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海燕

　　云南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多民族省份，拥有25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歌舞的海洋中，少数民族音乐的无穷魅力，吸引着各个时代、各地作曲家为之驻足停留，倾注心血，创作出具有云南少数民族风格的时代旋律。早在1906年，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留学日本东京的李燮曦先生，回国后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了《云南大纪念》《滇声》《云南男儿》等歌曲，成为云南新音乐创作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各地的作曲家们仍然笔耕不辍，创作出大量具云南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为几代人传唱。

一、建国30年来云南主题风格的音乐创作（1949—1979）

（一）省外音乐人的流芳作品

1.电影音乐名作，民族地区名片

　　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电影插曲、电影音乐也穿街走巷，广为传播，几乎成为地方名片。苗族、哈尼族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主题曲《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词，陆云曲）成为人们了解马帮文化的一扇窗；白族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蝴蝶泉边》（季康词，雷振邦曲）成为大理的旅游名片之一；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婚誓》（雷振邦词曲）至今在KTY中点唱率颇高，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彝族电影《阿诗玛》的插曲《一朵鲜花鲜又鲜》（葛炎、刘琼词，葛炎、罗宗贤曲）成为撒尼地区旅游文化中的标志性歌曲；另外傣族电影《陇沙》的插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缅桂花开十里》（杨非词曲，本土作曲家），也成为西双版纳的代名词，人们一提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自然联想到西双版纳，可见其深入人心。这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几乎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名片。

　　这些精品力作几乎都是用本土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用现代作曲法创作而成。这些歌曲风格浓郁，特点鲜明，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耳熟能详的彝族电影《阿诗玛》的插曲《一朵鲜花鲜又鲜》（葛炎、刘琼词，葛炎、罗宗贤曲），源于流传于云南建水县彝族民歌《西厢坝子一窝雀》，在保持原民歌调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节奏和情绪的新发展而成。

　　2.支援边疆情真， 夷方特色韵意

　　一些省外作曲家在来到云南支援边疆，也留下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作品。1953年，作曲家麦丁与著名词作家范禹创作了《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此曲成为云南对外旅游宣传，欢迎外地游客，表情达意最贴切的代名词。这首歌曲是在先前所创主旋律的基础上，吸纳了当地彝族音乐老师金国富创作歌曲《我们撒尼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和另一首歌有关乐句，同时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旋律，在创作技法上参考了俄罗斯民歌中高音长音衬托的手法，最终以精妙娴熟的手法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作曲家李德熙是山东人，最终以支援边疆之名来到云南定居，他创作了很多云南音乐主题的作品。声乐套曲《边疆大合唱》（与王千合作）、大型歌剧《娥并与桑洛》（与王千、高梁合作），都成为这一时期云南代表性的作品；另外歌曲《阿哩哩献给毛主席》《滇池圆舞曲》《山间一串马铃响》《青青点苍山》《芒果花》等篇幅短小精悍，便于传唱。当时最受瞩目的是李德熙二声部合唱:《欢乐的阿哩哩》（又名《阿哩哩献给毛主席》），它依托丽江纳西族民间曲调创作，巧妙地运用纳西民族语言作为衬词与欢快的节奏相结合，表现了新中国建立，纳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愉快心情。

（二）省内作曲家笔耕不辍

这一时期，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艺术创作室，是音乐创作的主力团队，它从建立、组团到80年代中期昆明军区撤销，这批高素质的创作团队，支撑起云南创作的主要阵地。“它先后由杨非、陆云、关庄、杨正仁、李航涛、赵元善为创作主打阵容，并与邓德英、高宝年、齐熙耀、沈惠琴、朱黔煌、吴世英、吴启善等军旅歌唱家构成表演与创作的关系，他们依托国防歌舞团的优势，推出了大批广受欢迎的声乐作品，更有众多器乐合奏和舞蹈音乐作品，在这风起云涌的30余年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引领了西南地区音乐创作的龙头。”

　　1.社会风俗主题，特殊时代旋律

　　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以歌曲见长，丰富的内容，展现着各少数民族音乐曲调的独特魅力。

　　特色红歌，彰显时代主题。“文革”期间，音乐、舞蹈、戏曲等领域主要是以八个“样板戏”为核心，以及大量的各族人们以“歌唱毛主席”“歌唱社会主义”为主题歌曲创作。杨正仁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禾雨编创的《北京有个金太阳》（藏族民歌）、高映华《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李晴海词曲的《歌颂您，亲爱的党》、包钢词、梅璧曲的《哈尼人民热爱毛主席》、寇邦平词曲《幸福来自金太阳》、张新民词曲《牧场姑娘挤奶忙》等，这些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既继承了云南民族的特色表现，又不失意识形态的创作理念和要求。

