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更

　　一

　　我这个年龄段作家的文学储备，很多来自于“文革”时期的诗歌小说，准确地说，来自于那个特殊时期代表性作家，就是浩然。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自我矮化？没有，我一直没有改口，到了今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的文学营养非常完善、健康。

　　我还经常随便翻阅《艳阳天》《金光大道》，有不少编辑攻击路遥，就是说他的写作手法落伍，类同于浩然，甚至“文革”前17年文学。我不这么看，现在再去看浩然，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集大成者，是一个不容易超越的高峰。

　　首先，他创造了自鲁迅以来第二个系列性类型化文学人物，研究近当代文学多年，我发现那么多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创造出什么类型化人物，语言上也没有为中国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新的词汇。要知道，作家有义务创造或者从民间口语中提炼语汇去丰富民族语言的宝库。

　　除了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华威先生》，从鲁迅到浩然，这方面几乎就是个空白。

　　直到出现“弯弯绕”“滚刀肉”“马小辫”“高大全”，不仅是一个个可以和实际生活中对号入座的鲜活人物，还成为市井社会流行词。

　　最近看浩然，发现他的小说居然大有深意，埋了地雷。两个农户在土改时分了地主家的骡马大车，一个拿了骡子，一个拿了大车，两个穷棒子一直为此矛盾不断，他们必须合作，否则都不能用，但是合作又老是摆不平，都认为自己吃亏了。于是又来找地主评理，要求地主主持正义帮自己说话。是不是黑色幽默？先锋小说吧？浩然没有写地主的内心活动，却是写了村支书面对冲突，批斗地主挑拨离间，阶级敌人又在搞破坏。按照今天说法，真是活久见。

　　我一边看，一边想，其实可以把浩然小说按照现在的政治观点重新写一遍，我可以把那些人物写得非常搞笑。

　　在国际美术界，改写与恶搞一直是波普艺术最时髦的追求，他们叫作“向大师致敬”，最近几年国际艺术品拍卖最高价格几乎都是这样的当代艺术作品创造的。在中国，其实也早就有了，比如黄宾虹之于四王，李可染之于黄宾虹；张大千之于石涛；齐白石之于吴昌硕，崔子范李苦禅之于齐白石。

　　二

　　每次坐飞机，我会习惯性翻阅那些精美的航空画册，上面有大量奢侈品广告，引导富人的消费。当然包括花园洋房和别墅，经常出现的广告词让人想到一个自杀了30年的诗人海子，他的阳寿才25岁，他在自己生日过后两天卧轨山海关，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

　　其实那个时间我在广东也过得非常沮丧，在一家报社做民工记者，当地新闻业很多是不在编的临时工，和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一样，那时没有同工同酬，临时工收入至少比有编制的正式工少一半，而且活儿还多一倍，我们的报纸每次出刊对开四版，经常是四个版面都有我的消息、通讯、专访。

　　最近有家刊物介绍我的字画，说我发表了上千万字文章，引起别人质疑。但是简历并不是我写的，以前我也曾经热衷于编写自己的简历，总是希望有朝一日用得上。后来却没有什么机会用，就再不写了，真的有地方需要，我甚至连几句话都懒得写，想到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简历写成一篇文章就羡慕不已，起码人家还有激情。

　　那个简历是我在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一本小书时编辑随便写的，因为出版过程审查再三，20万字删除了一半内容，我连送人都觉得拿不出手，所以连简历也没有看。现在看来确实不合适，虽然其中并没有多少夸张，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记者、编辑，36年了，千万字绝对有，只是，大部分都是“本报讯”那样的文字垃圾，那时还没有电脑，都是用笔，右手中指关节磨成的老茧像石头一样坚硬。

　　我就这样干了3年民工记者。

　　所以我对海子的行为非常不能理解，我也曾经在北京流浪，是最早的北漂，1984年就去了，工作了半年，住在白家庄北里，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招待所，还是个地下室，每天像老鼠一样钻进窜出，我在那里请客，叶文福、高伐林、陈松叶等都是我的座上客。如果当年我能够像海子那样就业于一所北京的大学，并且有两个寒暑假，应该比我现在已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觉要好得多，在北京当农民工都比在南方当一个白领好。有一个湖南农民工，只是在武汉的大学旁听了一下，跑到北京想方设法呆下来，十几年以后也是京城著名诗人了，平台决定命运。像海子那样年纪轻轻就在京城有了体面的工作，他都没有自杀的资格，尤其是出身于那么贫困的乡村，现在他的家乡仍然没有脱贫，他的抑郁完全是对现实的要求过高。

