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先提一个问题：西南联大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我们是否可以用“西南联大文学”来加以概括和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发生于云南的西南联大文学算不算云南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我不清楚云南是否出过一本“云南现代文学史”类的书，也许没有，至少我未见过。我只读过蒙树宏先生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虽然述评的时段限定于抗战时期，抗战前、抗战后加起来还有二三十年未能涉及，但就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而言，覆盖面还是相当大的，除少数几位外，现代云南作家差不多都涉及了。尤为可贵的是其中对西南联大的诗歌、小说已有专节论述，两节的标题分别为《冯至等西南联大诗作者群》和《西南联大小说作者群》。散文亦有所涉及。开风气之先，十分难得。

　　树宏先生已经使用了“西南联大作者群”的提法，很有积极意义。而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用“西南联大文学”的提法，来概括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于云南的此一文学现象。西南联大不但作家多、作品多，且水准高、上档次，而且作品门类相当齐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批评都有，特全。当然，这些是否就可以称之为“西南联大文学”，是不是可以视为云南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至少视为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树宏先生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实际上已经将“西南联大作者群”视为抗战时期云南文学的一部分了。至于“西南联大文学”的提法，则尚需讨论。不过我在这里不打算就此进行讨论。我这里要说的是，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以及相关探讨的逐渐深入，关于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云南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西南联大作家可分教师和学生两类。教师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钟书、叶公超、陈铨、孙毓棠、川島、王了一、罗常培、费孝通等等。名家不少，但大多忙于教学和研究，文艺创作不大顾得上了，虽然也还参加文艺活动，是著名作家但不是一线作家了。一线作家主要是沈从文、冯至、陈铨三位，叶公超、卞之琳、钱钟书、王了一、罗常培、费孝通等的作品也不能忽视。学生主要有汪曾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刘北汜等。但是，仅就特定的西南联大时段而言，学生刚刚起步，要求不能过高。而诗歌要特别一点，“昆明现代派”已经崭露头角。写小说呢还有待于他们对社会对人生作更多更深入的观察、历练和积累，成果还有待于未来。

　　下面按文体分开，对西南联大文学作一些初步的疏理。

A 西南联大的小说(以沈从文为例)

西南联大写小说的教授并非沈从文一位。外文系教授陈铨也写，早在抗战以前就在上海、天津出版过《恋爱之冲突》等五部长篇，战后又出版了《归鸿》等三部，都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联大时期陈铨主要写剧本，写得多，而且影响很大。外文系卞之琳以诗名，抗战时期却也写过小说，除写八路军游击队打鬼子的短篇《红裤子》引人注目外，在昆明还写过一部据说有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可惜原稿已被自己毁弃，只剩下一些片断在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若干家刊物上发表。1983年由香港三边社将这些片断汇编成册出版，书名仍为《山山水水》。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之一《卞之琳代表作》(1998年)选有《山山水水》的片断《海与泡沫》，还选有1941年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刋的短篇《一元银币》。汪曾祺是学生，联大时期已起步写短篇，成绩尚未显著。这两师一生都暂且放下，这里只说沈从文。

　　沈从文一生有四部代表作，即《边城》《湘行散记》《湘西》和《长河》，前两部写于抗战前，后两部写于昆明时期。除《湘西》和《长河》外，他在昆明创作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近十来年也受到学界的关注。其实沈氏此作几十年前就受到关注了。郭沫若1948年发文批判文艺的错误倾向，首当其冲的就是沈从文，指沈的“摘星”“看云”是“文字上的裸体画”，是“文字上的春宫”(《斥反动文艺》)。话太吓人，沈作其实跟祼体画、春宫扯不上。倒是施蛰存的说法比较有参考价值，认为“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滇云浦雨话从文》)。但沈从文的这本小说集确实值得研究。此小说集的成书过程及版本原就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沈从文全集》将《看虹摘星录》列为“有待证实的作品”。北大女博裴春芳长期研究张充和对姐夫沈从文的创作，尤其是对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的影响，考证出张充和与三姐夫沈从文非同一般的情感关系。长篇考证文字题为《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刊于《十月》2009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0期亦刊有相关资料。北大中文系教授商金林发文对裴文进行反驳。此小说比较隐晦、暧昧，或可称之为朦胧小说。另据裴春芳2017年新文透露：1937年，上海时尚消闲杂志《莎乐美》第2卷第7期首页刊出张充和女士的照片，但照片上标出的名字不是张充和小姐却是“上官碧小姐”。专家都知道“上官碧”是沈从文的常用笔名之一。裴氏认为：“这幅照片，为我们在沈从文的笔名上官碧与张充和女士之间建立了令人惊异、却真确可靠的关联。”(《论沈从文创作中“四小姐”张充和的隐现问题》)涉及的问题已经不限于一部《看虹摘星录》了，它涉及沈的多部作品。