　　赞美家乡、热爱生活。新中国建国后，各少数民族有了稳定的生活，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抒发着当家做主、过上新生活的喜悦。如《苗家山歌》（潘震词，关庄曲）、《阿细山歌》（杨非词曲）、《苍山歌声永不落》（集体词张文曲）、《背起背篓上山来》（杨非词曲）、《富饶美丽的怒江坝》（张学文词曲）、《歌声飞出心窝窝》（段伶词李卫才、向均治曲）、《哈尼姑娘赶街》（蒋菁词曲）、《三杯美酒》（关庄 潘震词，关庄曲）、《芦笙一响多快活》（杨戈词曲，集体改词）、《姑娘生来爱唱歌》（金重词，朱里千曲）、《景颇山上丰收乐》（景颇族民歌）（李晴海作词，编曲）等。这些代表作品，把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素材结合着西方作曲法，将各族人民与地域环境、生活画卷相联系，用歌曲旋律凸显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内心喜悦。

　　2.不同体裁形式，小荷初露尖角

　　多声部合唱作品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是以声乐体裁为主。除了女声独唱、男声独唱、男高音独唱、女中音独唱等，还涌现出很多合唱形式。有女声领唱加齐唱、男女声对唱加重唱、男女声表演唱、男女声二重唱、男声小合唱、大合唱等多种形式的合唱作品。传唱较广的歌曲有：杨元吉二声部合唱:《傈僳酒歌》（傈僳族男声小合唱）、张难《喜庆丰收对歌来》（男女声对唱、重唱）、《红河彝族歌舞组曲》（领唱与合唱） 、杨锦和二声部合唱:《美丽富饶的孔雀之乡》《瑞丽江边孔雀飞》、男声小合唱:《傣族高唱丰收歌》这些是根据傣族、景颇族音乐元素创作而成的，而混声四部合唱:《哦热热》则是纳西族风格的作品。黄仲勋的二声部合唱:《版纳，金孔雀之歌》无伴奏合唱《秋月》（布朗族）是布朗族、傣族风格的作品；高映华女声二重唱:《毛主席，你是撒尼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彝族撒尼支系风格；瑙尼根据壮族音乐改编创作的二声部合唱《啊!曼布依》等。这些丰富的合唱作品，拓展了云南音乐创作的体裁，丰富了歌曲的舞台表演形式。合唱作品较之独唱，对作曲家的创作技法要求更高。合唱作品的涌现，说明建国30年来云南作曲家们群体的创作技法不断精进，素质过硬。

　　歌剧作品初现端倪。歌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严格说来隶属戏剧，用音乐形式来表现戏剧，实属高端作品，这对作曲家要求更高。20世纪50～60年代，由省内外作曲家、词作家联袂打造的几台歌剧作品，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歌剧《望夫云》根据云南大理的传说“望夫云”的故事改编，由云南词作家徐嘉瑞编剧，北京作曲家郑律成作曲而成。在当时颇受关注。其中歌剧选曲《飞到月宫找阿馨》很受大众欢迎。另一部歌剧《多沙阿波》是云南省最早的大型歌剧作品，反映过去边疆哈尼族、彝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土司制度的斗争历史，歌颂哈尼族著名女英雄多沙阿波的故事。这部作品的编剧、作曲为多人合作，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歌舞队表演。歌剧选曲《哈尼啊，何时见鲜花遍地开》由钟鸣、叔孔等作词，梅壁作曲，成为当时人们传唱的曲目。词作家金重与作曲家李德熙、王千、高梁合作傣族歌剧《娥并与桑洛》根据流传于德宏、西双版纳、耿马等傣族地的同名叙事长诗改编，讲述娥并与桑洛反封建的爱情悲剧。《星星》（金重词，王千曲）为其中的选曲，在当时受到一致好评。另外歌剧《阿诗玛》李坚、郦子柏词，刘炽曲，广为人知的选曲《等着我啊，阿黑哥》流传甚广。在新中国建国初的30年间，歌剧作品的出现实属非常难得。

二、改革开放30年，云南主题风格的音乐创作（1979—2009）

自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云南的音乐创作事业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声乐体裁创作，仍然独占鳌头

在“百花齐放”文艺创作方针的指引下，云南音乐创作理念也朝着多元化风格发展。这一时期“创作理念更加追求歌曲的艺术性和民族特色；更加注重歌曲自身的艺术价值，力图更多地挖掘和展现音乐本身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

