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波

　　（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

　　雕塑服饰衣纹是具象雕塑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表现雕塑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科学方法之一。对雕塑衣纹的系统研究，不仅是对雕塑理论研究的补白，也能为实践提供一种理论支持，还是对教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以雕塑服饰衣纹为研究出发点，东西古今的人像雕塑基本由非着衣人体雕塑与着衣人物雕塑这两大部分所组成。其中着衣雕塑作品在具象雕塑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雕塑服饰衣纹处理的好坏是着衣人物雕塑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本课题在此部分以时间阶段为线索，通过不同地域服饰衣纹在艺术史中产生的构造、组织形式以及一般的变化规律的分析，梳理出服饰衣纹在雕塑艺术领域的变化和运用方法。

一、西方人物雕塑服饰衣纹发展沿革概述

雕塑艺术作为伴随人类文明起源的一种古老艺术，服饰衣纹自然而然地走进雕塑家的视野，成为体现人物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随着服饰的出现与种类的丰富，也成为雕塑家丰富画面与造型表现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雕塑艺术中服饰的出现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艺术考古的角度来说雕塑衣纹的表现风格已经成为雕塑艺术进行断代的特征之一。服饰衣纹在雕塑艺术中的出现与运用为雕塑带来的意义是空前的，它解决了雕塑构图中的虚与实、疏与密动与静、理性与感性等问题,进一步拓展了雕塑艺术语言的表现空间与可能性。

　　从最具有代表性和艺术沿承袭的古希腊服饰衣纹雕塑开始，就在雕塑服饰衣纹的研究领域树立起了一个高峰。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端，古希腊人的民族气质是追求自由追求美的，其开放的思想浪漫而洒脱。他们追求着智慧的发展与健美的人体，以强壮的身体为美，并极力通过雕塑来表现人体美。以雅典卫城巴底农神庙山墙雕刻为代表，古希腊经历了四个时期的雕塑演变。古希腊雕塑服饰衣纹注重于“体”的把握，一直都在追求着一种“真实的美”，追求深层的衣纹体积。在其人物雕塑的衣纹处理上，古希腊雕塑家力求真实，衣物上的每一条衣纹起势走向或深浅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家能非常娴熟、巧妙地运用人体着衣的艺术形式，表现其塑造对象的气质、动态、性格以及社会属性等特征；同时运用衣纹的塑造转达艺术风格，表现其当时的时代审美意识。温克尔曼把古希腊的雕塑艺术高度概括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古希腊雕塑中的衣纹成为静穆伟大的注脚。

　　古罗马雕塑在服饰衣纹方面沿袭了希腊化风格，罗马艺术家开始概括、生动的表现对象，服饰衣纹也更具有自然主义的逼真，配合人物雕像个性基础上的美化，进入写实主义时期。

　　中世纪的西方雕塑艺术受基督教影响，融合了东方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蛮族文化，形成了严格程式化的艺术形式。雕塑服饰衣纹高度提炼简化，赋予雕像以稳固永恒的精神，形式服从宗教思想，追求崇高的精神指向。中世纪早期雕塑服饰衣纹与不自然的人物动态形成比例拉长夸张变形的特有造型，而发展到晚期高峰的哥特式雕刻，则追求平面装饰性效果。这一时期雕塑由于从属于建筑结构空间的关系，衣纹呈现出垂直貌似呆板的形式。但就是这种垂直并行的衣纹形式传达出视觉上的安静、严肃、崇高的情绪和不断增强的体积感，对应了基督教教义追求的崇高感的精神理念，实现了现实和宗教的统一。

　　文艺复兴时期雕塑服饰衣纹在古典规范的影响下继承发扬了古希腊、罗马艺术传统，体现了雕塑艺术中关于人的理想概念，是那个时代人物概括化和英雄化形象的投射。人物雕塑服饰衣纹造型处理庄重典雅，厚重而有质感，层次变化丰富。文艺复兴的雕塑艺术力求通过宗教题材反映世俗精神，人物雕塑动感的衣褶造型典雅柔和，充分体现出人物形体的体积感和线条的节奏感。凸显出人物雕塑造型结实有力，比例严谨，更具有高度的形体感和严密的空间感。这样的现实主义艺术语言割断和彻底摆脱了与中世纪哥特式传统艺术的内在联系，使宗教的抽象概念成为物质的具体形象，提升了对现实的直接感受和高度的造型表现力，复兴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样式。我们可以通过达·芬奇的《布纹研究》窥探出那个时代艺术家在继承古典艺术精神的同时，更注入了理性的探究。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在他一系列伟大作品中，对服饰衣纹的处理既显示雕塑人物动态的形状，又巧妙解决了构图美与实际人体结构比例的矛盾问题。裸露的身体以及清晰的人物面孔与衣褶的厚重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统一而富有变化。这样具有强烈写实技巧的服饰衣褶衬托塑造出的雕塑形象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映。

