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鑫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昌耀是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是一颗耀眼的耀眼的明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是一个从地平线渐次的“隆起者”，他从一开始就是刺向青天的‘云雀’，嘹亮的歌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歌颂狂潮中振聋发聩，卓尔不群，80年代不同凡俗超乎与各种泛滥的诗潮流派的诗作，更为诗界惊异仰目。[1]这段评价表达了评论者对诗人昌耀的高度肯定和敬佩，肯定昌耀诗歌所达到的高度和魅力。昌耀的诗歌在当代的诗坛上是奇异的，他的诗歌展示出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悲情意识更加令人深思和瞩目。

　　昌耀这个当代诗歌史上的传奇人物，在生前他的诗歌价值未被人识，正如骆一禾所说：“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可我们却没有认出他来”，而其逝世后诗歌价值逐渐被挖掘，荣获了“诗人中的诗人”的美誉。他的诗以对“西部”的深刻体验见长，将人生中的孤独、悲情、荒诞和大爱情怀融入诗歌，使诗歌充满着奇异的魅力，体现着存在主义的虚无。

一、生命的悲情者

昌耀的人生遭遇和时代生活，让他对人生的悲剧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与更深沉的感伤，使其诗歌蒙上一层宿命感，充满了生命的悲情意识，这在昌耀的诗歌中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当然造成昌耀这个生命的悲情者与其自身性格、心理、人生经历、时代社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这正如白居易所说到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书写人生感慨之作多因人生的种种不幸或忧愤而结缘，不因若此，怎会有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发出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哀叹呢?文章因时而作，文风因时而变，就像建安时期的慷慨多气，六朝时期的浮华艳丽，盛唐时期的豪情壮志。昌耀的诗歌也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有重要的关系，他的诗浸透着深沉的悲情与宿命的恐惧，诗人曾这样说：“我本名王昌耀，原籍湖南桃源，于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正处在时代动荡多变的大家庭，可惜我对此所知甚少。1950年4月，38军114师政治部在当地吸收青年学生入伍，我瞒着父亲去报考，被录取遂成为该师文工队的一员，那年我十三岁。不久我即随军北上，第二年又去到朝鲜。我从小深爱着我的母亲，母亲姓吴，名先誉，是常德市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她于1951年因贫病去世，若记忆无误，享年应是40岁整。我不曾向任何人提起母亲的死讯，其时的我在辽宁铁岭38军留守处政文大队学习。随军北上后，我于1951年赴朝鲜作战，期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我最后一次离开朝鲜是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只为我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2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因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此后仅得以‘赎罪者’身份辗转于青海西部荒原从事农垦，至1979年春全国贯彻落实中央‘54号’文件精神始的解放。”[2]从这段诗人的自我介绍中可以得知其出生于大家庭之中，童年的心灵创伤、失去母之痛、抗美援朝战火中身负重伤，自愿去参加开发大西北，因一首诗歌而经历了22年的高原流放，流放的日子漫漫，无一不给诗人沉重的打击，让诗人产生一种宿命般的生命悲情。

　　诗人在《恓惶》这首诗中这样写道：“在恓惶的夜啊/她为我登高挑亮的灯/不幸是蛇吻瑟瑟吐吸的剑/我的箴言在恓惶的夜阴差阳错/不幸是施术的咒语”[3]首先说说“恓惶”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由陕甘方言而来，字意是“忙碌不安、悲伤的样子，穷困潦倒、可怜兮兮”。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诗人此时的处境，在这种悲伤、凄惨的夜里，这种不幸犹如蛇吻吐吸的剑，人生就像被施了咒语一样难以逃脱，表达了诗人无法摆脱的一种宿命感和生命的虚无感。

