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嘉瑞

　　（作者单位：云南省戏剧家协会）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要引领时代风尚，促进社会发展，更要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创新，使之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这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重视、挖掘、传承、弘扬和发展红色文化，必须从红色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这不仅因为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而且因为红色文化的人民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创新精神。

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的划时代贡献

在论述红色文化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也即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凝结而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兼收并蓄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本文论述的红色文化即是中国的红色文化。

　　中国的红色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两个源头，一为马克思主义；一为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无与伦比的思想伟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年来中华优秀儿女薪火相传的智慧结晶，它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时俱进，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普遍意义。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从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借鉴丰富，发展转化，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红色文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先进份子求索真理的结果，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据党史研究者考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为代表的东瀛日本途径；二是以周恩来、蔡和森、张伯简为代表的西欧途径；三是以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的北方苏俄途径。三条途径殊途同归，均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与民族解放为共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掌握便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比喻为开天辟地的盘古，意寓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崭新世界的伟大开创者，这是十分准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也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前，中国是没有红色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华民族才创造出了独特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制度、作风、道德、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性、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勤劳、勇敢、正义、善良、创造、革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争取胜利是它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内涵的象征。红色文化诞生前，中华民族的先进份子和优秀代表一方面从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从古代的仁人志士身上，吸取精神食粮和树立学习榜样，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从自身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中创造着优秀文化并为后世树立楷模，就这样形成了延绵不绝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浩瀚长河。例如诸葛亮，他自比管仲、乐毅，把春秋时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贤相管仲和战国时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成就伟业的大军事家乐毅作为学习榜样，而经千锤百炼，自己也成了彪炳千秋的一代名相和“功盖三分国”的大军事家。他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为世人树立了典范。“出师一表真名在，千古谁堪伯仲间”。他的“出师表”也成为后世人抗击入侵的战斗檄文。又如宋代名相范仲淹，他自幼奋发苦读，向前辈先贤学习，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并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真正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更为后世树立了道德风标。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他从小深受妈祖“立德、行善”的熏陶，奠定了人生向善的基础。在鳌峰书院读书时，专心向学，写有读书札记《云左山杂房录》，将诸子百家一同采纳。从政为官后，澄清吏治，有“林青天”之美誉。其虎门销烟，奋力抗英的壮举，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诗句则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也激励了后来者包括不少共产党人为国为民、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无私精神。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诸葛亮、范仲淹、林则徐等留给后世的这些名言所蕴含的积极精神，早已穿透历史，昭示着后来者，共产党人正是取其饱含着人民性的思想精华，化为我用，为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真正做到了先苦后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时倾尽毕生心血，书写出了不朽的红色文化。如方志敬烈士革命的一生及其在狱中写下的革命文字《可爱的中国》，如夏明翰烈士为革命献身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如杨超烈士在就义前的呐喊：“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的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在这里，杨超烈士化伍子胥的复仇意志为无产阶级所用，突破了伍子胥的家仇情怀，抒写的是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大恨与大爱。凡此种种鲜血写成的血性文章，正是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

　　悠悠历史，耿耿星河，民族脊梁，后人景仰。在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精忠报国的岳飞可以激励人们英勇抗击外族的入侵；采薇而食的伯夷和叔齐可以教育人们忠于祖国、热爱祖国；执法如山的包拯可以鼓舞人们伸张正义，实施法治；坚贞不屈的王宝钏可以唤起人们反对门阀观念，争取婚姻自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岳飞的忠勇报国有可能会滑向愚忠愚孝；伯夷和叔齐的磊落气节有可能会滑向狭隘的爱国主义；包拯的爱民如子有可能滑向对人治的崇拜；王宝钏的贫贱不移有可能滑向封建主义的从一而终。这表明，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去继承、去弘扬的问题。正是共产党人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自觉地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待优秀传统文化，因而既传承又升华了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放射出时代的耀眼光芒。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升华了岳飞抗击侵略、精忠报国的精神；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哪管饥饿疲乏，不顾断指裂肤的革命意志，升华了伯夷和叔齐的爱国主义精神；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一被誉为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升华了包拯的执法如山精神；诞生于延安时期新生活的王贵与李香香的故事，升华了王宝钏争取婚姻自由的精神。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更是创造出了红船精神、古田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联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模范英雄人物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鲜明标志。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是没有红色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借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中国有了红色文化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上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下启一代文化新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的划时代贡献。

二、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内容翔实、不可分割又不断发展创新的整体，它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组成。红色文化正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于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传承创新，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既是它的表征，更是它的内核，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它百折不挠的前进方向和价值追求。红色文化不可能替代和等同于全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它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决定了它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并且具有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有同志认为，红色文化的本质就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也包含了红色文化，用革命文化替代红色文化的称谓更为准确。诚然革命文化的范畴包括了红色文化，但红色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与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风制度、革命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也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风制度、革命精神的综合体现。如果仅用革命文化来称谓它，它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典型意义就被削弱了。因而我们必须强调红色文化称谓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革命战争中创造并形成的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共产党的前进步伐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拓宽和丰富了它的内容。我们知道，五星红旗是国旗，是红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国歌，义勇军血与火的战斗历程也是红色的；国徽以红色的红旗，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以红色为天空，周围是金色的谷穗和齿轮，还有红色的绶带。这说明国徽的主体色调也是红色的。国旗、国歌、国徽均是红色的，加之红色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充分表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色是红色的，所谓红色中国是也。红色中国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上文提到，勤劳、勇敢、善良、正义、创造、革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争取胜利是红色文化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内涵，与之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创造出了一系列红色文化的精神符号，如解放、东风、胜利、跃进、新华、红旗、团结、奋斗、五一，等等。以这些精神符号命名的广场、楼宇、馆所、学校、剧院、商店，彰显的是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红色文化内涵，鼓舞着人们朝气蓬勃地胜利前进。

