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
新中国诞生后一年多，我这个瘦小的初中生，终于盼来机缘，1951年7月由家乡镇沅县中学公函推荐，又到县委会核准盖印，才得以如愿参军。穿上军装几天，就随连队奔赴哀牢山腹地进行剿匪战斗。由于我表现良好，获得两年军龄，便以老兵身份从墨江驻军117团，保送到普洱驻军39师后勤部医训队学习，一年后毕业分配到云南军区疟疾防治总队下属分队，到西双版纳国境线上为瘴疠之区的边防部队服务。这就使我在人生道路上迈开了军旅文学的脚步……
那是傣族刚过完泼水节的1954年春天，我到勐海驻军116团工作期间，我虽然是个卫生员，却爱好文学。工作空闲时便到团部阅览室读报看书，听宣传股李干事说，你要早来几天，就能听云南军区文化部冯牧副部长和他率领的那群作家讲课辅导。前些日他们跟着运输马帮转道去115团驻守的澜沧拉祜族、西盟佤族地区深入生活、采访写作去了。李干事热情地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刘白羽战地通讯选》，翻开扉页指着写有冯牧的亲笔签名说：“这是冯部长在陈赓兵团新华社军事分社当领导时，为培训部队通讯报道和写作爱好的官兵们讲课辅导使用的参考教材……”
当晚我便坐在团部阅览室，直到军营停机熄电，才读完刘白羽那些报道东北、华北解放战争的战地通讯，踏着朗朗星光回到驻地宿舍。此后连续几个晚上，我又请李干事找出团部多年来保存着的冯牧由中南书店在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战地通讯集《新战士时来亮》和1950年初写于滇南十三军驻地开远的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认真拜读起来……
那个年代的战地通讯，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同类体裁。除了迅速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所具有的新闻性、真实性，同时还具有动人感情的文学性。刘白羽和冯牧在投身战场之前，就已经是作家、评论家了。他们所写的战地通讯，自然有别于某些新闻记者所写的消息报道，让人觉得好读爱读并容易记住。这就是我从未见过面的，在勐海军营通过阅读战地通讯而认识的刘白羽和冯牧。
时光的流速总是以太阳和月亮的不断旋转为标志。七年之后的1961年春天，也在西双版纳，只不过是在距勐海军营50公里的澜沧江边的允景洪，我见到了想象之中的冯牧。那是他从军队转业回故乡北京后第一次来云南。那年中国和缅甸两国划定国境线之前，由39师、40师和思茅军分区、临沧军分区的几个边防团跨界突袭中缅泰金三角地区的蒋军残部。勘界作战之后，周恩来总理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到西双版纳首府欢度傣族泼水节。那时冯牧已在中国作家协会升职任《文艺报》副主编了。我则在1958年调到由云南军区晋级为大军区的昆明军区文化部工作。这正是冯牧四年前任职副部长的单位，所以我们见面后还是习惯称呼冯牧为冯部长。我是在军区文化部文艺科赵玉山科长的领导下，与老作家郭国甫等来边防部队采写警卫勘界作战中的英雄人物并编辑出版《战斗集》文艺读物。我们与冯部长相聚相谈，除了眼前泼水节的欢歌景象，周恩来总理与傣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和谐同乐，我当然也会谈起1954年春天，在勐海驻军团部阅览室拜读刘白羽、冯牧一系列战地通讯的经过与感受……
我们在澜沧江的沙滩上散步漫谈，冯部长面对一条条波浪闪化的一团团夕阳光彩，在一阵阵温暖的江风吹拂中，平静地对我说，现在他和刘白羽都不再像年轻时当军事记者那样写战地通讯，而是爱上散文，写作散文了。还问我是否读过刘白羽入选中学、大学教材的散文《长江三日》《日出》？我点了点头，回答说：每篇都读过两三遍。我又说：冯部长，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繁花与草叶》，我也认真看过了。由战地通讯到散文写作的相似经历，我们想请冯部长谈谈他与刘白羽相识的往事……
刘白羽1916年9月出生于北京，冯牧比他小3岁，1919年2月在北京诞生。他俩在北京历史文化环境中成长，虽未相遇相识，但却共同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刘白羽1938年春天到达延安，于年底12月加入共产党，即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冯牧1938年5月中旬离京，经冀中抗日根据地辗转数月才到延安，12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于1939年考入延安鲁艺文学院，1941年毕业便到鲁艺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两年后到南泥湾三五九旅下连当兵一年，1944年调入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在丁玲领导的副刊部任文艺编辑。同年，刘白羽从延安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任职。从以上简历对照可以说明，冯牧与刘白羽1938年就在延安相识，在延安五六年间，同一条战线，常有学习、工作、会议等交往，彼此不但增进了认知、信任，还建立了友情。即使是后来刘白羽在重庆《新华日报》，冯牧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年代，虽然远距两地，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也仍有编辑业务联系。比如，刘白羽就知道《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冯牧编辑的；还在《新华日报》转载过冯牧写的发表于《解放日报》1946年5月6日的评论《敌后文艺活动的新收获》等。1946年5月冯牧在《解放日报》加入共产党。半年后，在延安主持新华社工作的廖承志直接派冯牧以军事记者身份，从延安奔赴陈赓兵团激战中的晋西吕梁战役、汾孝战役、晋南战役，这都是保卫延安的重要战役，冯牧身临前线不断写了《把敌人淹没在汾河里》《新战士时来亮》《记郏县攻坚歼灭战》等战地通讯。期间，《解放日报》两次发函要冯牧回延安到报社工作。