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涛

引言

云南民间文学的搜集，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批钟爱民间文学的诗人、学者即己开始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工作，但那时的搜集是零星的，不系统的。出生于云南本土的柯仲平，算是发掘云南民间文学最早的一位当代诗人。青年时代，由于他生活的环境中有苗族、壮族、瑶族和彝族，他喜爱与他们接触，他搜集过他们的民歌，喜爱这些民族的民歌。1928年，他写过《论中国民歌》的文章，他说：“我写诗有许多先生，而最主要的先生是中国民歌。”

　　在云南民族文化被开垦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件事需一提：第一是西南联大师生南下的采风集《西南采风集》。这本集子有湘黔滇的民间歌谣。集子出版时，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之写了前言。第二是光未然先生亲临弥勒县乡下采风，1944年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由北门书屋出版，就是他下乡采集的成果，也是他对云南彝族古老史诗进行最先搜集整理的一个实绩。

　　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云南文化随着历史性的变革，同政治社会的发展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人民以“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的欢乐歌声来欢庆解放，歌颂自己从此当家做了主人。人民的喜悦，就是文艺工作者的喜悦，人民的心声深深地感染了文艺工作者，激发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和文化创造。

一、保护民族文学遗产的跨世纪行动

1951年11月，云南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从事这一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云南先后组织派出25个民间文艺调查队，到民族地区进行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其中，伴随着大型调查活动，云南民间文学有5次高峰时期。第一次是1953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近200人的6个调查队，深入红河、西双版纳、大理等民族地区，历时3个多月，搜集到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100篇，歌谣1000余首。

　　《阿诗玛》《召树屯》《望夫云》就是在那次考察中被发掘出来的。《阿诗玛》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是这件作品本身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她成了云南民间文学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而是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逐渐成为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前进路标和典范，为以后推动我国民间文艺如何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开发利用开辟了一条道路、一座丰碑。这个作品的出版，体现了党对保护文学遗产的重视，彝族人民为能有这样优秀的艺术瑰宝而感到自信和自豪。继《阿诗玛》之后，又陆续涌现了一大批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徐琳等搜集整理的傈僳族长歌《逃婚调》，徐嘉瑞、祝发清等搜集整理的傈僳族长歌《生产调》，鲁格夫尔·扎猛等整理的苗族叙事诗《红昭与饶觉席娜》，陈贵培、岩叠、刘绮、王松搜集整的傣族叙事诗《召树屯》，袁勃整理的《逃到甜蜜的地方》，马兴荣编辑《云南民歌》（第1集），李青编辑《云南民歌》（第2集）等。云南这块长期被封闭的神奇土地，一时名扬四海，被众多的朋友誉为“民间文学的宝库”“诗歌的海洋”“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

　　在过去3年多工作的基础上，1956年11月，云南召开了全省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彝、白、哈尼、苗、纳西、傈僳、佤、回等民族的歌手、艺人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共125人。会议分析了全省民族民间文学的蕴藏情况。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批评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鲜明地提出了继承文学遗产、发展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这就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问题，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的目的，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这些思想、观点，对当时和后来全省的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当年的参会者之一，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先生在《玉龙旧话新编》中写道：“在这里，我看到多少双明朗亲切的眼睛，我握过多少双温暖有力的手，我听过多少种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大家共同学习讨论的是如何发掘民族民间文学，如何丰富祖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会议结束那天的民族民歌晚会上，她即景生情，赋诗一首，其中写道：“你们的歌，好像唱着我们的心，我们的歌，也许唱出了你们的情。咱们共同来开辟前进的道路！咱们共同来感谢光荣的岁月！”

　　云南民间文学的第二次高峰是1958年，那一年，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以及部分文艺干部、基层干部120多人参加的7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7个地州，对彝、白、哈尼、傣、壮、纳西、傈僳、苗、瑶、蒙古等民族的文学，进行了6个多月的调查。彝族和纳西族的著名的创世神话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创世纪》，傣族叙事长诗《线秀》《娥并与桑洛》《葫芦信》，哈尼族长诗《不愿出嫁的姑娘》等等，都是那次搜集到的。1959年，《民间文学》第10期刊发了拉祜族神话《札努札别》，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最早发表的拉祜族民间文学作品。此次调查共搜集到这些民族的约一万件民间文学作品或资料，以及上百卷的毕摩经、贝玛经、贝叶经、东巴经。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楚雄州彝族文学概略》《红河州彝族文学概略》《文山州壮族文学概略》《文山州苗族文学概略》《西双版纳州傣族文学概略》《德宏州傣族文学概略》和10多个长篇调查报告，选编了上述民族的民歌、叙事诗、抒情诗、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选集的初稿，共约500多万字。这次调查，无论是参加调查的人数，还是调查地域的辽阔及调查的民族之多，都是我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的结果，所得的作品琳琅满目，资料丰富多彩，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在搜集、翻译、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丰收。