　　巴洛克是17世纪广为流传的一种艺术风格，从文艺复兴尾声发展而来，处于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发展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雕塑服饰衣纹有宗教的特色又有享乐主义的色彩；宁静和谐，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强调运动感，又关注空间感和立体感；它的综合性与宗教色彩使巴洛克艺术有远离生活和时代的倾向。

　　贝尼尼作为巴洛克艺术的代表，其雕塑作品中服饰衣纹的处理方式保留了古典主义审美特征外，已经具备了诸多强烈的装饰主义色彩和现代雕塑特征，尤其在雕像衣纹的处理方式上更具备超前性。他的雕像服饰衣纹的古典特征主要体现在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传统、形体结构、比例关系及质感塑造上。人物雕塑衣纹随着人体姿态转动而涌动，变化丰富。衣纹的附着感虽然不是很强，但布褶转折关系合理。雕塑表面打磨精细，没有留下任何凿刻痕迹，衣纹局部结构刻画细腻，力求古典主义真实。在布纹的质感处理上，与古典雕塑同样逼真，如果从局部处理方式来看，几乎辨认不出那是古典主义雕塑以外的作品。如果说古典主义雕像在衣纹处理上更多服从肉体的话，那么贝尼尼雕像的衣纹更多地在服从整体，衣纹在贝尼尼的眼中显然与肉体同样重要。尤其在贝尼尼晚期作品中，衣纹处理随性自由，又有新的突破，雕像衣纹同样的“单元形式”不断重复，追求雕像的运动感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重视明暗对比，装饰特征明显，并逐渐趋于格式化。与古典雕塑追求体量感形成鲜明对比，整体上更能形成一种“轻盈”的视觉效果。

　　20 世纪初，西方近现代雕塑着衣人物雕塑更具有了现代的审美趣味。这一时期的雕塑服饰衣纹塑造运用强烈的光影手法，把写实主义的构思、自然的姿态和戏剧化的动作完美的融为一体。透过经典的作品，我们可以总结出近现代雕塑服饰衣纹塑造的规律：那就是对衣纹的塑造，越来越趋于强调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在强调主观感受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客观形象的追求与刻画。如法国浪漫主义雕塑巨匠罗丹的作品《加莱义民》。但罗丹在所创作《巴尔扎克》雕像时在服饰衣纹的表现上，却又呈现出不同于前人的艺术风格与时代特色。力求捕捉住人物最关键的东西，展示这位天才的精神气质。而不斤斤计较于细节的精雕细琢，不追求衣纹的面面俱到。而现代的雕塑家们也同样没有放弃用着衣的雕塑艺术形式表现对象。因为近现代着衣的雕塑在作品表现上，常常有利于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环境，增加作品的特殊的艺术气氛；特别是在表现历史人物，为了表现其所处的年代及人物性格、性别、年龄、职业身份等，服饰衣纹的塑造表现就更显得极其重要。如意大利现代雕塑家曼祖，在他的着衣人物肖像作品里，处理衣褶纹的技巧与前辈不同，尽量回避琐碎的服饰衣纹褶皱细节对整体的影响，强调塑造作品的完整性。处理的服饰衣褶简洁单纯，明确而又果断，线条从所需要构图的整体出发，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略带有巧妙的弧度，格调高雅而又有所掌控，让人觉得在其强韧的形态之内，更具备感性的古典的气质。

