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微

　　（作者系云南大学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在商品经济已经飞黄腾达的今天，“中产阶层”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陌生的词汇。中产阶层在都市社会中崛起，中产的消费、娱乐活动也俨然构成了一大都市人文景观。这个体量日益庞大的活跃群体，似乎为世俗社会的普罗大众提供了对于“理想城市生活”的实景参照——拥有社会地位，物质丰裕，生活体面。在物质至上的时代语境下，中产阶层成为一个自带“优越性”光环的身份符号。而同时，“中产式焦虑”和所谓“中产宿命”也在自媒体平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话题热潮。

　　都市文学是当代重要的文学类型之一，而中产阶层的婚恋情感和家庭日常生活，已成为都市小说书写的中心地带。这一方面展现出当下文学生态的鲜活面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市场对大众消费心理的迎合。众多读者为阅读“都市文学”买单，折射出文学生产对中产阶层光鲜生活、审美趣味的追逐和想象。而不可罔顾的是，在中产阶层话语已事实扩张的今天，作家群体本身也在走向“中产阶层化”，文字工作者们以文学为镜，通过独特的言说方式进行自我剖白，同时也在审视社会，反思时代，观照人性。

　　综观国内的著名文学刊物，每刊每期都必定能够搜寻到一两篇聚焦中产阶层家庭生活的小说。苏州作家荆歌的短篇小说《亲爱的病人》，刊载于《当代》2019年第2期，小说讲述突如其来的“强迫症”差点摧毁了一个中产家庭的故事。作者着力描写强迫症患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与疾病对抗引发的家庭危机和情感挣扎。荆歌对“洁癖”病症进行了细腻生动的细节写实，让读者窥视到现代都市家庭内部的“非常规”样貌，这体现出作者怀揣着一种独辟蹊径而又接地气的现实关怀。

　　女主人公蕾蕾毫无征兆地患上了强迫症，骇人的“洁癖”让她的丈夫潘亮近乎崩溃，他们的婚姻也摇摇欲坠。潘亮出轨了同事，蕾蕾点火焚家打算自杀，被潘亮救出。火里逃生之后，蕾蕾的强迫症意外自愈，同时挽救了婚姻。这一系列颇具戏剧性效果的主体情节，让小说氛围被强烈的荒诞感统摄。在荒诞体验的背后，是对现代性压迫导致了人的精神扭曲的控诉，倾诉着都市人因无法把控自身命运而产生的深层焦虑与无奈。关于中产阶层的疾病书写屡见不鲜，不同于小说传统书写中的普通病症或是动辄死亡的“绝症”，在都市文学中，中产阶层所患病症，往往是由现代都市生活引发的心理痼疾，比如被称为精神感冒的“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等等。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认为的:“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 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 是一种自我表达。”对中产阶层的疾病书写，强力隐喻着都市生活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既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又包含对人性异化的恐惧。都市人群看似体面，衣食富足，然而快节奏、强压力和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氛围，在无形之中造成精神挤压，喘息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普通人们，被迫遭逢灵与肉的双重“病变”。

　　《亲爱的病人》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揭露了中产阶层鲜亮皮囊下的心灵创伤和焦虑不安，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小说极具观照现实的警醒意味。然而，面对“疾病自愈，夫妻和好”的大团圆结局，荆歌牵强而生硬地对中产家庭的婚姻进行了美化，流露出他主观情感上寻求“弥合”的刻意。小说中这个差点被“洁癖”摧毁的家庭，最终坚挺地度过了一切难关，一味求全的情节反证了作者缺乏直面现实创痛的勇气，同时让小说出彩的“疾病书写”所带来的尖锐性也就被部分钝化了。

　　笔者要谈及的另一篇书写中产家庭生活的小说是邵丽的《节日》，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三期。这是一篇仅三千字出头的短篇小说，从一对夫妻的日常争吵切入，以他们重归于好收尾。凭如此促狭的体量来书写一对中产阶层夫妻的日常生活切面，其叙事诚然是难以从容地延展，无法触及到家庭生活复杂的多个面向，也难以去深入解剖婚恋关系中的本质问题。而书写空间的窄小，导致评论小说艺术功过的空间也有几分紧缺。对于一个技术已至纯熟的作家来说，使得作品乏善可陈的，只能归因于思想性和情感力度的薄弱。