B 西南联大的诗歌(以冯至和昆明现代派为例)

冯至人们都很熟悉。早在1935年，鲁迅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这顶桂冠几乎成为对诗人冯至的定评。但据说冯至私下并不认同鲁迅的看法，这方面的访谈不是一篇两篇。据这方面的专家称，在20世纪20年代，冯至确实写过一些抒情诗，而且也的确是以情感取胜。但后来，他在学习德语现代诗歌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他30年代初的诗歌抱负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开始出现了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的萌芽。他在昆明金殿后山(1940-1941)写的《十四行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的、标志性的收获。到昆明后先在城里住了一两年，后为躲避日机空袭迁居东郊杨家山林场(今世博园背后一两里)。那里森林茂密，环境极佳，在那里创作出了《十四行集》。此集一改他20年代的诗风，不再偏重情感的抒发，而是用了一种客观的体验方式去感悟个体生命的存在，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万物相连、息息相通的哲理，呈现出冯至诗歌艺术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冯至的《十四行集》对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卞之琳也广为人知。在《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这个选本中，选入卞诗18首，不少。此略。

　　下面只就在西南联大出现的，以学生诗人为主体的昆明现代派略作评述。

　　西南联大诗人群人数众多，主要的有：穆旦(外文系)、杜运燮(外)、郑敏(哲)、袁可嘉(外)、王佐良(外)、罗寄一(经)、马逢华(经)、赵瑞蕻(外)等等。有必要指出的是，联大学生爱写诗的并非都在现代主义旗帜下。比如缪弘，外文系学生，1944年冬从军。抗战胜利前夜，在随军反攻桂林时，他随士兵一道冲锋，壮烈牺牲，还不满19岁。1945年，联大文艺社编辑、出版了《缪弘遗诗》，其中有一首《血的灌溉》，是在“联大五次输血后一日”写的，共两节：“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惟一的剩余。//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也该让我们的血，/来注入你们的身体；/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在联大，这样的优秀诗作不少，但不能都归到现代主义旗下。我只是强调，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一种新的思潮、流派更需要留意。

　　我比较留意的是下面两点。

　　第一点，我已说过，40年代的中国诗歌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延安的工农兵诗歌，以学民歌为主流，比较接地气；一个是昆明的现代派诗歌，视西方现代派为圭臬，人文色彩浓。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诗歌的两个中心实际上代表着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虽然在社会影响力上并不对称，却也历史地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循环。昆明现代派战后东迁，与内地风格相近的诗人交融，1948年正式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九叶诗派，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都是重要成员。九叶诗派并非只有九位，那九位是核心，包括辛迪、唐祈、唐湜、陈敬容、杭约赫，他们五位不是联大的。九叶诗派形成后影响力有所提升。但进入50年代后，九叶诗派逐渐式微。

　　第二点，二十年后现代主义诗歌重新抬头，并在诗学上有所谓“三个崛起”。其间，昆明现代派的几位重要成员可谓老树开花，或敲边鼓或吹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杜运燮1979年写的一首题为《秋》的诗，发表后被一位部队作家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中批评。当时正在崛起的一个以舒婷、顾城为代表的诗歌群体，因之而被称为朦胧诗派。早被边缘化的郑敏以一首《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重新露面，欣喜地投入中国诗歌新浪潮，并深度介入现代诗的论争。《诗刊》1980年8月号上那篇《诗的深浅与读诗的难易》（署名晓鸣）就是她对《令人气闷的朦胧》的回应。1982年她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创刊号发表评介西方现代主义的文章《庞德，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力度加大，锋芒更露。袁可嘉集作诗、译诗、评诗和选诗于-身，在诗学理论上建树尤隆。在80年代的新诗潮中，袁可嘉更是一位现代主义的启蒙者，他的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和多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与董衡巽、郑克鲁合作），成为那一时期青年学子和青年诗人、作家趋之若鹜的启蒙读物。

