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1913-1996），湖北襄阳人，原名陈光美，出生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在文坛崭露头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任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随四野大军南下，平津战役后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解放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有十卷本《陈荒煤文集》问世。
我最初知道“荒煤”这个名字，来自茅盾先生在1941年写的一篇散文《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其中有一小段：“……看见那边一小堆人谈论得很热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小说家荒煤，在滔滔不绝有声有色讲述前方的文艺工作，民众运动；巨人型的木刻家马达，叼着他那手制的巨大烟斗，站在旁边听（下略）。”说来也巧，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后不久，由副院长周扬点名，调沙汀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荒煤、吴伯萧、许觉民几位任副所长。周扬在延安时期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主持具体工作，荒煤是文学系和戏剧系的教员，他们都是从上海亭子间奔赴延安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
沙汀原来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分会主席，他是写短篇小说的圣手，但却不善言辞，而荒煤正如茅盾文中所说讲话“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加上曾经担任过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的局长，富有领导与组织工作的经验，所以文学所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荒煤主持，文学所开会荒煤也是发表主旨讲话的不二人选。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左翼文学内部曾经有过“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在“文革”初期，周扬的“罪状”之一就是提出“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反对鲁迅；鲁迅当年在文章中称周扬等为“四条汉子”成为“文革”的流行语之一。周扬复出以后在接受香港记者谈话时，说那场争论主要是由于革命文学内部在历史转折时期（由反对蒋介石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认识上不一致造成的。记得继唐弢先生之后担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良春同志，曾带着研究室的几位同事到周扬副院长的办公室“请教”（正规一点说是聆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周扬谈的意思同他与香港记者说得差不多。但在社会上，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两个口号”仍存在很大分歧，而按惯性思维大多数人认为鲁迅正确周扬不正确。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老主任，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家，他是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受唐弢先生的影响，现代室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自然也秉持同样的观点。荒煤中等略高的身材，微胖，秃顶，戴着一副眼镜，乍一看似乎显得有些威严，一接触却又觉得他很和蔼也很幽默。在主持文学所工作后不久，1978年7、8月间荒煤要去长沙、昆明“巡视”，马良春指派我和沈斯亨陪同前往。事先荒煤对我俩交代说，他这次出差是遵照周扬同志的意见，“两个口号”论争不休，至今未有结论，周扬让荒煤到各处讲一讲他们的看法，也就是宣传和解释一下他们当年的主张。荒煤还说当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周扬自己不便出面，曾委托沙汀和他去拜访鲁迅，交换一下意见，缓和缓和。荒煤和沙汀充当“和事佬”未见诸任何史料记载，但荒煤亲口所言想必不会是出于杜撰，如此说来他这次南巡是第二次接受周扬的委派了。
我们乘民航班机从北京先飞长沙，在那里大约呆了四五天后又去昆明，也是买的飞机票。我不知道现在昆明机场有什么新的变化，那次飞机临近昆明前记得要飞过一个峡谷，飞机翅膀差不多都要擦着两边的山峰了，从舷窗望出去简直让人心惊胆寒！幸亏驾驶员技术高超，掠过滇池后平稳降落。我们下榻在市中心的翠湖宾馆，出门就是风景秀丽的翠湖公园，加之昆明四季如春，气候凉爽宜人，比在火炉长沙舒服多了，心情自然也随着愉快了不少。
荒煤之所以选择去昆明，是因为高等院校恢复正常教学以后，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许多学校都是自编教材以应急需。西南地区大专院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一些老师，在昆明开会讨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编《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两个口号”论争这一棘手的问题。这就给荒煤完成周扬托付给他的“宣传”任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大专院校的舞台自然比一个省文联省作协大得多，而且惠及广大青年学生。
