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

　　(作者单位：镇雄县以勒中学)

　　“而在今天，当南方落下一场春雨，我想很多事情是不会变的，每一次想起，都是漫长人生里一次不起眼的自我救赎。”

　　——路人丁《放羊的孩子》

一、从一点印象说起

进入一个诗人构建的文学王国可以经由多种途径。自然，我们需要研读他的诗文，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也可以听他的谈话，在相互交流中经由声音的渠道触摸彼此的灵魂，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研究方式，因而极具吸引力。我们也需要考察他的人生历程和成长环境，将作家作品放回其形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来考察。没有哪一种解读作品的方式可以自称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只有将多种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为我们认识作家作品提供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印象式批评、历史批评和文本细读都不可或缺。这好比人的两只眼睛，如果只用其中的一只，那必定“所见者窄，所得者浅”了。

　　我和路人丁虽都是在镇雄乡镇中学任教的语文老师，也都热爱写作，是铁杆的文学爱好者，但我和她至今还没有见过面。我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印象中的她为人内敛谦和、诚恳重情，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朋友。然而，我对她并不感到陌生，她不断发表在大小刊物和网络平台上的诗文总给我带来震动和惊喜。实在说来，我认为她是云南诗坛里一阵清风，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审美体验，我也相信，她的很多作品是具有恒久价值而必将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

　　带给我感动的不只是她纯净灵动的语言，深挚纯真的情感，丰富巧妙的意境，也包括她那明净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看过几张不同的路人丁作品附录的她的照片，那明净、纯真而不失温暖的眼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诗如其人，更准确地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我想注意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且看：“我曾和一只狐狸，在高原擦身而过/它的眼睛里，我干净如雪后初晴的月光”（《清白人间》）这“狐狸”将眼中的“我”反馈给了诗人，诗人将它写入了诗中，写入的原因或在于诗人本身也认同这一点吧！诗人又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岁月也该原谅了我/我不再信誓旦旦。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的虚荣越是贫瘠/我的眼睛越是清白”（《二十五岁》）从她的眼睛、她的诗文、她对朋友学生那温和、真诚的态度，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至诚的、热爱生活的人，是王国维所说的“不是其赤子之心”的诗人。

二、以真为本与因爱而生

“我来到这世上，除了爱，没有特别的原因”。（《馈赠》）路人丁诗中充满对故乡、对母亲、对万物的爱。这种爱因其出之于至诚又完全符合“真”的美学原则，而这种“真”的原则贯穿于几乎她所有的诗歌和散文。在那篇杰出的散文《放羊的孩子》中就有对自己童年生活的真实而动人的回忆，它也成为我们了解诗人成长经历的重要材料。在与评论家霍俊明的访谈《借诗而生或最初的可能》中，她谈道：“其实有时候字反而不是最重要的，真心实意的感情才是诗的灵魂，一定是因为有了十分的感情，才会挑出那一个与之相配的字或者词，那首诗因此才会美好。”（见《滇池》2019年第5期，第82页）在这里“真心实意”成为写作得以展开的基础性条件，并构成一首诗的灵魂。

　　这一认识是可以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境界”的论述相参照的。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如果写景抒情不符合“真”的原则，那自然谈不上有境界，而“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成名句”。只有有着赤子之心的人，才能写出“真景物、真感情”，才能做到“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如果按照王国维的分法，路人丁无疑是“主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人间词话》）真正优秀的诗人，能超脱于世俗功利之外，保有纯真的性情，摆脱理智、意志的束缚，“以童真的、不带任何欲求的纯粹认识观审世界，表现世界。”（黄霖、邬国平、周兴陆著《人间词话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第38页）路人丁的诗歌就其主体而言确实是“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是写出了真景物、真感情的。

　　我想，她的诗歌写作还有一个总的主题，那就是爱：对土地、亲人、对世界的爱。她的《九月》中的外婆，《她也许变成了一只鸟》《奶奶》中的奶奶，《十月》《选择一种靠近妈妈的方式》《我和母亲》《今夜我无法回答》《六点半的清晨》中的母亲都凝聚了诗人深沉而真挚的爱。《那村庄的晚上》《取名字》《回家》《泉》等则表达对故乡和对生活的爱。《爱》《老友》表现的是爱情之爱和友情之爱。而《五德》《人间的夜》和《此地》等则表现对位于滇东北五德这个工作地的接纳、理解和热爱。就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意蕴而言，她的诗歌更多是温暖柔和、贴近日常生活的，但也有像《她也许变成了一只鸟》这样表现生活刻骨铭心的痛感的，有《泉》这样根植于更深广的生活而震撼人心的，也有《最孤独的人》这样具有形而上色彩的。