　　西方近现代写实主义雕塑对中国影响深远，一条线是接受学习了西方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洗礼。一大批留法的学子，如刘开渠、滑田友、曾竹韶、廖新学等带回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写实雕塑传统，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雕塑艺术教育。另外一条线是受苏联雕塑艺术的影响。苏联雕塑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纪念碑式的现实英雄主义风格，雕塑的形式语言强烈传达着一种文化意志。人物雕塑服饰衣纹服务于塑造人物和人体美这一造型艺术形式，具有纪念碑艺术的宏伟特色，突出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题材。苏联的美术学院雕塑教学体系坚持写实主义，在此基础上追求形式上的变化，强调形体空间，注意形体的归纳和概括，更加注重雕塑语言的艺术表现力与效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雕塑人才。他们把雕塑服饰衣纹在架上雕塑的自由生动的处理办法吸收运用到大型公共纪念性雕塑中，对中国的雕塑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两条线的雕塑技法与中国本土传统的雕塑风格相融合，发展完善至今已自成体系，积累形成了我国雕塑教育的自身面貌。直至当代，写实雕塑语言在创作和呈现当代艺术思维观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当代雕塑在服饰衣纹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雕塑作品：隋建国的《衣纹研究》系列，他把服饰衣纹的塑造与符号观念联系在一起，呈现了雕塑服饰衣纹表达的可能性。

二、东方人物雕塑服饰衣纹发展沿革概述

从亚述、古埃及以及两河流域文明开始，那时的雕塑艺术深受宗教影响，呈现出壮丽、宏伟、稳定的风格，有严格的规范，具有写实基础上的装饰性美化效果。亚述王宫的浮雕人物衣纹服饰以简洁写实手法配合史诗般的人物、动物复杂背景构成的浮雕场面，造就了最富有特色的也颇让后人深感疑惑的远古艺术。古埃及的法老陵墓和各神庙中，雕塑以“正面律”的浮雕形式为代表，雕塑服饰衣纹雕刻简洁、整体、概括，形式感强烈，衣纹线条富有装饰性，呈现人物神圣、庄严、神秘的宗教神权意味。波斯、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联系紧密，尤其古代印度宗教雕塑艺术中服饰衣纹的处理曾对我国佛教雕塑衣纹样式产生过深刻影响。在此重点研究讨论中国雕塑文明中服饰衣纹的来龙去脉。

　　中国古代雕塑作为世界三大雕塑传统之一，在世界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面貌。纵观中国人物雕塑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明确地认知由我们民族悠久的人文思想、宗教信仰培育形成的审美取向是具有鲜明形式特色的。作为古老中国文化表征和符号，对它的解读是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明史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历代雕塑作品中，雕塑服饰衣纹的组织概括提炼，成为雕塑人物形象塑造，甚至雕塑整体的形式节奏韵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种非自然主义的、高度形式化的提炼概括，使得中国传统人物雕塑中衣纹造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面貌。

　　秦汉时代雕塑风格严峻阳刚，雕塑服饰粗犷简朴。如秦代的兵马俑陶塑，具有高度的写实性，人物呈现出醇熟的民族风格，衣纹塑造具有强烈的形式追求；汉代“因势象形”的石刻、古拙的汉俑，具有中国雕塑特有的“写意性”，其“以形写神”，概括且生动的服装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古代雕塑主要是围绕佛教雕塑展开的。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佛教雕塑，最早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经发展、演化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点的雕塑艺术形式。其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表现技法，在民族化的进程中，促使了中国雕塑多样化的形成。魏晋南北朝的雕塑服饰衣纹风格在融合中以“曹衣出水”式的样式呈现出雕塑整体“秀骨清像”的风格。衣纹处理简练概括，方向走势明确，疏密处理得当，能微妙反映出身体形体变化，流露出东方气韵。以云冈、龙门、麦积山和敦煌石窟造像最具代表性。

　　隋唐造像风气极盛，其佛教雕塑艺术的特点是把理想性与现实性和谐统一；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风格完美结合；无论是塑还是雕，在技法上已经完全成熟。盛唐的佛像造像衣纹处理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之间的融合趋于成熟.多为较圆润的线条，褶纹有疏有密有虚有实、不仅开始表现了衣服的质感和褶纹的动势，还能过衣服看出人体肌肉的起伏，既写实逼真、又有装饰效果。这一时期的敦煌造像、龙门石刻、山西天龙山石窟为代表，雕塑技艺细腻精致，雕塑服饰衣纹异常华丽、简洁、流畅，富于装饰性。除佛教雕塑外，唐俑的造型相对汉俑在雕塑服饰上的简练、纯朴、生动则显得更加娴熟、精致、准确和富于变化。

