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轶群

　　凡对大学的文学教育有所寄托的人，现在都会承认一个说法：“文学院系没有文人气。”这倒不仅是说高校文学院系以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为己任，研究性的“科学”（即“学术”）其实绝对压倒艺术性的文学，因为造诣精深的文学研究者跟诗人、作家一样，历来也多有文人气十足的；而是说如今的文学和艺术院系，再扩展到整个知识文化领域，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业态改变和层次下移，阅读、研究、撰著、讲学授课等斯文沛然的“雅事”，被填表申请、立项审批、进度检查、成果验收、经费核报、量化考核、职称评定之类高度组织化、事务化、世俗化的运行方式彻底改造。“精神家园”日薄西山，“学术工业”呼之欲出，知识分子的文人气在这种境况中奄奄一息。

　　何谓“文人气”？文人气固然包含了清高、张狂、酸腐、不谙世事等并不都是正面价值的因素，但其中心是在才学、情思和智慧中浸润出来的风雅。风雅超越于实利动机和乏味情状，它既是植根文化的深层心理特征，又是知识人秀出于其他人等的直观标志。风雅的沦丧，实乃高等教育和学术事业“大发展”以及“规范化”中无声而深刻的悲剧。

　　因此，文艺批评家、艺术史家王新教授近日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清水才华：关于乡土与艺术的风雅笔记》一书重提、标举风雅，可能会令“走了很久，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的主流知识文化界有回望初心的感慨和警悟。本书收入的44篇文章，无论是乡土随笔、人物行述、文艺品鉴、思想评论还是教育思索，也无论是写于17年前的少作，还是近年更为饱满沉厚的行文，都贯穿着风雅的浸润滋养和对风雅的探讨、尊崇。这些写于不同时期、形之于不同文体的篇目辑录在一起，呈现了作者少受世风裹卷的一贯清新雅正的心迹。

　　“风雅与促迫为敌”。王新认为，风雅的根基是乡土，天高地阔的原野和慢节奏的农耕生活生长着最初的风雅。书中的第一辑，多数篇目是作者对少年时代故乡人事的文学化抒写。那个时候的乡村当然是贫困的，但物质的贫乏和劳作的沉重中依然顽强地生发着风雅格调的追求，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人会以美丽的杂花装扮柴门，会把朴素又深长的情思寄托在花草、山歌、竹笛、胡琴和绣枕之中。瑰丽的乡野收纳着他们精神的痴迷和情感的痛楚：爱花成痴的“癫子”有男有女，他们或者夜晚躺在花草地里晒月光哼唱，或者把一个虚构的异性融进一年年花期里悠长的期盼，或者将不可言说的苦恋用二胡奏成令老牛流泪的不辍弦歌……

　　在《祖父和书》《风吹野草花》《书声中的爱情》等篇目中，文化程度很低然而对文化、对风雅天然有一份向往的乡村老人、糙汉和少女，映照出社会发展中失落的那些质朴和美好。倒看孙子获奖作文连连称好的祖父，似乎愚笨懒散而颇有才情、在私下艰难书写“人要有文化”的老乾，以及喜慰于“读书把你读成了好人”的初恋姑娘，合成一股甘凉的动人清流。与乡间这些深情而拙朴、对文化满怀神圣感的人们相比，今日职业文化人功利满怀中“精神生活”“文化追求”的熟语套话多么轻薄而虚假。“好心的朋友啊，如果哪天你碰到一个躺在花里唱歌的癫子，请不要害怕，那只是一个爱美的苦命人……”这种令人心疼的祈劝，让人再次相信，有一个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就可能拥有受益终身的与嚣杂现代社会相参照、相抗衡的精神底子，始终褒有品性深层的纯良。

　　乡村“素朴的风雅”是底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本能向往，是良性人文生态的发轫；“苍凉的风雅”中描摹的吴进仁、张孝感、刘声烈和林建法等四位文化长者，则是指向云天的高标。除了文学编辑家林建法先生在业内知名，其他三位都是生前身后声名不著的人物。王新满含深情地为他们的品行、才学做了弥足珍贵的记述。吴进仁老先生那种在毕生纯粹的书香生活中养成的善良、坚韧、斯文、优雅，作者以情意相通才会收藏于心的一个又一个片段、细节，将人性、学识与品位熔铸的高贵光辉抒写得令任何仪仗、派头、阵势都黯然失色，如舒缓而又雄浑、悠扬又带感伤的乐章。 文中“最是斯文”“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吴进仁先生，是绵绵不绝的学林述忆性文章中新的、不可多得的形象和高度。他和《悲智苍茫》中的刘声烈先生一起，构成王新心中“风雅”的现世化身。