　　整体而言，路人丁的诗歌语言纯净而蕴藉，想象跳脱而丰富，情感真挚而有节制，往往显得蕴含丰富而又自然天成。她的爱是细致入微的：“在村庄的晚上/为了照顾一只鸽子的美梦/我们轻声散步，沿着/树上溢出的月光”（《在村庄的晚上》）、“幸福的人，给幸福盖章/说起夏天，孩子合上书本/咂咂嘴”（《九月》）、“它跌落山头落到第一户/推开窗的人家。那里/新米正在熬煮，一点清香”（《夏日清晨》）。她的爱也是极富包孕力的，从北方家乡来到南方偏僻的工作地谋生，“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云南大地上，一次拼命呼吸的脉搏/三年后我仍然小心翼翼/它太小了/苍天过于吝啬，只一条河，几座山/把它铺开”（《五德》）。当命运把她抛到这偏僻而粗糙的土地，她接纳并爱上了这里。“这粗糙沉默的土地，你尽管来吧/世上有的，这里都有/爱情和孩子/河水和太阳”（《此地》）。她的爱也深沉而博大，在《泉》这首诗里，我们看到北方大地上动人心魄的一幕：面对断流的河流和雨水迟来的现实，“我的乡亲/曾向岁月挥动锄头/挑断远方的一条鱼骨，掘出一眼/活着的清泉/放下锄头，我们要向生活痛饮三杯/第一杯，洒向山上，如草木一般枯荣的/祖先。第二杯，喂给和土地一样长寿的/我们的牛马牲畜/第三杯，对着自己的胸膛一饮而尽”。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属于北方大地特有的苍凉、豪迈、虔敬和奉献。

　　“爱”这一主题并不特别，我们在比如冰心、林徽因这样的诗人的笔下感受过它的伟大力量。重要的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是以怎样的语言形式展开的。路人丁对爱的表达是触动人心、新颖别致的。这种爱的表达之所以能感动人是因为她写的全是她的生活，她以形象化的诗思和高度凝练的语言使蕴藏于其中的情感成为“一条清澈的溪流，细水长流”，随着写作的深入，她深刻地明白了“还应该有所克制，让我的感情更加规范，它不是决堤突然泛滥的洪水，毫无章法。”（《借诗而生或最初的可能》，第83页。）她擅长以极精练的文字，以最具典型性的富有情感冲击力的画面来表达情意。她以其敏锐抓住事物的特点，再经自己善良、纯真天性的熔铸，书写了一首首送给肃中大地、父老乡亲和当前生活地的恋歌。

　　她诗中的爱与她得自故土的朴实醇厚、坚毅和美的民风有很大关系。奶奶、妈妈、放羊的阿姨，在她们身上，她学到了一种仁民爱物的精神，在远离家乡以后，这种爱一下子被激活和放大了。在《放羊的孩子》中，她说：“我的妈妈比小羊羔还温柔”，“倒是放羊的阿姨，一年四季都是微笑”，“有时候我回过头来看，都是他们的笑脸，疲惫，满足，清白，那是善待岁月后得到的馈赠”。这种纯净、温柔、与世无争的精神气质也在潜移默化中遗传给了她吧。她的爱的主题让我想起了冰心的诗歌，而那些关于故土的意象的选取，则让我想起了海子。路人丁的诗虽然直接来自她的人生经验，但或许也与她向这些诗人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有很大的关系吧！

三、熔铸古今、沟通南北与自成一格

路人丁是90后，原名丁兵娟，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人。定西位于肃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此地民风淳朴、重教好学，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尤其通渭一地，更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人们崇尚耕读，人才辈出，群众酷爱书画，习字作画蔚然成风。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淳朴的民风自然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路人丁写作上的早熟和地方文化熏陶当有密切的关系。在她的诗中，既可以看到温柔敦厚、富有蕴藉的诗教传统，也可以感受到擅用比兴、讲求写实而又活泼多变的民歌风格的影响，而散体却又内含韵律的诗歌形式又是现代新诗所具有的，因此，我们说她的诗歌有着熔铸古今、沟通南北的特点。