　　昌耀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与诗人多舛的人生经历和沉重的生命体验有关，其次这与诗人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崩塌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遥想当年，诗人怀着满腔的热血和坚定政治革命理想投身军旅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而后又响应国家的号召毅然参加大西北开发，只可惜竟因一首小诗《林中试笛》而被打成右派，在高原上流放22年，但是即使在流放当中诗人仍然乐观向上坚守自己的革命理想，从《凶年逸稿》中可以看出其保持的积极乐观的情绪，诗如此写道：“风是鹰的母亲，鹰是风的宠儿/我常在鹰群与风的嬉戏中感受到被勇敢者/领有的道路，听风中激越的嘶鸣迂回穿插/有着瞬息万变。又到钢丝般柔韧/我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将不能/在冥思中同样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4]从这首诗题“凶年”即“荒年”，就可以看出诗人所处的岁月，在这种饥荒的年代诗人像鹰一样在风中勇敢的迂回穿插，感受生命的壮烈，将生命融入土地成为土地的儿子，在沉思中勾勒土地的锋刃，诗人在这种艰苦饥荒的岁月里仍然钢丝般的柔韧。还有《海头》同样是蕴藏英雄之志，诗中这样写道“海头戈壁/古事千年如水/驼峰/马背/尽付与黄沙/传奇人物尽在南山一带/赤脚追赶昆仑红日”[5]从以上两首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诗中可以看出，虽然诗人此时流放西部戈壁荒漠之地，往事越千年、历史如流水，曾经的驼峰、马背已尽付黄沙而现在的传奇人物尽在南山一带追赶昆仑红日，这个追赶红日的人不正是诗人的自喻吗？诗人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如夸父逐日保持乐观情绪追逐理想。特别是再看看写于1978年的《秋声（二章）》其中一首唱到：“今天，大道载我以高蹈。明日，晴空任我以徜徉/我终已尝到了这成熟的秋色/而我定将看到那明春的艳阳。”[6]此时的诗人虽然还身处流放地没有被平反，但是他感到了希望，载歌载舞唱出晴空任我以徜徉，必将尝到成熟的秋色，必将看到明春的艳阳，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对明天进行了美好的憧憬。

　　但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之后，诗人的诗歌风格却转向悲凉，具有一种悲情感伤色彩。就像写于1986年的《生命体验》中就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命运无法言说的哀伤与苦闷，笼罩着一层浓浓的悲情色彩，就如诗中所说：“人生有不解的苦闷/拨弦，吟以自慰，蓝色的忧郁降至深渊/如如豆的目光/如一粒液体硫磺/睫毛抗拒不了梦的诱拐/......狐疑如小鸡啄米/在沙面点出命运不识的文字/无话可说。”[7]这种人生的苦闷、忧郁无法述说只能拨弦以自慰，像小鸡啄米那样在沙面点出命运都不认识的文字，最后沉默无言。这一句“无话可说”成了无奈的哀叹。很多人会想，为什么昌耀的诗风会如此突变呢？我认为这与时代的大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因为自从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多元化，大家纷纷忙着追求物质利益，文学的商业化、边缘化使其逐渐失去了“文以载道”的重任，诗歌所具有的原初崇高的英雄主义价值逐渐被质疑和消解。这对于昌耀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改变，使诗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的取向问题，让诗人对自己坚持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面对新的时代，他该何去何从？应该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这些都是诗人所要思考的。

　　要知道，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不再信仰那崇高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再崇拜英雄，代之而起的是一些生活中追求物质的小人物。昌耀在时代的大剧变面前突然意识到自己人生不可言说的悲哀，感到自己的落伍与不合时宜，在现实中看到自己理想信念的破灭，却又内心默默地坚守，不愿接受事实而改变，所以内心充满了矛盾，发出了“人生有不解的苦闷”，并且坚守着“堂吉诃德”式的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曾自我解嘲地说：“我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怀有政治情节的人，当如今人们趋向于做一个经济人，淡化政治意识，而我仍在乐道于‘卡斯特罗气节、以色列公社、镰刀斧头的古典图式’，几疑心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左派分子’，或应该感到难乎为情？须知1957年未免促狭的反右壮士曾是那么幸灾乐祸地讥诮我‘右派分子现了原形’，言之凿凿，应犹在耳。孰是孰非？”[8]虽然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然而却恰恰说明其命运的悲剧性，说明诗人正是一个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生命的悲情者。

