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形式问题一直为诗人们关注。比如,音乐性,包括节奏、押韵、格律,甚至语调的高低,句式的起伏,争议很多,成果也很多,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却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往往偏向于保守的格律派,将好不容易解放了的新诗再引回格律诗的老路上去,或者将丰富复杂的音乐性形式简化为简便易行的格律。再比如,诗行的多寡,句子的长短,诗篇的造型。因为新诗大多是自由诗,在诗行数、句子字数、诗篇造型(比如三角形、十字形、蘑菇形等千奇百怪的造型诗)等方面便没有形成公认的范式,但是,这方面的实践却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单就诗行来说,出现过几乎所有的形式,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六行诗、十四行诗以及其他多行诗和各种组合。除了十四行诗,就大多数诗人而言,对音乐性的关注要超过对诗行的关注。因此,关于诗行的讨论比较少见。同时,在那些通行的诗歌史著作或诗歌选本中,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并不多见,四行诗、五行诗、六行诗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很常见。最常见的是二行、三行、四行及其组合,以及五十行以下不分行的短诗。
读麦芒先生的三本集子,《麦芒诗抄》《麦芒小诗精选》《诗痴麦芒》,发现他特别注重诗行的探索,有着自觉而长期的追求,颇有代表性。麦芒先生太爱诗了,爱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很符合批评家们给他的雅号“诗痴”。他40多年如一日,不辍诗笔,诗作丰硕,已经有很多评论家对此发表过高论,在此不再赘述,仅就其诗行方面的探索谈一些看法。他的诗几乎全部都可视为短诗,我没有看到超过五十行的诗作。而这些诗作当中,平常少见的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占到了相当的比例。《麦芒先生小诗精选》共选十二行以下的小诗600余首,明确以诗行数为编辑原则,我们可以权称之为诗行体。其中,一行诗一辑18首,两行诗一辑95首,三行诗一辑201首,四行诗127首,五行诗15首(则),六行诗91首,七行诗9首,八行诗42首,九行诗16首,十行诗16首,十一行诗10首,十二行诗16首。可以看出,诗人对小诗体情有独钟,对一至十二行诗体都有试验。
首先看不同诗行体的比例。三行诗最多,占三分之一强,其次是四行诗一百余首,占六分之一强,排第三位的是两行诗,也近六分之一,第四位是六行诗,第五位是八行诗。也就是说,在麦芒先生的创作中,三行、四行、两行、六行、八行这五种诗行体的诗,占到绝大多数,且相对成熟,其余诗行体,要么试验的成分更多,要么探索的兴趣没有前五类那么浓厚。这种比例,其实可以看出新诗在行数上的一些规律,比如,二行、三行、四行、六行、八行更多保留古诗对仗的传统,更容易建构相对规则的形式感、节奏感。从百年新诗来看,最常见的诗行形式是几类的组合,如以二行、三行、四行为一节的诗歌形式,一行、二行、三行、四行、多行为一节的混成形式,不分节的几十行短诗。这三个类型的诗歌占绝大多数,最容易被大众接受,也产生过许多好诗。人们一般熟悉的新诗“教科书经典”,像冰心《繁星》,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红烛》,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余光中《乡愁》,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其他一百年以来流传较广的诗,大部分都在上述三种范围内。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其实也是两行一节的组合形式。像《叶甫盖尼奥涅金》,《浮士德》那样的长诗,不但数量很少,流传也有限。像郭沫若《凤凰涅槃》,艾青《向太阳》,穆旦《神魔之争》,洛夫《石室之死亡》,北岛《白日梦》,杨炼《诺日朗》,海子《河流》,于坚《零档案》,欧阳江河《悬棺》《凤凰》,西川《致敬》,大解《悲歌》,伊沙《唐》,杨健《哭庙》,沈浩波《蝴蝶》等长诗,阅读范围很有限,基本上限于研究和专家领域,被大众接受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契机。麦芒先生将精力集中在二、三、四、六、八行诗的创作上,也许正是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的三行、四行诗最多,恰恰表明了这一规律。三行、四行既保留了古典诗歌的某种韵味,还发挥了新诗自由的特长,便于开掘,收放自如。其实,六行、八行诗体,也可以看成三行、四行诗体的变体,其核心依然是三行、四行诗体。这也是三行、四行诗为新诗核心诗行的原因所在。近两年兴起的截句体诗,一般也是四行或以内,也体现了新诗向古诗借鉴的倾向。
麦芒先生小诗体有几个特点,正面强攻,抓住特点,简明扼要。
正面强攻,即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如此,不论咏物写人,还是纪事抒情,开门见山,就事论事。比如在《列车上》,直接写“瓜子”“矿泉水”“方便面”这三样人们最常见的食物,立刻会有带入感,让人想起列车上的经验。《写于第28届奥运会》,直接写“飞人刘翔”“中国女排”“李婷婷和孙甜甜”“女大力士唐功红”四组人物。
抓住特点,即是指抓住所咏人、事、物的最主要特点,绝不为了创新而求险求怪,剑走偏锋。比如组诗《列车上》的《瓜子》,开句是“又香,又甜,又脆”,《方便面》开句是“只须一杯热水,即可填饱肚皮”。这两个特点是如此鲜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他的诗很像一位爱琢磨的官员向群众做工作总结,想方设法抓住事物特点,让大家领会。
