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雪

　　惊悉李瑛同志不幸逝世，我很意外，十分悲痛。去年我还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新作组诗，今年春节前夕，我们还通过电话，互相拜年，祝健康愉快，猪年大吉，他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

　　李瑛同志1942年16岁时开始发表诗作，至今已整整77年，90岁以后还不断有精彩的新作问世。他留下诗歌近5000首，出版了诗文集60多部，有的诗集发行达30万册。诗集《在燃烧的战场》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和《春的笑容》获全国第一、第二届优秀诗集奖，《生命是一片叶子》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诗《我的中国》获“五个一工程”奖暨全国优秀图书奖，另外还有许多作品获全国多种奖项。2003年国际诗人笔会授予他“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他的《一月的哀思》被艾青称为是“缅怀总理的诗歌中之绝唱”，已成为在群众中广为传颂的诗歌经典。他献给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政治抒情长诗《我的中国》被评论家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在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百年发展史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文学发展史上，李瑛是坚持写诗时间最长、出版诗集最多、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杰出诗人，是中国新诗史上名副其实的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常青树”。毫无疑问，他的逝世是我国当代诗坛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是1952年在《人民文学》上读到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诗《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之后，开始记住李瑛这个名字的。后来，陆续读到他的《战场上的落日》《天安门上的红灯》《友谊的花朵》等诗集。李瑛成为我大学时代就非常仰慕的青年诗人。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不久，在全国第三次作代会上我们同时当选中国作协理事，后来又同时担任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新诗（诗集）评奖的评委，接着又同样被推举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国际诗人笔会副主席，在一起开会、活动的机会很多，常常见面交谈。由于两人志趣相投，性格接近，许多看法比较一致，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每出一本新作都送给我，我出了书也寄给他，他签名送我的书有50本之多。每次收到我的书，他都要回一封信，给我许多鼓励。现在我保留的他的来信，还有28封。1992年12月7日，他在收到我的诗集《爱》之后来信鼓励我：“这本书中所收各诗，有些过去读过，现在又可集中来读了。我常想，在我国，又从事理论著述，又不断创作实践的人并不很多，均有相当质量者则更少了。从这一点说，我对你是确实怀有深深的钦敬之情的。”

　　李瑛在1983年出版的《李瑛抒情诗选》自序中说：“诗人应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在写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写人民和时代。诗人和人民、和时代是无法分离的，这就是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诗提出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要求，这就是我对诗人所从事的劳动的理解。”这是他的诗歌主张，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自觉要求。70多年的丰硕成果表明，他正是按“对自己和自己的诗提出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要求”来实践的，他“经历了我们伟大民族黎明前黑暗的痛苦，也亲身迎接了祖国壮丽的日出”，他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起来。”他在和人民、和时代紧密结合的广阔道路上刻苦学习、勤奋写作、大胆创造、不断开拓、放声歌唱。他从自己的个性感受出发，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声音歌唱军队、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他不愧为我们伟大时代的杰出歌手。

