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吕翼的2019年，是文学创作上丰收的一年。他连续出版了四部作品集，还在全国名刊上发表三个中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对一个市级党报总编来说，身兼重任，公务繁琐，文学创作只能是业余时间进行，能收获这样的文学成果，值得祝贺。同时它体现了一个人对文学的热爱和忠诚，也饱含着一个作家为文学付出的辛勤汗水。

　　一

　　吕翼的长篇小说《寒门》201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2019年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在文坛再度引起关注，一时间“众说纷纭”。说明这是一部让读者和评论家有话可说的长篇小说。因为小说的取材就是一大社会热点，容易在读者心中引发共鸣。中国式高考，原本就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事，更何况小说选取的是“寒门”学子的高考为表现对象，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关注。

　　《寒门》以乌蒙山区一个偏僻山村为小说背景，这里的村民改变人生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走出穷山沟，到大城市里去生存，获得另一种全新的人生。这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追求，但是同样是一种悲壮而痛苦的追求。小说中的一群寒门学子在求学路上挣扎拼搏，努力奋斗，所有的努力都朝着有朝一日能奔出寒门的梦想而去。这样的选材，已经为小说奠定了悲剧的基础。

　　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不妥协的精神，他们有的坚持与高考抗争；有的怀着在普通人看来虚无缥缈的科幻梦想，生活在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世界。读书、考试是他们在苦难深渊里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小说中现实与理想交融，苦难与阳光并存。“谷壳里的天空，小中有大，底层人物的命运，实中见虚”。小说展示了乡村学子锲而不舍的众生相，可以视为一部高考历史的备忘录。

　　《寒门》触碰到了中国底层百姓敏感的痛点，所以能让读者感动和思考。小说中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既是家庭和个体的命运，也是中国社会某一阶段的缩影。巴尔扎克说过“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当一个时代处于转型与变化的时期，小说有义务记录下一个民族心灵的震痛与骚动。对中国乡村的民众而言，天空和土地构成了他们的人生舞台，生存的通道比较狭窄。高考，是乡村“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通道。1977年恢复高考，无疑为一代学子打开了一条上升的通道，有人曾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当时的状况。它给中国当代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确实应该载入史册。《寒门》把表现视角聚集于高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是一个独到的选择。更何况小说中的人物出身于“寒门”，高考对他们来说，更是多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古代的寒门，泛指庶族。对此古人早就有明确定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现在的寒门，泛指家境贫寒的家庭。一个“寒”字，饱含着世间无尽的酸楚，也意味着这道门里走出的人物，注定了将会比别人体会更多艰辛与曲折。但是对小说创作而言，这倒是一个极好的取材天地。

　　《寒门》是吕翼小说长期坚持关注底层的收获，也是一个作家良知的体现。他力图通过小说来记录和探寻时代转型之下，底层人物心灵的变迁史。为此他把小说的环境定位于一个名叫碓房村的乌蒙山村，这里虽然贫穷但却把读书看得至高无上，砸锅卖铁也要供自己家的孩子们念书。村民还自发建起“孔庙”，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塑像。每年孔圣人的生日，全村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鸣炮、迎圣、读祭文，一切都无比虔诚，让人感动。带有讽刺意味的真相是，碓房村人重视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懂得尊重知识，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推崇读书，只是表层现象；渴望改变命运，才是人物心底最真实的理想和追求。或者说浓重的功利性，为这个村庄的读书氛围笼上了一层荒诞色彩。小说第13页交代，村里的大姓人家，出过举人、进士、秀才。当代出过厅官，再低一点能当上老师、医生、乡镇文书，也都比当农民强几倍。真相揭开后，村民供奉孔圣人的行为，多少有了一些荒诞性。重视读书的后面，隐藏的是中国底层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位，就是出人头地，让人敬仰，然后光宗耀祖。不能指责他们的境界低，而是借此看到了中国乡村悲剧与荒诞相杂糅的复杂性与现实性。

