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宏

　　景颇族，一个历经迁徙和流变的民族，从古代青藏高原南部山区的“木札省腊崩”南迁，最终定居于缅甸北部和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在艰难跋涉、历经风霜、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反映其民族起源、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的丰富、优秀的口头文学，其形式有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景颇族的创始史诗《目瑙斋瓦》、婚嫁史诗《孔然斋瓦》、叙事史诗《凯诺与凯刚》等都是景颇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老故事，其中，创始史诗《目瑙斋瓦》已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1895年美国传教士约翰逊夫妇创制出景颇文之前，景颇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只能以口头的形式代代相传，因此，长期以来，景颇族文学基本上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没有自己的作家文学，更不用说用汉语来写作的作家文学。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种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可是，长久以来，与景颇族民间文学这支绚丽的花朵相比，作家文学显得黯然失色。景颇族作家文学的春天要追溯到改革开放，随着思想的解放，景颇族文坛涌现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们大多是受过中等至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于是，一个人口只有十多万人的少数民族拥有了木然·石锐、岳坚、董腊·岳丁、穆智·玛波、木然·麻双（晨宏）、朵示·拥汤、靖王甘、金明、李向前、木然·诺相等上百个写作者参与文学创作，他们用景、汉两种文字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景颇族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景颇族作家文学自此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对景颇族而言，诗歌并不陌生，诗歌是景颇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里最耀眼的部分。相较于诗歌这一最古来、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小说对没有其传统的景颇族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文体，他们需要从民间文学、汉族文学和外国文学中汲取创作的养分，不断摸索学习。尽管如此，景颇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日益成长起来的作家队伍依然令景颇族的景颇语和汉语小说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本文论述的主要是景颇族小说中的汉语小说。

　　一

　　景颇族民间文学发达，对于没有小说传统的景颇族来说，从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寻找写作的突破口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很多景颇族作家都是在搜集、整理、翻译本民族民间文学的过程中步入文坛，比如，景颇族作家第一人木然·石锐，他的父亲是一位精通景颇族传统文化的“董萨”（巫师），石锐受父亲影响，参与了史诗《目瑙斋瓦》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1981年，石锐在《边疆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勒干和娜霜》，这篇用汉文讲述的爱情故事翻开了景颇族汉语小说的新篇章。小说中两个相爱的景颇年轻人勒干和娜霜本已谈婚论嫁，但娜霜老阿爸思想守旧，勒干的礼钱不够就不同意俩人的婚事，勒干为了赚钱远走他乡，结果杳无音讯。与此同时，坏人早山觊觎娜霜的美丽，求之不得便想放火烧死娜霜，还好姐夫及时相救娜霜才幸免于难，小说最后，历经波折的勒干终于回到了家，和娜霜有情人终成眷属。除了石锐的《勒干与娜霜》，岳丁1986年发表于《民族文学》的短篇小说《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玛波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发表在《边疆文学》的短篇小说《鸽血红》和《翡翠虫》，也是景颇族爱情小说的代表之作。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里有大量的故事是写爱情的，景颇族的民间文学叙事诗中也有很多是反映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幸福生活的，比如《腊必毛垂与羌退必波》、《朵班姑娘》、《恩郭诺克与罗沛玛扎对》等。爱情故事在景颇族小说中备受青睐，它表达了景颇人民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石锐的另一篇小说《无声的爱》也是一篇爱情小说，英俊的景颇小伙扎诺受到很多年轻姑娘的爱慕，他却偏偏爱上了哑巴姑娘玛丽果，这让心仪扎诺的木楠醋意大发，于是她从中作梗，企图挑拨扎诺和玛丽果的关系，但是在真爱面前，木楠的诡计失败，扎诺和玛丽果在人们的祝福中结婚了，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个故事除了歌颂美好的爱情，也从侧面反映了景颇族的伦理道德观。玛丽果虽然是哑巴，但是她美丽可爱、聪明伶俐、勤劳善良，相反，木楠虽然是村里最能歌善舞的姑娘，但是却自私、懒惰，被分配和玛丽果一起劳动时，木楠悠闲的靠在树下唱情歌，让玛丽果一个人干完所有的活儿。景颇族在历经迁徙和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团结互助、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他们的很多民间故事里也反映了赞扬勤劳勇敢，批判好逸恶劳的价值观，比如民间故事《瘦子和矮子》讽刺的就是两个游手好闲的人。从石锐的小说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对人物评判时有着很深的本民族民间文学里伦理道德观的烙印。