　　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的现代主义逐渐退热。近些年，郑敏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回顾，对新诗现状的观察更宏观也更历史，提出要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主张借鉴古典诗词，使民族传统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相交融。这位当年的联大女生，如今已是九十九岁高寿，借此向诗坛老寿星祝福。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联大诗歌，主要着眼于那些诗人已经形成流派，其影响延续到八十年代，乃至今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

C 西南联大的戏剧(以陈铨、闻一多为例)

在现代文学史上，所谓戏剧通常主要指话剧，包括剧作家和剧本，一般也涉及戏剧运动。南开大学演话剧有传统。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相当多，很活跃。剧团有四个，即：西南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青年剧社，国民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实为剧团)。他们不但在校内，也走出校园积极投身社会，为抗战时期昆明戏剧运动的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铨是四川富顺县人，清华毕业，留美、欧，获德国基尔大学博士学位。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后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著有《天问》《革命的前一幕》等长篇小说八部，《黄鹤楼》《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无情女》等多幕话剧五部。他的剧本多以抗日锄奸为主题，有“抗日锄奸剧作家”之称。其中尤以《野玫瑰》最为著名，1941年8月上旬在昆明大戏院(今新昆明影城)一亮相即引起轰动，连演五天。且联大剧团与国民剧社争夺上演权，后者成功，成为联大和春城剧坛之花絮(重庆上演后，联大的青年剧社又在昆明演了三天)。1942年在重庆演出，演员阵容豪华，连演十六场之多。据说白杨与秦怡两位当红影星争当女一号，秦怡胜出。1941年获教育部该年度文学类三等奖。该年度文学类无一、二等奖，三等奖共四名，剧本占二，与曹禺的《北京人》并列。战后改编为电影《天字第一号》(陈天国、欧阳莎菲主演)更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这部电影应该算日后中国谍战片的鼻祖。

　　但陈铨也是一个长期受争议和批判的作家和学者。这与《战国策》这份半月刊也有相当大的关系，那是陈铨与云大教授林同济等人于1940年4月创办的，所谓“战国策派”即由此而来。

　　批判之声始于1942年3月5日《野玫瑰》在重庆上演之后半月，《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读〈野玫瑰〉》，认为剧本将“卖身投靠的奴才”王立民美化成“英雄豪杰”，整个剧本“隐藏着‘战国策’思想的毒素”。接着别的地方也有报刊发表类似批判文章，如《有毒的〈野玫瑰〉》《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等。之后，重庆戏剧界两百多人联名致函陈立夫提出抗议，要求撤销奖励，禁止演出。昆明戏剧界五十余人也响应重庆反对《野玫瑰》得奖，联大校内的左派同学也作出响应。联大的青年剧社之所以在昆明只演了三场，缘此。

　　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来看，当年的批判未免过于上纲上线了。说剧本有些美化那个汉奸头目，大致不差。但有的文章说剧本“歌颂国民党特工人员”则值得商榷。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对敌(日伪)。国民党特工人员去敌占区潜伏卧底，抗日锄奸，应给予肯定。199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戏剧卷已将《野玫瑰》选入。2008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出版108位作家的代表作选本。陈铨入选，内收小说二，戏剧二(包括《野玫瑰》)，文艺理论一(节录)，书名就叫《野玫瑰》。

　　关于西南联大戏剧，闻一多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第一点，1939年夏天，他与曹禺联手将话剧《原野》推上昆明舞台，这在昆明话剧运动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闻一多认为，“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并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他亲自担任该剧的舞台美术设计(闻一多留美本来就是学美术的)。这个戏特请曹禺由重庆来昆导演。花金子一角由著名女演员凤子担任，她是史学家、诗人、联大副教授孙毓棠的夫人，本人也是作家，多才多艺。孙毓棠本人也是在昆明很活跃的导演，他在《原野》演出中还演了一个配角常五爷。整个演出由国防剧社出面，实际以联大剧团为班底，演出地点在新滇大戏院(今名云南艺术剧院)。演出十分火爆，连演九天，天天满座，加演五天。