　　南北文学的异同早有前人作过经典的论述，一般认为北方文学崇古尚质，有一种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但也会有简古质朴或理胜其词的不足；南方文学语言优美、情感细腻，但往往词彩华丽、“文过其意”。《隋书·文学传序》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路人丁生长于肃中，大学毕业后在云南镇雄一乡镇中学任教，南北方的巨大差异给她以强烈的触动，也加快了她情感上的成熟。“也正是因为这份难以言表的距离，我心里的情感才被放大，被正视，我的故乡，亲人，甚至整个北方大地，都变成了我的精神源泉，变成了我的诗。”（《借诗而生或最初的可能》，第83页。）孤身置身于南方怀念北方大地和亲人，这样的情感流泻于笔端，“在我那些不成熟的诗里，每个关于故乡的记忆和草木，每次提到繁忙的四季和妈妈，都是我的一次呐喊和对自己的安慰，这种回忆和想念的方式既痛苦又幸福，但也只有这种方式不会让我觉得羞耻惭愧。”（同上）从这一角度来看，她的诗歌又是可归入乡土诗歌的范畴，表达的是置身异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过滤和幻化，变得更加的优美动人。

　　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观念上，她更认同北方大地醇厚质朴的文化，但又有着南方文学灵动多姿的特点，刚健质朴的因素和细腻通脱的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路人丁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一棵玉米下的南方和北方》这首诗中，她巧妙借助南北方玉米不同的生长特点写出了南北方人民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命运，而她要做的正是“一只鸟把南方的桂花捎给北方/一条河把北方的秦腔邮到南国”中的“一只鸟”和“一条河”，这无疑可以作为诗人崇高诗歌理想的一种诠释。在她内敛深沉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奔腾激荡的内心，她的榜样毋宁说是“亿万年前，我们曾见过/那个给予泥土生命的女人”，而做一个精神上强大的人同时也很可能成为“最孤独的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一定是造出指南针的那个人/动手之前/他的船和帆孤独而坚定/他敲敲打打，完工后抬起头/月亮和大海一样辽阔”（《最孤独的人》）。经历了艰难险阻，眼前才会出现一片辽阔的天空。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诗歌既有丰富的幻想和想象，又有扎实的生活的根基；既有清丽多姿的语言，也不乏苍凉悲壮的况味。北方是她写作的基点，是她精神的根基；南方是她生活的主场和灵感的来源。南北方的距离给她以痛苦，让她沉思，让她在平凡的生活、简单的素材中点石成金，写出了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我们还要看到，她的创作已经初步找到属于自身的情感表达方式和题材领域，并在不断的演变和强化之中，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诗人来讲是极不容易的成绩，因而，对于路人丁在云南诗坛的横空出世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认真的观察和真诚的期待。

四、从选材取象到意境营造

从选材取象、意境营造、语言锤炼等方面来看，路人丁都是娴熟自如的。她的诗展现一种和谐灵动的美感，其风格是清新明净的，像水的灵动，云的飘逸。她的诗歌有着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联想，以形象化的诗思化无形为有形。通过意象的选取和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形成丰富的内涵。在语言上，路人丁的诗歌又是流转自如，极富韵律美的。这种韵律美是在散句中实现的，体现为诗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而不是诗歌外在形式的齐整。她的诗歌也借用了传统诗歌和地方民歌常见的比兴手法，如：“妈妈，我不敢哭，我懦弱犹如故人/不敢返身回乡/一只鸟在树上埋葬天空/一只野兔在雪中咬断美梦/我只能拼命掐住自己，拼命扎根/把这里变成下一个故乡”（《今夜我无法回答》），两个类比给人极大的触动，一方面在情感上强烈地思念故土，另一方面由于生存的需要或命运的安排又必须扎根异乡，内心激烈的冲突被那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正如评论家霍俊明所说：“一个崭新的陌生人和异乡人正在一次次找回还乡的草径，而这种重新找回的过程既是一次次的慰藉也是一次次的孤独。”（霍俊明：《“充满生机的内核”》，见《滇池》2019年第5期，第87页）这里有理智和情感的矛盾，饱含了诗人对母亲和故土深深的怀念。