　　1.音乐题材丰富多彩

　　歌曲创作题材较为广泛，不仅关注到少数民族生活、民俗活动、个人情感等微观侧面，而且还上升到地方特色品牌打造、热爱家乡、颂扬祖国的宏观层面。有涉及家乡风情的歌曲：《火把节的火把》（陈勇曲），该曲获得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目瑙纵歌》（徐演词，曹鹏举曲）、《刀杆节之歌》（胡万才词，李新云曲）等。也有反映民俗生活的歌曲：《喊月亮》《阿究赫》（李元庆词曲）、《月光恋》（陈勇曲）此曲获得“中国广播奖”“广播歌选金奖”。还有儿童歌曲《敲起我的小木鼓》（卢云生词唐天尧）、《噜哩噜》（笑亮词，高映华曲）、《金孔雀》（卢云生、张东辉词，李家炜曲）等。还有关注人们内心情感的情歌：和文光的《阿妹的情歌》、李元庆的《哈尼情歌》、卢云生的《姑娘赛过阿诗玛》等。这时期出现了地方名片旅游宣传歌曲：《布依人家》（陈勇曲）该曲获得“全国音乐电视展评”金奖、《云南十八怪》（王雪峰词，李海涛曲）；《请你来赶三月街》（瞿棕词，杨一丹曲）；《香格里拉等你来》（阿理词，张新民曲）《红河的太阳》（罗永昌词，张寿元曲）、《哀牢的风》（杨文广词，高绿曲）等，还有歌唱祖国的主旋律歌曲：《装点我华夏》（金鸿为词，高映华曲），《为中华挽起手来》（卢云生词，云华曲）等。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别的歌曲。总之这些创作歌曲，较之1979年之前，在创作数量和题材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2.合唱作品频现亮点

　　声乐体裁中的合唱作品，受众面广，参与者众多，形式多样。比起单一的歌曲，更能体现作曲家们精巧的和声布局和构思，更考验创作曲家的创作技能。20世纪80年代后，合唱作品发展势头迅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作曲家田丰的交响合唱组曲《云南风情》。田丰是中央乐团作曲家，这个作品是他来云南走乡串巷，实地考察多年，根据云南五个少数民族各自文化中的“民俗习惯”创作而成。把白族的“渔女”、傣族的“赶集”、纳西族的“葬礼”、景颇族的“舂米”、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描述对象，创作出合唱的五个篇章，形成了一幅展示少数民族民俗、人文、宗教文化的画卷。该作品获得全国第五届音乐作品（合唱）评奖第一名，并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中央乐团的老团长李凌曾说过:“《云南风情》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歌曲音乐创作上一个新的突破，它显示出，歌曲音乐道路是无限广阔的，民族音乐的天地也是异常宽广的……”不仅如此，当时帮助田丰完成《云南风情》后期制作的刘晓耕、万里两位本土作曲家获益最大，并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云南的民族音乐素材还吸引着省外的作曲家们孜孜不倦的创作。张文纲改编创作的混声合唱《十大姐》是根据云南弥渡花灯调《十大姐》改编而成，充满着浓郁的花灯气息。谢振南的三声部女声合唱《赶马调》是根据云南民歌《赶马调》改编而成。《阿细跳乐》这首有名的合唱曲是领唱和混声四部合唱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作曲家罗忠馆根据云南作曲家杨非的歌曲《阿细跳乐》改编而来。还有云南最有名的歌曲《小河淌水》，作曲家路在易也改编成混声四声部合唱，其他还有张以达依据云南民歌《猜调》改编而成的童声无伴奏合唱《猜调》等众多合唱曲目。这些合唱曲目有个共同点，是作曲家们把云南有名的歌曲进行加工、改编，丰富的和声效果，层次分明的表达，使更多的听众能感受到云南民族音乐的无穷魅力。

　　云南本土作曲家合唱精品力作在全国获奖。作曲家李元庆《兄弟一条心》（领唱与合唱），该曲获得1982年文化部“全国民族团结征歌”一等奖。作曲家万里的童声合唱组曲《山童》，获得198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广播新歌”比赛金奖。2001年，在第八届“金钟奖”作品奖(合唱)中刘晓耕创作的合唱曲《水母鸡》《撒哩哆》获得优秀奖等。万里《高原女人》(女声小组唱)、《踩着云》（三声部女声合唱）、《打秧鼓》（三声部女声合唱），刘晓耕、万里合作创作的《一窝雀》（女声三重唱）、刘晓耕创作的《月夜》等曲目，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其中歌曲《高原女人》在2003年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中，成为一段重要配曲，广为人知。

（二）其他音乐体裁作品层出不穷

1.中西合璧的钢琴作品

　　在20世纪80～90年代，云南民族音乐仍然受到很多国内作曲家的青睐，大量优秀的钢琴作品诞生。沈传薪在1982年创作的钢琴组曲《云南民歌五首》、郭志鸿在1984年创作的《云南民歌五首》、钱同敏的《傣族民歌主题变奏曲》、夏良在1987年创作的《西双版纳风情》、同年陈勇创作的了《彝山风情画》、陈怡在1989年改编的《猜调》、朱践耳1992年创作的《南国印象》，还有张朝的《滇南山谣三首》等钢琴作品。这些都是将云南民歌进行改编的钢琴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王建中、朱践耳、沈传薪、郭志鸿的《云南民歌五首》。