但冯牧乐意当军事记者，他当面向兵团司令员陈赓说了自己的愿望，陈赓就给廖承志发了电报，而把他留在前线部队。接着，冯牧参加了抢渡黄河和豫西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粤桂战役和大陆最后一次战役——滇南追歼蒋军残部的战役，在前线部队三年半的时间里，冯牧真是“身经百战”，写了“战地通讯百篇”，比如《洛阳英雄连》《陈赓将军赐见败将邱行湘》《向淮海前进》《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给大别山人民报血海深仇》等等。特别值得记叙的是，这些战地通讯都有坚强的生命力，都与解放战争的历史同生共存。比如，1950年初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当冯牧1953年到朝鲜上甘岭前线部队访问时，就发现一位志愿军战士的笔记本中夹有这篇文章的剪报。1947年写的《新战士时来亮》，直到32年后的1979年春天，冯牧到云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部队访问时，发现这支陈赓兵团的老部队，还重新印发给战士们阅读，以进行英雄主义传统教育……
再说刘白羽。他也离开《新华日报》于1946年初到北平军事调停执行部任新华社记者。国共和谈破裂后爆发内战，刘白羽又被派往东北野战军任军事记者，在东北、华北战场上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一次次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一座座丰碑。由此可知，冯牧、刘白羽自延安分别后，虽然不在同一部队、同一战场，但他俩同时都在新华社任军事记者，他俩所写的战地通讯或报告文学等等，都能驰名于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各个战役，各地战场，都能存留着各个部队的辉煌历史，都能铭刻在广大指战员的心间。这就使冯牧与刘白羽从延安时代便开始的文友与战友的感情不断得到加深，不断熔铸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尊敬……
由回忆战火纷飞的往事，进而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冯牧与刘白羽的岗位变动，从而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时，赵玉山科长插了一句话：“哎，昆华，你把那个文件柜里发现材料的事儿给冯部长说说，我们当年不是认为，要不是有刘白羽保护，冯部长也许就被戴上那顶右派帽子了……”
赵科长是从海军文工团长任上调来昆明军区文化部当文艺科长的。前些时候我们搬换办公室清理文件柜，发现一个“反右斗争”文件袋中有两份材料：一是军区《国防战士》报某社长写的一整版文章，标题很大：《冯牧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必须批判》；二是军区宣传部某部长写的打字文稿报告；前者主要是说，冯牧培养成名的作家公刘、白桦、彭荆风、周良沛、吴锐、樊斌等都是右派分子，说明冯牧领导文艺工作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就是右派头目。后者主要是说冯牧在某次讲话中，曾经说过他对周扬的某个文艺观点有不同意见，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从这两份材料上的印章记录上看，是在反右后期1958年初寄给了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其用意十分明确。翻阅材料后，我们都有感叹：幸亏命运作了另外的安排……
冯牧从1954年春夏领着那群作家到滇南、滇西边防部队和边疆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回昆明后，由于辛劳过度，战争年代就患有的肺结核病日趋严重，到秋天就在昆明军区医院做了手术；1955年春天转重庆西南军区医院继续治疗；病情并未好转，又转北京，1956年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切除了肺部特大脓肿瘤，经过一年多的医治，终于从危难中挽救了生命。冯牧在北京住院、养病，没有参加反右运动。根据身体病情，不宜继续在军队工作，就于1957年底办了转业手续，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主持工作的刘白羽接收并安排冯牧到中国作协主办的《新观察》杂志任主编的。想想，如果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牧不是在北京住院治疗，而是仍在昆明原单位的话，鉴于当年的政治时势以及所处的人事环境，冯牧是否能躲过那场灾难呢？
如今旧事提起，冯部长听后，释然地面带微笑，默默地在澜沧江的沙滩上缓缓地走着，留下一串串时浅时深的脚印。过了一会，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感谢刘白羽同志，感谢他从延安起对我的了解与信任……”
望着滔滔奔流的澜沧江，我走近赵科长，在他耳边轻声地说：“我更加尊敬刘白羽和冯牧了！”
需要补充的是，1961年春天的西双版纳之行，冯牧很快便写了三篇精美的散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原载《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原载《边疆文艺》1961年第7期）、《湖光山色之间》（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第7期）。这对于担任中国作协领导、任务繁重的冯牧来说，他的散文创作新收获，当然也使我们增添了对他的新尊敬！
历史的长河无论有什么阻拦，总要向前奔腾。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改革开放起始，20多年过后，我实现了愿望，冯牧亲自当面介绍我认识了刘白羽。那时刘白羽又重新穿上军装，在总政文化部任部长。而冯牧则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担任中国作协党组第一副书记、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党务副书记等要职，是位居张光年之后的中国作协二把手。