因此之故，所以荒煤对昆明之行特别重视。他在长沙向湖南省文联省作协机关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有一些即兴式的成分，这次在昆明讲“两个口号”论争荒煤却是作了认真的准备，事先还让沈斯亨和我为他提供有关的书面资料。沈斯亨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文学所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他和我把资料准备好以后，一起去荒煤住的房间呈交。没想到荒煤病了躺在床上，这下我和阿亨都有些紧张了，连忙问他要不要去医院？荒煤说用不着，只是腹部有些不舒服，躺一会儿就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女音乐编辑这时也正在昆明采风，一行三人都是女同志，恰好也住在翠湖宾馆。这位女编辑的母亲在延安时就和荒煤熟悉，所以她管荒煤叫“叔叔”，若论和荒煤的关系显然比我们两个“随从”要亲近得多。女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娇小玲珑，伶牙俐齿，她笑嘻嘻地对我和阿亨说：“你们的所长大人就交给我好了！”荒煤也忍不住笑了，随即从床上坐了起来，看样子他的身体确实没有什么大的不适。沈斯亨和我向女编道谢之后退了出来。说老实话，荒煤有这位叫他“叔叔”的年轻女同志帮忙照顾，着实让我们轻松了不少：我从来不会也不愿意干“随从”“秘书”之类的差事，这次是奉室主任派遣不得不来的，而老实厚道的阿亨比我还木讷。
言归正传，荒煤这次在昆明做报告，是在一个有近千人座位的大礼堂，平常既可演电影也可演戏剧，听众则是来昆明开会讨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西南地区大专院校的一些教师，更多的是当地的大学生、文艺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若论规模比在长沙大多了。荒煤报告的主题仍然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主要是讲他（自然包括周扬）的观点：在争论的当时荒煤就写过一篇题为《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的文章，认为“国防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号召作家们组织的口号，而且也是一个创作的口号！”并断言“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已经获得了全国广泛的反响和拥戴！”（ 载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号）旧事重提，荒煤情绪似乎有些失控，忽然说了一句：
“‘两个口号’论争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事，有的人没有参加过左联，却对那场论争说三道四，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坐在台下的我和沈斯亨听了都不免有些惊愕：“有的人”这分明是在指唐弢嘛！唐弢的确没有参加过左联，他原本是上海邮局的拣信员，因为喜爱鲁迅先生的杂文，所以也跟着学写杂文，而且颇具“鲁迅风”。唐弢用“风子”（意谓风之子）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国民党的检察官和御用文人们以为是鲁迅写的，对鲁迅大肆攻击，所以鲁迅对唐弢开玩笑说：“你写文章，我挨骂。”鲁迅去世后，唐弢是鲁迅作品的搜集者和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编校人之一，自学成才的唐弢先生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家，“影响很大”。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唐弢曾写过《对于两个口号的一点意见》和《也投一票》两篇文章。他在前一篇文章中说：“两个口号，实际上是并不相悖的，不但不相悖，而且归根结底，那精神正复是一致。”（载1936年9月5日《中流》第1卷第1期）在后一篇文章中希望对“两个口号”论争要“回到理论来”，认为“只有让两个口号并存着”才能“解决这纠纷”，而不要“专在私人事件上摇旗呐喊，呶呶不休”。（载1936年10月5日《中流》第1卷第3期）从上述观点和态度来看，唐弢和荒煤意见虽不完全一致，却也并非针尖对麦芒那样不可调和，而且他们两个人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都签了名，算是同一个营垒。
不过，荒煤在报告中这样不点名地“指责”唐弢，倒给沈斯亨和我出了一个难题：回去后要不要向室主任马良春同志汇报呢？按理说是应该汇报的，但马良春和唐弢先生关系极好极密切，我们给他汇报了他十之八九要给唐弢先生讲，万一影响了荒煤同志和唐弢先生之间的关系怎么得了？我和沈斯亨为此都很犯愁，阿亨比我更甚，因为唐弢的夫人是他中学时的老师，他同他们夫妇走得比较近，一边是领导，一边是熟人，夹在中间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后来我和阿亨横下一条心：我们仅仅是陪同的“随从”，又不是“克格勃”，管这些事干什么？
（据我所知，后来周扬曾组织过一些人就“两个口号”论争起草文件，准备报请中央通过后，对这一长久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下一定论。然而最终没有下文，也就是说没有结论，因而对“两个口号”论争至今仍然是意见纷纭。此是后话，不再赘述。）
电影《阿诗玛》及其他