　　在社会主义和平年代，红色文化的特征主要由社会主义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以及先进群体来体现，也可以说，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先进群体是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如雷锋和雷锋精神、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红旗渠和红旗渠精神等。而吴运铎、孟泰、向秀丽、张秉贵、时传祥、欧阳海、邓稼先、杨善洲、谷文昌、黄大年、张富清等先进人物所彰显的时代精神和风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和意志的延续，也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雷锋为例，正好说明这两方面的问题，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弘扬；《雷锋日记》是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创新。

　　红色文化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不断催生红色文化的问世，这是红色文化繁荣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毛泽东思想所孕育催生的“两弹一星精神”及其红色文化；如邓小平理论所孕育催生的“特区精神”及其红色文化；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孕育催生的“抗洪精神”及其红色文化；如科学发展观所孕育催生的“杨善洲精神”及其红色文化；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孕育催生的“李保国精神”及其红色文化，等等。这一切充分表明，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大力弘扬红色文化，这是历史的任务。

三、红色文化是文化建设和旅游建设的实践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红色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文化观不仅指导文化建设，而且指导以文化为灵魂的旅游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旅游建设的实践着力点。

　　先谈文化建设。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昌盛与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和构建方面而言，还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面而言，红色文化作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建设意义。红色文化具有理想情操坚定、价值取向崇高、群众基础深厚、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等特征。就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言，它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又能为抵御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侵蚀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红色文化题材广泛，内容精深，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就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系而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着力点，就是要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华各民族优秀儿女所谱写的红色故事，或曰英雄故事。这是文化建设中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和主要要讲好的故事。在这里，文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社科工作者既责任重大又责无旁贷。党史工作者和社科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挖掘历史、把握当代、深入调查、反复鉴别、去伪存真、探索规律基础上而形成的党史和社科研究成果，以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活生生的实践创造，是讲好红色故事的基础和前提，而文艺工作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生活、提炼素材、探幽发微、捕捉灵感，创作和描绘出可歌可泣的，感人至深的各艺术门类的红色故事的创作者。讲好红色故事，党史工作者、社科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要实行三者结合。

　　红色文化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走来，又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它经风雨、见世面，玉汝于成、百炼成钢，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富于时代精神和民族品格的生动素材，是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有人说，创作红色题材往往容易使作品流于公式化和概念化。需要指出的是，红色题材不能与公式化概念化划等号。作品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不是题材问题，而是作者的思想水平、艺术底蕴和写作功力的问题。红色题材不仅是体量重大，它包括着笔力的遒劲，思想的深邃，意蕴的丰厚；包括着历史的胸襟和妙手偶得的灵感；包括着应对题材的生活资源，理论资源和文学实力。我们看阎肃同志根据长篇小说《红岩》创作的歌剧《江姐》，看汪曾祺等同志根据沪剧《泸荡火种》改编的京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看翁偶虹、阿甲同志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红灯记》，看李可染、钱松喦创作的红色山水画如《革命摇篮井冈山》《万山红遍》等，无一不被其所感染，你能说这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吗？这些作品真正做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

　　创作出高质量的红色文化作品，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最生动、最形象、最感人，最能温润心灵和陶冶情操的生活教科书，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再谈旅游建设。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旅游的精神指向。人们向往名山大川，向往美丽的自然风光，不仅因为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塞北的柔美和壮美所呈现的奇异景色吸引我们，而且因为蕴含在奇异景色中的人文景观更让我们梦绕魂牵。

　　以泰山为例。泰山被称为“五岳之尊”，不是自然的缘由，主要是文化的缘由。泰山的美虽然以自然美为基础，但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滋养、凝结和丰富。季羡林先生说：“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人们游泰山一般都超越了游嬉的心态，而是在怡情悦性的过程中实现对泰山文化的领悟和阅读。这是旅游对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洗涤。也说明了文化在旅游中的核心作用。

　　传统文化与名胜古迹、奇山异水相连相依；红色文化与革命圣地、烈士故居密不可分。名胜古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革命圣地光耀神州南北西东。就红色文化与旅游建设的关系而言，二者相结合，构建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全世界少有或唯我独有的旅游事业——红色旅游。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要把红色文化很好地融入到旅游事业中，形成红色旅游的强大势态，让红色旅游长盛不衰。

　　要建设好红色旅游，必须弘扬和发展好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最核心的内容和全部支撑。就旅游角度而言，红色文化在哪里？就在革命圣地、烈士故居，以及抗击外侵，彰显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遗存中，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革命故事，构成了红色旅游中红色文化的全部内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打造好红色旅游的景点，深刻挖掘红色景点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底蕴，撰写好红色景点的解说词，用丰富多彩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及革命遗物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不断创造出红色旅游的品牌，同时稳步发展好红色旅游的相关产业，使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并持续推向前进。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毛泽东主席1933年书写的“菩萨蛮”词，预言到了今天的红色旅游。不是吗？当年红军鏖战的战场，见证了革命的惨烈和革命战士浴血奋战谱写下的可歌可泣的诗篇，革命胜利后的今天，正成为人民群众缅怀先烈的凭吊之地和接受精神文明沐浴的教育基地。“今朝更好看”，不仅是春回大地自然景色的“好看”，而且是经受了革命风涛洗礼的标志物或纪念地在人民群众奔向小康的奋斗进程中，其所昭示的理想光辉加倍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令人们心向往之并流连忘返。新时代党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限广阔，红色旅游正当其时。

　　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红色文化的滚滚洪流像长江黄河一样汹涌澎湃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催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必将昂首怒放，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