　　2. 耳目一新的少数民族器乐作品

　　在音乐创作中，云南的器乐创作一直处于弱势，但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局面有所扭转。1982年的首届聂耳音乐周中，出现了根据民族曲调改编而成的独奏曲、协奏曲等，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二胡协奏曲《望夫云》、葫芦丝独奏《竹林深处》、直笛独奏《哈尼山寨的春天》、俄比独奏《撮泥鳅》、吐良独奏《欢乐的景颇山》等少数民族器乐曲。独特的乐器，地方风格浓郁的旋律，让人印象深刻。在第二届聂耳音乐周上（1985），出现了管弦乐合奏作品，如管弦乐合奏：《欢庆泼水节》《山民之舞》《佤山鼓舞》《雨不洒花花不红》等作品，民乐合奏曲：《湖边的金孔雀》《苍洱欢歌》《打水姑娘》等作品，还有琵琶齐奏《彝家乐》、小提琴协奏曲《幻想》、民族器乐独奏《欢乐的孔雀》《版纳风光好》《哀牢山抒情》《悠悠牧羊人》等作品。比起单一的器乐独奏或协奏曲，管弦乐合奏曲，不管在演奏效果还是音乐的审美价值上，更胜一筹，乐队小有规模。直至2000年，在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上，《云南民族风情之夜——少数民族器乐音乐会》在昆明隆重演出。本土作曲家张难、周秀珠、李元庆等创作的曲目，彝族直笛独奏《彝家山寨的春天》、民乐合奏《欢乐的泼水节》在音乐会中大受欢迎。在迎接新世纪云南省新剧（节）目展演，云南省歌舞团推出了《云岭之声——音乐会》，其中“云岭风情”由云南省歌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队演奏，白族吹打《高原号角》、编铓与扬琴《茶山银铃》、树叶独奏《恋歌》、民乐三重奏《串歌》、拉祜族跳笙《葫芦传情》、合奏《欢聚在石林》等曲目，涉及到多种民族乐器，琳琅满目，绽放异彩。

　　经过多年的发展，器乐曲的创作在2008年更上新台阶，在“云南省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第十届新剧（节）目展演”中，作曲家黄波、郭亨基创作了《丝竹笙鼓——七彩云》民族器乐音乐会中，既有对传统民族乐器进行改良研制出新品种的傣族象脚鼓独奏《金色的瑞丽江》；也有对传统乐器演奏技法进行大胆发展创新的彝族月琴协奏曲《山草随想》；还有在传统演奏形式上有所突破的双笛子、双古筝重奏《小河淌水》和彝族小二胡齐奏《胡琴、烟盒、色哩噜》；更有在作曲技法上明显发展提升的具现代交响意识的重量级作品，民族管弦乐合奏《音画——五朵金花》等。“音乐会曲目在继承各种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借鉴交响作曲技法，并融入现代创作理念，既有地方特色又有专业品位”。

　　3.磅礴大气的交响乐作品

　　交响乐是器乐体裁的一种，由管弦乐队演奏，包含有多个乐章的大型（奏鸣曲型）套曲，一般有四个乐章。交响乐的创作较之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在创作技法上是很难逾越的高峰。1981年，中国“首届全国交响音乐作品评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乐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在凤毛麟角的交响乐作品当中，6个优秀奖作品，两部是云南题材，分别是北京作曲家王西麟的《云南音诗》，四川作曲家李忠勇的《云岭写声》。此外，云南作曲家黄田的《彝山幻想组曲》获鼓励奖。

　　交响乐团的成立是交响乐创作得以展现的基础，昆明交响乐团在1987年成立。初期乐团演奏了许多国外的经典交响名作，如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乐团却把“交响乐民族化”定位为创作方向。作曲家们尝试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与交响乐体裁相嫁接，创作出具有云南地域风格的作品。经过多年努力，较有代表性的是2000年，云南省歌舞团推出了《云岭之声——音乐会》中的“云岭交响”，曲目多为本土作曲家作品。有管弦乐作品《渔歌》、二胡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小鱼儿的诉说》、交响诗《雨林》、交响组曲《阿诗玛》、交响音画《红土高原》等。在云南省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新剧目展演”中，交响乐新作频现。云南省歌舞团于2002年推出了《彩云音诗——云南民族交响乐新作品音乐会》由程磊指挥，节目有管弦乐《昆明序曲》（一夫曲）、交响组曲《边寨风情——第一乐章：三月街》（陈应祥曲）、双长笛《舞曲》（夏良曲）、管弦乐《阿哩哩》（区建宁曲）、交响音诗《讲武堂遐想》（宋役曲）、交响组曲红河组曲之一《火》（万里曲）。这些曲子民族风格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是作曲家们努力把交响乐民族化的结晶。随着交响乐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一些交响乐的作曲家们，随着交响乐的上演，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如2002年《云岭音画——云南民族交响乐新作品音乐会》（郑甘崇指挥），节目有交响序曲《雪山》（张朝曲）、交响组曲《铜鼓魂》（陈勇曲）、交响诗《边疆的传说》（李海涛曲）、交响组曲《彩云南》第三乐章《打歌》（陆棣曲）、排箫与交响乐队《纳西音诗》（涂正明曲）、古筝与交响乐队《阿咿塞》（何占豪曲）、单簧管与交响乐队《晚上吹的调》（张朝曲）、交响乐之第四章《阿细跳月》（晓耕曲）。