昆明是著名的四季如春的城市，荒煤在昆明除了做报告，还有一些参观游览活动。我和阿亨随行，那位女编辑与她的两位同事也掺和进来，人多热闹，有说有笑。我们登上了西山之巅，站在断层崖上龙门极目远眺，浩瀚清澈的滇池尽收眼底，正如古人所赞美的“山势特秀，池水清澹”， 让人心旷神怡。又去大观公园欣赏了著名的“天下第一长联”。重头戏是去拜谒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墓园——这是荒煤久存于心的愿望，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认识聂耳，聂耳的一些音乐作品包括《义勇军进行曲》都是为电影作的插曲或主题歌，而荒煤那时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与左翼电影界人士交往密切。聂耳墓位于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墓呈圆形，状如云南月琴，而墓前七个花坛则代表着音乐的7个音符。聂耳的全身雕像耸立在24个台阶之上，代表着他在世仅24年。墓地四周环绕高大的树木，苍松翠柏，象征着聂耳的永生：只要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神州大地，聂耳就永远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荒煤在聂耳墓前驻足良久，看得出来他对故人充满了哀悼与怀念之情。在观看了郭沫若为聂耳写的墓志铭后，荒煤又诙谐地对我们介绍说：“聂耳的聂，过去繁体字写作‘聶’，三个耳朵，取名为‘耳’，又加了一个耳朵。一共四个耳朵，天生是一个音乐家的料……”荒煤由沈斯亨和我陪着，还去参观了位于昆明东南方向的石林，因为距离较远，当天不能来回，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石林是一大自然奇观，面积达40余万亩，数也数不清的状如小山似的巨石形态各异：石峰、石柱、石芽、石钟乳、石笋……其中有一条形巨石宛若一位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举头向远处眺望，据说是美丽的撒尼姑娘阿诗玛被头人投入滔滔洪水后化为了山石，伫立此处想念心中挚爱的阿黑哥。这就是著名的景点“阿诗玛”，游人无不在此摄影留念。荒煤站在“阿诗玛”前久久观赏，心中想着那部被禁止放映的电影《阿诗玛》。触景生情，他对阿亨和我说：
“回昆明后，一定要看看《阿诗玛》，我还没有看过。”
的确，荒煤在任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期间，亲自抓了许多部电影的创作与摄制工作，使国产影片的艺术质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其中有几部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阿诗玛》等在“文革”前就被作为“修正主义”文艺作品封杀了。那时我还在新华社工作，有机会能看到专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电影”，如苏联影片《一年中的九天》《雁南飞》《第四十一》、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的《一个人的遭遇》，国产影片有夏衍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早春二月》，以及阳翰笙编剧的《北国江南》。记得在放映前，一位领导还神色严肃地给我们打“防疫针”道：
“大家看一看，这样的电影其实就是试金石：你看了喜欢说明你也‘修’，要不喜欢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高，能辨别出‘香花’与‘毒草’。”
说老实话，那几部“修正主义”的中外电影，我这个“小资”看了都很喜欢，但我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活思想”，因为怕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尽管如此还有同志在团小组会上批评我像《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甚至说我是根据阿·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摄制的影片《两姊妺》中的颓废派诗人皮达可夫。
荒煤关于《阿诗玛》的话题还没说完，他接着又不无遗憾地对阿亨和我讲了一件事：“‘文革’前不久组织了一个电影代表团，由廖公（承志）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准备去香港访问。衣服都做好了，后来运动一来就没成行，失去了一次到香港访问，和香港电影界交流的机会。”
那时出国和出境人员都由上海迁京的“红都”制作服装，面料上乘，制作精良，西服革履到国外境外跑一趟，在洋人面前显显“国威”，证明我们中国人并非“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荒煤说的“衣服都做好了”，指的就是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虽然香港他没有去成，但说来也巧，我们在石林还真遇着了一位香港电影界的人士，年纪大概同我和阿亨差不多。他不是过去曾经见过荒煤就是对“荒煤”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言谈话语之间对荒煤崇拜亲热得了不得。他还送了他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小说，“恭请荒煤前辈指正”。荒煤对这位香港电影界人士也另眼相看，赞赏有加，对我和阿亨说此人本事很大，又能演又能写，你们要多向有本事的人学习。
夜幕降临了。石林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彝族有夜晚聚在一起点燃火把唱歌跳舞的习惯，俗称“火把节”。那位香港电影界人士要去现场拍摄，邀请荒煤前去指导，“就是玩一玩也好”。荒煤有意要去，但阿亨和我极力劝阻，说今天老远从昆明赶来，又马不停蹄游览石林，一定很累了，明天还要赶回昆明，大黑天的就不要去看“火把节”了，反正今天也不是彝族“火把节”的正日子。荒煤知道我们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着想，就放弃了随那位香港电影界人士前去的念头。站在宾馆外向远处眺望，在我和阿亨眼里黑漆漆一片，而荒煤却伫立凝视，也许在他这位电影界前辈的眼里，正在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上映彝族“火把节”的盛况吧？