　　五代、两宋、辽、金是中国古代雕塑时尚的一个转折。佛教、道教雕塑题材、风格趋于世俗化；民间雕塑工艺水平得到较大发展。以安岳、大足石刻造像、太原晋祠彩塑和大同华严寺彩塑为代表，雕塑规模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雕刻细腻周密，技艺异常成熟精湛；雕刻的宗教服饰衣纹极度写实准确，且富于内在造型形式规律；世俗化的造像衣纹生动传神，烘托人物内心刻画，呈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一时期工艺性雕塑十分盛行，表现在陶塑、泥塑、石雕、木雕、竹雕、金属工艺雕塑等方面。题材人物雕塑占主导，服饰衣纹的雕塑材料技法样式也得到充分发展。

　　元明清时期，中国雕塑史上总体成就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趋势。由于佛教的世俗化，这一时期也不再有上一个时代的造像热情。艺术和美学也缺乏崇高阳刚之气，而进入华丽雕琢的境地。代表性的宗教雕塑有山西平遥双林寺佛教雕塑、云南昆明筇竹寺罗汉塑像等。其总体特点是造型优美生动，服饰衣纹配合人物形象塑造逼真。在工艺性雕塑方面，以陶塑、玉雕、木雕和竹雕为主，清代的工艺泥塑“泥人张”、惠山的泥人彩塑等也促进了雕塑服饰衣纹的工艺化技巧发展。

三、云南少数民族人物雕塑服饰衣纹发展沿革概述

不同时期、地域雕塑中的服饰衣纹呈现了各自的特点，成为记录时代进步和铭记时代审美标准的载体。以上对东西方雕塑服饰衣纹的发展脉络概括梳理是我们针对性开展挖掘研究整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衣纹雕塑教学与创作的理论对照基础。

　　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可谓绚烂多彩，源远流长。早在远古云南岩画中就已经出现了服饰的雏形。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青铜器上铸有纺织的场景，更是说明云南成熟的纺织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滇青铜器中的服装扣饰更是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枝奇葩。剑川石窟和摩崖造像中的宗教服饰造型艺术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原、吐蕃文化形成的一个新的璀璨高峰。“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真实的描绘了南诏、大理国时期宗教、宫廷服饰礼仪场景，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研究古代云南服饰文化的图像资料。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彩塑衣着多样，栩栩如生，也是研究宗教世俗化服饰衣纹塑造变化的瑰宝。

　　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云南文化艺术发展的活化石，云南民族服饰之美，特点具体体现在不同民族服饰的款式和色彩搭配上，也是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重要标志。这些民族服饰千姿百态，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装束，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性格以及各异的审美情趣。其服装样式、材料、装饰图案等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对于通过雕塑艺术表现不同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反映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具有极高的审美研究创作价值。

　　彝族服饰是服饰文化积淀最为丰富的民族，支系众多，每一支系服饰又成若干样式。例如大凉山男子的头饰“天菩萨”、服装“察尔瓦”；滇中绣制的挎包；滇南的“花腰彝”，其款式不下几十种，多姿多彩又各成特色。

　　哈尼族服饰与梯田农耕生产密切相关，以“爱伲”“白宏”“奕车”三个支系的服饰最具特色。根据男女和不同年龄阶段素有“服饰三变”之说。哈尼族树皮衣取材独特，凝聚了哈尼族人民的智慧。

　　白族人崇尚白色，服饰款式各地略有不同，以白色衣服最为尊贵，无论男女老少服饰清爽得体、简洁明快、美观大方。

　　傣族服饰分为水傣、汉傣和花腰傣三个支系。傣女身材苗条喜穿窄袖短衣和筒裙，显得婀娜多姿；男子穿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衫，潇洒飘逸。无论男女出门喜挎织棉挎包（筒帕）。

　　苗族服饰是我国所有民族中服饰最为华丽的服饰，多种多样，有盛装和便装之分，不同地域支系从整体上保持了民间传统编织、刺绣、染色等工艺技法，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

　　瑶族尚黑，民风淳朴且彪悍，习惯用自织自染的深色土布制作衣裤。其中支系的“红头瑶”头饰独特，颇具渊源。

　　佤族崇拜红色和黑色，服饰粗犷简洁。女着短筒裙，男缠头佩刀，男女皆喜欢披毯，配饰粗犷、豪放，具有山地民族特色。

　　阿昌族的服饰简洁、朴素、美观，颜色鲜艳。男子包头、毡帽留穗、挎刀，英俊而潇洒；女子喜缠出尖顶高包头垂挂五彩小绣球，颇具特色。

　　德昂族服饰依据服饰条纹和底色不同，分为“花德昂”“红德昂”“黑的昂”。腰箍是德昂服饰文化中的特色，意蕴古老。

　　布朗族是一个古老的土著民族，服装从种植棉花到手工织布制衣无不手工制作完成，男女包头，服饰简朴。

　　纳西族最具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的服饰当属“七星披肩”，制作非常讲究。因常披于妇女背后，也称“披背”；羊皮制作而成又叫“七星羊皮”。