　　这一时期，交响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云南楚雄彝族交响乐作曲家那少承，他先后在《那少承云南民族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山草随想——那少承管弦乐作品音乐会》中上演《雪峰下的阿塔》《土林之梦》《小鱼儿的诉说》《彝人三章》《山草随想》《那座山》《滇西北记忆三则》等具有浓郁楚雄彝族风味的交响乐。另外，高映华于2008年在昆明市举办了《石林之子——高映华作品专场交响音乐会》由郑甘崇指挥，他的交响音画《红土高原》、交响叙事诗《阿诗玛》、交响音诗《彝山之歌》等颇有影响。

　　4.推陈出新的民族歌剧

　　改革开放后，民族歌剧不断推陈出新。具有云南特色的歌剧作品，《葫芦信》《追求》《青铜魂》《郑和与海》等作品，是在不断挖掘云南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名人文化的素材的基础上，用音乐的形式不断探索打造云南文化品牌的过程。1982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70周年，由编剧徐演，作曲傅晓、曹学安、聂丽华，主演吕志家、刘寅等共同创作了大型歌剧《追求》。1985年，编剧李良振、刁成志，作曲陆棣，主演阮霞、宋嘉林等根据傣族叙事长诗《葫芦信》改编创作了大型民族歌剧《葫芦信》，主要描写傣族地区景真国王的女儿婻慕罕公主和勐遮国王的儿子召罕拉王子的爱情故事。该剧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银奖。2002年，编剧李良振、刁成志，作曲万里、陈应祥、黄波，主演郭廷飞、姚嘉创作了大型民族歌剧《青铜魂》，全剧以青铜工匠阿牛与战俘王姬、月娇的情感故事为主线，展现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作品。2005年，为纪念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平使者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创意者周忻，编剧黄自廉，作曲万里，主演黄绍成、李军、张继心、龚婷、董娴、杨丽霞、左斌等，共同创作了云南省第一部大型音乐剧《郑和与海》，该剧取材于云南籍文化名人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这些歌剧作品，比起改革开放之前的歌剧作品，题材更广泛，打造云南文化品牌的目标更明确，体现着歌剧作品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云南的音乐创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不仅在歌曲的创作题材上扩大的视野，从人们的生活层面关注到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而且在器乐创作中，展现了云南丰富而独特的民族乐器的风采。在体裁上涉猎到更加高端，更有难度的交响乐创作中，并且朝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着民族歌剧。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创作技术非常过硬的作曲家们。有些作曲家能轻松驾驭多种体裁，而且这些代表曲目要么获的国家级奖项，要么广为流传，要么在国内较有影响力，要么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如高映华，既创作声乐作品，也创作了有影响力的交响乐；作曲家万里，除了传播较广的声乐作品《高原女人》、合唱《山童》外，还创作了交响组曲红河组曲之一《火》、还创作歌剧作品；作曲家刘晓耕既有合唱作品《水之祭》《水母鸡》等被广泛传唱，也创作交响乐《阿细跳月》（晓耕曲）；作曲家陈勇，既声乐作品《火把节的火把》获得国家级奖项，还创作了交响组曲《铜鼓魂》（陈勇曲）等作品。云南还有很多这样既影响力，又是多面手的作曲家，由于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这些高素质的作曲家们，为云南音乐创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云南主题的音乐创作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近10年来，云南主题风格的音乐创作（2009—2019）

1.歌曲创作井喷式发展

　　新世纪新篇章，在云南的音乐创作中，比起其他题材的创作，歌曲创作仍然占主流，而且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笔者对云南省2016、2017年的音乐作品创作做过一个统计，两年间创作者们共创出新音乐作品342个，其中歌曲254首，占总量的75%左右。合唱20个，占5.8%；器乐曲共41个，占总量的11.6%；交响乐11个，占总量3.2%；音乐剧、歌剧作品6个，占1.7%。其他体裁的作品占2.7%。由此可推断，每年歌曲创作的数量都是稳居榜首。歌曲创作相对于其他体裁创作，耗时短、篇幅较小、呈现方式简单、易于传播、方便上演、容易看到效果。而交响乐、音乐剧、器乐、管弦乐协奏等，创作的技术含量高，涉及各门类的器乐的特性，还受乐队水平、乐团素养、场地、经费等因素的制约，不容易统筹协调上演，因此这些门类的创作数量较少。

　　在这些歌曲当中，优秀的作品大多受到国家艺术基金平台的资助。分别有：迪庆州文化馆，喻德华作词曲的歌曲《祖国·扎西德勒》、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馆创作歌曲《排角姑娘》、罗章斌、李树琼作词，云南艺术学院的吴榆林、业原作曲的歌曲《彩云蓝天》等。在数量巨大的歌曲创作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作品证明歌曲质量上乘，受到国家级平台的认可。