　　小说开篇描写了冯敬谷夫妻二人面对四个孩子都需要上学的困境，只能让他们通过“拈阄”来决定能否继续上学。这是一个折磨父母和孩子心灵的过程，也是展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开端。它预示着在贫穷面前他们读书的过程，也需要和命运“拈阄”，人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后面的情节中，冯家长女冯天香离家出走，外出打工。长子冯维聪患精神分裂症，沉湎于制作机器人的梦想中不能自拔。次子冯天俊执着于高考，却始终不能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学校，以至于创造了参加高考十五次的记录，考到自己的孩子都五岁，他还要坚持考第十五次高考。而目的就是需要一张文凭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小说中唯一的高考“学霸”冯春雨却不是冯家亲生的女儿。她一次次参加高考，录取后又选择复读，目的就是想为冯家挣钱还债。最后她考上名校远走高飞，功成名就后才回乡“省亲”……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和“高考”脱不开干系。围绕高考，他们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起伏，经历着一个个人生的悲喜剧。

　　《寒门》的悲剧性是深沉的，它隐藏在人物的命运和行动后面。展现了一群出身寒门的学子在人生路上的努力与挣扎。高考是通向人生全新命运的大门，但是要进入这扇大门却要经历重重难关和无数艰难险阻。而“寒门”犹如一个撕不去的标签，终与人物的命运纠缠不清。冯天香只能依靠出卖身体来改变命运，冯天俊以与高考的对抗来表现自己对梦想的执着，冯维聪则逃避于自己的世界以创造机器人为乐趣。他们都曾经努力挣扎过，付出了生命最宝贵的年华。

　　《寒门》的荒诞性也是明显的，有人说“荒诞是对人生的无意义的虚无性的审美感悟”。而荒诞性是文学象征意象的形象特征，指作家有意创造出不合常理、不合常形的形象以达到揭示某种哲理或观念的目的。小说中的冯维聪，原本天资聪明有望考上大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因为身为长子要让着弟妹。他的精神压力终于在高考时爆发出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中的“疯子”，却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梦想：他想“飞起来”！所以他造飞机、造机器人，做的全是世俗之人所无法理解的事。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他的存在，既是对现实的讽刺，也是对现实的超越。这是一个富有精神特征的文学形象，可以视为一个反抗绝望的英雄，一个灵魂在痛苦中挣扎的形象。他传达了作家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痛苦，这痛苦锐利而深刻，已经隐含了现代主义的色彩。

　　《寒门》是吕翼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高点，它体现了吕翼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深刻地切入历史，记录下它的轮回，以及在历史缝隙中沉沦的众生，这是作家悲悯情怀的体现。正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所言：“《寒门》是最现实也是最历史的故事。”他还用了“沉郁顿挫”“悲天悯人”来形容这部小说写作上的特色。著名评论家贺绍俊也认为：“当高考成为乡村子弟摆脱贫困和卑贱身份的唯一途径时，不仅会创造“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欢喜，而且也会造成难以想象的人性扭曲和人间悲剧。《寒门》非常真实地描写了这一社会景象，令人唏嘘，也令人沉思。”这些评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寒门》的审美价值。

　　二

　　吕翼2019年出版的还有中短篇小说集《马嘶》（作家出版社2019.6），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之一。中短篇小说集《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渴望》（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5）。这两部集子收入的是吕翼近年创作的几部中短篇小说。从题材上看，它们从历史到现实都有涉猎，表现视角比较广泛。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

　　吕翼笔下的历史，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历史，它的地域性、民族性都比较突出，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冤家的鞋子》和《马嘶》这两部中篇小说中。这是背景、人物、故事都互相关联的两部作品。时间设定于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前后，以乌蒙子弟奔赴台儿庄抗日为时代背景。但是小说并没有正面去写战争，而是从小人物的命运、情感入手，以一双鞋子为线索展开故事。围绕这双鞋子的归属，把小说中三个人物的爱恨情仇、曲折命运联为一体。原本只是一双普通的鞋子，以“冤家”而冠名，就突出了鞋子背后的复杂意蕴。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名叫乌铁，作家赋予他夷人（彝）的身份。他从凉山渡过金河（金沙江），来到一个名叫杨树村的汉族村庄。乌铁出现的“前因”是寻找他几年前见过的红军。他一边流浪，一边挣钱，一边找红军。而他出现的“后果”，却是在无意之间改变了一个名叫开杏的汉族女孩子的命运。开杏被乌铁“顺路捡到”，失去了自己的恋人，也失去了原本宁静的生活。在命运之手的捉弄下，乌铁、开杏、胡笙，三个人物命定地纠缠到一起，上演了一曲人间悲欢离合的戏剧。小说的构思非常精妙，把一对毫无关系的男女置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在爱恨情仇中苦苦挣扎。而开杏原来的恋人胡笙的身影，更让这种关系陷入水深火热。在这个看似无解的三角关系中，“日本人快要打进来了”成为解决问题的转折。“开杏身边，两个不同来历、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男人，在大难来临之际，居然有着相同的理想和主张。”国难面前，个人恩怨可以退居其次。两个男人一起奔赴前线，方显乌蒙男儿的血性本色。

