严肃的历史理性精神，考察他们和“大历史”之间晦暗难明，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关系。

　　纵观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的历史情结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马玫在处理小说个体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时，将人物放在特定的地域，特殊的历史背景里，使虚构获得了一个真实的时代语境，从而，小说也就成为了历史讲述中的一部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弥合了，小说也因为有了历史的参证而变得更具力量。

　　金铃儿、秦儒文、罗惠、胡成海、刘小玉等新中国一批年轻人从祖国各地来到绿汁镇开始他们的铜矿生涯，与武志刚、林波、王凤平，以及当地的团子、凤英等不同地域、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青年聚到一起，在与新中国的历史俱进中，矛盾、冲突，演绎着一幕幕历史与时代人物的爱恨生死。金铃子，坚毅、有勇气，对爱情忠贞。秦儒文，文弱、骄傲、自负、固执、自私。罗惠，牺牲、付出，两次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家庭渡过难关。武志刚，人缘好，沉默少言、纯粹、勇敢、担当。刘小玉，敢爱敢恨。团子，耿直、心甘情愿、默默为罗惠付出……小说以绿汁铜矿生活为基础，多组人物的生活轨迹、人生遭遇、爱恨生死为线索，表现了人物心灵的创伤与自我修复，如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人物的肉身状况、思想状况及心灵状况。

　　马玫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塑造，让人物自己说话，说出自己，说出人物个体如何在历史中艰难跋涉的痕迹。小说通过个体的“成长史”“心灵史”，展现了个体生命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的尊严、伦理与挣扎。

　　金玲儿、秦儒文和武志刚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是贯穿小说的主线。秦儒文私藏武志刚写给金铃儿的信，武志刚回到绿汁目睹金铃儿和秦儒文的婚礼，转身离开。在“文革”抄家的过程中信被发现，当众揭穿，金铃儿恍然大悟，但还是原谅了秦儒文，始终没有放弃对秦儒文的坚守，这是命运也是巧合。同样，刘小玉把胡志刚写给金铃儿的信交给了秦儒文，并且心知肚明：“刘小玉追到总机室外，目送他离去的背影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脸。”刘小玉使诈致使金铃子与武志刚的爱情阴差阳错，但是，她也没有得到武志刚的爱情。而刘小玉嫁给林波的原因竟是“觉得林波的嘴形长得很像武志刚，得不到武志刚，能得到武志刚的这张嘴巴还想也挺那么回事。”这样的意淫，注定是得不到真正爱情的。后来林波和王凤平的丑事曝光，刘小玉毅然离开，用出走的方式结束了她天真烂漫、梦寐以求的爱情。

　　生命是一个存积的过程，将现在、过去、将来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不可分割。在罗惠给老方送烟的时候，团子因误把铁铲掉落的声音当成信号，推门而入，抄起院子角落的一根柴火棍，二话没说就把老方抡倒在地。这一情节设置，将人物命运的众多可能性打上了未知的问号。

　　福克纳笔下的冲突，米兰·昆德拉反复强调的小说的复杂性，如何在小说中构成错位使故事丰富，曲折，这是马玫不断思考的问题。

　　“世界，不仅是巧合，更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从这个层面看，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的带着宿命论的延续性，因果循环。个体生命在历史语境中拖着的长长的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子女。一代历史造就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宝珠、黑子、伟业之间的爱情纠葛不就是当初的金铃儿、秦儒文、武志刚三者的情感翻版吗？命运的反复，延续到第二代，子女带着原生家庭的创伤继续他们的生命，或模仿，或另辟蹊径。宝珠和伟业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从小就约定了朦胧的爱情，但是黑子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也彻底改变了宝珠，宝珠真正渴望的是有一个男人的肩膀为她撑起一片天空，填补父亲秦儒文的缺失遗留的空白。而幼年时期，小童老师因走资派罪名遭到红卫兵批斗而吊死在学校门口的拐枣树上的场景，更是在年幼的宝珠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甚至是致命的创伤，加上父亲秦儒文的“特务”身份又给宝珠造成的恶劣影响。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重压下，宝珠的生命从一个阶段、一种存在方式转入另一个阶段，另一种存在方式，甚至更多，更复杂的旋涡之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在林波身上也体现得一览无余——“年轻时的冲动，需要用一生来偿还和抵债。”

　　小说可能性越多，人物的生命就越丰富，越复杂。马玫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在历史沿革中拿起手术刀解剖人物心灵世界的微妙和波澜。在处理人物遭际、命运时，顾及人物的记忆，把握人物的经历、性格，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小说人物，不牵着人物的鼻子走。而是用感性、琐细、坚韧的细节构成小说人物持久的生命力。贴着人物写，跟着人物的命运走。这是作者对自我的一种限制，更是对个体生命应有的一种尊重。小说是关于生活、生命的学问，它不只讲述历史，而是研究人，研究人的生活世界，生命存在状态。马玫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性精神群像，这不仅是一部女性的自救史，更是一部女性意识的觉醒史。在对人性、命运的不断质疑中，将记忆、爱情、原始性欲，以及生死、道义、伦理反复交织推进。

　　六

　　关于文学“怎么写”的问题，又在一些严谨认真的作家中间重新引发讨论。“怎么写”看似讨论的是写作技巧，但其实引向的是对很多约定俗成的技巧的质疑和否定。小说家在叙述历史时有个人的准则和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德里达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马玫是有野心的，她试图将对历史的叙事、议论、抒情、描写等话语方式杂糅到小说中，从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腔。