　　2.合唱作品再创佳绩

　　新世纪的到来，云南音乐素材合唱作品的创作，在省内外的艺术节、音乐周的展演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韵味， 2009年在北京、昆明两地举办了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周(合唱)”，之后于2011年、2013年、2015年继续着“中国聂耳音乐周(合唱)”的活动，大大地促进了云南音乐素材合唱作品的创作。其中一些优秀合唱作品，受到国家平台的认可，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2016年宁浪自治县文化馆李云、鹏佳词曲的合唱《阿姆妮惹》、云南艺术学院的合唱《教牛歌》、红河学院根据哈尼族歌曲改编的合唱《梯噜噜》等作品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

　　3.二胡曲再添新风

　　省外的作曲家们，仍然不断尝试致力于创作云南风格的器乐创作。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通过展示美丽的西双版纳原始丛林风貌以及云南边寨生活，表现朴实的民风和浓烈的音乐风格。阮昆申创作的二胡协奏曲《云南印象》融入了大量的云南彝族的音乐语言。曲大卫的《红土印象》是描绘云南红河州的一部二胡作品。作曲家董锦汉，现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中央少数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及指挥。创作了云南随想（第二胡协奏曲），（包括第一乐章叽啾嘞、第二乐章傣寨印象、第三乐章云之南）、阿诗玛（第3二胡协奏曲）、云南随想（第二部第IV二胡协奏曲）、《二胡前奏曲赋格曲集》（24首）、《二胡重奏曲集》（10首）、《二胡室内乐曲》（10首）。这些二胡曲，都采用了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音乐素材及创作理念，更加符合当地民族生活的音调与节奏，让人情不自禁沉浸于其中的“意韵”。

　　4.音乐剧博人眼球

　　2010年，编剧杨跃红，作曲李听潮，主演张继心、谢宇等创作的音乐剧《丽江情缘》，是云南省话剧院原创的大型音乐剧。以云南著名的旅游城市丽江为背景讲述者男女主人公关于爱情与物欲的故事。2014年，编剧马达，作曲张然，主演蒋倩如、蔡鹏、李炜鹏等创作的音乐剧《阿诗玛》是云南大德正智传媒有限公司策划制作的。该剧以现代人的视角，全新讲述女主角阿诗玛与流浪歌手阿黑之间的爱情故事，最终为了保卫故乡石林而化为石林的故事。该剧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在全国巡演。2018年，编剧周楚栋，作曲张然，主演李炜鹏、杨洁、陈煜生、李乐尧等创作了音乐剧《爱如星火》，这是由云南省红河州歌舞团的原创民族音乐剧。该剧依托云南弥勒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背景，谱写了以解放战争中革命与爱情的青春赞歌。该剧也受到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全国巡演。2018年，编剧喻荣军，作曲赵光，主演杨学进创作了音乐剧《风中丽人》，讲述了著名彝族演员杨丽坤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这几部音乐剧，试图借用与云南相关的文化名人、著名胜地、历史事件，打造云南的文化名片，借用音乐剧这种青春而活泼的体裁，把云南推向全国。这种创作思路，与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歌剧作品的创作思路一脉相承。音乐剧这种舶来品，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素材相融合，载歌载舞，充满着青春气息，让人耳目一新，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

　　5.民族交响乐厚积薄发

　　2010年，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正式挂牌成立，是由原云南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和原昆明交响乐团重新组建成立，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李心草担任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名誉团长。交响乐的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篇章。在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中，交响乐作品厚积薄发，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较之过去，更胜一筹。2011年，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推出原创交响音乐会《云岭之声》。有交响诗《聂耳》（涂正明曲）、交响组曲《天地之滇》（杜鸣心曲）交响幻想曲《那座山》（那少承曲）等。2013年，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演奏了交响曲《高原情怀》（陆棣曲）、交响组曲《丽江风》（那少承曲）、《阿诗玛幻想曲》（吴玉年曲）、中国畅想曲第九号《拉祜野阔》（黄安伦曲）、第一交响曲《高原情怀》（陆棣曲）。《丽江风》是作曲家那少承为纳西名歌手、合唱团与交响乐队创作的交响组曲，将原生态的演唱融入了交响乐中。《阿诗玛幻想曲》是小提琴演奏家吴玉年根据阿诗玛的传说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交响曲。《拉祜野阔》是作曲家黄安伦专为乐团创作的拉祜族交响曲。2016年，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成功上演《家园》交响音乐会。音乐会演奏了《跳乐》《哦然》（晓耕曲）、交响狂想曲《云南诗篇》（高映华曲）、《共饮同心酒》（陆棣曲）、《滇西北记忆三则》（那少承曲）、《交响组曲》（夏良曲）。《跳乐》《哦然》汲取了彝族阿细跳月和景颇族目瑙纵歌的音乐元素，力图表达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