　　而一双鞋子，在小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串起乌铁和开杏复杂的感情纠葛。当初开杏正是因为在谷草堆边给恋人胡笙做鞋，才意外被路过的乌铁掳走，她对乌铁的恨的种子由此而种下。她以始终不愿意给乌铁做一双鞋子，作为对这个改变了她命运的男人的惩罚。如果说开杏命运的改变出自于生活的偶然，那么战争这个必然因素则改变了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在国难面前，血性男儿乌铁和胡笙一起奔赴抗日战场。最后胡笙在战场下落不明，乌铁拖着伤残之躯返回故乡。当开杏终于愿意让他穿上自己亲手做的鞋子时，却发现乌铁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脚。小说揭示了一个哲理：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意外，出现转折。

　　《马嘶》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是乌铁和开杏故事的延伸与发挥，比前一篇小说更增加了对人性美丑善恶的透视。这篇小说中，马是串联情节的线索，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动物。乌铁、胡笙在国难面前的大义，和开贵的卑微猥琐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家安排在战场上消失的胡笙死而复生，骑着乌铁的马奔赴远方，代表着对一种理想和精神的赞美与向往。

　　吕翼在小说集《马嘶》封底有一段创作感言，解释了他在写作题材上的追求与坚持。他说：“金沙江是众河之神，两岸山高河深，险象密布。与河共生的人们，用命，用爱和痛，上演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生生不息。我有限的文字，无法承载这样一个宏大而沉重的主题。我觉得一两个中短篇，根本无法表达我对马老表们的敬仰和内心之痛。”老表，在乌蒙方言中，相当于兄弟。马在小说中出场不多，却始终和人物的命运相关联，经历着种种艰难曲折。所以作家不忍心让它死亡，而是安排它和胡笙一起奔向光明的远方。

　　在这两部小说集中，吕翼的视角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往返，尽力表达出他对故土的挚爱。他说：“这片山河给我命，给我活，还给了我这么多的资源。这里面藏金匿银，还有无限的高贵。我就在想啊，我是富人了，我这一辈子够受用的了。那我就这样写下去，写令人尊敬的马老表，写让人揪心的亲人们。”翻开吕翼的小说，无论历史上的乌铁、胡笙，还是现实中的觉布、格布、阿枝、卓雅，他们都是作家心目中的亲人，是他用生命捂出温度的人物。从《石头江湖》《来自安第斯山脉的渴望》等小说中，都可以体会到他对故土的深深情怀。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沉浮于生活波浪中的小人物，他们渺小而卑微，总是被命运驱赶着前行。但是身上都有一种坚韧纯朴的品质，如同金沙江边的岩石一般让人难忘。

　　民族性和地域性，要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形成鲜明特色，需要长期执着的坚持与努力。吕翼以他的小说创作，继续不懈地追求着、实践着。

　　三

　　《比天空更远》是吕翼2019 年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儿童小说，取材于彝族历史生活。可以视为他在小说民族性追求上获得的重要成果。

　　吕翼近年来对儿童小说创作情有独钟，他创作出版过长篇小说《疼痛的龙头山》《云在天那边》《岭上的阳光》，短篇小说《鹤儿飞呀飞》《水冰糖》等多部作品。其中《疼痛的龙头山》以自然灾害——地震为背景，描写彝族少年大洋芋独特的成长经历。彝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渗透其中，使这部作品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一个民族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表现各民族的生活。但是他的母族文化一定是他心灵深处最丰富、最深厚的矿藏，一旦时机成熟，他会用笔墨去开掘这个矿藏，描绘出一幅璀璨的民族历史风俗画卷。长篇儿童小说《比天空更远》，可以视为吕翼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比天空更远》作为浙江少儿出版社“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作品，以凉山彝族从奴隶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为历史背景，形象地书写了以觉格为代表的彝族儿童，在这一历史变革中的锻炼和成长。新中国的成立，新生活的到来，为彝家孩子带来了全新的未来。类似的题材我们曾经在李乔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中看到过，但那是从成年人的视角出发，全面表现时代变迁下的民族生活。吕翼的这部儿童小说，取的是儿童视角，以一个夷家孩子觉格的经历，表现了金沙江两岸彝族地区在时代变革中的曲折波澜。