　　此外，景颇族写作者们在小说写作中也有意地融入民族元素。“目瑙纵歌”、“景颇山”、“斑色花”、“长刀”、“筒帕”、“芭蕉叶”、“糯米饭”、“竹楼”等这些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在景颇族小说里比比皆是。在景颇族写作者的笔下，这些民族符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小说中重要的文化意象。比如在《无声的爱》里扎诺的一段真情告白：“阿妈，我喜欢玛丽果，我和她要向长刀和筒帕永远在一起。景颇山的斑色花不会说话，不会像春鸟那样高声歌唱，可是它在山林里默默地生长，开出鲜艳的花朵，把景颇山点缀得那么美丽。”作者用景颇族男子的随身之物长刀、筒帕来象征相爱的景颇男女，用景颇山漫山遍野的斑色花比喻美丽的哑巴姑娘，非常形象。除了这些民族文化意象，景颇族小说中有很多本民族礼仪习俗、节庆、饮食、婚礼、服饰等方面的描写贯穿于他们的小说创作的始终，展现了景颇族在漫长迁徙过程形成的独有的民族风情。

　　不仅是景颇族，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都会在文学创作中书写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这是作家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是他们自觉担负起的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责任。景颇族是少数民族里面的人口较少民族，这让景颇族作家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更为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小说这一普罗大众的文体，以新的视角和眼光，让本民族尘封于悠远历史的古老文化焕发新生，让更多的读者走进景颇族，了解景颇族。正如云南民族大学的黄玲教授所说：“由小说传承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新的审美方式，也是一种可以吸引更多人阅读关注的方式。小说的故事性和娱乐性使它能让古老的传统文化‘复活’，生发出全新的魅力。”小说平易近人的特点可以说契合了景颇族写作者们将本民族历史文化发扬光大的美好愿景。

　　二

　　景颇族作家晨宏说：“民族文学总是与自身特有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多年以来有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 往往局限于对少数民族习俗、服饰的描摹或刀、竹楼等标签式的表现, 极少触及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令人欣慰的是，景颇族写作者们没有局限于民族符号的表现，他们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反思，不断尝试，写出了越来越多有着丰富内蕴，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

　　景颇山不是封闭的世外桃源，而是与我们整个国家和时代息息相关。和同时代的汉族作家一样，很多景颇族作家也经历了文革这一段历史，因此，他们早期的小说里常有十年浩劫的影子。比如，《勒干与娜霜》的故事便是在文革背景下展开，“批斗会”、“红卫兵”、“四人帮”等文革标识多次出现在小说中，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也因此受影响。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观念、新思想也不断渗透景颇山，纵观景颇族小说，多能捕捉到国家政策、汉族文化等对其民族影响的痕迹，岳丁的小说《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里的景颇姑娘在邂逅从远处来的青年汉子后，被青年汉子口中的世界所“震”，这种“震”是外面大千世界对原始的景颇山的冲击。民族文学的表达不能停留在歌颂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层面，也需要看到在时代浪潮中，本民族文化、习俗、心理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波东的小说《枪》就是这样一篇体现民族习俗与时代冲突的小说。对世代深居大山的景颇族来说，枪是他们谋生的武器，逛山打猎是景颇男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政府要收缴枪支时，这一政策给景颇族男人女人心理带来了不同的冲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景颇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又不可避免要服从国家政策，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民族一些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会显得不合时宜。所以，当传统与现实发生冲突，景颇人应该何去何从，坚持民族传统还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可以引发景颇族作家们深入思考的写作命题。