　　民间文学搜集的第三次高潮是1960年至1964年，省里先后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的调查队，对景颇、拉祜、傈僳、藏、佤、独龙、怒、苦聪等族（人）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所得作品和资料万余件，民间长诗100多部，并写出了《景颇族文学概略》《沧源县佤族文学概略》《耿马县傣族文学概略》和若干份调查报告。这个阶段正式出版的《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是那些年调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正式发表、出版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阿细的先基》，傣族的叙事长诗《线秀》《松帕敏和嘎西娜》《娥并与桑洛》《苏文纳和他的儿子》《一百零一朵花》，纳西族的创世史诗《创世纪》和长歌《相会调》，云南省委宣传部选编的《云南歌谣》和中国作协昆明分会选编的《云南民间故事选》，就是这个阶段搜集到的民间文学经典作品的集中展现。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中，我省各民族的民间歌手放开歌喉，热情洋溢地歌唱社会主义的新边疆，涌现了一批经典作品。其中，傈僳族歌手李四益创作的长诗《琵琶声响幸福长》，傣族歌手康朗英创作的长诗《流沙河之歌》，傣族歌手康朗甩创作的长诗《傣家人之歌》，傣族歌手玉温创作的长诗《彩虹》，傣族歌手庄相创作的长诗《幸福的种子》，就是优秀的代表作，这些诗篇的出现，标志着我省少数民族的文学开始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南迎来了民间文学的第4次高潮。198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1981年7月，云南省第一次民间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召开，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1983年8月，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成立，随后，各州、市、县先后成立了相应的文化学术团体和专门研究机构，开始了对云南全省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这是重大的全局性的措施，对云南民间文学全面搜集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云南民间文学步入了复苏发展的新阶段，民间文艺家和钟爱民间文学的学者以新的时代热情全身心投入民间文学全面普查和搜集整理。

　　这一阶段标志性文化工程就是云南民间文学集成。1984年，按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要求，云南承担了云南民间故事集成、云南歌谣集成、云南谚语集成（简称“三套集成”）。经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文联三家协商，并由各州市推荐代表组织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先后聘请赵廷光任名誉主编，石有才、史宗龙、李正荣、杨知勇、张文勋为顾问，李鉴尧担任主编，李缵绪、刘辉豪、杨利先担任副主编。编委会下设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个分编委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化保护运动，云南16个地州市，129个县（区）都相继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并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在云南进行了约有12000多人参加的民间文学普查，这项工作直到1992年才基本结束。这次普查活动，搜集到的资料约1亿多万字，全省先后印刷或出版民间文学集成资料和读物约400多部，7000多万字，开历史之先河。2003年，广大民间文艺家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国家级重大社科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云南省卷正式出版发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实践经验及其系列田野调查与普查成果，为新世纪云南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竖起了一座文化丰碑。

　　这一阶段继20世纪50～60年代发表、出版的长诗之后，又出版了更多的神话和史诗。如傣族《巴塔麻嘎捧尚罗》、白族《本主神话》、纳西族《祭天古歌》、阿昌族《遮帕麻与遮米麻》、拉祜族《牡帕密帕》、彝族《阿鲁举热》、哈尼族《哈尼阿培聪坡坡》《奥色密色》、景颇族《目瑙斋瓦》、基诺族《贝壳歌》和《白族本子曲》《云南回族歌谣》《德宏民间叙事长诗》等，以及傣族的古典诗歌理论著作《论傣族诗歌》等一大批作品。这个时期搜集发表的各类作品，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比较高，作品的文化含量和科学价值大大超过了从前。

　　进入新时代，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作为其中的一个重点项目，明确由中国文联牵头组织实施，并通过逐步完善数据库工作，在全面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学文本及汇通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精选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的原创文献，为中华民族文化保留弥足珍贵的鲜活文化记忆。其中，数据库对70年来采集的民间文学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存录和电子文本产品编码。由此迎来云南民间文学的第5次高峰。