　　作为军人、李瑛首先满腔热情地歌颂我们伟大的军队，及时多方面反映部队生活，写“燃烧的战场”，写“静静的哨所”，创作了大量军事题材的优秀诗篇，成为我国军旅诗歌的一面旗帜。但有一段时间，把他的诗歌仅仅概括为“一个士兵的歌唱”，则显得不够全面。作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当代诗人，他是一个士兵，又不仅仅是一个士兵，他的生活视野、题材范围、思想境界和他对时代、对生活、对祖国人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理解和反映，都比一个普通士兵要广阔、丰富和深刻得多。他说：“我虽然住在北京这条僻静的、窄小的胡同里，但风暴般的世界，却紧摇着我的房门。”作为随军记者，他曾冒着枪林弹雨，从北京南下，一直到解放海南岛；他曾几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迎着纷飞的大雪和燃烧的火光奋勇前进，曾到祖国东、南、西、北的许多边防哨所，同守卫在那里的英雄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戈壁兵站的烈日晒黑过他的皮肤，滇南边境的红河水濯洗过他积满尘土的绑腿……但同时他也曾为建设祖国挥汗如雨，他在北方的田野种过小树，在干冒的大平原上挖过湖泊、修过水库、在飞溅的焊花中他访问过黄河大坝喧腾的工地，他也曾在狂风暴雪中去访问荒山野谷中新建的工厂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山区……他说：“我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专注地倾听着和感受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把触角须根般地伸向生活的最底层和人们心灵的最深处，许多动人的景象，许多感人的事物，许多悲愤和欢乐，许多焦虑和痛楚，促使我用笔来记录它们——于是当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倾洒热血的时候，我的诗便和掩体上的野草一起生长；当我们人民的汗滴在工地上的那些石块、那些木料、那些钢板上的时候，我的诗便在那里结晶、闪光……”“我把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主题——历史的主题，作为我的诗歌的主题记录下来。”他时时在考虑着如何使自己的诗“到田野去，到车间去，到堑壕去”，如何使自己的诗“像风暴撼动森林”“像烈火焚毁牢狱”，具有“撼动世界”“摧枯拉朽”的力量，如何去抒写伟大时代人民“壮丽的生活，有声有色的生活”，“为伟大时代写颂诗，写檄文，写历史”。所以除了写好军事题材的诗以外，他还写了更多其他题材、包括国队题材的诗。他以开阔的视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生活。而他所有的诗，包括军事题材的诗，也都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回声，是一位激情充沛、思想深刻而富有才华的诗人对伟大时代和英雄人民的歌唱。

　　1984年我应《诗刊》之约，写了一篇综合评论李瑛诗歌的文章：《我们时代的热情歌手——略论诗人李瑛》（刊于1984年12月号《诗刊》），表达了我的看法。他看后来信说：“感谢你为我写了这么长、这么好的文章”，“我赞成你的意见，有些评论工作者，只说我是‘士兵诗人’或‘部队诗人’，究竟概括得是否准确？其实，我有一半以上的诗是写祖国和人民，写政治抒情诗，写国际题材，等等的。”

　　过去我以为李瑛从随军记者当到总政文化部长，数十年写诗没有中断，人生的道路一定是一帆风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恐怕都是未受冲击的“幸运儿”。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他的经历，才知他一生也是坎坷不平的。旧社会童年时代的苦难不说了，新中国成立后，光是50年代他就曾三次受审查。第一次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他只因大学时代写过一篇《论诗人绿原的道路》的文章，就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嫌疑分子，与公刘等一起关押了7个月，受尽折磨。第二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总政文化部长陈沂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作为办公室秘书受到株连，被定为“中右”，下放到福建前线当兵。第三次是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出来之后，他作为写诗歌颂过彭德怀的人，又被审查了一个多月，叫他反复检查并划清与彭的思想界线，斩断与彭的感情联系。“文革”中他也照样受到冲击。李瑛同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党，革命意志更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不忘初心，坚持写诗。他有许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好诗就是在受审查和下放连队的日子里写出来的。