这话得从发展军事文学说起。1979年初春，云南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冯牧即率先深入前线，很快写了散文《我的战友，我的亲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紧接着徐怀中也在战地帐篷中写了《西线轶事》，以高票荣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军事文学如春风吹起。鉴于当时边境战争形势的召唤，刘白羽便向冯牧提出建议，经冯牧汇报张光年，立即同意，决定于1982年春天，由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这不仅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以军事题材为文学创作主题的军内外150多位作家共同出席的盛会。会议在军委办公厅下属的京西宾馆召开，4月18日报到，当晚即开预备会，19日正式开幕。开幕式由张光年主持，首先请冯牧宣读巴金主席的书面讲话，接着请刘白羽作长篇发言，讲得十分重要，十分精彩。之后，张光年简短致辞，一是衷心欢迎各位作家与会，二是热情肯定刘白羽讲话很好。十点半即宣布休会，让作家们有初见问候的时间。我就在一阵阵掌声中快步走到主席台前，向冯牧、刘白羽敬了军礼，冯牧把我拉近向刘白羽作了介绍……
这是我首次见到冯牧与刘白羽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刻。瞬间不禁又想起1954年春天在西双版纳勐海军营，我连夜拜读的那本有冯牧亲笔签名的《刘白羽战地通讯》的情景。
全国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从4月18日开始到4月28日闭幕，会期长达12天。这期间我有幸有很多机会与冯牧、刘白羽见面相聚并随意交谈，而获教不忘。这里，我只挑出某些记忆说说。
李存葆在小组会上谈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从生活素材到艺术构思的经过，当即获得冯牧的支持。会后李存葆很快写出并交稿《十月》杂志。但能否发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是刘白羽明确指示说，请冯牧审定。于是编辑把文稿送到冯牧家中。冯牧迅速看完并写了评论，与小说同期由《十月》杂志刊出，随即好评如潮。小说改编拍成电影，也深受欢迎。
那段时间，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总政文化部此前已向中国作协推荐了以抗美援朝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而享誉文坛的魏魏写的长篇小说《东方》参评。有一次在聚餐的大圆桌上，刘白羽坦诚地对冯牧说：“我刚看完《东方》，上中下册，70多万字，真是长篇小说呀！我虽然也同意送来参评，但严格说来，写得最好的还是《人民文学》先发表的那十章，其他部份就差一些了……”冯牧当即回告刘白羽：“最近光年同志正在看《东方》，我听他也说了同你一样的看法……”我当时感到，刘白羽、冯牧在领导工作与艺术观点上依然是诚恳相待，并未设防。
那次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开后八个月，1982年12月15日上午，中国作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我因为上海发表的反映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魔鬼的峡谷》被推荐参评入围，而特邀到会。会议由主持人冯牧首先念了巴金主席的书面讲话。接着由周克芹代表获奖作家魏巍、莫应丰、姚雪垠、古华、李国文致辞。然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用讲稿作了随意发言。主席团成员刘白羽、丁玲、沙汀、冯至、荒煤、艾青、曹禺等兴高采烈地与会。还有宋任穷、邓力群、白介夫、朱穆之、周巍峙、王炳南、李一氓、熊复、陈昊苏等领导满怀热情地出席。授奖大会的气氛，用张光年的话说：“会上喜气洋洋！”宣布散会后，冯牧与刘白羽边谈边走出会堂。我有意跟在身边，听到刘白羽对冯牧说：“请你转告光年同志，这次茅奖首评，时间长，作品多，意见纷繁，很难办呀！但评奖公平公正，令人口服心服……”接着，我又听冯牧对刘白羽说：“光年同志忙陪几位领导说话，但此前他曾对我说过：白羽同志有长期革命战争经历，写过大量杰出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和散文，也曾写过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这些都说明白羽同志从生活积累到艺术修养都十分丰富，建议白羽同志今后写部长篇小说，欢迎他参加茅奖评选，以提高茅奖作品的军事文学水平……”
我当时听着，心里明白，心胸顿觉开朗。这建议是张光年和冯牧对刘白羽的真诚愿望。这不仅是对具体个人的，同时也是对新时代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高度期待。果然，从那以后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写作，刘白羽在71岁高龄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11月出版了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随即在军内外获得广泛好评。经过三年来的阅读检验，刘白羽实至名归地以《第二个太阳》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会上，张光年有意安排冯牧代表中国作协把鲜红的奖证送到了刘白羽的手上，这两位战友、文友亲切地握手之后，又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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