　　我是从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听说的，他是嘲笑的口吻，一个写诗的因为发表困难气死了，用这个办法做广告，出名成本太大。我知道他其实也在暗讽我，文学青年。

　　后来我才去打探到诗人叫海子，北京大学毕业的神童，留在北京的大学就业，这样优越的条件，为什么这样？

　　我后来也因为编辑文学副刊的原因接触到不少这样有抑郁症的诗人，其中一个叫梧桐树（笔名）的也自杀了。他们的抑郁来自于他们的本身，就是现实离自己的梦想太远了。

　　30年前的海子，应该是还没有今天这些诗人对物质享受的苦求，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但是海子似乎更加在乎精神。不过，看看海子文集，也没有什么忧国忧民，他只是忧他自己。

　　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基本上是两个大类，忧国忧民与私我。改革开放40年，中国诗人经过了短暂的忧国忧民时期，随着经济发展，他们很快物质化，进入所谓“小时代”，然后就是充分甚至过分表现自我，诗人变成私人、私我，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看看一些诗歌学会协会，实际上变成商会。

　　而短暂的忧国忧民，其实大多数也是一些口号诗人，其作品技术含量不高。私我的那些，打着人文旗帜，强调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有的还标榜自己的公知形象，结果又是一波文化口红。

　　海子应该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也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引导者，他的自绝，只是一种避世行为，极端化了。这种避世者，在高度市场经济发展的西方国家比比皆是，《华尔腾湖》的作者梭罗就是一个典型，有两种说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自觉退回原始社会，直接回到农耕时代；修为，拒绝工业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实际生活中，梭罗是个低能儿。在日本，夏目漱石，在火热的明治维新过程中，一个标准的旁观者，虽然没有像梭罗那样去过乡下人的日子，也是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

　　改革开放，与诗人无关，诗人只有一个小目标，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没有房子，他的感情生活都是空白。从他自杀当年的成名作看来，他只是想过一种清心寡欲的日子。

　　非常幽默的是，他当年的小目标，今天只有富人才可能实现，因为，还要面朝大海。

　　这个世界，就是让人如此感慨，云端上，房地产商用一个穷小子的诗句启发富人的遐想。这个穷小子，卧在冰冷的铁轨上。

　　其实，海子的诗歌技术含量并不高，相比北岛、顾城、舒婷来说，他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绝不借你的高枝去炫耀自己。和这样的句子比较，海子很朴素、很口水。如果在这个方面海子是中国诗歌的代表，那么相对应中国小说的代表是路遥，路遥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先开始一直是退稿，但是却畅销到今天，为什么？就是因为朴素，接地气，打动了无数草根的心。

　　实际上，把海子的绝命诗，也是他的成名作认真分析，和他以前短暂的创作爆发期作品相比，他以前的作品显得用力过猛，尤其是长诗，语言瀑布，泥沙俱下。最后，他返璞归真，平淡如静水。没有了急功近利，没有了立竿见影，没有了弯道超车，没有了百尺竿头，他才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内心，却是那种脆弱的、神经质的、盲流般的，一个淳朴孩子的小目标在诗歌中真实展现。

　　如果再把海子的名句拆开来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本来就是民间经常使用的句子，并不是他的独创，并不是他的原创，只不过被海子放大了其影响。这样一句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诗歌之所以流行，源自30年以前普通老百姓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困惑，当年贪腐现象已经不可遏制，像海子这样身在现场心不在现场的知识分子，只能在贫困孤独中一面自怨自艾，一面自我澎湃，他甚至谈不好一次恋爱。

　　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有人说最大的受益者西川借海子放大自己在诗坛的影响。其实，西川也在放大海子的影响，他们是互相借景相得益彰。

　　可笑的是，海子居然也成为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追捧的对象，成为他们恶补文化的低门槛。更成为房地产商们推销房子的文案，让银子变得文化一点而闪亮起来。这是黑色幽默吗？

　　三

　　作为我这个年纪的写作者，没有那么多使命感，也没有天凉好个秋，写作之于我，没有名，也没什么利，写作是我的存在方式，是我的养生，是我与朋友聚会的理由，所以，不刻意求发表就是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我写给我自己，写给关心我的善良人。