　　有些事物是因为稀缺而备受尊崇，所以近年的谈论西南联大热潮令人欲喜又悲。而《不负书生》一文，是我所读到的“西南联大题材”（姑且用这一俗谓）著述中的最令人动容的篇章。毕业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的高材生张孝感先生，毕生潦倒又毕生耿直独立、凌厉尖锐，这位至死没有任何著作和学衔的老人令人欷歔的生平、傲岸的人格和奇迹般的学识，在王新笔下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直接引述的张孝感论学察世言论达四十条，他对梅贻琦、朱自清、罗尔纲、胡适、朱光潜、费孝通、鲁迅、陶菊隐等人物的臧否，对贪婪、无耻、歹毒等阴暗人性的洞透，均是学养深厚、别出机杼、一针见血的识具。“不过一书生，不负一书生”，后一句才是重点所在，而今天辜负“书生”者几？举国争谈西南联大，空洞的喧嚣背后有王新勾勒的一道苍老峻厉的目光。这样的传奇生命默默离世后在本书中得以免于湮灭不闻，令人感佩、欣慰。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年轻时“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如今道路已经规范划一，异地与此地一样的单调沉闷，别样的人们在物质时代技术主义的荒漠里几近灭绝，唯有苍凉的风雅余韵依稀。书中对吴进仁、张孝感等先生的真实简练、情深心长的记述，足以重新唤起我们对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的想象和向往，思索作为知识人生存情态的另一种可能，由此也显出了“为风雅赋形，替时代招魂”的分量。

　　在王新的这本书中，风雅绝不仅是一种形诸于外的气质面貌和言行风格，而是一种具有引领性的顶层精神价值。作者贬词褒用，明确“附庸风雅”的可贵和意义，附庸风雅即便矫饰，实际也是重视精神品位、希望超拔凡俗的良好风习。本书自序《我们为什么要附庸风雅》中指出最具创造力的思想家、科学家的成就往往来自于关联感性锻炼的风雅品位，让人想起曾有学者言及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身上最富魅力的地方，常是那份艺术气质；王新更进一层，探究了艺术气质深处的气韵生动的人格和健康醇厚的生命底色。

　　作者本身具有这样的风雅素养和感性品位，他的思想意识就很自然地既不会落入僵板俗套，也能免于故作惊人之语的躁急促迫。他的文艺批评摆脱了缺乏感性玩味、不识创作甘苦、依赖知识累积和学术训练的通行弊病，并能以风雅为纽结将各文艺门类汇为娴熟于心的声光影色。“婉转的风雅”一辑里，对杨匡汉书话、李沧东电影、毛旭辉美术、文寅海书画等的品鉴，精骛广远，落笔体贴，鞭辟入里，余味悠长，尽显无功利无目的之“闲”，人、艺、学贯通之“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和”，精致幽微、婉曲细腻之“雅”。

　　对风雅的尊崇必然含蕴理想主义的瞻望。王新对大学教育的认识和构想，却颇让人有一言难尽之感。他对张载“四为”学说在今日大学职责中的阐发，可谓谨实浑然，俨然有思接千载之气象，但粗粗想来，令人敬畏的“天地之心”不也可能被大学涵育的自然科学摧毁吗？“为生民立命”的职能在现代社会分工下不是已转移到了传媒吗？“往圣之绝学”固然可能在大学传承，又何尝不在大学被新的文明高度批判否定？至于“为万世开太平”，“太平”这种格局是否过于传统和低仄？他的大学教育四层次理论：教知识、教智慧、教教养、教气质，以及大学博雅教育的三个面向：宏观培养器识，中观培养决断，微观培养品位，论说均清晰雄辩、征引纵横，颇给人希腊学园图景复现之振奋，然而是否夸张了大学功效能力的疑问挥之不去。在二十多年来对大学积弊早已说透说烂而未收丝毫改善成效的情况下，不免以为，这样理想主义的“大学风雅”似乎更像只追求书面圆满的自说自话。

　　曾有哲学学者身份的畅销书作家言：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有教育情怀的人，在这个时代谁无挫败与幻灭？像王新这样，在近乎冷酷的现实中依然执着地推导、勾画、论证理想蓝图，又似乎不能只做对与错、实与虚、希望与虚妄的判断，因幻灭而索性不恭者反而显出信念不坚、心性不实了。

　　本书的基本立场、理念、态度，经常和现实情状尖锐对立，很容易走入金刚怒目式的严峻批判，然而全书那种娓娓道来的节奏，多正面立论、阐述的言说方式，总体典雅诗化的行文，并没有在今日很容易养成的刻薄尖酸，更不见愤世嫉俗的孤独和阴损狠辣的戾气，这种难能可贵固然因为他其实未有失意（在品评某言不及义的大学校史长诗时能找到“教育的诗性”的切入口，足见其应对现实的灵巧的一面），更让人再次想起他笔下野花缤纷的乡土、潇雨灯窗前的典籍和温润如玉的文化老人，那是他精神的奠基。他曾说：到了一定层次，说到底，学术的真正标准无非自圆其说，文化的真正功用无非自得其乐。又说：读我的书的人不可能变坏吧？希望我的女儿将来喜欢我的书。儒道的入世担当与闲逸萧散，以及自由主义本色的究析凝望，交织成幽婉而又朗畅的一卷风雅，感伤而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