　　6.民族器乐曲吐故纳新

　　民族器乐曲，往往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在近10年的发展中，器乐曲创作的数量和题材更加丰富，囊括了中国的传统乐器如琵琶、二胡、古筝、阮等，也融合了云南地方风格浓郁的葫芦丝、象脚鼓、小闷笛等云南特色乐器。涌现出一批民乐的作曲家们以阮昆申、赖钧霖、李明、石荣康、龚向前、陆棣、周成龙、朱兆琨、向美庆、魏东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呈现在《云之乐——新作品音乐会》《云南新韵音乐会》《灯火——花灯音乐会》《翠湖春晓——民族管弦乐音乐会》等音乐会中。其中，2017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演“云岭神韵”民族音乐会专场演出，收纳了7首云南风情的民族器乐演奏，分别是：陈勇作曲的民族管弦乐《云岭神韵》；阮昆申作曲的民族管弦乐《打歌》；施万春作曲的民族管弦乐《版纳风情》；那少承作曲的彝族四弦小合奏《彝山花》；谭学金作曲，陈勇改编、配器的民族管弦乐《远方的景颇山》；陆棣改编的民族管弦乐《阿里里》《打歌乐》；朱琳作曲的民族管弦乐《拉木鼓》。这些曲目涉及到云南彝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佤族等音乐风格，采用了民族管弦乐、弦乐小合奏等体裁。引人注目的还有人声与器乐组曲《绕三灵》，由杨育明、吴江涛作曲，以白族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宗教音乐为素材进行改编创作，展示了白族的音乐文化和风情。这些形形色色的民族器曲，一方面将民族民间的音乐元素作为灵魂注入新的曲目中；另一方面采用了琳琅满目的音乐体裁呈现，使云南民族器乐创作不断推陈出新，为云南整体的器乐创作注入新鲜元素。

　　民族器乐锐意创新。2009年，由晓耕、刘晔、钱康宁等进行创作编配的《云南民族民间竹乐与中外器乐的交响——重彩音画》在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上，成功演奏了竹制乐器的创新篇章。“竹乐团研究制作成功了具有三个八度多的十二平均律高中低音部竹制闷筒鼓，又研制出了竹摇铃、竹筒鼓、竹筒鞍、竹排琴、竹崩，无眼笛、哦哗、哗哩、竹筛子、竹斗笠等竹制乐器。这些乐器不是简单的拼凑演奏，而是具有现代音乐意识的多声部演奏。”

　　7.戏曲音乐独具匠心

　　戏曲音乐通常是戏曲的伴奏音乐，它依附于戏曲呈现，单独使用伴奏乐器创作的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在歌曲充斥的音乐创作界，显得独树一帜。2017“戏曲音乐”专场在“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演”中惊艳亮相，这些戏曲音乐分别是王啸冰作曲的滇剧文武场与乐队演奏的《炫丽鼓醉琴》；王啸冰作曲、吴小平、张耀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滇曲回忆》；于昊冬、孔文佼作曲，张姣编配的丝弦与乐队协奏《丝·律》；孙琳作曲的胡琴与乐队协奏曲《水龙吟遐想》；向美庆作曲的民族室内乐《冷月·D商调四重奏》；刘靖伟、马艺维作曲，胡琴与乐队协奏《京娘遗恨》；董为杰作曲的民族管弦乐《滇剧曲牌联奏》；王啸冰作曲的古筝独奏《春寒杜鹃》；向美庆作曲的《胡琴》胡琴与乐队协奏；王啸冰作曲的琵琶协奏曲《花·倾诉》，王啸冰作曲的民族管弦乐《二十四梆梆》。这些是戏曲音乐，以独立的音乐作品形式呈现，作为器乐创作，囊括了众多音乐体裁。对戏曲音乐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四、云南音乐创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经过70年来的发展，云南音乐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音乐作品的数量到质量，从题材到体裁，都呈现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景象。但随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全球化的推进，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云南这个边疆省份，也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突破了地域环境的限制，音乐作品数字化，加速了其传播速度。本土作曲家的作品，成为网络信息中的一部分，意味着这些作品被推到全国竞争的平台上，参与网络上同类、不同类海量音乐作品的竞争。这使云南的音乐创作者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一）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带来的考验

第一，文化体制改革，创作者们在市场大潮中的浪里飞舟

　　文化体制改革，给云南各个文艺院团造成了冲击，一些文艺团体转成企业，自主经营，一些院团的创作者们被分流到其他单位。云南省歌舞团，曾经是众多作曲家栖息的场所，如也被撤销。近10年来，音乐创作的主流阵地，从过去的专业院团转向了高校。面对严峻的形势，老一辈作曲家们有的自立门户，成立工作室，而青年创作者们，缺乏根基，迫于生存的需要，多数人转行。少数人还在为音乐创作梦想执着追求，苦苦支撑。

　　然而，一些大型体裁的音乐创作，如交响乐、音乐剧、歌剧等。这需要配备齐编剧、词作者、曲作者、名演员等的创作团队，而且作品公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音乐制作、演出场地、排练经费、灯光、舞美、服装、宣传等无一不需要经费。而这些高昂的支出，通过面向市场的剧场营销来筹措，很难实现。首先，边疆作曲家及音乐作品在全国缺少知名度，面向全国听众的卖票巡演，实乃不现实。其次，面对地方听众，各院团并没有培养出对实景演出消费的需求，很少有人会为听音乐会买单。再次，面对网络听众，网络上海量的音乐资源，除非对云南主题音乐作品非常热爱，否则很少人会选择地方性的小众音乐作品付费聆听，更多的是追随当时的流行趋势，从众选择。第四，即使一些小型的歌曲作品，在网络平台播放，由于当下网络版权制度不健全，本土创作者依靠网络付费来维持生计，实属大海里捞针，这种严峻生存境遇，让创作者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评价机制改变，创作方向的迷失

