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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还是“重建”?——谈《冬日的猎营地》与《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

时间:2023/11/9 作者: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热度: 19583
…………………………………………………………………·程程

  (作者系云南大学201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钱塘自古繁华,边地自古荒凉,有关边地的回眸与凝视、幻想与遥望,并非文学史上的新鲜素材。甫进四月,文学期刊便刊登了两篇以时代巨变为叙事背景的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刊于2019年《中国作家》第3期的萨娜的《冬日的猎营地》以敖鲁古雅乡部落鄂温克族男人三石头进京与返乡的经历为线索,关涉出草原生活的前世今生;载于2019年《人民文学》第4期的艾平的《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则以科右中旗老传奇牧马人包·哈斯三次回乡寻姐的故事为背景,叙写出生存状态的滔天巨变。

  苍茫草原、风沙千里、英雄骑马,草原生活总令人浮想联翩。但同是少数民族、皆为获奖颇丰的二位女作家,并未沉醉于边地风光、异域景色的描摹。而是以“同中求变”的方式,写下了决然不同的故里新事、抒发了截然对立的旧地情怀:阴冷绝望、万般萧索的“冬日猎营地”,与欢快明亮、千般人情的“春日科右中旗”。两篇小说体量颇丰,情节设置并不复杂,若说二者首屈一指、冠绝当世,确为言过其实、为文夸饰。但将二者并置阅读,自会发现其笔锋尽处,直面时代洪流的戒惧与勇气、谨慎与欢欣、迷茫与坚守。

  《冬日的猎营地》,故事并不跌宕起伏,却也颇为摇曳生姿。主人公三石头为生计所迫,携妻子北上打工,因固守民族传统,无法一切向“钱”看齐,而与周遭格格不入、饱尝失意痛苦,黯然返乡。可惜,金钱异化的魔爪已经伸向敖鲁古雅乡。倔强的三石头只能和老人安道深居草原深处,饲养驯鹿。最终,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三石头为保护驯鹿愤而杀人,故事便在其兄“杀光驯鹿”的报复话语中落下帷幕。

  在有限的篇幅内,萨娜以人物轨迹为线索、以人物情绪为关键点,推动行文发展。此写法并非独树一帜,但却在起承转合间以简练的笔调写活了主人公三石头极度苦闷的精神状态。作为当代少数民族“突入者”,如同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饱尝突入苦楚的人物一样,三石头懵懂却真切地感受着现实的残酷:因不肯偷工减料又仗义执言被老板辞退,因不肯偷奸耍滑又实话实说被众人嫌弃。而颇为新颖独到之处在于,少数民族身份下巨大的文化力量使三石头陷入双重苦闷:不仅无法理解都市生活,更加无法接受都市精神状态。极度不解又极度不满的三石头只能在繁华的北京借酒浇愁。

  颇为有趣的是,若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读者不禁会思考滞留北京颓靡消沉的三石头今后将何去何从,而萨娜显然并不想以未尽之笔将幻想的权力交付给读者,而是有意将人物行动的轨迹延长,以一种颇为“霸道专制”的姿态,道尽世态的苍凉阴冷。在逼迫主人公三石头接受逃无可逃的命运、感受避无可避的绝望的同时,也逼迫读者直面人生的惨淡、正视鲜血的淋漓。由此,形成叙事下巨大的双重压迫力量。一方面萨娜“压迫”主人公三石头为躲避金钱异化之风一逃再逃;另一方面其“压迫”着读者追随主人公见证草原传统文化的颓败消弭。

  因此,在阅读《冬日的猎营地》时,这种“霸道专制”下的压迫力量使一种极度拒绝排斥和极度阴冷绝望下的窒息感久久挥之不去。而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仿佛还觉未道尽世事真相,更以一种悲剧的写法,将草原美好古旧文化的摧毁过程,有条不紊、不疾不徐、一点一滴、冷静甚至有些残酷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克制洗练的笔调不足以道破隐秘,塑造迟暮传奇才觉既悲且壮。八十九岁的老人安道,潜沉在民族记忆的最深处徒劳又顽固地坚守与捍卫者日渐消弭的古老传统,被视为糊涂老迈、昏聩无知;罹患癌症的七十二岁芭拉杰老人,固执地守在家乡,喝家乡的中药、写家乡的故事、画家乡的风景,虽然没有垮掉,但却也被欺辱。