　　“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在全面调研和搜集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理念、新成果，遵循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根据体裁归类汇集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是有史以来最为完整和系统的第一次付诸出版的民间文学大型文库，也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体现人民文化创造精神的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展示，计划至2025年完成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民间文学理论等类别与系列卷本的出版任务，每卷100万字，共约10亿字，并建成“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

　　“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通过开展一系列中国民间文学为主体内容的社会活动，推动在全社会逐渐形成热爱、传承传统优秀民间文学的良好氛围，以使多媒体宣传、多领域研究、多行业实践等宣传、展示、推广、传播、利用民间文学的手段与方式更加丰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形式更加多彩，民间文学作品及其样式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得到进一步发掘、阐释和弘扬，并展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目前，“大系出版工程”已完成全国范围发动与布局，“大系出版工程”的第一批示范实施项目中云南有《神话卷》《长诗卷》和《史诗卷》4卷本，共计400万字列入2019年出版计划。

二、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元视野和理论探索

随着民间文学作品的大量发掘，也不断培育着民间文学的学术构想。1955年7月，《边疆文艺》发表了“关于发掘整理民族文学遗产的讨论”文章。这篇文章具体指出要划清创作与原传统的界限等有关搜集整理的要求，对民间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民间文学是口传文学，但它不仅是文学，还具有多元文化载体的特征。它口传的特点、变异的特点、多元的特点，使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多角度的丰富内涵。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民间文学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约有50篇。这些论文大多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主题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评论。此外，还出版了《白族文学史（初稿）》《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以及一部分民族文学概况和调查报告。

　　云南有诸多民族，社会形态的差异甚大，因而不同的神话类型、神话思维为民间文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独龙族、怒族、基诺族、佤族等民族留存有不少活形态、原生性的神话，这些现代生活少见的口述性资料，印证了神话与人类早期历史的密切关系。而从神话思维联想律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神形神职所体现的灵性、神性、人性的共同点和特殊点。对云南各民族神话的理论探索进而构建起全国独对一帜的神话学体系研究，始于1978年以后，它标志着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学术体系所应涵盖的多元文化、多学科视野。这一时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繁荣时期，一批云南的学者、民间文艺家围绕诸如“神话结构与神话系统”“神话与巫术”“神话与宗教”“龙蛇神话”“葫芦神话”“洪水神话”等展开学术探讨。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傅光宇《三元——中国神话结构》、张福三《原始人心中的世界》就是这类研究主题的代表。

　　从1979年至1980年，云南省编写了23个民族的文学概况，发表的学术论文达到了400多篇，并出版了《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傣族诗歌发展初探》《论白族神话与密教》《民族民间文学散论》《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等专著和论文集。这些学术成果不仅数量喜人，而且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些论著克服了对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传统研究模式，努力学习和运用哲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对民族民间文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对某些禁区，如文学的起源、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原始宗教及其巫师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这些理论尝试对指导民族民间文学的实践，提升民间文学学科的学术水平，无疑是可宝贵的。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国家在“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阿昌族、白族、布朗族、傣族、德昂族、独龙族、哈尼族、基诺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纳西族、怒族、普米族、佤族、彝族等16个民族的16部文学史，各民族文学史都对各民族民间文学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和评述，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历史的空白。

　　进入21世纪，云南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了迟滞，以作品（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依旧根深蒂固，但是旧有范式已经难以生发出新的学术活力。有鉴于此，一批青年学子在回顾云南民间文学百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旧有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探索。张多《民间文学民族志：21世纪云南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他引入万建中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田野作业要书写出两种产品：一种是民间文学作品，即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记录文本就是把当地人所表演的内容变成可理解的书写样式。另一种是民间文学志，着重考察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民间文学志与民族志甚至民俗志不完全相同，是紧紧围绕文学（文艺）表演活动的书写成果，其语境可能与一般的仪式过程没有关系。对表演过程中审美体验和文学场域的把握，应该是民间文学志的独异性之所在。这方面‘深层描绘’的要求就是，生动地告诉人们‘表演是如何进行的’”。他认为，云南是开展多民族民间文学民族志研究的宝地。如果云南民间文学能够更多地积累民族志，不但能够顺利推进民间文学志或者实践研究的范式转换，更能够具备生发新的学术增长点的潜力，具备再次引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三、70年云南民间文学发展的启示意义