　　傈僳族服饰美观、典雅、大方，不同地区支系依据服饰颜色划分为“白傈僳”“黑傈僳”“花傈僳”。男喜系绑腿，外出挎刀背驽。女子包头帕，装饰红穗，搭头巾；长衫、坎肩、围裙，胸前挂口弦（乐器）。

　　拉祜族是中国古老民族之一，历史上被称为“猎虎的民族”。崇尚黑色，以黑色为美。服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头缠长巾，身着高开衩长衫，下着长裤。另一种是上着窄袖短衣，下着筒裙，黑布裹腿，头缠各色长巾。都是黑色打底，用彩线或彩色布条、布块镶绣各种花纹图案装饰，即深沉又鲜明。

　　基诺族服饰大方雅素，面料采用自制棉麻混纺土布，朴实耐用，以本色为主。辅以黑红绿蓝等布条点缀，有“彩虹衣”之称。服装背后“月亮花”方块图案是基诺族男装的标志。女装上衣下裙，头戴特色披风式尖帽。

　　独龙族传统服饰比较简单，其传统服饰——麻毯，又称“独龙毯”。白天当披肩，晚上当被盖，是其民族特色的标志。

　　景颇族，云南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服饰风格独特。妇女戴筒形帽，上船黑色圆领窄袖短衣，衣肩镶上百个银泡、银牌和银穗，项挂银圈、银铃，起舞作响。男子包头巾，缀绒球，腰挂饰有银泡、银片、流苏的“筒帕”和长刀，颇显英武。

　　以上是云南最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服饰，此外还有布依族、回族、满族、蒙古族、怒族、普米族、水族、藏族、壮族的民族服饰也是各具特色，共同造就了云南灿烂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四、民族雕塑服饰衣纹研究的成果和具体途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云南雕塑家历经老中青三代雕塑家的创作实践积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产生的代表性少数民族服饰雕塑作品有：已故云南艺术家袁晓岑雕塑作品《母女学文化》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及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老一辈雕塑家的雕塑作品如张元真《阿诗玛》；张志禹《金花》等；中青年雕塑家如杨小波《十九秋》；张仲夏《云上风景》系列等；一些年轻雕塑家也在艺术实践中成长。这些雕塑家都以云南少数民族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对少数民族服饰在雕塑作品中的运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做了积极地探索尝试，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如何把云南少数民族服饰为特点的雕塑创作与弘扬云南民族本土文化以及当下社会的发展更加有效的结合，这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

　　为把云南艺术学院建设成为“民族艺术特色鲜明的区域性高水平艺术大学”，立足民族传统，发挥地域性优势，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具备优良专业雕塑艺术素质的创新型应用型艺术人才，云南艺术学院雕塑系申报了云南民族题材雕塑课程改革与创新研究——《民族雕塑服饰衣纹》课题。该课题获批云南省教育厅 2018 年高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课题。具体以原雕塑系教学体系为基础，与云南民族服饰衣纹研究相结合，系统学习研究掌握民族服饰衣纹的塑造技巧和各民族服饰文化背后的历史、宗教、习俗内涵。课堂上以少数民族着衣人体泥塑服饰衣纹写生训练为主，掌握塑造人体、服饰衣纹的整体观察方式和塑造技法；充分理解人体解剖结构和人体运动对服饰衣纹产生变化的规律。课后艺术实践深入到云南民族地区采风写生收集素材，体验真实的当地民族生活。由此理论与实践全方位的深入到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当中，挖掘雕塑题材，提炼出符合中国民族特色的雕塑语言。

　　基于以上东西方和云南本土的文化艺术积淀，对于展开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衣纹雕塑的研究和教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和实物传承根基。在此基础上对多姿多彩的云南民族服饰艺术进行梳理，结合民间传统泥塑技艺、现代具象雕塑方法和当代的雕塑观念，通过系统的专业雕塑教学研究与实地考察，期许能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雕塑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