  将固守传统的老一辈交给时间“摧毁”,敬仰传统的新生的一代也“难逃魔掌”,由此,作者塑造出一个日月无光、萧索惨淡、阴冷决绝的草原世界。老一辈以残弱之病体苦苦坚守,而新一代则被钱本位之风屡屡摧残:好心借出驯鹿的牧民被毫无心肝的摄制组欺辱骗钱,柳芭的画作和遗作被采风的作家以各种方式剽窃抄袭,甚至,连世代以看守驯鹿为信仰的牧民在金钱的驱使下开始残忍地杀害驯鹿,以牟取暴利。美好被冷酷摧毁、坚守被百般刁难;残忍却能发家致富、刻毒可以走上巅峰,拜金之风席卷草原,却呼啸带来一个如斯绝望的世界。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小说的细节设置也意蕴丰厚、颇具匠心。主人公名为三石头,而石头质地坚硬、不易改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带有坚定、忠贞、沉稳、可靠的意味,由“坚若磐石”“稳若磐石”“磐石无转移”等可见一斑。而以此命名,在暗示三石头性格倔强质朴的同时,似乎也在昭示其对传统草原文化的维护与坚持。小说以二石头“杀光驯鹿”的一句话作结,收束全篇。读罢全文,不得不思考,其杀光驯鹿的原因:没有驯鹿就没有偷猎者,更不会有弟弟的坚守。而竟是怎样的走投无路才逼迫牧民主动摧毁自己的信仰。字短恨长、狠厉决绝。

  同是一方草原、皆处同一世代,《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则讲述着“传统”与“时代”的水乳交融。儿子懂事孝顺、已定居城中的包·哈斯为完成已故阿妈的寻姐遗愿而三次返乡,见证了扶贫攻坚政策下故乡全方位的发展繁荣:小杜书记带领下,养马干净无忧的清风马宫殿、生计不愁的刺绣工作室、看病不愁的新农合医疗。虽寻姐无果,但无碍“天下大同”,“传统”如包·哈斯竟也在以古老乌力格尔曲调讲现实故事的《绣花针大战黑旋风》中痴迷,故事便以一片温暖明亮作结。

  与生也落寞、活也萧索的三石头不同,艾平则在35页的容量中着力塑造一位古也风光、今也潇洒的草原传奇人物——包·哈斯。其新变之处在于,这并非少年英雄成长史,而是暮年传奇发光纪。年过七旬,耳聪目明、体格健壮,提缰上马、气吞山河。能识马懂马、品草识天气、可宣传政策,包·哈斯的晚年生活绝非英雄迟暮,而是续写传奇。而传奇之为传奇,大抵总有不平凡的身世,包·哈斯也绝不例外。阿爸与阿妈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美丽动人:王府说书人后人、舌灿莲花、倾倒听众的阿爸,与王府绣娘后人、手艺精湛、一时无两的阿妈,私订终身、为爱远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艾平将“老”设置为主人公的外在条件,在“新”与“老”的交锋中自有其机锋与老练。“老”自有其特点:唯其年纪较长,传统深厚、难以改变;唯其年龄较大,机能衰退、不易新变;唯其为老且尊,德高望重、一呼百应。而正是如此不易改变的典型人物之时代新变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其叙事脉络下暗藏着魅惑的声音:如此老旧之人尚可改变,遑论其他?增强典型性的同时,不仅为追溯出生历史时借助古旧力量轻易塑造传奇,也为其寻姐之难制造合理性: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弟已年逾七旬、姐尚在人世否?

