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蓓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提出，农业社会是前喻文化时代，网络社会则是后喻文化时代。这一“前”一“后”间的差别在于：过去，主要是子女向父母学习；现今，父母向子女学习的“文化反哺”现象变得常见。不同于传统亲子关系里父母对子女绝对地耳提面命，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建立在倡导民主平等的基础上，在尊重父母知识、经验的前提下，鼓励子女拥有自己的认识、见解，亲子交往，谋求的是家长和子女共同发展。新近面世，由文学批评家冉隆中创作的“那年我N岁”系列诸册，正呈现了一种后喻文化时代的亲子关系面貌。

　　“那年我N岁”的故事始于冉潇然小朋友三岁半时，冉潇然正是“那年我N岁”系列图书唯一的主人公。这个大字还识不得几个的小男孩，现实生活中其言行间的活泼、伶俐、天真、淘气甚至不乏个性，激起了潇然爸爸也就是本书作者冉隆中的“晒娃”之心。另外，当时的潇然有了一新的身份——陪读儿童，离开昆明的家，给求学天津、上海等地的妈妈陪读。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的改变，让这小子得以在小小年纪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一有机会，他开口噼里啪啦给爸妈的也更多了。当世今日，智能手机普及，视听传播发达，用图像、影像记录下自家宝贝的生活片段并予发布，是今日社交媒体上的常态。仿佛一转眼，某个呀呀学语的稚童就已背上了小书包，或者，某个只懂比划剪刀手的小囡开始了帮她的小妹妹梳头……从一帧帧相片、一段段视频里，被分享者觉出光阴流转，更觉出小朋友们的成长。而潇然爸爸冉隆中的“晒娃”方式比较特别——这位素以文艺批评、文学创作见长的“大书”作者，其文字的“狰狞”、语言的尖刻，批评剑锋所指总是所向披靡——他何时俯下身子，转而童书，并且甘为代书人，持续“誊抄”潇然一路自道的那些发生在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小事情，并不为儿童文学“圈内”人所知。但是打开他这套经年积攒、用心细密的这一叠“小书”——“那年我N岁”，还是让人不由一惊，继而一喜。

　　文字“晒娃”，不似图像、影像晒娃，直观、即时，却多缺乏语境，重在形之展示，一旦成了文，有前因后果，有上下文，于是，书中那名从三岁到六岁的男孩的滔滔不绝或喃喃自语，悄然间触动读者，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并且折射出当下中国家庭面临的某些焦虑与纠结，折射出现今家庭与学校教育里的那些探索、欣喜与无奈。诚如儿童文学名家吴然在《序》里所言：“我更愿意欣赏书中充溢的神奇和有趣，以及尊重孩子天性、塑造美好人性的智慧。孩子成长过程歪歪扭扭的脚印，妈妈一切为了孩子投入的全部的爱，以及幕后英雄爸爸的许多努力……我都在书中真切地体会到了。很多故事，让我微笑、大笑；一些段落，让我泪目、沉思。”

　　潇然爸爸的“晒”，保留下了那些可谓“糗”的地方。也因为它们，以及包括它们在内的不少细节，整套“那年我N岁”童趣盎然。比如，崇尚英雄的男孩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纪念馆，敬佩归敬佩，却自知“肯定还不能拜他当师父，学功夫”，因为“我拉完臭臭还不会擦屁股！我这个寒碜样子……”。比如，有恻隐之心的男孩，会把爸爸口中顺流而下自投罗网的“笨笨鱼”给“正名”作“活蹦乱跳的小鱼”，更慷慨地取出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交给爸爸，“布置”他用它们买下小鱼放归河中，尽管，也留意到了“我爸有点不情愿”。再比如，因老师表扬而自得的男孩，终归还是诚实地向读者“交代”了自己诗歌习作的灵感来源以及暗自“引用”——那首《约定》里最最关键的一句“风和蒲公英有个约定”，是从动漫《熊出没》里借来的，有了它，才发挥出了一连串的“太阳和小草有个约定”“农民伯伯和种子有个约定”“老师和我有个约定”“我和妈妈有个约定”。

　　判断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价值如何，故事性、趣味性、审美性、想象力、哲思性等要素，都是重要指标。此外，我们还会特别留意，留意这部作品是不是带着那么些混沌。因为嘛，小孩子每做一件事，动机往往幼稚、朴拙，成人世界里复杂的明暗规则，同他们隔着千山万水。而正是这份无来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透露出单纯的心性和天然的趣味。“那年我N岁”系列里，不乏立体杂糅、混沌无解的地方。过生日时，收到上海师大幼儿园同学们送的“炫酷”礼物的潇然，心底生出一丢丢惆怅——刚满五岁的小朋友，词汇仓库里自然还没有贮存下“惆怅”，是我这个成人读者代他归纳、提炼的——炫酷的礼物，源自同学们的教授爷爷、教授奶奶，或者博士爸爸、博士妈妈们教导自家孩子的社交规矩“不要太拿得出手好吧？！”，而我们的潇然，却怀念起了更早时候自己在天津姚村的同学，那些同学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不少曾是或仍是农人，置办东西，他们喜欢自己动手。有一回，大鹏的奶奶做了一筐煎饼，让孙子送给潇然当生日礼物。那筐煎饼味道如何，潇然并没有说，可后来我一回忆，又告诉自己：不对！书里头明明“记录”啦。《那年我六岁》里的原话是这么写的：“（大鹏的奶奶）还带话说，这东西瓷实，潇潇吃了长劲。也不知道我现在力气大，是不是与那筐煎饼有关。”