走过70年的云南民间文学，积累着辉煌，沉淀着思索，也带给我们启示和意义。

　　一、保护珍贵的文学遗产，高扬民间文学为新文艺服务、为新生活服务的旗帜，体现了人民创造、人民文艺的时代担当。

　　早在1950年3月29日，我国民间文艺领域的资深专家与著名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中国民间文艺的传承、保护与研究工作。郭沫若任首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任副理事长。沈雁冰、周扬、吕骥、赵树理、郑振铎、柯仲平、田汉、丁玲、艾青、胡蛮、程砚秋、欧阳予倩、游国恩、光未然、周巍峙、俞平伯、古元、张仃、楼适夷、常任侠等文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戏剧、曲艺等领域的文化艺术名家成为首批理事。中国民研会成立的根本任务和工作确立为“广泛地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郭沫若指出了本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保护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民间文艺里获得最正确的社会史料，发展民间文艺。中国民研会的成立以及几位文艺界主将对民间文艺的阐述，为由人民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艺进行了正名，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中找到了民间文艺的伟大贡献。大会通过了《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此文件明确了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人文理念、科学方法、发展路径，为全国范围内开展民间文艺活动定下基调和规范。1958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全体代表并合合影。

　　与新中国对新文化运动的需求同步，1951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决定在云南省文联设立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并指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专业、业余的民族文艺工作者，以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整理研究为主，开展工作。”大会制定的《共同纲领》写道“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1955年11月20日至25日召开的云南省民族民间工作会议强调：“摆在目前的一个急迫的任务，乃是抢救各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这是首次提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

　　而在1956年召开的全省民间文学工作会议上，中共云南省委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间文学工作的目的，就是为发展和繁荣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指出“在云南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若不正确地解决对待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问题，若不注意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文艺工作者，便不能说繁荣了文艺。”这个阶段所搜集的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一部分进入了文学史。政治家和文艺家琴瑟和鸣地鼓动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文艺热情及运动形式参与了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改写和重新书写，并得到了广泛赞许。195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视民间艺人》，1958年4月14日，再次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肯定了前期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成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文艺创作、文艺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要深入群众，深入了解群众的心灵。向人民学习，一方面是深入生活，另一方面，文艺工作者还必须向人民的文艺——民间文学学习。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全面部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以下简称“大系”）被列入其中重点实施项目。随着全球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也是一次完全意义的对传统社会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清理、系统整理和汇总结集。随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大系”将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人民文化广泛传统信仰基础。有鉴于此，《大系·云南卷》出版工程必将作为中华民族民间文学的绝唱而载入史册。

　　二、秉持深入民间，秉持田野作业。

　　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大多口耳相传，保存于各民族群众的口头上，就是那些书面文学，如东巴经、贝叶经、毕摩经、大本曲唱本等，也多数保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加之，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乃至地理环境血肉相连，因此，不亲自深入到各民族群众之中，不深入到他们生活、劳动和歌唱的场合，却想要得到他们原生形态的作品，得到第一手资料，并对各民族的文学有真正的认识，促进民族民间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那是很难想象的。20世纪70年对民间文学的采集，强调科学性、全国性和全面性，并在文化精英倡导、全民动员的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并渐次成为席卷全省的全民性民间文学搜集与创作运动狂潮。《梅葛》《召树屯》《线秀》等作品以及各民族歌谣集、民间故事等丛书纷纷面世，络绎不绝，可谓开历史之先河。

　　云南民间文学的资料搜集工作，是民间文学事业的起点，也是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由于需要采访的歌手、故事家多数分布在交通极不方便，经济非常落后的山区村寨，歌手和故事家绝大多数都不通汉语。20世纪50年代又处于我国经济困难时期，采访搜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从事采集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克服了种种障碍与困难，翻越高山峻岭，渡过江河湖泊，走遍了全省无数的民族村寨。他们东到剥隘岭，西去神护山，南至中越、中缅边境，北至金沙江，在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几乎都留下了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和汗水。为搜集怒族、傈僳族文学资料，曾多次全程步行进入怒江峡谷；为编选民间文学集成，全面了解独龙族文学资料，追踪东巴文化根源，深入到人迹稀少、深山老林的独龙江两岸；他们还翻越了海拔6000米的梅里雪山，到达西藏的昌都和拉萨，一路上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那时的采集方法也很落后，一字一句翻译，一字一句笔记。因此，采访一件作品，乃直一首民歌，总是几经周折方能完成。民间文学是各民族的文化财富，但是要采集到这份财富并形成文字需要付出很多。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是组织者、采集者与歌手、故事家共同配合的成果。所以，这份成果来之不易。这一时期，文化学者及民间故事家、民间歌手及其他门类的民间文艺家们，彼此唱和，激情澎湃，深入民间，走向田野，亲自去向群众搜集、记录民间文学，到当地进行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不断坚定与强化推动民间文艺调查研究向广阔和纵深发展的信心和力量。