　　李瑛是一位为诗而生，对诗“始终是怀有类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近似疯狂的热情”的诗人。他曾说：“能让我平静地写诗，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他以诗为生命，把诗视为最神圣、崇高、纯洁、美好而又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所以他写诗从来都很认真，从来不粗制滥造。写诗70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创造，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又不断地超越自己。每写一首诗，他都力求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点新的东西。他努力做到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佛朗茨·梅林所说的“以战斗者姿态出现的诗人和以艺术家出现的诗人的统一。”他的诗具有“火的性格、水的韵律、土的庄严”（《树根礼赞》）。他的诗像深山泉水一样清新，像枝头长叶一样自然，像空中云霞一样绚丽而富于变化。他的诗细致而不流于纤巧，含蓄而不失之含混，单纯而不显得简单。他善于以小见大，寓丰富于单纯之中，把雄劲和清秀、刚健和柔美、宏伟和细致结合起来。他善于通过一朵小小的红花，来抒写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来展现四海翻腾的云水、五洲震荡的风雷。李瑛性格内向，好学多思，对生活中的诗情画意有特殊的敏感，有独特的感悟力和很强的思考力、概括力。他从不用那种空泛无力的豪言壮语和政治口号，也不喜欢借洪钟般的声音来表达自己澎湃的感情和广阔的胸怀，他更多的是用一种深情而舒缓的调子，以山泉般淙淙流淌的声音，来歌唱时代、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生活。许多诗人晚年不再写诗，写出来也往往不如青壮年时期的作品，李瑛却写到90多岁，而且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甚至给人以“文章老更成”的印象，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1997年6月，我联系邀请并陪同李瑛、唐达成、李准、叶廷芳、刘湛秋、中杰英、陆贵山、王占军、汪兆骞等组成的中国著名作家文化扶贫访问团，深入到滇东北昭通、盐津、大关的贫困山区和灾区访问。李瑛回去不久，就写出了组诗九首：《我的另一个祖国》。他在来信中说：“我从昭通回来写了几首诗，虽很仓促，却是情感冲击所得。”《盐津》《边城黎明》《倾斜的夜》《大地尽头》《假如我忘记你》《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苦歌和甜歌》，诗人“情感冲击所得”的这一首首诗，确实使人对“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有了更深切的感受，震撼灵魂，催人泪下，促人奋进。

　　李瑛为人正直，朴素谦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品格高尚，德艺双馨，被誉为“人品与诗品相统一的当代诗人楷模。”在70多年的创作道路上，他的诗歌和人品影响了几代中青年诗人。雷抒雁、韩作荣、胡世宗等著名诗人都同我谈到过李瑛对他们的影响、扶持和帮助。李瑛到《解放军文艺》当编辑后，在他的写字台的橱里发现他的前任，因车祸夭折的青年编辑乔林留下一部字迹潦草的长篇叙事诗初稿。他看后感到基础不错，人物故事很动人，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抄写、整理、补充、修改，最后交给《解放军文艺》分三期连载，又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再版的脍炙人口的乔林的长篇叙事诗《白兰花》。书中只字未提李瑛的名字，发表和出版的稿费全部送去给乔林的母亲。这是韩作荣同志告诉我的。

　　我个人在创作上也受到李瑛诗歌的影响，并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1995年12月2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文采阁联合召开“晓雪作品研讨会”。李瑛同志认真准备写好了发言稿，冒着早晨的寒风提前赶到。他在发言中，分一、二、三点分析肯定了我的诗“大都篇制简约、纯净、凝练”；“有感而发，且独具真情”；“质朴明快，又具强烈的诗的素质，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时，也坦诚地提出批评，指出“有的稍显单薄和浅淡，或者说深度不够”，“是否是写得过于仓促匆忙所致？”他从鼓励出发，还赞扬我的人品，说“他待人真挚诚恳，心底纯净，愿意帮助人，热心关切人，这就是无论谁都愿意接近他，把他当作知己的原因。在他这里，诗品和人品，诗人合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面这几句是溢美、过誉之辞，我不敢当。但这篇叫《读晓雪的诗》的发言是认真、诚恳、有水平的。而李瑛在2001年10月16日给我来信中却谦虚地说：“我不善言词，很少写理论，你看你在京开座谈会时，我的发言，至为浅陋，不过我还是将它收入了我最近的一本文章的结集中了，为的是纪念我们的友情，这友情是真诚而纯净的。这书约年底出版。”

　　李瑛信中所说的这本文集名《诗美的追寻》，2002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李瑛诗文总集》中也收入了《读晓雪的诗》这篇文章。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李瑛走了，但他的诗活着。以诗为生命的人，我相信，他的精神，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和生命的爱，也必将永远活在他精美的诗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