　　作者笔下常见的意象有：北方、南方、母亲、玉米、麦地（土地）、雨水、雪、太阳等，举凡大自然的风物，过往和现实经验的种种，在诗人笔下都得到创造性的表现，她的表现更多不是客观的记录，而是更多融入了主观的抒情，她的诗歌有着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特点。路人丁的诗歌那种温暖柔和的色调是非常吸引人的，她往往精心营造优美而纯净的意境，能使人读了以后得到精神的净化和升华。她的那首《她也许变成了一只鸟》就是杰出的例子，表达的是对逝去的奶奶的怀念。

　　“当一片云带来一场雪/坟头的草就倒下去半截”，作者通过细心的观察，借助雪、坟头的枯草等意象烘托出凄婉、悲凉的气氛。“她的骨头，愈发脆弱/和雪一样脆弱，疼/也没有声音”这其中蕴含了天人相隔的悲痛和对奶奶巨大的疼惜。生者心中巨大的悲痛，因为“没有声音”而更显深沉，于是诗人展开想象，“她应该变成了一只鸟/把熟悉的前川后山又活了一遍/她也会寻着声音，落在我们的屋顶”，不说我们怎样怀念奶奶，而写她对家的依恋，对生活的热爱，变成一只鸟回来看她曾经熟悉而又深爱的一切。但诗人知道这是幻想，于是又回到现实：“然后带走最后一颗/挑在树枝上的红枣/带走一只鸟，孤独的陪伴”，任何人都无法阻断时间的流动，奶奶的逝去已成为残酷的现实，这只“鸟”的飞离带走了至亲的陪伴，使“我”陷入巨大的孤独之中。在这时，能带给诗人些许安慰的是对逝去奶奶的回忆和怀想，“她还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围着这棵秋天的枣树/她仰起头接住了许多/红色的幸福”，这是多么幸福和和谐的画面啊，这样的结尾使整首诗不至流于过度的感伤，起到一种穆旦所说的“含泪强为言笑”的效果，强化了对奶奶美好的怀想。

五、诗的生命与生命的诗

诗的生命和生命的诗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命题，而是同一个命题不同的两个面向。今天我们创作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诗。一方面“诗人的悲哀早已汗牛充栋”“诗呵，我知道你早已高不可攀，千万卷名诗早已堆积如山”（穆旦《诗》），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却面临精神空虚和价值失落的问题，在商业化和世俗化大潮的席卷之下，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道德滑坡，看到了普遍的精神世界的坍塌和失落。但是，我们已无法寄希望于通过宗教拯救世人的灵魂，现代科学早已揭示了其虚妄性，在这时，找到精神的皈依之所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民国时期，蔡元培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初，在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中国知识界爆发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当时讨论所涉及的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今天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显严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类似路人丁这样诗人所写就的“那些真正用‘生命体验’所淬炼出来的诗句”（《“充满生机的内核”》，第85页）那些“不只是指向了个人的生命体验、记忆以及家庭叙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个人之诗’而向更为深层的内核和开阔地带挖掘——这样诗也因此携带了精神势能、文化含量和普适性的思想体量。”（同上，第87页）这样的诗歌写作由于有更直接的个人经验和深广的价值关怀，成为我所说的以生命写诗。当诗人以自己的生命能量灌注于文字，那诗歌就染上特殊的光彩，变得明净、蕴藉、深邃，就会具有不但是诗人本身而且是他代表的那片土地、那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而路人丁的那些以北方为题材的诗篇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如此，诗歌不但完成了写作者“表达最深厚的情感”的需求，成为一种“借诗而生”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利于沟通和净化人的心灵，展示一个民族的坚毅、质朴、厚重和勤劳这些美好的品质。当我们是以生命写诗，把诗歌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把写诗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借助诗歌来炫耀自我或打击旁人”，不再如“很多浸淫学院或口语的年轻诗人把诗歌写成了玄学黑洞或者市井俚曲”，而是“能够在诗中完成一次次的摆渡进而打磨出一个精神和生命层面的自我、真我乃至诗性的人格和精神肖像。”（《“充满生机的内核”》，第87页）这样，诗人和他的诗歌就有了生命的力度，就能成为民族和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因而，路人丁的出现具有更深广的意义，我不愿把她归结为一个“昭通诗人”“乡土诗人”甚至“抒情诗人”，这类标签可能会掩盖她诗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她以及如她一样的诗人的出现，似乎预示着我们建立理想精神家园的行动又增添了一股强劲的力量。

　　我期待着她写出更多优秀的诗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