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昭通学院）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昭通作家群”和“宁夏青年作家群”“甘肃青年作家群”“河南青年作家群”一起被写入大会的主题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作为一支地域性的文学力量，昭通文学事业获得了中国文学界的官方认可。由此，以“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为依托的“昭通文学”其所显示出来的吸引力，也日益受到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如果将2006年作为自20世纪以来昭通文学发展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并将其视为昭通文学20世纪和21世纪发展的分野，对其进行两个世纪发展状况比较的话，可以清晰地发现，新世纪以来，昭通文学发展正面临着与20世纪有着很大不同的新形势，这中间有新的要求，有新的问题，有新的挑战，有新的机遇，这些显现出来的客观实际情况，已经构成了昭通文学今后发展的新空间，正在成为昭通文学发展的总情势。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新的情况，深入思考，为迎接昭通文学新的发展做好准备。
一、“新世纪”提出的新要求
21世纪初，系统研究昭通文学的评论家刘廉昌先生在《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一书中梳理昭通文学发展阶段时曾谈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昭通作家们的创作经历了从使命意识到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转变。他认为昭通作家“对山区贫苦人民与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价值的表现与拷问”是对之前昭通文学使命意识的深化与进一步发展，并由此“显示出了昭通文学的价值与生命力，因而得到了文艺界的肯定”①。这是因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特殊条件，使得昭通作家的创作显露了较强的政治批判色彩，而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思潮在文坛上重新被确立，文学创作开始回归内部自律，这就要求作家首先从自身出发，从自己所立足的土地出发进行创作，进而在这一时期，对昭通作家来说，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地域意识。20世纪的昭通，其最为显著的地域特色就是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和贫弱落后的社会经济之间的对比，苦难的物质生活成为整个高原人们的唯一外衣。因此在20世纪昭通文学发展史上，对贫苦生活的表现在当时大部分作家的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所显露。
昭通文学小说界的代表夏天敏先生认为“苦难，对作家来讲是宝贵的财富”，在其影响之下，许多从事小说创作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苦难”这一方向，注重叙事的戏剧创作同样如此，就是侧重于抒情写意的诗歌和散文，“苦难”在大多数时候即使不是直接出现，却也构成了其创作的重要“后景”。在一定程度上说，物质生活的匮乏带来的苦难，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基准音符。这些因素在一定时间段内决定了昭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题材选择方向，影响着他们创作上的美学追求。
诗人李骞就在其批评著作《作家的艺术世界》一书中，论及昭通新诗群的创作时曾说“如果昭通诗坛还继续接受地域意识的控制，结果将是可悲的”②。事实上，李骞先生的这一论断不仅仅适合对诗歌创作的指导，对其他文学样式来说也同样有着切中肯綮的作用。当一个作家群体的大部分人的创作开始出现“同质化倾向”之时，对于风格的形成虽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群体的整体发展来说，可能又预示着发展的瓶颈即将到来。
这就要求昭通作家群在创作上必须求变，在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口。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最近十多年里，随着昭通社会发展整体上的进步，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文学艺术也开始发生转向。“走出去”的文学家们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留守本土的作家们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当下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了与之前的“苦难”写作不一样的色彩，对“新气象”的描绘开始增多。当然，对于这种“新气象”的描绘，我们不能武断地将其理解为作家对“主旋律”的迎合或者视其为对于“文学精神”的背叛，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发展和变化才是文学不断前进的助推力量，做好“变”的准备是昭通文学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根据地”人才培养问题
在20世纪末的那次访谈中，雷平阳对作家胡性能的提问是：“评论家宋家宏曾把昭通80年代的文学队伍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山外归鸿’，即从大学毕业分配回昭通的写作者；另一个阵营是‘山里人’，即土生土长的写作者。目前，‘山外归鸿’中的潘灵、李骞、付泽刚、刘广雄、包括宋家宏、黄玲夫妇及你，都又从昭通纷纷调走，这是否意味着‘山外’才是文学的乐园？”对当时的昭通地区文联主席张正华的提问是：“据我所知，80年代末90年代初活跃在昭通的一些写作者，如潘灵、胡性能、宋家宏、黄玲、李骞、付泽刚以及刘广雄等人，目前都调离了昭通，这是否对昭通文学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胡性能和张正华两人对于雷平阳问题的回答，可以暂且搁置。单纯从雷平阳的提问来看，这两个问题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偏执地质疑“昭通作家群”存在合理性的人，提供了某种依据，即“昭通文学”和“昭通作家群”的“中坚力量”竟然大部分已不在昭通，而是客居他乡。
对于这种质疑，我们固然可以从学理的角度进行反驳。曾大兴先生在其《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本籍（出生成长之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之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在对文学家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其“静态分布”要比“动态分布”更为重要，对于绝大部分的文学家来说，“ ‘本籍文化’是他的‘文化母体’，是他作为一颗文学之树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地方。……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培育了他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而‘客籍文化’，只能丰满、粗壮着他的枝叶”③。