　　《节日》的隐含作者时刻扮演着一位强大的“和事佬”角色，换句话说，邵丽似乎是为了要抵达“小夫妻重归于好”的和谐结尾，而刻意排布了简单的人物背景——终日出差在外的律师丈夫和回归家庭，日常写诗的妻子，俨然构成一幅典型的、体面的中产阶层家庭景观。再进一步营构了小说中不痛不痒的争吵情境，因大学同学来探望，丈夫清明节无法回家祭祖，而正巧丈夫的前任也在探望之列，故而妻子吃醋引发争吵。在小说结尾，前脚引发了激烈冲突的矛盾，后脚就被夫妻各自轻巧自然地消化了。最终丈夫如约去参加妻子的诗歌诵读会，夫妻和好，看起来中产的爱情如此坚实而美好。小说塑造的人物和通篇叙事所展现出的“自洽性”显露出很可疑的一面，生活中密布的矛盾至于轻浅如此吗？是否一切婚姻问题最终都能够得到体面且有效的解决呢？除非作者承认这篇小说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纯粹地展现中产家庭内部生活中融洽和谐的“向阳面”，否则笼罩小说的“一团和气”，显然经不住现实逻辑诚实地推敲。同时，较真的读者或许会忍不住提出一个颇显陈旧但非常重要的经典问题，这样的小说意义何在？以现实即景做掩体，兜售一些符合中产审美的生活情趣，调动人物、情节拼贴成一个观感平平的小说，这不是严肃认真的对待文学的创作者所该有的姿态。

　　相较于《节日》里这对婚姻“和美”的中产夫妇，同样出自邵丽的手笔，她早年还写过一个倒在城市人“门槛”前的乡下女孩——明慧。短篇小说《明慧的圣诞》曾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小说讲述高考落榜的乡村女孩明惠到城里去打工，她做了按摩女，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她想在人格上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残酷的现实宣告了她的失败，寻求不到身份认同的明慧，最终选择吞服安眠药自杀。打工妹明慧的“自决”之举是小说中最浓烈而可贵的一笔，作者借助明慧身份转型失败的沉痛悲剧，冷峻地揭开城市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社会隐痛：巨大的城乡代际难以消弭，阶层壁垒坚不可摧。小说流溢出作者那直面裂隙的勇气，她在小说中放弃了美化现实的一切可能，同时获得了小说指向“真实”，“去伪存真”的强大艺术生命力。明慧对所谓“城里人”身份认同的追求，放在当下的都市化语境里来看，无非就是一种对中产阶层身份及其生活图式的渴望和想象，极富现实深意。即便经受时间淘洗，明慧的悲剧依然能够在文学长河中闪光，发出与时代共振的回响。对于邵丽来说，这前后两篇小说形成的鲜明对照，是否表征着作者创作心态的一个转变？这转变是一种个人选择，还是囿于她自身对“中产阶层”理解与把握的短视，这或许需要作者自行做出回答。

　　把《亲爱的病人》和《节日》并置来看，能够发现两部作品背后创作逻辑的相似，对中产阶层的“病”与“爱”的书写和思考，被放置在一套“自洽”的逻辑系中欣然平稳地运转。在书写空间里，中产阶层的爱情、婚姻、家庭被附加了一层柔和的滤镜，患病、出轨和争吵完全无法撼动日常生活的根基，中产的理想生活图景脱离了现实的掣肘，始终稳固而坚挺。对于在书写中产阶层的过程中，作家们不约而同所展现出的“粉饰”现实的主观情感倾向，陈晓明教授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问题，并且发表过中肯的评论，“当然, 因为要抓住多变的时代, 抓住本来就没有内涵的生活, 他们的书写不得不与那个时期的表面化的现实同歌共舞, 于是, 他们的作品鲜活热烈却难有更深厚的力道。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是中国文学面临的城市转型和美学风格的裂变所必然要经受的考验” 。当下许多都市小说反映出来的弊病，或许是时代语境下的共同困局，也是都市文学向前发展所必经的“弯路与困境”。然而，问题就是问题，问题需要正视，更需寻求解决之道。在文学世界里，扁平的虚构，回避本质，一味地修辞堆砌，绝不会引发读者心灵和经验的共鸣，更不可能带来持久深远的省思。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文学价值的等层，每一层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层。一部作品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而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学自身，都不能放弃对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生命力的追求。因此我们才呼唤“立足当下，更指向未来”的文学。

　　从文学的空中楼阁回归到现实，2018年2月，一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纪实长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朋友圈。作者生活在北京，是有车有房的标准中产家庭。他将岳父从流感到去世的经历记录下来，一场小小的流感，夺去了鲜活的生命，也让这个中产阶层家庭在财务上“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篇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被称为“现实对中产优越感的一次血淋淋的戳破”。是的，中产阶层的理想生活并不稳固，困扰着都市中产的身心焦虑，将是永难消解的时代症候。而与此伴生的，前面讨论到的两篇小说中所涉及的，中产阶层在爱情和家庭层面所经受的“自洽性失落”，也是不可阻挡的事实和趋势。中产阶层的未来图景面临着更多不可捉摸的未知挑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都市文学对于中产阶层的书写尚不充分，中产阶层的“病”与“爱”依然存在丰富的书写空间有待探索。作家们应破除可疑的自洽，让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进驻思想视野，开掘专属于都市社会的更具活力的审美表现力。

　　诚如程光炜所言:“中产阶层时代造就了中产阶层文学, 而中产阶层文学又以特殊的形象符号描绘了中产阶层时代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绪。” 时代与文学的互文发展，让这个时代的人文景观更为生动，也赋予了都市文学、中产阶层文学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都市文学，或者说描写都市中产阶层市民生活的文学，将伴随着这个鲜活的时代，一直生长并且不断更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