　　另一点是闻一多希望将楚辞《九歌》搬上舞台，并付诸实践。那是1946年5月路南圭山区彝族乐舞在华山南路省党部礼堂的正式公演。公演及公演前的一系列准备是在地下党及外围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还聘请闻一多、楚图南、费孝通、赵沨等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和编导。演出获极大成功，开彝族原生态歌舞登上舞台之先河。闻一多长期研究《九歌》，一直想将其搬上舞台，但总未找到相宜的舞台艺术形式，如今圭山彝族歌舞登台大获成功，诗人从中受到启发，很快写出改编剧本《〈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并在手稿的“附注”中写了关于道具、布景、效果的若干想法。

　　这是1946年6月初的事。想不到过了一个多月，闻一多先生即不幸遇难。他是革命斗士，同时也是学者和诗人。他的学术、艺术生涯几乎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D 西南联大的散文(以钱钟书、冯至、罗常培等为例)

西南联大最著名的散文作家当然是朱自清。冰心虽也很有名，但与西南联大没关系，就不议了。朱自清虽然名气大，在昆明七八年时间也不算短，却极少动笔写散文，好像只写过两篇，一篇叫《蒙自杂记》。到底是正牌的散文家，文章里有句“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读了印象深，好记。另一篇叫《我是扬州人》，讲人的籍贯问题和故乡观念，说他祖籍或原籍是绍兴，如今满嘴扬州口音，应该算扬州人了，虽然扬州人属于“江北佬”，被上海人视为低下。不过西南联大教员名册上确实写的是浙江绍兴。有意思。这两篇散文都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朱自清该多写却基本不写，让人遗憾。好在有不少教授动笔写散文，而且成绩不错。就我所知，主要有：

　　钱钟书 名著《写在人生边上》收散文十篇，其中一半写于昆明。

　　冯 至 昆明写的散文不算多，内有以昆明杨家山为题材的三篇散文《一棵老树》《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人的高歌》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卞之琳 《沧桑集(1936-1946)》，散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罗常培 《苍洱之间》和《蜀道难》，两本都是旅行记。

　　王了一 即王力。有杂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写战时昆明生活百态。《闲》《灯》两篇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李广田 《圏外》《两个念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日边随笔(一)》亦选入，该文发表于1948年，此未计入。

　　费孝通《鸡足朝山记》，是一本大理游记。

　　有论者称钱钟书、梁实秋和王了一为抗战时期“学者散文”三大家。此为一家之言可参考，但何为“学者散文”，概念欠清晰。如果凡学者写的散文均属“学者散文”的话，梁实秋当为首席无疑。钱钟书散文虽时见幽默精句，但有时也显得过于尖刻欠着点敦厚。另外，照施蛰存的讲法叫“过于炫才”(黄裳：《忆施蛰存》)。至于王了一，虽写白话却喜掉书袋，以致新时期出新版时得有人帮做注释，作者“特此致谢”。一篇散文注释少则两三条，多则五六条甚至十条。

　　沈从文也写了不少散文，但在他的昆明作品中并不特别重要。其中有些属文学批评，另议。顺便一提，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的《花园》(1945年)《牙疼》(1947年)两篇散文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都是发表在正式报刊上的，不容易。沈从文在1941年给作家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果不其然，汪曾祺日后成为中国文坛极享盛誉的文学大家。

　　联大中文系有个学生叫刘北汜，入学填表说自己喜欢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在一次师生座谈会上被系主任罗常培不指名批评。后来他转到历史系，但仍爱新文学，写散文在报刊上发表，有五篇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一篇叫《山路》，一篇叫《曙前》，另三篇发表于联大结束后不计入。

E 西南联大的文学批评(主要以叶公超、沈从文为例)

在联大做文学批评的不止两位，陈铨就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文学批评的新动向》，1943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此书出版前，部分章节已在昆明《战国策》上连载。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选入的那部分看，该书虽在书名中标有“文学批评”的字样，实际上与一般文学评论不同，理论性相当强。有资料显示，他在德国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为《中德文学研究》(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书名看这是一本比较文学专著。本人无缘读到此书。

