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彦冰

　　（作者系云南大学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故乡，是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经典主题。刊载于《十月》2019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泰国白》和中篇小说《胡不归》都是关于“故乡”的叙述，前者满怀伤痛地记录了故乡即将消逝时，身处其中的人特殊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颤动。后者以秦庄这一乡土空间为依托，勾勒了一幅乡村势力的争斗图，以游子回乡为主线，为故乡的失落吹奏出一曲哀婉深沉的悲歌。

　　福克纳选取家乡“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作为写作背景，而蜚声中外文坛；萧红蘸取家门前的呼兰河，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沈从文摄取湘西小镇的如画风景，多年来令无数读者魂牵梦绕、心驰神往。“故乡”以其丰厚的内蕴赋予了这些作家与众不同的创作视野和延绵不绝的艺术力量，支撑起了他们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和精神气韵。令人惊喜的是，在阅读《泰国白》的过程中，笔者久违的是，“故乡”所馈赠的斑斓色调与情致灵韵。从散文集《流水围庄》到如今的新作《泰国白》，黎晗始终以清丽如秋水、明净如白云的文字构筑着温润潮湿的南方乡村——围庄。在那里，我们能看到流水潺潺，闻到果树飘香，可以聆听到宛转悠扬的莆仙戏，以及围庄版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故事。尽管这些都只是作家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是属于他个人的叙述，但每一个打开这篇小说的读者，都能从中看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围庄，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这是真诚出色的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力量。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故乡风物的淳朴固陋、乡里人事的奇情异致，少时记忆的如梦似幻，不再是作家叙述的重点。他所在意与重视的是，揭秘出故乡即将消失时，身处其中的人特殊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心中最真实的颤动与最隐秘的漩涡。而这一兴奋点的游移，也使《泰国白》对“故乡”的叙述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拆迁，不仅意味着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被连根拔起，意味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被一笔抹杀，也意味着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曾经存在的证明，再也无处找寻。一座城或一个村以这样一种方式消失所带来的阵痛，与因庙宇的毁坏或废弃而写《洛阳伽蓝记》式的疼痛，或因战争和江山社稷之颓变而写《芜城赋》式的疼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6年，导演贾樟柯就曾将“拆迁之殇”搬上大荧幕。在轰隆作响的敲打声和爆破声中，如巨大骨骼般耸立的废墟仿佛成了影片《三峡好人》真正的“主角”，而废墟下掩埋的正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同被埋葬的还有一切人与人间情感的联结，以及几代人生命存在过的痕迹。影片中韩三明与拆房民工们关于人民币背后的黄河壶口瀑布与长江夔门峡谷的交流可谓是神来之笔。经历了枯水、改道和污染的黄河早已面目全非，而承受着千百年湍急江水冲击，仍岿然不动的夔门也在不断上涨的水位中失去了曾经的伟岸雄姿。在韩三明拿着十元纸币驻足眺望夔门的长镜头中，一种今夕何夕的怆然如潮水般汹涌袭来。当镜头扫到韩三明脸上迷茫的神情与周围满地的瓦砾时，观众方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这是个没有故乡的时代，我们记忆中的故乡，早已被一点点地粉碎、摧毁与埋葬，留下的只有与时代脱节的焦灼感，对故乡逝去的无力感，以及严肃、深沉的思考——当旧城沉入水底，另建的新城能否弥补离乡者与留守者心底的伤痛？

　　《泰国白》则替每一个失去故乡的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小说的主人公“他”在耳闻了祖屋风水不好的传言，目睹了围庄人心的涣散与崩溃，经历了拆迁中财产确权的纷扰与怨恨后，先是放弃了对母亲辛苦栽种的“蒲金丹”“泰国白”等果树的归属权。而后，又准备将“父母留下的所有家产换成钱带走，不在消失的围庄留下哪怕是一小套的安置房”。最后，以将家中藏书全部捐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对故乡蓄谋已久，却又无可奈何的告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对主人公“他”逃离围庄过程的层层点染与铺叙中，仍不忘用心感受着“他”正在经历或潜隐心底的苦涩与焦虑，困惑与无奈。而通过对主人公“他”心灵世界具体而微的探测，现代人在失乡过程中种种纷繁复杂的心绪也被一一披露。并且，也正因作家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细致的描摹，小说对故乡的感怀与哀悼才显得真实可贵，没有一丝虚假和煽情。不容忽视的是，作家在小说的第二节特意花费了不小的篇幅交待主人公“他”儿时的玩伴白梨、狗屎辉、钟鹏等人在外闯荡的命运遭际。这看似松散、跳跃的叙述，实际上书写出了一段浩浩汤汤的离乡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他”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说，黎晗是在用迂回曲折的笔墨揭示出对“故乡”的舍弃早已由外部的压力转化为一种内部的自觉。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如果用这段话来理解故乡的含义，那么，所谓的故乡，并非是指那些外在有形之物，而是指故人仍在，乡情仍存。那么，当少时的记忆变得模糊与空白，曾经的伙伴或自愿或被迫地远走他乡，原本的乡情乡谊也在拆迁的利益纷争中消失殆尽，另建的新城何以称之为故乡？又谈何弥补失乡之伤与故土之思？