  若说《冬日的猎营地》中,故事在三个关键节点(北京沉沦、深林驯鹿、路边杀人)上随时可以完结,而萨娜却偏要写尽三者,在较长的人物经历中沉浮腾挪,那么,在《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中,则是截然相反的光景。要完成寻姐的既定目标,困难重重、不可一蹴而就,但艾平似乎有意让“寻姐”匆匆离场、隐于幕后。虽则言及寻姐,实则志在新变:一切老旧都可以在扶贫攻坚的雄伟力量下“重建”,找到在古老与新变中找到安稳而平衡的位置。

  因此,艾平让草原“老魂灵”在包·哈斯祖孙三代人身上飘荡游移,又各具时代特色。当代草原管理日新月异,儿子无意外出淘金,坚守草原,誓要做新一代好牧民;只爱蒙古调子、每日必饮一杯以传统技法烹调的地道奶茶的包·哈斯竟也能适应旧乐新章;作为动荡迁徙、敢爱敢恨的草原传统女人的阿妈,不仅是力能叉草的妇女队长,更是养育七个孩子的英雄母亲。

  不同于萨娜的“霸道专制”,艾平巧妙地将“重建”的主题埋藏在“寻姐”的故事脉络之下,以看似不经意实则精心安排的方式“温柔和煦”地带领读者走进一个当代草原的桃园圣地。没错,就是一个作者以美化的笔调勾勒出的、洋溢着欢快明亮的草原乌托邦:女办事员和煦温婉、绝无如今窗口工作人员的冷厉呵斥;大学生志愿者热情负责、绝无如今媒体报道的投机倒把;甚至贫困户王大娘家得邻里照顾,绝无如史伯伯的惨遭冷眼。

  小说的某些细节设置同样增光添彩。“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的题目很难不使人遥想“刘姥姥三进大观”,刘氏三进大观园带领读者见证贾府繁华的苍凉颓败,而包·哈斯三回家乡引导读者目睹故土蓬勃的发展富强。与传统的互文中增强了“重建”的力量。值得玩味的是,为何作者独独写寻“姐”的故事,而非寻“弟”“哥”“妹”?除却作者自身为女性更易把握写作素材外,考其姐经历,似乎暗示着草原女性区别于其他女性的特有的责任担当、生机活力。而贯穿全文的蒙古纯种马则象征着真正属于草原的结合传统与新变的繁荣,这是新一代草原儿女的心愿。

  不论是萨娜笔下万般萧索的“冬日的猎营地”,还是艾平笔下生趣盎然的“春日的科右中旗”,虽则,作者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关涉草原与都市的关系,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但究其背后的创作逻辑则如出一辙,即同为草原子孙对草原传统的深情与眷恋、爱慕与依赖。正因爱之深沉、才责之深切,更见传统裂变的伤感和阵痛,方觉无果与绝望,以期言他人之未言,达到引起“疗救”的目的;正因思之殷殷、才念之切切,更见传统的生机与活力,更觉光明与希冀,以期想他人之未敢想,达到激励“奋斗”的目的。

  正因拳拳之心、殷殷之意,似乎可饶舌几句,以期佳作面市。二者在情节设施上,似乎可以更加浑圆精工,使故事更加完整丰满,如:《冬日的猎营地》中开篇言及三石头妻子,倍觉颇有故事,但在后文却匆匆收场;《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中合理性可交代得更为清晰,缘何包·哈斯年过七旬方才寻姐。节点的选择固然可以使故事更好驾驭,但似乎在处理时也要注意如何平衡各个节点间的关系,而不显突兀与断裂。虽然,我们固然可以将三石头回到草原与北京时判若两人,归因为其传统之于其影响,但似乎稍显突兀。

  《冬日的猎营地》与《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两种创作上的可能性,既脱于历史,也有变化。如今,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方兴未艾,民族传统蕴含无限资源、书写历史不乏借鉴经验、当代社会不无写作素材,但处在此情此景的当代有志于从事此题材创作的作家,又该以怎样的胸襟感受时代的脉搏,以怎样的眼光挑选书写的材料,以怎样的方式记录内心的颤抖,在文学期刊上写出精工可人的故事,似乎当可思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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