　　小说中的议论抒情随处可见：“生命，在这个地方卑微着，也被尊重着，在被人遗忘的同时，又那么深刻地进入别人的记忆。”“有时候，这个世界就那么好笑，明明似乎带着一点悲剧情怀，又有着戏剧性的夸张，明明自以为已经走到柳暗，偏偏在最后一刻又迎来了花明。有时候不是世界和你开玩笑，而是你自己在为自己制造笑话。”“感情就是这样，有的婚姻处的越久就越有感情，有的婚姻走着走着就陌生了，而更可怕的是，有的婚姻一夜醒来才发现，原来彼此完全不认识。”“其实，生命不能被选择的又何止是生死，除此而外，比方说还有衰老、疾病、疼痛、聚散、爱情，甚至是亲人，当生命赤手空拳来到人间的时候，就注定了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人生’二字有多抽象，‘夫妻’这个词又有多意味深长。活着，就要付出代价。活着，就要承受，就有责任。这就是现实的真相。”“人的一生，将经历无数次的选择和过程，无论结局如何，会在某个时刻猝不及防被迫直面生命解开的真相与残酷，不得不面对、接受、承担和无法逃离。”……马玫似乎脱口而出、信手拈来。

　　除了情义绵长的议论抒情，马玫还有鲁迅式的对国民性鞭辟入里的解剖：“更何况，国人向来有这样的传统，逝者为大，也难怪，死了的人，不会再和你争先争优，正贡献，争名利，争是非。可以让活着的人尽可能地发挥率自己的同情，表现自己的善心，让自己活得大爱无疆。于是，不少已经忘记了他的人又重新想起了他来。”这是金铃儿对秦儒文沉痛追忆时内心的一段独白，颇具鲁迅风格。

　　在线性的历史推进中，马玫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几乎都是用散文的笔法写景入题的。以舒缓的写景，带入紧凑的情节。绿汁江及周围的环境描写，形成一个情绪的缓冲地带：“此时，西去的太阳染红山色，而黛青山的山峦在这一抹胭红中显得更加苍翠青绿，天边的层层云雾缭绕着陡峭山壁，山崖上，鬼斧神工的巨石，构成了千奇百怪的图景，有的直插云霄，有的俯卧苍生，有的风姿绰约，有的傲然挺立。远处但白色的山径，像一条丝带从云间飘落，不经意缠绕半山……”这样的写景一方面丰富小说内里，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叙述，适时调整了叙事节奏和情绪。小说中类似的描写不胜枚举，例如，在写井下钻进时，小说这样写到：“井下采矿打中孔是最差劲的工种，又脏又累，还有患矽肺病的危险。岩石十分坚硬，一钻就卡钻，一卡钻就要要用短粗的钢钎拼命敲打，值打的钻机噗噗地叫了，然后，才将钻杆慢慢退出来，方得松手。接着，又再次慢慢将钻头推进钻孔中，磨呀磨，试图穿过岩石的断层。实在打不进去，也只得将为打完的钻孔作废，重新补打一眼。”如果不是眼见为实，作家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又如，小说这样描写罗惠遭批斗时伟业听到的胡成海的哭声：“就像夜里那些被老鼠器夹住后腿的野猫的叫声，像锯子划过圆木上的缝隙时拉空后的声音，像长风穿过绿汁江的峡谷，还有，还有就是像一把烧红的烙铁，每一下都烙在幼小的心灵上，让你一辈子想起来，背上的汗毛都是冷的。”一连串的比喻形象生动，化无形为有声，让人身临其境，毛骨悚然。

　　叙事、议论、抒情、描写等话语方式杂糅到小说中，这必然就要引发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文体。小说集自然游记散文、报告文学、格言警句等为一体。这种文体的庞杂，恰好和碎片化的历史形成对应，可视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式。小说描写绿汁江及其周围环境时，用的是散文笔法，细致入微。小说关于绿汁铜矿的介绍，重大历史事件的介绍，例如：“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文化大革命’结束……”用了报告文学的方式，具体、详实、可信。小说关于爱情的奇思妙想，例如“那个年代，还没有几个人敢随便说爱这个字，爱是肉麻，是恶心，是不可理喻。”“爱一个人应该没有迟疑，应该无怨无悔地去选择，对爱情的慎重也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你如果是真的爱她，那么还给她一份平静的生活，毕竟，在这个年代生活才是现实的，爱情又那么脆弱。”“爱情，像一场春雨，在那个荒凉的年代里，无声地滋润着干裂的心田。”“爱，是情到深处。爱，是相濡以沫。爱，也是纠缠不清的瓜葛和垂死挣扎也不放手的不离不弃。”“爱，是真理，是大义，是毁灭。”“穿过迷雾，看清现状，你需要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喜欢的人，只有经历过后才会明白，什么感情最值得珍惜，什么人最值得去爱。”等等，用的是格言警句的方式。

　　跨文体、多文体的成功，显露的是对马玫心智的全面训练，是她对小说的重新认识。在理性与感性的混杂中，将事与理并置，动用一切文体的长处，为我所用，把它们像肌腱一样附着上去，直到小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七

　　故乡与童年是一个人判断世界的出发点，马玫用文字占有了一座城市，一条江水，一口铜矿，几代人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所有作家都会把自己写进作品中，尽管这违背他们自身的意愿，但是他们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马玫从闺阁式的女性写作中，从身体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走向了历史性的在场，通过小说介入历史，解构历史，以全知全能的角度完成了一个“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伟大工程，在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之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

　　历史应该与人类心灵有关，更与人类自由有关。每一段历史，都身处人类探索存在的心灵历程中。思考历史，就是在思考死亡与新生，思考自由与禁锢。而好的历史小说，无非就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生活。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合力下，生成一种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