从这意义出发，我们又确实不必拘泥于包括雷平阳在内的潘灵、胡性能、宋家宏、黄玲、李骞、付泽刚、刘广雄等组成的这一庞大队伍在何处安营扎寨。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中坚力量在走出昭通之后，大部分都又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但是在这些知名作家们客居他乡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在部分主力部队转战他处之后，“根据地”人才的培养问题。如果昭通这一块“根据地”不能进一步培养后继的生力军，那么整个昭通文学就会出现人才上“青黄不接”的局面。更何况，对于整个昭通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们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同时新世纪整个昭通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总情势又必然要求在文化上与其建立新的平衡发展关系。然而，文学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成长起来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当前阶段，人才培养问题已经成为新世纪昭通文学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关键内容，更是昭通文学今后应当认真对待的重要挑战。
三、不让任何一支力量“掉队”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骞先生在《“昭通作家群”探析》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昭通文学现象的第二个特征是在这个作家群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有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都有人在创作，而且都有一定的影响”④。事实上，在20世纪昭通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种文学样式，没有被李先生列举出来，那就是戏剧文学创作。在20世纪，昭通文学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从事过戏剧文学创作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后来以创作长篇小说而知名的曾令云先生早期就从事过花灯戏的创作，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天敏先生早年就在昭通地区文化局戏剧创作室工作，并从事专业戏剧创作，诗人陈衍强也写过短戏，其他以戏剧创作为主要方向的还可以举出近十人。这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当数廖天云和蒋仲文两位先生。《昭通文学三十年》的参编者、知名评论家艾自由曾说：“蒋仲文、廖天云是昭通戏剧写作的代表人物，他俩始终坚守戏剧写作，成果颇丰，多部作品获奖，可谓昭通的戏剧双雄”⑤。
在2003年，廖天云先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集《天云剧作选》，这也是昭通文学发展上的第一部戏剧集，主要汇总了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要作品；2010年，廖天云又出版了一部戏剧集《山魂》，收录了新世纪初的若干剧作和在前一部集子中未被收录的早期作品；2011年，另一位剧作家蒋仲文先生出版了《蒋仲文舞台艺术作品选》，这个集子虽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头上出版的，但是其中的作品大部分又都是20世纪和新世纪初所创作的。2018年，廖天云先生又出版了《戏剧边声——天云戏剧集》（上下卷），补充收录了近几年的若干话剧小品。
对比近四十年昭通文学各类文学样式的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在20世纪的发展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传统文学体裁样式，都有着自己的成就，共同照亮着昭通文学的发展之路。但是自进入新世纪之后，坚守戏剧创作阵地的却仍然只有在20世纪就扛枪战斗，从事戏剧创作的两位“老兵”。昭通文学在内部体裁发展整体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就是小说、诗歌和散文持续发力，戏剧文学日益走向衰落。用廖天云先生的话说就是“昭通戏剧创作呈严重滑坡态势”。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昭通文学和昭通作家群来说，在地方文艺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不能一方面为坚守某一种文学样式创作阵地的“文艺老兵”致敬，另一方面又单纯地认为个别创作领域的衰落对整个昭通文学的发展造不成什么大的影响，简单地将其衰落归结为各种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是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一新情况的出现，集思广益，探讨解决问题的渠道，进而实现在昭通文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充实整体队伍的过程中不落下任何一支有益的力量。
四、影视文学应该“紧抓机遇”
进入新世纪以来，昭通文学影视创作异军突起，在近些年里不断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彰显了昭通作家在创作多样性上的巨大潜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个别昭通作家开始了影视文学的“试水”，但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即使是创作出了影视剧本，在缺乏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剧本很少能够真正地走上荧幕，接受观众考验的现实性还不强。毕竟影视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只有和观众见面之后，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蒋仲文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位作家。1995年5月24日，以人民解放军战士徐洪刚在回昭通彝良县探亲归队途中，为保护人民群众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两集电视剧《徐洪刚——乌蒙骄子》在昭通开机。这部电视剧由当时的昭通地委、行署，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拍摄，昭通作家蒋仲文作为编剧之一，参加了全剧的拍摄工作。同年《中国电视》杂志第四期还在其 “荧屏内外”栏目，配发了蒋仲文先生撰写的《沿着英雄的足迹——〈徐洪刚——乌蒙骄子〉拍摄记》一文。该剧随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遗憾的是，由于20世纪昭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滞后，这部电视剧在昭通地区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昭通之外的世界。这也可能是《昭通文学三十年》这部具有丰富史料性和阶段总结性质的批评著作，在其编纂过程中漏掉了该剧的重要原因。