　　《那年我五岁》里的潇然，曾因动漫中的一句旁白，举一反三出了一首小诗，在诗的最后一节，他没忘记“我和妈妈有个约定 / 我说，请妈妈不要吼叫 / 就算我做错了事情 / 妈妈说，谢谢你的提醒，我保证！”整套“那年我N岁”系列书中，“批评家暨作家”“作家暨博士研究生”是潇然爸爸、潇然妈妈各自的标签，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他和她的交集还包括“凡人”，他是潇然的“凡人爸爸”，她是潇然的“凡人妈妈”，书里头，当然也是生活里头，他们总有“莫名其妙”、不够淡定、无法完美的时刻，当那些时刻被老老实实讲述出来，我们这些同样是凡人的读者不难明白：这世界总归有缺憾，能够稀释、弥补或这或那的缺憾的，只有爱。

　　因为给先后在津、沪两地深造的妈妈陪读，潇然的童年故事，更多同妈妈联系在一起。这位妈妈，勇于承认错误，乐于跟儿子一同成长，她用自己要么温柔、要么浅显、要么不动声色的方式，给予孩子认知引领。“那年我N岁”里第一次出现“性”的内容，是在潇然五岁时，他和幼儿园的一位女小朋友相约要在操场上举——办——婚——礼。妈妈阻断这桩浪漫的理由是：人都是要结婚的，结了婚，就要生活在一起！五岁的小朋友固然不能理解“生活在一起”所意味的责任、担当，但妈妈的严词，多少会让他意识到些什么吧？

　　一直记得德国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的中篇《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故事里，八岁年纪的男孩赫尔曼，因为厌倦了学校和老师，爸妈和妹妹，一心渴望成为英雄，某天，他决定逃学，并东游西逛了一整天。他幻想着城市起火自己就可以去扑救，幻想着马戏团里的蟒蛇一旦叼走了谁家的婴儿自己就可以去拯救，幻想着有哪个间谍图谋不轨不料却栽在自己这名伟大的魔术师手里……通过一连串幻想，赫尔曼不断“证明”着自己，借以逃离日常的庸碌和屡遭否定。最后，被人骗了钱的他惊觉，假如自己再一直这么空想幻想晃荡下去，也会像那骗子一样，沦为一个把一生都晃荡掉的酒鬼。于是，被豪雨淋成落汤鸡的赫尔曼，悻悻然回到家里，做好了挨一顿猛训的准备。

　　当赫尔曼哑着喉咙坦白自己没去学校，小说一开头总对儿子百般挑剔的妈妈，听了不过是点点头，说一句“我猜也是这么回事。”至于爸爸，则在赫尔曼睡前取来一本书，在儿子床头念了一个故事《去圣库鲁次的遥远之路》。圣库鲁次，书中主人公的目的地，历经重重困难抵达后，他却发现，那曾令人无比向往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有。

　　哦，圣库鲁次，有的没有，没有的有。

　　听完故事的赫尔曼低声表示，自己当天的遭遇就和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爸爸严肃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儿子。”面对儿子惊讶的目光，爸爸解释道，“我也去过‘圣库鲁次’呀。”

　　原来我们所有人都有过“圣库鲁次”的经历！潇然小朋友的妈妈和爸爸，也一定记得自己年幼时曾去过“圣库鲁次”，所以，在“一地鸡毛”的“那年我N岁”里，他们一方面参与并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同时，不耻以孩子为“师”：

　　“一心不能二用”这个道理，本是家长教会孩子的，但，边烧菜便看书而烧煳了一锅红烧肉的潇然妈妈，面对儿子的诙谐批评，再做不出“分秒必争是因为课业紧张”之类的自我辩解，她伸出手，允许儿子打自己掌心以为惩戒……

　　潇然好奇家中的山茶瓶插为何每天总有骨朵冒出，好像永远花开不败——

　　“我问妈妈，花朵吃了什么呀？

　　妈妈说，花朵吃了清水。

　　我说，清水里面难道有很多营养吗？

　　妈妈告诉我，花不需要很多营养，它知道我们爱它，就使劲开给我们看。

　　我接过妈妈手里的小喷壶，每天给山茶花喷一点儿水。有时候我看见爸爸想把喝剩下的凉茶往花上浇，被我一把夺下茶杯，我很严肃地告诉爸爸：妈妈说了，爱干净的花，只喝干净的水！”

　　鲜活一幕！当然啦，书里的鲜活，远不止这一幕。

　　快两年前吧，我见过冉潇然小朋友一面，当时，他正对身旁的一位叔叔还是伯伯讲着什么，津津有味。当“巴雷特”“勃朗宁”“甘地”“福笛”一类的词语飘过来，我禁不住够长脖子问：“小弟弟，你这都打哪儿知道的啊？”该小朋友扬起他的圆脑袋——嗯，就是“那年我X岁”系列插画作者书路路勾勒的那颗形神兼备的圆脑袋——一字一顿回答：“喜马拉雅。”瞧，作为网络原住民的“二零一零后”，人家早早就懂得通过音频信息平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最近，我因为关注中印缅抗战而积累了一些热兵器方面的知识，难说下次再见，可以就此跟潇然切磋切磋，那样的话，潇然爸爸、跨界儿童文学作家冉隆中先生，也许又能记下一节故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