回到昆明后，有关方面特为前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陈荒煤同志放映电影，开句玩笑也可说是“电影招待会”。地点就在荒煤做报告的那个大礼堂。第一天放映的是苏联摄制的反映二战全过程的史诗型巨片《解放》，长达五部，虽然精彩但也着实让人感到疲劳。第二天上午放映《阿诗玛》，这部被封杀的影片大家都没看过，所以来看的人非常踊跃，几乎到了“爆满”的程度。荒煤全神贯注地观看，我和阿亨也被影片紧紧吸引住了。说真的，我实在看不出《阿诗玛》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被封杀？不就是一对撒尼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吗？女主人公阿诗玛反抗头人热布巴拉及其子阿支的威迫利诱，宁死不屈，她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其实与《白毛女》中的喜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怎么一个“红”一个就成了“黑”呢？
当天晚上，我和沈斯亨照例去荒煤住的房间，询问他第二天还有什么安排。一进屋只见荒煤正在伏案工作，桌上摊着一摞稿纸。我们提醒他要早些休息，荒煤抬起头来说：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阿诗玛》的文章，写不完我没法入睡。”
“对不起，打扰了。”我和阿亨当即告退。文思泉涌时最怕别人打扰，影响了思路，这一点每一个耍笔杆子的文人都有体会，阿亨和我也不例外。
荒煤的这篇文章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以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作为文艺界知名人士，荒煤在昆明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也亲自登门拜访了几位文艺界朋友。
其中一位是云南省歌舞团著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她请荒煤到她家里做客，以云南颇有特色的“汽锅鸡”款待。刀美兰和她的爱人都很健谈，记得他们夫妻俩向荒煤讲了—些“文革”中的情况，也谈到了在电影《阿诗玛》中扮演女主人公的杨丽坤：
“在五朵金花中数她最漂亮，最有才华，演阿诗玛一炮走红，所以在运动中被整得最惨，导致精神失常。治疗又不得法，打激素打得全身发胖，都几乎让人认不出是她来了。她现在在上海，结婚了，听说她爱人对她很好，很体贴，也算有个好的归宿吧。但再要演电影怕是不行了。”
沈斯亨和我一边吃着“汽锅鸡”，一边听着刀美兰夫妇和荒煤谈话。前面说过阿亨比我还木讷，我虽然也不善于插科打诨，但心想作为“随从”总不能白吃白喝白沾领导的光吧？于是便就我所知，硬着头皮插了一句：
“说《阿诗玛》是毒草，是江青在一次会上点的名。”
没想到这顺嘴溜出的一句话，竟引起了荒煤的—大通感慨：“江青是要整周扬，连带着整夏衍同志和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演员也跟着挨整受罪了。可惜我那时绞索套在脖子上，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也难以向小杨（指杨丽坤）伸出援手，拉她一把。我觉得我有责任，感到很愧疚。”
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沉重。为了缓和一下，刀美兰指着“汽锅鸡”笑道：“怎么样，我老公的手艺不错吧！”
荒煤连声夸赞：“好吃，好吃！哈哈哈！”
关肃霜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既能演旦角又能演小生，《铁弓缘》是她的拿手好戏。荒煤也和她熟悉，这次在昆明两人相聚甚欢。“文革”十年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改革开放后一些传统的京剧经典剧目又在舞台上重放光彩。关肃霜是云南省京剧团的团长，为了招待“老首长”荒煤，特地安排了一次京剧晚会，关肃霜本人演出了《铁弓缘》中的一折，受到包括荒煤在内的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我很喜欢京剧，过去在北京看过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张君秋的《望江亭》，但从来没有机会欣赏关肃霜的演出，这次在昆明陪着荒煤观看真是大饱了眼福。
这次出差我带了一个照相机，沿途给荒煤以及阿亨照了一些照片。回到北京后我将荒煤的几张照片放大成6寸或8寸，有一天上班时给荒煤送去。荒煤很高兴，一张一张地仔细看，就好像他当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时“审片”一样。末了，指着他的一张在石林景区凝神注视“阿诗玛”（山石）的脸部特写，笑逐颜开地对我说：
“这张可以说是我的标准像！”
荒煤的幽默让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张照片是我抓拍的，荒煤全神贯注于“阿诗玛”了，无暇旁顾其他，并未发觉我偷偷照了一张他的特写镜头。我的摄影技术欠佳，谈不上什么“标准”，荒煤的这一句幽默我想只是流露出了他对自己付出过心血的电影《阿诗玛》情有独钟，所以在新时期为其“解禁”而大声疾呼。若问“阿诗玛，你在哪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荒煤的内心和笑逐颜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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