　　三、以人为本，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

　　70年云南民间文学发展史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那就是保护民族文学遗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保护好传承人，才能使民族文学遗产永续传承。因此，对民间文学的保护首先落实到对歌手、故事家传承人的保护。

　　云南有26个民族，对每个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搜集，都需要一批民族歌手和民族作品的语言文字翻译。云南早期发现和培养的有苗族歌手陆兴凤，傈僳族歌手祝发清、李四益，傣族歌手康朗甩、康朗英、波玉温、毛相，白族歌手杨汉、张明德、黑明星，景颇族歌手沙万福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续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歌手、故事家，如哈尼族的朱小和、藏族的和才、佤族的隋嘎、阿昌族歌手曹明强、傈僳族的余二妮等。这批民族文化传承人知晓本民族的历史，能演唱本民族的传统歌谣，讲述本民族的传统故事，还熟悉本民族的各种演唱曲调。其中有的还有一副表达歌曲情感的优美歌喉，当他们弹起琴、吹起笛、唱起那优美的歌，叙述曲折而动人的故事情节时，令人陶醉。这些歌手、故事家和语言文字翻译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与保护者，他们也是受到本民族尊重的文化人。有了这些极赋天分的民间文学家的介入，才让我们读到了这些民族原创的经典作品。例如，有了毕仕明、虎占林、曾振邦、普振有等一批彝族歌手和翻译家，才让我们发现了《阿诗玛》；有了陈贵培的翻译，才让我们读到了傣族民间长诗《召树屯》《娥并与桑洛》；有了傈僳族歌手李四益，才让我们听到了《琵琶声响幸福来》；有了杨森的翻译，才让我们认识了《梅葛》彝族史诗的价值。因此，关心尊重民间歌手、故事家和翻译家，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尊重，也为各民族所认可与欢迎。

　　21世纪，面对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和快速消失的珍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做好民族民间文学歌手、故事家的保护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课题：怎样保护好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唤醒沉睡的民间文学资源，新形势下该如何关注口传文化传统，既需要我们在田野实践中不断累积摸索经验，也需要通过不断深入的学术探讨加入理论引领。因为对传承人的关怀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关怀，对守望者的关注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关注。

　　四、多角度、宽视野的跨文化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累积民间文学学术构想。

　　云南民间文学，虽然具备有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等文学的特征。然而，它固有的集体性、口传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作品产生、传播的变异性，不确定性等，都与作家文学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生活和思想的结晶，是精神的综合的产物。它是文学，但不是纯粹的文学；它不是科学，但其中有许多第一手的科学材料。它与哲学和民族学等社会科

　　学乃至农学、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是人民大众的“百科全书”。比如，我们从各民族的古歌谣、神话、史诗中，可以了解到文学的起源，寻找到民族的起源、迁徙、民族关系等方面的一些线索，得到民族风俗习惯的丰富资料。我们从书面材料里，很难找到原始宗教的材料，但通过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可以看到原始宗教以及它与原始宗教、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得到古代民族的哲学观点。所以，列宁曾经说：“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只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创作，可是他们忽视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它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难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的人吗?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恩格斯在他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了许多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的材料，来论证希腊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形成过程，这是众所周知的。郭沫若也发出呼吁：“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70年来我省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注意到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的同时，重视了它的多功能性，努力学习和借助有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从哲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等学科多角度地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索，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著的成果。当然，这种研究也在不熂探索和发展阶段，不论是在基础理论和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运用，还是研究方法的掌握上，都有待于改进和完善，但民间文学研究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不断丰富和累积民间文学学术构想。

　　回顾70年的云南民间文学文化运动，新民间文学思想和学术构想，对今天民间文艺学科建设、跨文化理论研究以及新时代民间文艺工作都有重要先声与启示意义，其田野作业之典范、民间文学作品之经典、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今天仍属于不可复制经典版的历史认知与文化遵循。

　　【注释】

　　[1]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2] 《苏联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第5-6页。

　　[3] 转引自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