　　进入新世纪，一部分景颇作家开始转变写作的视角，他们不再局限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转向关注、思考本民族长期以来贫困落后的根源，敢于直面本民族的问题和矛盾，体现出民族作家强烈的责任意识。毒品的蔓延是目前景颇族地区最为严重的问题，根据调查显示，到2010年，景颇族的吸毒人数占了整个德宏州吸毒者总数的34.3%，“德宏景颇族中吸毒人口的6.1%成为了‘瘾君子’”，“平均16个景颇族中就有一个吸毒者”，这给景颇族地区带来了艾滋病蔓延、大量吸毒者家破人亡等一系列的灾难。毒品问题的严重性足以危及到景颇族的生存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及时有效解决，将会对这个民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景颇作家们深切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们通过小说来大胆揭露，希望以此疗救自己岌岌可危的民族。波东的《努努》虽然是一篇讲述女性悲剧人生的小说，但也从侧面暴露了毒品问题，造成努努人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毒品，是毒品令她的丈夫丧失人性，最终导致了她家破人亡。玛波的《村官来电》是一篇直面毒品问题的优秀之作。玛波是一位有责任感和悲悯情怀的景颇族女作家，早在1986年，她发表的小说《异国卖碗》就通过描写景颇族小女孩直包到缅甸卖碗的曲折经历，从多个侧面展现了景颇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现状，对本民族的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怜悯。延续着她一贯的暴露景颇族现实问题的风格，2011年她在《边疆文学》发表了新作《村官来电》，小说中景颇村子的毒品泛滥成灾，从老妇人到年轻群体都有“瘾君子”，从村官邓拉瑞开展禁毒工作的艰巨可见景颇山“防艾禁毒”的严峻形势，这篇小说深刻揭露了毒品对景颇人民身体和心灵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还有景颇族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发生的变化。80年代初，景颇族男作家石锐的《勒干与娜霜》，对娜霜这一女性形象的赞扬是基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纯洁、忠贞、贤惠的传统女性美德，娜霜在得知勒干死去的消息后仍然誓不嫁人，尽管我们现在看来这种牺牲是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但忠贞这一传统价值观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却在小说中被作家所肯定。80年代末，拥汤的《山巅罗曼曲》则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女性，一个接受了专科教育，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现代新女性形象。2009年，景颇族女作家波东在她的小说《努努》里写了一个坚韧又可怜的景颇妇女努努，努努的丈夫因吸毒变得没有人性，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努力独自抚养孩子，当困顿潦倒的生活有了起色，命运又一次次地捉弄她，这个倔强的女人最终随着她心爱人的死而了结自己的一生。进入新世纪，景颇族第一女作家玛波在《边疆文学》上发表的小说《鸽血红》也是一个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里的女主角是一个景颇族女性干部，不同于《勒干与娜霜》里的娜霜苦苦等待音讯全无的爱人归来的情节，宽扎在等待男朋友约瑟未果的情况下赌气嫁给了驾驶员老八，待约瑟从美国回来，宽扎在痛苦的挣扎中又不可控制地陷入与约瑟的爱恋中。玛波通过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的心路历程，关注本民族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自觉承担起为本民族女性代言的责任。玛波的另一篇小说《村官来电》讲的是女村官邓拉瑞带领着整个村子开展禁毒工作的故事，在传统观念里，女性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而邓拉瑞却做起了男人的事情——当官，这种突破使邓拉瑞的工作陷入困境，村里的很多人不信任她，她的丈夫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她，尽管如此，邓拉瑞依然通过艰苦的努力使村里的毒品问题得到改善，玛波塑造的这一女性形象让展现了景颇族新女性的果敢和智慧。从娜霜到邓拉瑞，从对守节女性的赞美到对女村官的称赞，我们看到了景颇族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景颇族传统价值观随着时代变迁的悄然变化。景颇族女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表现出与男作家不一样的视角，他们没有从传统社会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女性，更多的是关注女性的现实处境和他们复杂、细致的内心世界，深入心灵去体味他们的苦与乐，给予景颇族女性更多的人文关怀。