　　在这个充满无尽失落与惆怅的故事中，二婶的存在无疑是一抹温暖的亮色。二婶是土生土长的围庄人，围庄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没有她不熟悉的。即使已经移居大都市上海，但她的根依然深扎于这片土地。在围庄即将被拆迁时，围庄的男女老少或麻木或迷茫或无力，唯有二婶在为故乡的沦丧扼腕痛惜“最好不要拆啊，拆了我们要去哪里啊！”在这个纤毫微尘都必须融入时代洪流的节点，所有人都急于寻找下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唯有二婶仍沉湎、徘徊于过去的时光。在二婶对围庄、对故人一次又一次的回忆与回望中，文本缓缓地遗散出一股恋慕旧日的酸涩，同时也悄悄地蕴藉着一种微弱的希望——即使山河不再依旧，故人也无处可寻，但只要与故乡的情感联结仍在，故乡的精魂必将存续于未来的时空。

　　同样是关于“故乡”的叙述，同期的中篇小说《胡不归》则比《泰国白》多了一份故事性和传奇性，并且，整篇小说始终氤氲着淡淡的怀旧气息,有种透过磨砂纸打量现实的粗粝感与朦胧感。

　　不知为何，在阅读《胡不归》的过程中，笔者常将心神停留于诗句：“做人莫如城中树，老死不能归故土。做人莫如城中叶，叶落不在根上腐。”短短几句便将离乡者强烈的归乡心绪以及无法归乡的遗憾心情尽数抖落。小说中的两位离乡者老陈与老朱，前者因与秦庄中颇有势力的秦刚结怨而远走他乡，后者因砍伤妻子的情人被判刑而无颜回乡。两人多年来四处漂泊，因缘际会下，收罗、组织了几个活口（残疾人）在北京以乞讨谋生。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都城里，两人的处境也正如诗歌中所悲叹的“城中树”一样，是错位的、是绝望的、也是坚韧地扎根于城市的边缘。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中曾多次出现“杨树”意象，这并非李清源无意识或不自觉的视觉点染，而是有意识或自觉的借这一古老的、属于乡村的树种，将离乡者对故乡的思念进行隐忍化的表达。老朱对杨树的每一次眺望，实际上是在城市异乡对故乡一次又一次的深情凝视。但颇为讽刺的是，当老朱因安葬老陈的事返回秦庄时，却发现故乡的老杨树早已被外来的速生杨所替代，他记忆中故乡的样子已然无处找寻，一种本是故里却仿佛身处异地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油然而生。老朱曾经的眺望，曾经的乡愁在这一刻也显得十分荒唐可笑，而老陈“叶落归根”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刻彻底沦为虚妄。

　　沿着梦魇似的回乡路继续前行，秦刚、秦胜、王波等人物也相继登场，他们就像一个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呼应的屏风一样，带出了秦庄的历史与现实，带出了许多非常态的人生故事，以及藏匿于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性风景。而在作家精心构设的人物群像中，村主任王波颇具悲剧色彩。他本是“阿Q”式供人拍打取乐的角色，后因被医院误诊为艾滋病，一跃为秦庄中人人畏惧、无人敢与之抗衡的势力。在秦庄的土地即将被国家征收时，村民们意识到了王波的利用价值，将他捧上了村主任的高位。在一次又次“为民请命，不惜一死”的表演中，在一次又次与秦刚、秦胜等人的利益斗争中，王波也逐渐从为民请命的勇士变为了利欲熏心的“恶龙”，最终被人斩杀。而这场围绕王波所展开的“屠龙”闹剧，揭示出的是乡村治理的危机，是基层权利的膨胀与混乱，亦是乡村伦理道德崩溃后令人震惊的现实图景。

　　王波临终前向老朱袒露心声：恨所有人。“他们只是利用我，我给他们办那么多事，他们还是躲着我，把我当瘟神。那我何必再给他们当狗使？我一不给他们当狗，他们就盼我死。”在其声泪俱下的控诉中，乡村社会日渐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当先的价值观的现实景象也渐渐清晰。小说中，有一段极有意思的对话发生在老朱与秦胜之间，两人同为在外打拼的离乡者，不同的是一个谋生艰难，一个功成名就。当秦胜向老朱追忆故乡曾经的温情与诗意时，老朱对此颇为不屑，并认为这番说辞是有钱人特有的矫情。但实际上，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令他深深地认识到那个充满温情、民风淳朴、邻里和谐的乡村形态正在逐渐消亡。而这样的认识恐怕是社会变革时期所有乡村中人共同的忧思与焦虑，小说中秦庄的混乱与不堪，也不过是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实一种。

　　李清源借陶渊明的千古咏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为小说命名，对故乡渐渐远逝的伤感与叹息也充盈于文本的各个角落。但掬一捧“再也回不去了”的怅然热泪，或是为故乡的失落吹奏了一曲哀婉深沉的悲歌，并不是李清源全部的写作诉求。所以，当痛恨所有人的王波，在离开这个对他并不友善、并不温柔的世界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十分浪漫、十分柔软的，“我这时候说星星真漂亮，是不是很傻”。这其中饱含着作家对往昔简单、纯粹的乡村生活的强烈怀想，蕴藉着作家企图以人性中的善意、暖意救赎溃败的乡村精神的美好诉求。而这大概就是这篇小说的动人之处与深刻之处。

　　如果将《泰国白》与《胡不归》并置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前者的语言清新雅致，后者的语言沧桑粗粝；前者探究的是心灵世界，后者关注的是苦难现实；前者是以柔软面对坚硬，后者则是将坚硬写得柔软如水。然而，鲜明的差异下潜隐着的是叙述逻辑的高度契合。两篇小说都借助文学想象对故乡进行了深情的回顾，都灌注着一种美好之物被不可理喻的外力所摧毁而生的悲情。最重要的是，两位作家的写作都有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品格。即使故乡已经破败不堪，渐渐远逝，但他们仍在文字中寄寓着理想，在文本中探寻着精神守望的可能性，为每一个心系故乡的人，存留下一抹暖色，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