简明扼要更易理解,三言两语把所咏对象交待清楚,既要形象鲜明,还要切中要害,更是下功夫琢磨的结果。比如《品读汉字》这组诗,以三行体品读了“痤”“走”“仙”“妙”“伴”“夫”“安”“妾”“痴”“裙”“诛”“嫖”“妒”“伐”“一”“右”“体”等40个字所引发的联想,最能体现诗人琢磨的特点。如《狱》一首诗“一句话说漏了嘴/就可以把你/同猪狗关押在一起”。简明扼要可谓麦芒先生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不是简单仿古,而是从骨子里继承古诗精炼的传统,试图最大化地发现代汉语的潜能,这一点可谓他的专长。《麦芒先生小诗精选》18首一行诗最能体现这一点。随便举几个例子。《星星》“含泪的夜的眼睛”,七字中该蕴含了多少感情和人生感慨?《朝阳》“大海边的一滴血”,又是怎样的鲜明而惨痛的人生体味?《官场》“一个大染缸”,可谓入木三分,《政治》“学会看一把手脸色行事”,实在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可以设想一下,要用短短一句话,就把所咏对象富于个性化、形象化地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很大,非反复琢磨不可。但麦芒先生的一行诗却总是能一语中的,道破天机,且带出中国文化的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难怪他的一行诗《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在1979年甫一发表,即引起诗坛反响。这样的诗,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仅是简单的诗句,而是建立在诗人对民族历史的沧桑体验和人生经验的深切体会之上,表达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声。总观麦芒先生的短诗,越短越能见出提炼琢磨的功夫,正好反映了他简明扼要的创作特点,也特别能体现新诗自由的魅力。我曾竭力寻找新诗史上的一行诗,所得甚少。百年新诗中最短的诗,可能要数北岛《生活》,就一个字:“网”。王家新《变暗的镜子》近似于泰戈尔《飞鸟集》,有多个小节,有的小节仅一个行,如: “热爱树木和石头:道德的最低限度。”“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镜子变暗了。”“生活的油滑,拯救不了一只多欲的舌头。”芒克《十月的献诗》(长诗)由32首小诗组成,最短的三首都是一句:《日落》:“太阳朝着没有人的地方走去了……”《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诗人》:“带上自己的心”。昌耀《春雪》有两节一行诗,第3节:“ 种子的胚房在喧哗。”第4节:“屋角的犁头在躁动不安。”相较而言,麦芒先生一行诗的历史情结更鲜明,民族色彩更浓郁。
说到历史情结,麦芒先生让我想起一个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者形象。他有不少咏史诗,沉痛反思历史,也是其爱琢磨的佐证。《读史札记》总结了范蠡、勾践、秦始皇、李世民、朱棣、慈禧太后、爱新觉罗·溥仪、曹操等历史人物,虽然都是二行体,得出的历史经验却非常深刻,甚至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如《勾践》“在宝座面前,人性/到底有几两、几斤?”。《秦始皇》:“龙椅坐了十二年/梦和向往迄今犹在”,《李世民》“权柄/比亲兄弟还亲”,《也说曹操》:“英雄?枭雄?奸雄?/——谁说了算数?”。还有《紫禁城》《袁世凯》《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1948年东京审判》都是这类诗。另外,他偏爱歌咏百年文化史上的历史人物,《鲁迅》《流沙河》《冼星海》《胡风》《巴金》《艾青》《鲁藜伉俪》《牛汉》《想起梁漱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顾城之死》《诺奖得主莫言》等,这些诗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琢磨出诗人自己特有的感悟。麦芒先生的短诗大部分都属于自由体,不拘于格律。有时候读起来会有节奏感,甚至顺口溜的感觉,主要来自于句式的对称、整齐,以及故意转行生成的节奏。一些诗中会照顾到押韵,也反映了诗人的格律化焦虑,但这种倾向并不十分明显。加上他大量运用与生活同步的用语,大部分诗作都有鲜明的时代感,活泼新鲜而不迟滞,体现着诗人大众化、通俗化的诗歌观念。
麦芒先生对不同诗行体进行了细化探索。比如,六行体中,又有4+2体,2+2+2体,七行体有5+2体,3+1+3体,2+2+3体,九行体有3+3+3体,7+2体,3+4+2体,4+5体,2+5+2体等。可见,随着行数的增加,新诗体的形式更加多样,变化莫测,有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新诗写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意蕴、形象、节奏、长短、起伏等各方面,都要求更加复杂的搭配。据于此,形式探索的复杂性就需要更精确的考量,比如《台客》一诗:
外孙
指着扉页
问:
他是谁?
对岸诗空里
徐徐升起的
一
颗
星
实际上,这首诗有点造型诗的意味,如果从意蕴含量方面来讲,变成其他行体,如四行体,似也可行:
外孙指着扉页问:
他是谁?
对岸诗空里徐徐升起的
一颗星
还有好多类似的诗,到底选取哪种行体诗最合适,恐怕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如果说八行体以下的短诗,特别是一行体、二行体诗,是麦芒先生诗歌探索较为熟稔拿手的形式,那么他的八行体至十二行体的实验,则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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