　　这部小说有几个特色值得一说。

　　第一，故事线索单纯中隐含曲折，符合儿童小说的风格。

　　儿童小说因为阅读对象的不同，故事情节不宜过于复杂。但是单纯不等于简单，对于儿童读者来说，他们阅读小说的目除了审美的需求，还需要能从中学习到成长的知识。社会生活的复杂与人生世事的多变，决定了儿童小说不应该以简单来应对。《比天空更远》在这一点上把握得很好。它的故事背景设置于新中国成立之际，故事发生的环境是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地区。作家选择在时代动荡变迁的背景下，来展示一个夷家孩子觉格成长的曲折经历。对今天的小读者来说，内涵丰富而又有适度陌生化的民族历史题材，可以满足他们对世界的期待与探索，从而产生很好的阅读效果。

　　觉格一家三代，都经历过一些重大的事件。他的爷爷倘惹是狩猎高手，曾经亲自见证过刘伯承过凉山，与果基头人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历史场景。他的阿爸曲木，不堪忍受压迫逃到江对岸参加红军，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指挥员，现在回到金沙江边为凉山解放而奋斗。而觉格面对的则是新中国的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对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地区来说无异于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改变着一个民族的命运，也改变着无数个体生命的命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觉格所经历的事注定了会是不平凡的，充满艰难曲折。但是经历黑暗之后，也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会走向光明的未来。可以看到,他们一家三代的精神基因中，都有一种不甘心忍受压迫，主动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愿望。这是小说丰富内蕴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升华。所以，这虽然是一部儿童小说，从题材上看却是一部重大之作。

　　第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成长，是儿童小说永恒的主题。《比天空更远》中，主要人物觉格也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展现。成长，意味着要经历苦难和曲折。小说中少年觉格的成长需要面对几重人生困境：父亲的缺失，头人的压迫，国民党军队的欺压，每一个困境都是对人物成长的磨炼，让人物从小就处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漩涡中。而对每一个困境的突破，都会形成人物成长的一次升华,体现出形象和性格的不同层次。

　　觉格的阿爸曲木当年不堪头人欺压，参加红军远离彝山。如今他已经成长为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员，重新参与到解放故乡的战斗中来。觉格母子经过长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希望和幸福。头人对百姓的欺压属于民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共同矛盾面前，也可以暂时得到化解。以邓连长为首的国民党残部，则是夷家人和解放军的共同敌人，最后终将被正义的力量所消灭。

　　经历着如此复杂多变局势的觉格，注定了其成长会既曲折又丰富。他的形象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小说中刚刚出场时的觉格，只是一个单纯地怀念阿爹的孩子，希望能有一个胸膛来保护自己和阿妈。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他慢慢学会了和白狗子斗智斗勇，和头人巧妙周旋。他的人生理想也开始形成和升华：“不做大夷山里的糊涂虫，要像一只超凡脱俗的鹰，飞往比天空更高远的世界。”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夷家少年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他的人生理想都在发生全新的变化。这是一个向着光明前行的文学形象。

　　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也都有着独立的个性。罗火头人的刚愎自用，尔沙管家隐忍中的智慧，头人女儿史薇的天真活泼，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作为反面形象的国民党兵，邓连长、刀疤脸、毛胡子，也各有特色。

　　第三，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钻研和运用。

　　吕翼是一名彝族作家，民族身份对他的写作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民族生活的内容随处可见。这说明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认同。如尹汉胤在为《马嘶》所作的序言中所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吕翼，多年来始终以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发展，以文学作品展现着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歌颂着新时代的民族正气。”