　　除陈铨联大时期出版过理论批评专著外，李广田和闻一多的两篇作品评论也值得注意。

　　李广田的《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发表于1943年10月，这是一篇有相当思辨色彩和深度的文学批评。他指出，冯至“是第一个把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介绍到中国来的”，又讲冯至“不但向我们介绍了里尔克，在某些点上，实在也等于向我们说明了他自己”。这话很关键。里尔克是有影响的德国现代主义诗人，指出了这一点，等于给读者一把理解冯至《十四行集》的钥匙。《十四行集》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出版，次年10月李广田就写出这样一篇有份量的评论。考虑到当年信息交流之缓慢，我猜测，李广田此文有可能是文学界对冯至《十四行集》最早的评论。

　　闻一多的文章题为《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发表于1943年11月13日昆明的《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大家都知道闻一多喜欢田间的诗，欣赏田间的诗，这篇诗评不长，但充满诗人的热和学者的智。一开头就说：“鼓——这种韵律的乐品，是一切乐器的祖宗，也是一切乐器中之王。”“鼓象征了音乐的生命。”“鼓是男性的，原始男性的，它隐藏着整个原始男性的神秘。它是最原始的乐器，也是最原始的生命情调的喘息。”最后一段是：“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非诗人/学者/斗士三位一体，写不出这么精彩、准确、到位的诗评。

　　下面主要讲叶公超、沈从文两位。先是叶公超，他在文学理论素养上要厚实一些。

　　在民国时期，尤其40年代，叶公超主要以外交官形象为公众所熟知。关于他与文学的关系，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了解的人相对较少。他是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他在外文系开的是“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等专业课。除了教书，偶尔也写点文章，量虽不多见解却不俗。属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仅有两篇，均发表于1939年。

　　一篇是《谈白话散文》，题浅意深。他不是泛谈散文印象，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关于原因，叶公超认为，二十年来新诗的成就主要在“抒情短歌”方面。在那里，“青年心境中的眷恋、祈求、苦闷总算有了相当的表现，但是生活中别方面的情绪却还只在生活中等待诗人的探索”。这就是说，新诗的书写面还比较狭窄，偏于自我（即后来所说的“小我”），在社会面的表现上还相当欠缺。更难得的是，叶公超还从文学传统和比较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申述。他指出，中国的新诗，至少是近期的作品，“是从一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西洋诗里脫胎出来的”，而且“多数的新诗人是比较接近英法浪漫派的，所以新诗里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色彩来得特别显著”。至于解决这问题的“根本”是否全在于“国化”（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民族化”），叶公超表示自己“不敢笼统的说”，但强调“在诗人的情绪与经验上确应当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现”；在移种外来影响（他强调“不是采花而是移种”）的同时，更应当“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

　　1939年联大教授办了一个以时评为主的周刊叫《今日评论》，创刊号上就有叶公超的《文艺与经验》。文章的主旨为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中“经验”指作家对现实的体验与感悟），是对抗战初期文艺现状的评论。他还借别人的话进一步申述：“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的，就是那时代的文艺：文艺无需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反对“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这样的口号，但并不笼统地反对必要的文艺宣传。他将卞之琳写八路军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小说《红裤子》译为英文在英国杂志发表即是证明。显然，叶公超是很看重卞之琳这篇小说的抗日宣传价值的，他并不绝对排斥文艺的宣传功能，他反对的只是将文艺与宣传画上等号。

　　《文艺与经验》还指出，“最近百年来西洋文学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扩大了文学里的社会性，……我们的文艺似乎也向着这个方向走，不过从各方面看，我们作家的经验实在太单调，太狭隘了”。他说抗战前许多作家都住在沿海几个都市里，如今大多来到内地，抗战的经过，内地情况的刺激，民族性的优点与弱点，都会使作家产生不少感悟，意识得到扩大，灵感也比从前丰富。他冷静地抱着希望：