　　我始终认为，能与网络抗战的纸媒还是有的，那就是书。一本书，白纸黑字，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众人合体，就如纸上沙龙，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相遇。若干年后，当肉体灭失，我们的精神还存在此书中，随其流布范围扩散共同的影响。我们共享互相的粉丝，即如把个人的水滴放入小溪，流向河湖江海，互相借景，相得益彰。

　　建议此书作为你的枕头，睡前随便翻翻，就像随意去隔壁左右串门，朋友间的走动，就体现在你的阅读过程中。

　　四

　　这么多年，感觉离作协远，离写作就近。以前我也是热衷于喧嚣，每天饭局不断，其实我不喝酒，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如进居酒屋，虽然也是天天灵感如闪电，但是闪电过后，发现什么也没有抓住。记得一个老兄说，退休以后再认真写字，结果退休以后他就中风了。

　　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作家，大部分是自我埋葬的，有的还自嘲，说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做别人的基础的。如果真是做了所谓的金字塔尖的基础，或者做了别人成长的肥料，也是一种交待，就是怕什么都不是。

　　当然，又是功利性了，写作可以是没有目的性，写作应该是没有功利性。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写作只是一种自我治疗的过程。

　　珠海的写作朋友中，陈小勤时常让我感慨，写作真的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名利，她可能代表了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文学在珠海并不是时尚，也好像不是传统，有人说，把苏曼殊算上？这个革命党和尚既不是珠海出生，也不是死在珠海，传说中，他来珠海住过几天，他只是父亲在日本风流的一个偶然，其父是珠海沥溪村人，做茶叶生意的。

　　我在珠海30几年，长期编辑报纸的文学副刊，帮助200多位当地作者发表作品，其中也包括陈小勤，和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她似乎对发表不那么上心，经常是我去催她的稿。所以虽然认识她也好久，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她是粤西人，我的印象里面，粤西出文人，不论什么行业，几乎都有文学的爱好。我以为她和其他珠海作者一样，仅仅是一种爱好，纯粹个人。

　　结果她后来却是拿出三部著作，其中两部还是长篇小说，要知道，珠海的作者普遍基础不高，大部分是写诗歌散文，连中篇小说写的人都不多，长篇小说，就我所知，应该不超过10个人。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小说可读性很好，文字非常朴实，没有花里胡哨，我推荐给父亲看，84岁的老人家居然一口气看完了，要知道他的眼睛出问题以后，基本上就不看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

　　每次见面，她都要津津乐道当年她所在的农场那些离乡背井的知识青年悲欢离合的故事，她当时只是一个小姑娘，觉得那些外乡人给她十分封闭的生存空间带来无比新鲜的空气，他们读书的习惯深刻地影响了她后来的生活。直到那些人离开她远去，她对他们的形象却是更加鲜明起来，她要为他们做传，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自己贫穷苦难的少女时代。她写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功利性，静悄悄地，就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估计她自己都没有料到。

　　然后是她的军嫂生涯，20世纪80年代，尽管已经改革开放，但是处于粤西的那些农场还是蛮荒之地，不说别的，就是珠海当时的红旗农场、华丰农场也还有类似干打垒的房屋。关键是，她遭受到农场不公平的待遇。苦闷中，唯有文学给她慰藉。她大量地阅读，那个时期，连考大学都要单位证明，她只有跑到武汉去找成人教育，在我就读的武汉师范学院附近，开始她的外省人生活，她在武汉读书，谈文学，及至进入一种市民生存状态。她嫁给了军人，夫妻两个都是不善于左右逢源的人，于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一展现，作为一个基层军人干部的家属，她长期没有稳定的工作，社会生活中自然备受歧视。这一切，却是成就了她今天的长篇小说，本来只是想写给自己看的，结果在部队以及军转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生活对自己的反馈。她写军嫂，确实就是纪念自己的青春。

　　其实我和她一样，写作已经经没有使命感，我还不如她，写作在今天甚至已经成为我的负担，对于文字的疲倦和麻木与日俱增，我经常想，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记得赵树理有句实在话，大意是，对于自己都要费劲去记的东西，不写也罢。真正值得写出来的，应该不是一瞬间的灵感闪电，而是不断在自己脑海里面过电的内容，那是挥之不去的，是真正属于自己同时也是属于大家的精粹。

　　陈小勤不是为写而写，她纪念自己少女、青年时期的文字，就是属于那种挥之不去的属于脑海深处的人生阅历。