　　三

　　景颇族小说能在短短几十年内拥有了自己的作家群和写作质量不断提高的作品，实现从无到有的蜕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平心而论，景颇族小说创作不论是从小说的数量还是质量，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也是需要正视的。总体来看，景颇族小说的很多作品存在叙事手法单一、叙事技巧不成熟、人物形象平面化、主题深度和广度不够等问题。叙事手法上，从目前发表的作品来看，景颇族写作者们更青睐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西方的叙事手法还没有被普遍接纳。岳丁发表在《大家》的小说《月亮辞典》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营造出一个魔幻、神秘的景颇山，这种现代的叙事手法在景颇族小说中是少有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早期的一些小说人物往往呈现善恶的二元对立，人物平面化，缺乏真实性，而好的小说，“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到了后期的作品，这一情况得到改善，景颇族写作者们塑造出了越来越多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玛波笔下的宽扎、波东笔下的努努。另外，在小说主题上，虽然已从最初的婚姻爱情、民族历史文化不断拓展到民族传统与时代的冲突、揭露现实问题等诸多方面，但仍然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作家受成长环境的限制，小说题材的选择上不够广泛，主题深度挖掘不够。以小说《枪》为例，小说结局是景颇男人早干在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后，意识到枪支残害生灵的危害，自觉缴纳枪支。笔者认为，这篇小说在心理描写上较为成功，但在思考民族文化与时代冲突矛盾的问题上缺乏深度。景颇作家拥汤说：“景颇族的‘狩猎文化’就是景颇族生产生活和文化心理的一个缩影。这个狩猎文化的形成比别的习俗要艰难得多，它不仅仅是为了猎获而狩猎，而在当时的环境中，主要是为了生存和继续繁衍，逼得人们与自然界搏斗的结果。这与现在的保护野生动物是两码事，当时如果不与野生动物拼死搏斗的话，人类就不会有继续生存的希望与可能。这正是景颇族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努力的行为和特征。”小说《枪》更多的是通过人物早干内心从拒绝到接受缴纳枪支的过程来说明使用枪支的危害和政府缴纳枪支的合理性、合法性，没有深入挖掘本民族狩猎文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小说对狩猎文化在时代变迁中陷入的尴尬处境、民族传统文化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冲突缺乏深入思考，不得不说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遗憾。

　　玛波在《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景颇族卷》序里肯定了景颇族文学取得的成绩，也客观指出了景颇族文学的不足，她认为景颇族文学“通过发展，有了一定的数量，但还没出现真正意义上在全省、全国范围产生影响的汉语作品。看到差距，明确目标，才能推动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所以，为了景颇族文学创作的前景，需要积极培养扶持新一代的年轻写作者，而从目前景颇族小说创作队伍来看，有影响力的写作者主要集中在40后、50后和60后，年轻写作者较少，青年作家队伍没有很好的成长起来。

　　此外，从目前景颇族小说创作实绩来看，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小说屈指可数。我们知道，长篇小说对写作者的要求比较高，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写作能力甚至是良好的身体情况，确实很难驾驭长篇，这也从侧面暴露了景颇族小说创作的短板。尽管长篇小说创作不易，但也不能因此忽视，长篇小说能够展现长远历史时期广阔社会生活图景里人物命运的浩然大气是中短篇小说不能比的，景颇族小说想要寻求长远的发展前景，必须要重视长篇小说，因此，笔者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景颇族长篇小说问世。

　　景颇族写作者们既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又能以发展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民族，直面民族的问题，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景颇族小说传统短暂，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这个来自大山的民族却用他们赋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文字丰富了云南民族文学，他们的文学作品就像景颇山的斑色花那样，正在云南文坛这片土壤里默默绽放。

　　【注释】

　　[1] 中国作家协会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景颇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9

　　[2] 黄玲.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综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81

　　[3] 晨宏 .转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视点的转换[J],民族文学研究,2002(01)

　　[4] 杨慧芳 .冲撞与演进——中国景颇社会百年探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0：107

　　[5]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当代作家评论,2006(01)

　　[6] 朵示·拥汤. 跨越历史时空的足迹——景颇族狩猎文化[E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7bb2e68171fe910ef12df8db.html,2011-08-18

　　[7] 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景颇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