　　我们当然不能希望马上就有作品出来，一个大时代的表现往往是要等数十年的，不过，我们只希望一般作者要在这个时期里把他们知觉的天线竖起来，接收着这全民抗战中的一切。

　　叶公超讲得多好。这两篇文章是叶公超在昆明写的，偏偏这两篇文章又不为一般文学史家所留意。而我以为，这两篇叶文无论对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史，还是对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下面谈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很大。当时写的评论文章大多收入1939年上海初版、1941年桂林再版的《昆明冬景》和l943年重庆出版的《云南看云集》这两本文论集中。那一时期沈从文关注的问题是文学与抗战的关系和作家的操守。1939年l月，他在《今日评论》上发表《一般或特殊》，强调文学的特殊性，认为文学比一般关于抗战的通俗宣传对社会的真正进步更重要。在此之前，友人梁实秋在重庆发表过一篇短文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被左翼作家定为“与抗战无关”论进行批判。沈从文在昆明的言论被批为比梁实秋的言论“更狠毒”，“更阴险”。这是无限上纲了。《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刊于1940年8月《战国策》第九期。此文比较全面讲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其中却也有些尖锐的话。他鄙视那些“无作品的作家”，说他们“时而左，时而右”，“只要‘上头’政策一变，他们也就即刻会变”。他还讽刺说，有的作家一旦“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政客从此可以畜养作家，来做打手，这种打手产生的文学作品，可作政治点缀物罢了”。

　　关于作家操守，沈从文特别反对作家迎合市场，反对文学与商业结缘。他认为自1926年以后文学运动“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致使“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是“商业竞卖”，是一种“写作态度”的“堕落倾向”（《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1942年第一卷第二期）。

　　写于1942年的《小说与社会》(《世界学生》1942年第一卷第十期)亦不可忽视。作家写批评(批评与评论大体上是同义词)有自己的个性，不像所谓学院派。学院派重学理是优点，毛病在于如今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分不清论文与批评之异同。论文的体例便于研究，而研究的对象不能太近，多少要有些距离，要有点过去时，要有点“史”的成分。有些从业者却不同，三千来字的文章也要处处引经据典，尾巴上挂一长串注释。作家写批评却不同，通常都喜随笔、杂文体。沈从文就这样。这篇《小说与社会》开头先说爱看小说的人很多，不但一般平民百姓爱看，“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许多专家学者也爱看，是“小说迷”。他举自己知道的四人为例：弄社会科学的李达爱看武侠小说，弄哲学的金岳霖爱读侦探小说，“挖坟专家”梁思永最熟习现代中国小说，主持军事航空的周至柔新旧小说都看。接着才讲小说流行的原因及小说的价值。要紧的话在后面，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讲作家的处境及选择：“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注意。”还提到版税少，说“能靠版稅收入过日子的作家，不会过三五位”。整篇来看，关于小说问题讲了不少，而要紧的是讲文学与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关系。

　　沈从文联大时期写的评论还有《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白话文问题》《由冰心到废名》，等等。

　　今天回头来看，沈从文的文艺观总体而言还是应该肯定的，他对文学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宣传的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辩证看问题自然也是这位大师的局限。至于作家迎合市场与商业结缘的问题，即使在讲经济效益的今天来看也不失其警世的积极意义。

　　学生辈的王佐良(毕业留校做过助教)也值得注意。他在联大结束前一月写过一篇《一个中国新诗人》(次年发表于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这是全国第一篇关于穆旦的评论。开头一句就非同寻常：“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后面说“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智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认为这是“穆旦的真正的谜”。还针对整个文坛指出，“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不难看出，这位青年批评家已经有着不同于当时一般批评家的视野、思路和话语，极为难得。再一点可贵的是，他不止关注穆旦一个人，而且注意到与穆旦相近，“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的“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他已经注意到一个流派或近乎流派的群体了。数十年后他的思路更为清晰、明朗，在《谈穆旦的诗》一文中，称此一群体为“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或称“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

F 后缀

以上是自己近一段时间以来，阅读与查寻西南联大时期部分师生(主要是教师)的一些相关文学作品及相关资料以后，所作的一些梳理与思考。当然，此前已有一些积累。为显得资料上的完整，关于“昆明现代派”及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三位在20世纪80年代介入“三个崛起”浪潮的资料，原见《西南联大诗歌小说散论》(《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6/3)，这次也使用了一些，并不新鲜。特此说明。至于对西南联大文学总的看法和脉络的疏理，究竟做得如何，或是否有参考价值，自己也不知道。一份读书札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