进入新世纪后，包括微电影在内的昭通影视文学开始爆发。以夏天敏的代表作《好大一对羊》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上映后，迅速受到了业界的好评，先后斩获了多项国际大奖，由此引起了昭通影视文学创作的滥觞，相当多的一批作品被改编搬上了荧幕。2006年昭通作家潘灵创作了长篇小说《翡暖翠寒》，被改编为40集电视剧《翡翠凤凰》，于2009年在云南电视台黄金时间首播；刘广雄的中篇小说《缉毒警》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2006年上映；昭通青年作家沈洋将自己的中篇小说《穿透瓦房的阳光》改编为电影《包裹》，在2012年拍摄上映后更是引起了广泛的社会震动。自2011年底始，由夏天敏、蒋仲文、吕翼、沈洋、杨莉、刘平勇、周远清、沈力等八位昭通作家共同担纲电视剧文学脚本《热血之共赴国难》的创作，历时两年完成后再经进一步改编定名为《锻刀》，在2016年国庆时节与广大观众见面，“短短三个月内，《锻刀》分别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首播，在一套和八套几部分地面频道重播，覆盖率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取得央八近五年收视新高，一举成为央视近三年‘收视王’”⑥。
当前，以沈洋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万物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近十多年来昭通文学在影视创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厚积薄发之势，固然与作家们的自身创作实力和探索相关，但是更客观地来说，与昭通新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应该更为密切，如果能够进一步地抓紧这种机遇，对于今后昭通文学的发展来说，应该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五、重整文学批评的“新军”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推动才能促进整个文学活动的发展。将20世纪昭通文学在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的情况和新世纪以来的情况进行比较的话，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20世纪昭通文学在创作方面的用力较深，新世纪的这十几年来，批评才开始逐渐地赶上。当然，说20世纪昭通文学在创作上用力较深，并没有责备昭通文学在发展中不重视文学批评的意思。事实上昭通文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当时环境下昭通文学批评的帮扶作用是分不开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昭通文学初步兴起之时，昭通文学的批评力量就开始了自己几乎是“零距离”式的“贴近批评”。一方面当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他们本身也都从事文学创作，懂得文学创作的艰辛，了解文学创作的过程，和他们的批评对象有着一种同属于“创作者”的共同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都是“山外归鸿”，在创作理论上也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闭塞，在昭通这样的小地方，批评者和创作者之间的时空距离都较小，对批评者来说，他们不仅了解作品，他们还了解作品的创作者，他们之间有的是同事关系，有的是师生关系，批评者和创作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零距离”的“贴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讲，是那些“只知其书，不知其人”“隔书看人，看人谈书”的批评所不能相比的，对当时的昭通文学创作来说，批评为创作者们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参照体系，确保了20世纪昭通文学紧随整个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脚步。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几位批评家的离开和他们研究方向的转变，昭通的文学批评事业似乎有所低落，虽然他们并没有忘记滇东北的创作力量，仍然不时地对昭通的文学创作投以热切的目光。但明显的是有限的关注已经不能满足整个昭通文学大发展的需要，文学批评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供求不足”的状态。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一员，原昭通师专的刘廉昌先生出版了《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一书，开始了对昭通文学整体上的考察；2013年，冉隆中先生带领昭通的本土作家和批评家，编撰了《昭通文学三十年》一书，主要从史料性质层面对昭通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性总结；随后评论家李骞先生又出版了《文学昭通》，按照传统文学体裁的划分对昭通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梳理。同时在这些前辈批评家的推动下，昭通文艺评论家协会于2013年成立。自评论家协会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参与组织大型的文学活动，邀请省内外的著名评论家前来昭通，为昭通的文学批评者传经送道，组织他们和昭通的作家们近距离沟通交流，为他们的创作把脉，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当然，文学活动的繁荣，特别是创作的进步，不是仅靠批评就可以的。有了批评队伍，还要进一步的调动提高，开掘深入，在批评实效方面进一步努力，才能在新世纪的文学征程上助推昭通文学的发展。
六、结语
如果我们将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昭通文学的发轫之始，那么昭通文学也已经风风雨雨地走过了近四十年了。作为在时间上和地域上都如此集中的一个当代文学特例，昭通文学仍然在路上。对于发展中的昭通文学来说，我们不论是从外部研究入手，还是从内部研究切入，都希望在新的情势下，昭通文学能够充分地把握文学发展的他律，筑牢文学发展的自律，自觉地寻求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撑起高原上的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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