　　近年来，吕翼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与研究是下了大功夫的，从彝族古代经文到民俗风情，从现实中的山川河流到地名的历史渊源，都曾经作过细致研究和考察。这是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高度负责的写作态度。所以到了《比天空更远》的写作，他对彝族历史文化的运用已经到了比较纯熟的程度。彝族古老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民族习俗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呈现。大到各家支间“打冤家”的历史遗俗，小到生活中饮食、居所的设置，都体现了浓郁的彝族风情色彩。天神恩梯古兹，则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可以把不同阶层的人维系到一起。吕翼对彝族民族文化的精心研究，在这部小说中有了丰厚的收获。

　　作为一部儿童小说，一直都要紧扣住人物的年龄和身份来展开情节。小说中为表现觉格的成长，设置了一只受伤的小鹰黑箭，作为陪衬。鹰是彝族文化的传统意象之一，代表着一个民族古老的崇拜。而在觉格眼中，受伤离群的小鹰和自己孤独的身世有同病相怜之感。鹰能飞上蓝天自由翱翔，则带给他理想和希望。

　　这部小说的民族风情还体现在语言上。在人物各具特色的语言中，彝族文化的内蕴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彝族的谚语、俗语在文字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谚语，彝语称为“尔比尔吉”，它句子短小，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是彝语中的精华。吕翼笔下的人物，对彝族的“尔比尔吉”都非常熟练，经常能脱口说出一些颇有哲理的语句。小说的主人公觉格，从小就能从这些语言中学习人生的知识：“飞得高的是天上的鹰，跑得快的是平地上的马。”“最好吃的是砣砣肉，不透风的是羊毛披毡。”面对邓白嘴的威逼，他能用“山大压不住泉水，牛大压不住虱子”的道理来安慰自己，与邓白嘴巧妙周旋。语言是一个民族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它们的熟练运用,才能展现出民族生活的鲜明特色。

　　此外,小说中的民族行为方式、生活习性,共同体现了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意识，它们构成了《比天空更远》这部小说独特的内涵。

　　四

　　2019年，吕翼还在全国名刊发表了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小说，保持了他关注人心、人性的一贯风格，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自由遨游。

　　他在2019年的开篇之作为发表于《边疆文学》2019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黑夜灼心》，与前期两个中篇小说《冤家的鞋子》和《马嘶》互为关联，继续续写彝家汉子乌铁的命运，开掘人性的深度与广度。这个中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再次纠缠到一起，乌铁、开杏、胡笙，堪称命运的“铁三角”，无法回避地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相遇，其中的人情人性更加复杂和深刻。

　　黑夜意象的运用，是这篇小说突出的特色。它不仅仅指自然现象，更是指向人心的纵深。可以说开贵这个人物是代表真恶，他坏得自然和真实。他嗅到了时代的风声之变，为了私利可以陷害自己的妹夫，威逼开杏给他让房，落魄英雄乌铁差一点就成为他奸恶之心的牺牲品。相比之下，胡笙这个人物的性格则复杂得多，作家很好地表现了他在善与恶之间的沉浮与挣扎。当年乌铁将自己心爱的马赠给他，写信为他打通彝族地区的关系，他才得以奔赴延安，成就人生的一番事业。现在，他以营长身份得返乌蒙城，功成名就、权力在手之时，却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欲望，依旧对当年的恋人开杏怀有非分之想。对待当年的情敌乌铁，内心也充满矛盾。这是一个在善恶之间徘徊的形象。吕翼在小说中写到了胡笙的眼睛：“胡笙的眼睛如迷宫一般让人捉摸不透，甚至还有着一种硬，有着一种冷，一种拒绝。这和当年的教书先生完全不一样了。”

　　乌铁这个人物在这篇小说中则已经失去当年的英雄气概，沦落为巷子里做鞋的匠人，任人摆布。让人感叹命运无情、造化弄人!小说围绕他的生死去留，展现了不同人物人性的幽深曲折。小说中的“黑夜”，既隐喻时代新旧更替前的这个时间段，更是指向命运的残酷与无情。和前两篇小说相比，这个中篇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气氛。乌铁没有死于战场，却要在漫长的时间中忍受命运的折磨。如果故事还会延续，那么他的人生注定了一定会是悲剧的结局。