　　改革开放的40年中，云南音乐创作取得长足的进步，一些音乐作品在全国获奖，成就了一代本土作曲家。然而很多作品都是为比赛量身定做的。如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连续举办了15届，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在2014年停办了。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原因之一是，很多作品雷同，歌手的表演“千人一面”。

　　在历时30年的青歌赛中，很多有心的创作者研究了历年来的获奖歌曲，摸清了比赛规律，为歌手量身定制比赛曲目。如音域上，要求音域宽广，低音处浅唱低吟，高音处展现技巧华彩，是获奖歌曲的标配；歌曲结构上，引子、叙述部分、高潮咏叹，最后渐入尾声的是比较受欢迎的曲式；歌曲内容上叙事性歌曲较能打动人，开始是慢板的娓娓道来，渐入佳境之后是主人公情绪激动的急板，随之而来在全曲的黄金分割点上的高潮迭起，尔后在强音上戛然而止，曲子逐渐恢复平静进入尾声……整个曲子回肠荡气之感。很多创作者根据这些规律来创作歌曲，在青歌赛中获得成功，他们更坚定这种创作风格。然而，这些歌曲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违背了艺术追求“独一无二”的特性。自从青歌赛停办了，有些作曲家熟悉的套路将变得不再有效，使他们迷失了方向。当然“青歌赛”只是个案，类似这种比赛，全国还有很多。近年来，国家引导“文艺创作为人民”的方针，因而取消了很多国家层面的比赛、大型评奖活动，这也严重挫伤了创作者们的积极性，他们在这些评价机制变革中，逐渐迷失方向。

　　面对网络平台的自由竞争，有些创作者被“点击率”这个虚假认同所欺骗，迷信点击率就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名气，出名可以带来经济价值。因而，有些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期望“一夜成名”， 从而降低创作品位和目标，迎合听众，加之三流的创作技术，最终使得作品低级媚俗。面对网络平台的自由竞争，他们迷失方向。

（二）“塞翁失马”隐藏的机遇

信息全球化的浪潮，给云南音乐创作者们带来极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创作者们发表作品提供更宽广的平台。过去传统媒体广播、电台、舞台展演都是发表音乐作品重要的途径，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网络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发表途径。2017年，云南的本土作曲者 “牧羊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云南十八怪》《阿哩哩》《团员调》等15首歌曲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喜欢。另外纳西族作曲者肖煜光创作的《东巴王国欢迎你》《纳西火乐锅》等15首歌曲形成一定的地域风格，也广受欢迎。网络平台易搜、易学、易唱、易传播，方便快捷。是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未来音乐作品竞争的主流阵地之一。

　　另外，近年来本土音乐活动众多，也是创作者们展现作品的好机会。如“本土歌曲大赛”和“新剧目展演”“中国梦 唱响云南 云南原创音乐盛典”“第十届云南民间歌舞乐展演”“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等活动，都是汇聚、交流和展示新作品的重要平台。这些本土活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只要技高一等，定能拔得头筹。

　　在国家层面，从2014年起，国家设立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专门扶植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无疑为云南音乐人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然而这些音乐作品是在全国的平台上参与竞争，这对音乐创作者的技能要求极高，只要音乐作品风格浓郁，技术水平到国家级水准，就能获得资助，让好作品得到更大程度的宣传和推广。

　　总之，云南音乐创作者们，在信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被推向全国平台上竞争的囧境中；在面对文化体制改革、评价机制改变化后的生存困境中，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网络为创作者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与听众的网络互动中，方便了解听众的审美需求，更容易创作出群众喜爱的歌曲。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让优秀作品有条件传播推广；自媒体经营对于音乐作品形成固定的曲风、树立音乐品牌有一定帮助，总而言之，真正接受考验的是创作者们的作曲技术和孜孜不倦适应新社会新环境的能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云南音乐创作者任重道远。

　　【注释】

　　[1] 申波《地域生态系统中云南民族情感表达的符号化图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0页。

　　[2] 熊玉媛《云南民间音乐素材合唱作》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 申波《地域生态系统中云南民族情感表达的符号化图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3页。

　　[4] 熊玉媛《云南民间音乐素材合唱作》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5] 胡竞尹《沈传薪钢琴改编曲〈云南民歌五首〉》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

　　[6] 钱康宁，邱健执笔《歌舞乐浪汇交响——改革开放40年音乐发展回望》《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3期。

　　[7] 王渝波《云南民族风格二胡协奏曲音乐研究——以〈望夫云〉〈阿诗玛〉为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8] 钱康宁，邱健执笔《歌舞乐浪汇交响——改革开放40年音乐发展回望》《民族艺术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