二、时代的孤独者

昌耀既是个生命的悲情者，又是一个时代的孤独者。当然这个“孤独”是就从心理学而言，并不是指一个人生活上的孤独，而是指一个人心理上的体验。这个体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存在，就像《林中试笛》这首写于50年代的清新小诗，在当时的那个大歌颂讲革命的年代显然不合时宜，因此遭难被打成右派。特别是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诗人昌耀的内心更加孤独，正如诗人写于1988年的《内陆高迥》中说道：“内陆，一则垂立的身影。在河源/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于月亮宝石？/孤独的内陆高迥沉寂空旷恒大/是一切可能的轰动自造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而永远渺小/孤独的内陆无声的火曜/无声的崩毁”。一个蓬头垢面的旅行者西行在旷远的公路，一只燎黑了的铝制饭锅倒扣在他的背囊，一根充作手杖的棍棒横抱在腰际，他的鬓角扎起。兔毛似的灰白有如霉变。他的颈弯前桥如牛负轭。他睁大的瞳仁也似窒息而喘息。我直觉他的饥渴也是我的饥渴。我直觉组成他的肉体的一部分也曾是组成我肉体的一部分。使他苦闷的原因，而我感受欢乐却未必是他的欢乐。“而愈益沉重的却只是灵魂的寂寞/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不见村庄。不见田垄。不见井垣/远山粗陋如同防水布绷紧在巨型动物骨架/沼泽散步如同鲜绿的蛙皮/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河源/一群旅行者手持酒伫立在望天豪饮，随后/将空瓶猛掷脚底高迥的路/一次准宗教祭仪/一地碎片如同鳞甲而令男儿动容/内陆漂起。”[9]诗人在诗歌中突出了大自然的阔大、真实与伟岸，写出了人的孤独，也写出人在内陆（大地）面前的渺小。“内陆”象征着世界，一切动植物的行动只能是“无声的毁灭”。诗中的旅行者实际上是个朝圣者的形象，这个朝圣者更具隐喻意义，暗指诗人自己，朝圣者的苦闷、饥渴、寂寞就是诗人自己内心的写照。诗人领悟了天地宇宙的无穷，产生了一种个人的渺小感和迷茫感，使人置于宇宙之中突然感到无限的孤独，真是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苍凉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诗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就产生了“堂吉诃德”式的情节。就如《堂吉诃德军团在前进》中所言：“风萧萧兮易水寒，背后就是易水。/我们虔敬。我们追求。我们素餐。/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累累若丧家之狗。/悲壮啊，竟没有一个落荒者。/悲壮啊，实不能有一个落荒者。”[10]这首诗中诗人引经用典，隐喻自己犹如古代侠士荆轲，易水而别慷慨激昂、背水一战，虔诚而又艰难的追求自己的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后遍体鳞伤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当英雄作为人生的终极信仰而破灭后，诗人的奋斗注定是徒劳的，注定是孤独而悲壮的，也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孤独者。

三、大爱情怀

诗人昌耀所塑造的诗歌世界是独特的，其诗歌中所包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充满着佛教的大爱情怀。应该说，这原因肯定与他的人生遭遇有关，就像《慈航·彼岸》首组诗一样，诗人在诗中提倡人间大爱，提倡宗教上的虔诚大爱，因为“爱”能横扫一切达到彼岸，因为“爱”能让那个临去天国的老人“召见自己的爱女和家族：听吧，你们当和睦共处/他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和——儿子”。[11]这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土伯特老人说出的话，正是因为爱，人类将“永远，永远/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的戕残更古老”进而升入“极乐世界”。

　　诗歌是昌耀精神的寄托，是理想信念的承载，佛教大爱情怀是诗人心灵大爱的追求，也是对诗的坚守的重要因素。正因宗教情怀，诗人以“苦行僧”自喻，象征着诗人的精神之途的追寻。

　　昌耀是一个独特生命气质的诗人。他把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融入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他的诗歌是难以模仿的，诗中充满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节、苦难意识和浪漫气质、悲剧精神和人文情怀，让诗歌呈现出一种广阔而博大的意境。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越会凸显昌耀诗歌的精神价值。

　　【注释】

　　[1]董生龙。序：昌耀的高度，董生龙主编昌耀：阵痛的灵魂[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2]昌耀.昌耀的诗后记[M],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3]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417页

　　[4]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30页

　　[5]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66页

　　[6]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67页

　　[7]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363页

　　[8]诗人在答记者访谈中提到以及在行文中多次提到。

　　[9]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414页

　　[10]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534页

　　[11]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