　　吕翼在《青年作家》12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少年的金牙》，也是写彝族地区生活的作品。这篇小说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摒弃了政治、历史这些意识形态的内容，以比较纯粹的小说眼光去展现人物的欲望和欲望后面隐藏着的力量。这种力量很难用正义还是邪恶来判断，它只和情欲、物欲有关。小说中头人的儿子卡拉在十五岁那年，被父亲马海头人让人强行扳去两颗门牙，然后再给他安上象征财富和地位的大金牙。娃子倘热，也有自己的欲望，他渴望在自己把头牛养到五头时，头人遵守诺言把女娃子莫雅配给他做妻子。但是头人却不守诺言，将三头牛用来换黄金给儿子安金牙,陷倘热于绝望之中。欲望和仇恨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演变出悲剧的故事。

　　这篇小说中有哲理和隐喻，作为财富象征的黄金本身并没有过错，却能让人性变异、扭曲，接连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悲剧。

　　他的另一个中篇小说《马腹村的事》，写的是现实中扶贫工作的故事，发表于《民族文学》2019第7期“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栏目。该作品还先后入选《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大字版》，后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2019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一书。从这个中篇可以看到他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物心灵的风格一直在继续。这个中篇，他定位于写“一个灵魂回归的故事，一个良心复苏的叙事，更是责任与担当的呈现”。小说从扶贫工作队队长泽林的头疼写起，吕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疼，“像野蜂叮螫”“像某人一巴掌扇来”“像乌云暴雨瞬间扑来”，这种痛感还会在头上四处游荡。其实让他头疼的深层原因，是中年人生的错综复杂以及扶贫工作的艰难曲折。正是在艰难中才能体现出人物的品质和心性，泽林以坚持、坚守的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人物身上的韧性表现得非常到位。小说中的尔坡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无论是他的民族身份还是与泽林的斗智斗勇，都为这个人物增添了生动的色彩。吕翼把小说内容安排在一个名叫马腹村的彝族村庄，再次为读者展现了彝族地区生活的特色。这是作家写作中民族情结的体现，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吕翼在《人民文学》2019年1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竹笋出林》中，同样以彝族民间生活为表现内容。金沙江边一个名为“背篼村”的彝族村庄进入读者视野：“背篼村逼仄陡峭的山路，怎么看都像是一根锈迹斑斑、扭曲折叠的铁丝。没有麂鹿、羚羊、猕猴的功夫，要在上面走过，还真不行。勒吉支书在这条路上攀爬了大半辈子，还算顺风顺水。”这篇小说中，彝族村民所要面对的是一些新事物和新问题：诸如发展产业、发家致富、整村搬迁等等。民族地区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时代转型带给人的冲击，对生活于偏远地区的民族来说更为强烈。他们要和“穷鬼苏沙尼次”作不懈的斗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美好幸福的生活。小说中“背篼”是一个具体事物，也是一种意象，代表着贫穷落后的历史。父亲勒吉，儿子吉地，两代人为了甩掉穷背篼，有不同的思维和方式。“出林笋子高过母”，显然吉地的方式更能体现出时代的特色。他被父亲两次巴掌打出山去，第一次回来，带领村民种玛卡致富，却因为不懂市场行情导致大家返贫。第二次回来，又把发展竹子产业当成致富之路，终于获得成功。父与子两代人，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生轨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打败“穷鬼苏沙尼次”，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麻达，也是很有个性的人物，表面憨傻内心灵秀，能用竹子编织出漂亮的艺术品。

　　这篇小说，吕翼的创作定位是：“写一个关于初心、成长与乡愁的故事，更是当下乡村巨变过程中，基层组织转型的疼痛呈现。”小说中的扶贫工作队、费平部长等人都设置为背景，没有着力去表现他们为扶贫工作的牺牲奉献。而是把小说的力度放在写背篼村人的成长与进步，这是作家创作的一种策略。只有在内在需求的驱动下，一个村庄的发展才会有精神力量的支撑。

　　密切关注时代生活的转型和人物心灵的振动，永远是一个作家崇高的责任和义务。吕翼的创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吕翼的2019年是值得庆贺的一年。他用自己的辛勤努力捧出几部厚重的作品，以回报故乡和读者。对一个“70后”作家来说，正是年富力强出成果的创作时光。他的小说创作艺术，也在不断成熟和进步，终将逐步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相信他在小说创作上还会努力攀登高峰，会带给读者更多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